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我在本书中尽可能不提自己。我尽量不涉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尽管散见于书中的点滴暗示可能已使我这项研究的背景更为清晰）。因此，故事讲到这里，我将不会谈我回到巴黎后（我在巴黎多少算有个永久的家）生意上遇到的某些困难；它们与我的探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稍带着提到它们，那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我是那么专心地致力于寻找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个恋人，甚至把休假这么长时间可能带来的麻烦都愉快地置之度外了。
对于从柏林的线索开始查找的方法，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至少从这番寻访中意外地瞥见了塞巴斯蒂安过去生活的另一章。现在一个名字已经抹去了，我面前还有三个机会。巴黎的电话簿给我提供了如下信息：“格劳恩（冯），海伦”和“列齐诺伊，保尔”（我注意到这个姓氏中没有“德”字），这两条中所附的地址与我已有的地址一致。我估计我会遇见哪个女士的丈夫，这将是不愉快的，但又不可避免。至于第三位女士莉吉雅·博希姆斯基，两本电话簿里（一本是刚才提到的电话簿，另一本是博坦的杰作，里面的地址是按街道排列的）都没有她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我已有的地址也许能帮我找到她。我对巴黎非常熟悉，因此我立刻看出哪种寻访顺序最节省时间，如果我想在一天之内都走访完的话。让我再多说一句，以免读者对我的简单匆促的行动方式感到惊奇：我不喜欢打电话，正如我不喜欢写信。
我按了电铃之后，一个头发浓密的瘦高个子男人开了门，他只穿着无领衬衫，衬衫的颈前部有一个黄铜领扣。他手里拿着一个国际象棋的棋子——黑色“骑士”。我用俄语和他打招呼。
“请进，请进。”他高兴地说，好像一直等我来访似的。
“我的名字叫（某某）。”我说。
他大声说：“我叫保尔·保利奇·列齐诺伊，”他开心地大笑，好像这是个有意思的玩笑，“请进，”他说，一面用棋子指着一扇敞开的门。
我被请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里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缝纫机，空气中有丝带和亚麻制品的淡淡气味。一个粗壮的男人斜坐在桌子旁边，桌上铺着一张油布棋盘，棋子较大，超出了棋盘上的方格。他斜着眼看着棋子，而他嘴角上叼着的烟嘴却朝着另一个方向。一个四五岁的漂亮小男孩跪在地板上，周围都是玩具小汽车。保尔·保利奇随手把那个黑色“骑士”扔到桌子上，棋子的头掉了。“黑方”小心地把它拧上。
“请坐，”保尔·保利奇说，“这是我的堂弟，”他补充道。“黑方”有礼貌地点了点头。我在第三把椅子（也是屋里的最后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小男孩走到我跟前，默默地给我看一支新的红蓝铅笔。
“我要是想攻，就能吃你的‘车’，”“黑方”威胁说，“可是我有一步更好的棋。”
他拿起自己的“王后”，巧妙地塞进一堆颜色已发黄的“兵卒”当中——其中有一个“兵卒”是用顶针代替的。
保尔·保利奇以闪电的速度突袭，用“主教”拿下了“王后”。然后大笑起来，跟吼叫差不多。
“黑方”在“白方”停止吼叫时冷静地说：“现在你要倒霉了。仔细看看吧，我的小鸽子。”
“白方”想悔棋，就在他们两人为棋子的位置争执时，我仔细打量了整间屋子。我注意到一张过去皇族家庭的肖像画。我注意到一个著名将军上嘴唇的胡子，他是几年前被害的。我还注意到那张棕色长沙发上突起的弹簧，我感觉这个长沙发是做床用的，睡三个人——丈夫、妻子和孩子。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极其荒唐。不知怎的，我也想起了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乞乞诃夫所进行的那些离奇的访问。这时候，小男孩正在给我画一辆小汽车。
“现在我听你的吩咐，”保尔·保利奇说（我明白他输了，“黑方”正把棋子都放回一个旧的硬纸盒子里——除了那个顶针以外）。我说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话：简单地说，我想见他的夫人，因为她是我的一些……哦，德国朋友的朋友。（我不敢过早提塞巴斯蒂安的名字。）
“那你得等一会儿了，”保尔·保利奇说，“她在城里忙着办事，你明白吗。我想，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我下决心等待，尽管我感到今天很难单独见他的妻子。然而我想，我用一点巧妙的问话也许能马上解决那个女人是否认识塞巴斯蒂安的问题；然后可以逐步套出她的话。
“咱们一边等着，”保尔·保利奇说，“一边喝点儿白兰地吧——cognachkoo。”
小男孩发现我对他的那些图画非常感兴趣，他就走到他的堂叔跟前，叔叔马上把他抱上膝头，开始飞快地作画，姿态优美，画出了一辆赛车。
“你真是个画家，”我说——我这是故意找话说。
保尔·保利奇正在小厨房里洗玻璃杯，他笑着回过头喊道：“啊，他是一个全才。他能倒立着拉小提琴，能在三秒钟里说出两个电话号码相乘的得数，还能用他平日的笔法倒书自己的名字。”
“他还会开出租车呢，”小男孩一边说一边摇晃着脏兮兮的小细腿。
当保尔·保利奇把那些玻璃杯放在桌上时，“黑方”叔叔说：“不了，我不和你喝酒了。我想，我应该带孩子出去散散步。他的东西在哪儿？”
孩子的上衣找到了，“黑方”就把他领走了。保尔·保利奇倒了两杯白兰地，并说：“你得原谅我用这样的杯子。我在俄国的时候很有钱，十年前在比利时又发了财，可是后来破产了。来，干杯。”
“你的夫人常做针线活吗？”我问，目的是继续打探情况。
“啊，是啊，她学起做衣服来了，”他快乐地笑着说，“我是个排字工人，可是我刚失业。她肯定过一会儿就回来。我以前不知道她有德国朋友啊。”他又说。
“我想，”我说，“他们是在德国遇见她的，要不就是在阿尔萨斯？”他正饶有兴趣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添酒，可是突然停了下来，张大嘴看着我。
“恐怕是弄错了吧，”他喊道，“那一定是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瓦拉·密特罗凡娜从来就没去过巴黎以外的地方——当然啦，俄国不算——她是从塞瓦斯托波尔经过马赛来到这儿的。”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又开始哈哈大笑。
“这酒不错，”他说，同时好奇地看着我，“我以前见过你吗？你本人认识我的前妻吗？”
我摇了摇头。
“那算你幸运，”他喊道，“太他妈的幸运了。你的德国朋友派你找她，那是白费劲，因为你永远找不到她。”
“为什么？”我问，我越来越感兴趣了。
“因为我们分居以后不久，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就见不着她的人影了。有人在罗马见过她，有人在瑞典见过她，——可是我连这都不信。她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地狱里。我才不在乎呢。”
“你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她吗？”
“没办法，”他说。
“你们俩都认识的熟人呢？”
“那些人是她的熟人，不是我的熟人。”他回答，身子抖了一下。
“你没有她的照片或什么东西吗？”
“嘿，”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警察在追踪她吗？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查出她是个国际间谍，我一点都不会惊奇。玛塔·哈里！她就属于这类人。啊，绝对是。然后……不过，她可不是你能轻易忘掉的姑娘，只要她进入了你的系统。她把我都吸干了，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比如说，金钱和灵魂。我本来会杀了她……如果不是因为阿纳托里的话。”
“阿纳托里是谁？”我问。
“阿纳托里？啊，是行刑官。在这里管断头台的人。看来你根本就不是警察。不是？唔，我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可是，说真的，她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吗，我是在奥斯坦德遇见她的，那一定是在，让我想想，是在一九二七年——那年她二十岁，不对，还不到二十岁。我知道她是别人的情妇等情况，可是我不在乎。她的生活理念是：喝鸡尾酒；凌晨四点吃丰盛的晚餐；跳希米舞或什么舞；偷窥妓院，因为那是巴黎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的时髦做法；买昂贵的衣服；在旅馆里大吵大闹，因为她认为女服务员偷了她的零钱，可是后来她在卫生间里又找到了……啊，还有诸如此类的事——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廉价小说里找到她，她是一种典型，一种典型。还有，她喜欢编造某种罕见的病，然后去某个有名的疗养地，还有……”
“等一下，”我说，“我对这一点感兴趣。一九二九年六月她一个人在布洛贝尔吧？”
“对呀，可那是在我们的婚姻结束的时候。我们那时住在巴黎，在那以后不久我们就分居了，我在里昂的一个工厂干了一年。我破产了，你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她在布洛贝尔遇见了别的男人？”
“不是，我不知道有那样的事。你要知道，我倒不认为她真的故意那么过分地欺骗我，不是的，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绝情——至少我尽量这样想，因为总有很多男人围着她转，他们亲吻她，她也不在意的，我这样猜想，可是如果我那时仔细琢磨这事的话，我早就发疯了。有一次，我记得……”
“对不起，”我又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能肯定从来没听说过她有一个英国朋友吗？”
“英国人？我记得你说的是德国人。没有，我不知道。一九二八年在圣马克西姆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我相信，每次尼娜和他跳舞，他都神魂颠倒——呃，在奥斯坦德和别的地方可能有几个英国人，可是说真的，我从来不注意那些爱慕她的人是哪国人。”
“这么说，你能肯定，你不知道布洛贝尔，以及……哦，以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他说，“我认为她不会对那里的任何人感兴趣。你要知道，那会儿她正犯着病——而且只吃柠檬冰淇淋和黄瓜，谈的都是死亡和涅槃之类的事——她对拉萨特别着迷——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的全名叫什么？”我问。
“哦，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叫尼娜·图罗维茨——可她是否——不会，我想，你找不着她。事实上，我常想，就当她从来都不存在吧。我对瓦尔瓦拉·密特罗凡娜讲了尼娜的事，她说那只不过是在电影院看完一个糟糕的电影以后做的一个糟糕的梦。啊，你先不走吧？她一会儿就回来……”他一边看着我，一边大笑（我想他是白兰地喝多了）。
“哎呀，我忘了。”他说。“你想找的不是我现在的妻子。顺便说一句，”他又说，“我的文件都保存得很好。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carte de travail。如果你真能找到她的话，我倒是想在她进监狱之前和她见上一面。也许最好是不见。”
“好吧，谢谢你和我谈了这么多，”我一边说一边和他握手，我们两人有些过分热情——先是在屋子里握手，然后在走廊里握手，最后又在门口握手。
“我得谢谢你，”保尔·保利奇喊道，“你明白吗，我很喜欢谈论她，很遗憾，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保留。”
我站着沉思了片刻。我对他探问得够吗……没关系，我总能再找他一次的……那些带有汽车、小狗、皮毛制品、里维埃拉时装等图片的报纸会不会碰巧登过她的照片呢？我问了保尔·保利奇。
“也许吧，”他回答，“也许吧。有一次她在一个化装舞会上得了奖，可是我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在我看来，所有的小镇都不过是饭店和舞厅。”
他摇着头肆无忌惮地大笑，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下楼的时候，“黑方”叔叔和小男孩正慢慢地上楼。
“从前啊，”“黑方”叔叔说，“有一个摩托车选手，他有一只小松鼠；有一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