我相继有过三四个妻子，其中第一个，遇见她时的情形多少有些怪异，那过程仿佛一场拙劣的阴谋，细节如此荒谬，而主谋不仅对其真实目的茫然无知，还硬要采取明摆着不可能成功的愚蠢行动。正是由于这些错误，他不经意间织就一张网，又由于我本人造成的一系列失误，我最终深陷网中，听凭命运的摆布，而这正是这场阴谋的唯一目的。
那是我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年），春季学期中常有人向我“这个俄国人”咨询果戈理《钦差大臣》里演员化妆的细节问题，这部戏的英语版将由萤火虫剧团上演，团长艾弗·布莱克是一名出色的业余演员。他和我在三一学院受教于同一位导师，他反反复复模仿那老头儿装腔作势的样子——当我们在皮特俱乐部吃中饭的时候，他这表演一刻不曾停止，实在令我心烦意乱。关于正经事的讨论则更是无聊。艾弗·布莱克想让果戈理剧中的市长大人穿睡袍出场，因为：“难道该剧不就是那个老流氓的一场噩梦吗？难道俄文剧名Revizor不正是从法文词reve——‘梦’衍变来的吗？”我答道，我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也许他们彩排过，但肯定没叫我去。事实上，如今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戏最后有没有登台。
此后不久，我再次遇到艾弗·布莱克——是在某次聚会上，他还邀请我和其他五个人去蓝色海岸的别墅避暑，据他说那别墅是刚从一位老姑妈那儿继承来的。他当时喝得烂醉如泥，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当我提起那个热情洋溢的邀请，他大吃一惊，而不巧的是，那会儿只有我一个人接受了邀请。我们俩都是遭人嫌弃的孤儿，我说，我们应该团结。
一场疾病迫使我在英国多待了一个月，直到七月初我才给艾弗·布莱克寄了张明信片，客气地告诉他我将在下周抵达戛纳或尼斯。实际上我肯定提到抵达时间极有可能是周六下午。
从车站打电话显然是徒劳：电话一直占线，而我这种人也不可能有耐心待在一个地方作无谓的苦思冥想。但我的整个下午全给毁了，下午是我一天中最宝贵的时段。我刚踏上这次长途旅行时，曾自欺欺人地认为我精神不错；可这时我感觉糟透了。这样的季节，天气居然会阴暗潮湿。那些棕榈树，只有海市蜃楼中的看上去才对劲。不知什么原因，根本找不到出租车，简直像一场噩梦。最后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臭气熏天的蓝色小巴士。这怪物沿着蜿蜒的公路，转了不知多少个弯道，停了不知多少个招呼站，终于将我送达目的地，前前后后共用了二十分钟——这时间足够我从海滨抄近路步行到这里了，这条近路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丛灌木，我很快就会铭记在心，就在这个神奇的夏天。而眼下这段痛苦的旅程绝无神奇可言！我之所以答应来这里，是希望能在“智慧的泪水”（贝内特？巴比利恩？）中治愈神经衰弱，避免精神错乱。我脑袋的左侧如今是一条痛苦的保龄球道。而右侧，一个婴儿正从前排座位上的母亲的肩头，向我射来两道空洞的目光。我旁边坐着个一袭黑衣、满脸赘肉的女人。车子在绿盈盈的大海和灰扑扑的石墙间摇晃，我强忍着终于没让自己吐出来。最后我们终于抵达卡纳封村（斑驳的法国梧桐、别致的茅舍、一所邮局、一座教堂），我的全部感觉都汇聚成一个金色的形象——皮箱里的那瓶威士忌，我准备带给艾弗的，发誓趁他没有发现就非要尝它一口。我向司机打听，但他置之不理，倒是在我前面下车的一位小个子牧师——他模样酷似乌龟，生就一双巨足——也不看我一眼，就指指一条横马路。艾丽斯别墅，他说，走三分钟就到。正当我拖起两个旅行包朝那条马路走去，不期而至的阳光突然照亮了前方的角落，而我那位假定的主人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依然记得——虽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丝疑惑，不知我是否带对了衣服。只见他穿着高尔夫灯笼裤和布洛克鞋，却偏偏没穿袜子，露出一截粉红色的小腿，看着真叫人难受。他正准备去，或者说，假装正准备去邮局给我发电报，建议将这次旅行推迟至八月份，到那时他手上一份在戛尼斯的工作将不再会威胁到我们的狂欢聚会了。而且，他希望塞巴斯蒂安——鬼知道是谁——也许还会来参加葡萄节或欧薄荷节。他咕哝着，从我手里接过那个小一些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品、药品以及一部即将完成的十四行诗集（最后交由巴黎的一家俄文流亡者杂志发表）。接着当我放下皮箱装烟斗的时候，他又伸手过来抓皮箱。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细枝末节，我想是因为它们无意中预示着一桩重大事件。艾弗打破沉默，皱起眉头告诉我说他非常欢迎我来做客，但有一件事他在剑桥的时候就应该警告我。也许用不了一个星期，我就会因为某件伤心事而烦不胜烦。格伦特小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一个铁石心肠的聪明人——喜欢喋喋不休地说起他的小妹妹永远不会违反“孩子不准出声”的规矩，确实也永远不会听见这条规矩向任何人提及。那所谓伤心事就是他的妹妹——算了，也许，还是等我们和那些行李都好歹安顿下了，他再解释妹妹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