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一份有四十二个人姓名的名单，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也在其中（塞·奈特，伦敦西南区橡树园公园路三十六号），他的名字似乎出奇的可爱，又让人感到失落。我突然（高兴地）注意到，所有这些人的地址都有，附在名字后面；西尔伯曼匆匆解释说，经常有人死在布洛贝尔。在四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中，有三十七个人“用不着怀疑”，这是小个子男人的原话。的确是这样，这些人中有三个人（未婚妇女）有俄文名字，可是其中一人是德国人，一人是阿尔萨斯人：她们常常下榻这家旅馆。还有一个姑娘叫薇拉·拉辛，有点让人难以捉摸；然而西尔伯曼肯定地说她是法国人，还知道她实际上是个舞蹈演员，是斯特拉斯堡一个银行家的情人。还有一对波兰老夫妇，我们毫无疑虑地把她们排除了。这组“用不着怀疑”的人里剩下的，也有三十一人，包括二十个成年男人；这二十人中只有八人已婚，或者说至少是带来了妻子（埃玛、希尔德加德、波琳等等），西尔伯曼敢发誓，这些都是年纪大点的人，都很有身份，显然都不是俄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还剩下四个名字：
莉吉雅·博希姆斯基小姐，地址是巴黎的。她在博蒙旅馆住了九天，那是在塞巴斯蒂安下榻的初期；旅馆经理已不记得她了。
德列齐诺伊夫人。她在塞巴斯蒂安去巴黎的前一天离开了旅馆，也去了巴黎。经理还记得，她是个穿着非常讲究的年轻女人，付小费很大方。我知道她姓氏中的“德”说明她是那种喜欢突出高贵身份的俄国人，尽管在俄国姓氏前加上法语的particule不仅是荒唐的，也是不合法的。她很可能是个爱冒险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的妻子。
海莲娜·格里恩斯坦。这是个犹太人名，可是尽管有“斯坦”，绝不是德裔犹太人的姓氏。在“格里恩（grin）”里，用字母“i”取代了自然的“u”，说明这个姓氏是在俄国发展起来的。这个女人是在塞巴斯蒂安离开前的一个星期住进旅馆的，后来又多住了三天。经理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以前到他的旅馆来过一次，她家住在柏林。
海伦·冯·格劳恩。这是个地道的德文名字。可是经理肯定地说，那个女人住在这儿的时候，曾多次唱过俄文歌。他说，她有优美的女低音嗓音，而且长得非常漂亮。她总共住了一个月，比塞巴斯蒂安早五天离开，去了巴黎。
我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所有这些细节，以及这四个人的地址。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我要找的人。我热情地感谢西尔伯曼先生，当时他坐在我面前，帽子放在双腿的膝部。他叹了口气，低头看着小黑靴子的前部，上面有鼠灰色的鞋罩。
“我弄来这个，”他说，“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同情心。可是……［他看着我，发亮的棕色眼睛透出些许请求的目光］可是请注意，我认为它没有用。你不可能看见月亮的另一面。你别去找那个女人。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她不会记得你的哥哥。”
“我当然会提醒她的。”我严肃地说。
“随你的便吧，”他咕哝着，同时耸了耸肩，并系上外衣的纽扣。他站了起来。“旅途愉快，”他说，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微笑。
“哎，等一会儿，西尔伯曼先生，咱们得算算账。我该付你多少钱？”
“是啊，这就对了，”他说着坐回到座位上，“等一等。”他拧开自来水笔，匆匆写下几个数字，一边端详着它们，一边用笔杆敲着牙，“对，六十八法郎。”
“啊，那可不多，”我说，“也许你愿意……”
“等一等，”他喊道，“那是假的。我忘了……你还保管着我给你的，我上次给你的通告本吗？”
“怎么，是呀，”我说，“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用它了。你明白吗……我以为……”
“那就不是六十八法郎了，”他说，一面很快地修正他的加法，“那……那就只有十八法郎了，因为买那个本子花了五十法郎。总共十八法郎。旅行的花销……”
“可是，”我说，我目瞪口呆，不明白他的算法……
“别说话，现在对了，”西尔伯曼先生说。
我找出来一枚面值二十法郎的硬币。尽管我愿意高兴地付给他比这高一百倍的报酬，假如他允许的话。
“好了，”他说，“现在我该找给你……对了，这就对了，十八加二等于二十。”他皱紧眉头，“对，二十。这是找给你的。”他把我的那枚硬币放在桌上就走了。
我真不知道写完这本书以后怎么寄给他：这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没给我留地址，我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别的事，没想到问他要地址。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看到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我想让他知道我多么感谢他的帮助。还感谢他送给我笔记本。现在这个本子已经记了很多东西，等到我把它写满的时候，我会买一套新的纸页装进去。
西尔伯曼先生走后，我仔细地研究了他用那么神奇的方法给我搞到的四个地址，我决定从那个柏林的地址开始走访。如果这次走访的结果让我失望，那么我就能从其他三个巴黎的地址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用不着再做一次长途的、会让我更感乏力的旅行；我说“会让我更感乏力”，是因为那时我会清楚我是在打最后一张王牌。与此相反，如果我第一次走访就有好运，那么……可是没关系……命运因为我的决定已经给了我慷慨的回报。
湿漉漉的大雪片纷纷扬扬地斜着飘落在西柏林的帕骚尔大街上，我走近一所难看的旧房子，它的前脸有一半隐藏在脚手架后面，好似做了伪装。我轻轻地拍了拍看门人小屋的玻璃，一个薄布窗帘猛地拉到一边，一扇小窗啪地开了，一个肥硕邋遢的老妇人态度生硬地告诉我，海莲娜·格里恩斯坦夫人确实住在这所房子面。我感觉自己高兴得轻轻颤抖，随即上了楼梯。公寓门的黄铜牌子上写着：“格里恩斯坦”。
一个面色苍白、脸庞肿胀、打着黑领结的少年让我进了屋，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问我的姓名；他转过身便沿着走廊离去了。在很小的门厅里，衣架上挂着许多上衣。桌子上有一束被雪打湿的菊花，放在两顶庄重的高礼帽之间。我看好像没有人会过来，便轻轻地拍了拍一个房门，把门推开，然后又关上。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深色头发的小姑娘躺在一个没有靠背的长沙发上睡觉，身上盖着一件仿鼹鼠皮上衣。我在门厅中央站了一会儿。我擦了擦被雪打湿的脸，擤了擤鼻涕。然后我冒昧地沿着走廊往里走。有一扇门开着，我听到很低的说话声，讲的是俄语。两间大屋子是用一种拱形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里面有很多人。我慢慢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两个人把脸转向我，茫然地看着，可是除此之外，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注意。桌子上有一些玻璃杯，里面有没喝完的茶水，还有一碟面包渣。一个男人在角落里看报纸。一个身披灰色披肩的女人坐在桌子旁边，用手托着腮，手腕上有泪珠。还有两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个小姑娘抚摸着一只蜷缩在椅子上的老狗，她长得很像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睡觉的小姑娘。在旁边那间屋子里，有人开始笑或者是喘气什么的，那里人更多，有的坐着，有的四处转悠。刚才在门厅迎接我的那位少年端着一杯水从我身边走过，我用俄语问他我是否能和海莲娜·格里恩斯坦太太说句话。
“叶莲娜姑妈，”他冲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女人说。那女人身材苗条，穿着黑衣服，正弯着腰看着一个躬身坐在单人沙发上的老人。她走到我跟前，请我去走廊另一边的小客厅。她很年轻，姿态优雅，较小的脸上抹了粉，温柔的长眼睛好像被吊到了太阳穴。她穿着一件黑色套头毛衣，两只手像她的脖子一样小巧精美。
“Kahk eto oojahsno……天气真是太糟糕了，是吧？”她小声说。
我愚蠢地回应说，很抱歉，我来得不是时候。
“啊，”她说，“我以为……”她看着我。“请坐吧，”她说，“我以为我刚才在葬礼上见过你一面……没有吗？那么，你知道吗，我的姐夫死了，而且……啊，不要紧，不要紧，请坐。今天一天都乱糟糟的。”
“我不想打扰你，”我说，“我最好还是走吧……我本来只是想和你谈谈我的一个亲人……我想你认识他……在布洛贝尔……可是没关系……”
“布洛贝尔？我去过两次，”她说。不知哪儿响起了电话铃声，她的脸抽动了一下。
“他叫塞巴斯蒂安·奈特，”我说，一面看着她那没涂口红的鲜嫩微颤的嘴唇。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她说，“没听过。”
“他是半个英国人，”我说，“他是写书的。”
她摇了摇头，然后转向屋门，那门已被他的外甥、那个郁郁寡欢的少年推开了。
“索尼娅过半小时就来，”他说。年轻女子点了点头，少年退出了屋子。
“事实上那个旅馆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年轻女子接着说。我有礼貌地对她点了点头，再次道歉。
“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呢？”她问道，一面用黯然的温柔的眼睛端详着我，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使我想起了克莱尔。“我想你说了你的名字，可是今天我的脑子好像很糊涂……噢，”她听我说了名字以后说，“可是这个姓听着很耳熟。以前在圣彼得堡不就有姓这个姓的男人在决斗中被杀了吗？啊，你的父亲？我明白了。等一等。有一个人……就在前两天……有一个人还回忆起这件事呢。多奇怪啊……总发生这样的事，都成堆了。对了……是罗萨诺夫夫妇……他们认识你们家的人，知道所有的事……”
“我哥哥有个学友叫罗萨诺夫。”我说。
“你可以查电话簿找他，”她马上说，“你明白吗，我不太了解他们，这会儿我也没法查找什么东西。”
她被叫走了，我一个人走向门厅。我发现那里有一位年长的男士忧伤地坐着抽雪茄烟，他正坐在我的大衣上。起先他不明白我要什么，后来就冲动地一再道歉。
我多少感到遗憾，海莲娜·格里恩斯坦不是我要找的人。当然啦，她不可能是那个把塞巴斯蒂安害得那么惨的女人。她这种类型的姑娘不会毁掉一个男人的生活——而会建设他的生活。她在这里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这个突然充满痛苦的家庭，但还能关注一个完全无关的陌生人的荒谬事务。她不仅倾听我讲述，而且给我提了建议。我当时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马上去寻访。虽然我访问的那些人与布洛贝尔镇和那个未知的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还是搜集到了有关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最宝贵的几页记载中的一页。一个比我思想更有条理的人会把这几页的内容放在这本书的开头，可是我的探索已经生发出了自身的魔法和逻辑；虽然我有时不禁相信，我的探索已逐渐发展成了梦想，用“现实”的图案来编织它自身的幻想，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正在被引向正确的方向，为了努力再现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我现在必须遵循具有同样节奏的编织模式。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支配着某种奇怪的和谐，它把关于塞巴斯蒂安青春期的初恋的访谈，与关于他最后的隐秘恋情的启示，安排在如此之近的地方。他生活的两种模式相互质疑，其答案就是他的生活本身，这就是你探索人间真理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的程度。他那时十六岁，女孩子也是十六岁。灯光熄灭了，大幕升起来，展现出俄国的夏日风景：一条河的转弯处被树荫笼罩了一半，因为墨绿的枞树长在河流一侧的陡峭泥岸上，它们的枝叶连同深黑色的倒影快要伸展到河对岸了；对岸地势较低，阳光充足，长着湿地花卉和银色丛生草，散发着芳香。塞巴斯蒂安头发剪得很短，没戴帽子，穿着宽松的绸衬衫，在起劲地划着一条漆成鲜绿色的小船；他的衬衫一会儿贴着肩胛骨，一会儿贴着前胸，这取决于他的身子是往前弯，还是向后仰。一个女孩子坐在舵手座上，可是我们姑且让她停留在没有颜色的状态：只有轮廓，是画家没有涂色的一个白色形体。深蓝色的蜻蜓快速低飞，从这里飞到那里，落到睡莲的扁平叶子上。许多人名、日期，甚至面孔被凿在较陡峭的河岸那边的红土上，雨燕飞快地穿梭于那里的洞穴之间。塞巴斯蒂安的牙齿闪着亮光。后来，当他暂停划桨向后看的时候，小船继续滑行，伴随着柔和的刷刷声，进入灯芯草丛之中。
“你这个舵手可不怎么样，”他说。
画面换了：那条河的另一个转弯处。一条小路通向水边，停住了，犹豫了一下，转了弯，绕着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椅转了一圈。天色还不晚，可空气是金黄色的，许多蠓虫在山杨树叶中间的一束阳光里表演着原始的本族舞蹈；那些山杨树叶终于静止不动了，它们已经把犹大忘掉了。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张长椅上，看着一个黑封皮抄写本，大声朗诵着上面的英语诗歌。后来他突然停了下来：在靠左边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见水面上露出一个女游泳者的头部，有红褐色头发，渐渐地远去，长发飘浮在后面。过了一会儿，那个裸泳者从河对岸冒了出来，用大拇指擤着鼻涕；原来那是村里留长发的牧师。塞巴斯蒂安继续给身边的姑娘朗读诗歌。画家还没有把那个女孩子的白色形体涂满颜色，只涂了那只晒得黝黑的细胳膊，从手腕到胳膊肘的外边缘都画上了闪着暗光的绒毛。
正如在拜伦的梦幻中那样，画面又换了。这是个黑夜。天上布满星星，充满生气。几年之后，塞巴斯蒂安写道：凝望星星使他感到难受、恶心，打个比方，就像你看见一只开了膛的野兽露出的肠子时那样难受。可是在那个时候，塞巴斯蒂安还没有把这个想法表达出来。天非常之黑。看不出公园里什么地方可能有小路。一片昏暗连着一片昏暗，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这是一个黑暗的深渊，突然间，一个发绿的小圆圈越移越近：那是一个手表的发光表盘（塞巴斯蒂安成年以后不赞成戴手表）。
“你一定要走吗？”他的声音在发问。
画面最后一次转换：迁徙的仙鹤排成人字形从这里飞过；它们发出的柔和呻吟声逐渐消逝在黄褐色桦树林之上的蓝绿色高空中。塞巴斯蒂安坐在一棵被砍倒的大树的白灰两色树干上，仍然不是一个人。他的自行车放在一边，车轮的辐条在欧洲蕨丛中闪着光。一只黄缘蛱蝶从眼前掠过，停在大树的截面上，扇着天鹅绒似的翅膀。他明天要回城了，星期一开学。
“这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说咱们今年冬天不见面了？”他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这样问了。没有回答。“你真的认为你爱上那个学生小伙子了吗？——vetovo studenta？”艺术家仍然没给那位坐着的女孩的身形涂颜色，除了那只胳膊和玩弄着自行车打气筒的一只削瘦的棕色的手。这只手拿着打气筒手柄的顶端在松软的地上慢慢地写出英语字“是”，目的是使这个回答和缓一些。
大幕随着铃声降了下来。是的，就这么多。故事就是这么简单，但令人心碎。塞巴斯蒂安在学校里可能再也不会询问每天坐在临桌的男孩子：“你姐姐身体好吗？”他也不应该再向仍来串门的老福布斯女士打听她先前也教过的那个小姑娘。明年夏天他将如何走那同一条小路，如何观赏夕阳，如何骑自行车去河边呢？（可是他第二年夏天的时间主要花在陪同未来主义诗人帕恩旅行了。）
事也凑巧，正是娜塔莎·罗萨诺夫的弟弟开车送我到夏洛滕堡车站乘巴黎快车的。我说，我刚才和他的姐姐（现在体态丰满，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了）谈起了一个远去的夏天里发生在俄国梦幻之乡的事情，这有多怪呀。他回答说，他非常满意自己在柏林的工作。我想方设法（我先前也想过办法，但没有成功）让他谈谈塞巴斯蒂安的学校生活。“我的记性特别不好，”他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我太忙了，对这种普通的事不会动感情的。”
“啊，可是，”我说，“你肯定能，肯定能想起某件很突出的小事，什么都行……”他哈哈大笑。他说：“唔，你刚才不是和我姐姐谈了好几个钟头吗？她崇拜过去，是不是？她说，你要把她写进书里，再现她当年的样子，事实上，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
“请你回忆一下，想出点什么来。”我固执地说。
“我告诉你我想不起来，你这个怪人。没用，没有一点用。除了抄袭作业、临阵磨枪和给老师取外号等一般的废话以外，没有什么好讲的。我想，我们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哥哥……我该怎么说呢？……你的哥哥在学校里不太招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