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要弄清楚那个女人的身份。我怎么开始找呢？我掌握了哪些材料呢？一九二九年六月，塞巴斯蒂安在布洛贝尔镇的博蒙旅馆下榻，就是在那里遇见了她。她是个俄国人。别的线索就没有了。
我和塞巴斯蒂安一样，十分讨厌邮政系统。在我看来，写一封最短的信，再找信封，找到正确的地址，买面值合适的邮票，然后寄信（还要绞尽脑汁去回想自己是否在信上签了名），并不省事，还不如千里迢迢地跑一趟呢。再说，我要处理的是一件微妙的事，靠通信是不可能办成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英格兰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咨询了一家旅行社，然后就出发去布洛贝尔了。
我的面前是一片潮湿的农田，上空飘着一缕缕绵长的薄雾，一棵棵直挺的白杨树似乎飘浮在雾中，影影绰绰的。我看着这景象想，塞巴斯蒂安曾经路过这里。一个有许多红瓦房的小镇蹲伏在轮廓柔和的灰色大山脚下。我来到一个凄凉的小车站，那里有看不见的群牛在某辆已转了轨的火车车厢里悲哀地哞哞叫。我把旅行包存放在车站的衣帽间里，走上一个平缓的山坡，朝着坐落在散发潮气的公园后面的一片旅馆和疗养院区域走去。周围没有什么人，现在不是“旅游高峰期”；我突然痛苦地意识到，那个旅馆可能会关闭。
可是它没关闭；到目前为止，运气还是给我帮忙的。
那所房子前面有精心维护的花园，有长出花蕾的栗子树，显得清新宜人。看起来这房子顶多能住大约五十人——这让我精神振奋：我希望我的选择范围有所限制。旅馆的经理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留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有一双天鹅绒般的黑眼睛。我小心谨慎地进行探访。
起先，我说我已故的哥哥塞巴斯蒂安·奈特是著名的英国作家，他来这里住过，很喜欢这里，所以我也想来这个旅馆消夏。也许我本应先租一个房间，悄悄地住进去，以此讨好经理（可以这样说吧），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然后再提出我的特殊要求；可是我不知为什么以为这件事也许当场就能解决。他说是啊，他还记得那个英国人，一九二九年在这里住过，每天早晨都要洗澡。
“他不喜欢交朋友吧，是吗？”我问，装出很随便的样子，“他总是一个人吗？”
“哦，我想他是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吧，”旅馆经理含混地说。
我们两人费了半天劲才把近十年间在博蒙旅馆住过的三四个英国人的情况梳理清楚。我明白他并不怎么记得塞巴斯蒂安。
“坦率地讲，”我漫不经心地说，“我是在找一个女士的地址，她是我哥哥的朋友，也在那个时候住在这里。”
旅馆经理抬了一下眼眉，我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自己犯了个小错。
“为什么？”他问。（我马上想：“我是不是应该贿赂他？”）
我说：“哦，我愿意付给你报酬，你费心给我找找我想要的信息吧。”
“什么信息？”他问。（他是个愚蠢而多疑的老家伙——但愿他永远不会读到这几行文字。）
我继续耐心地说：“不知道您能不能行行好，帮我找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与奈特先生同时住在这里的那个女士的地址？”
“什么女士？”他用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毛毛虫的间接反驳语气问道。
“我不清楚她的名字。”我紧张地说。
“那你让我怎么找啊？”他耸了耸肩膀说。
“她是个俄国人，”我说，“也许你记得一个俄国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士——还有，呃……长得很好看？”
“Nous avons eu beaucoup de jolies dames，”他回答，态度越来越冷淡，“我怎么能记得呢？”
“那么，”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你的登记簿，找出一九二九年六月登记的俄国人的名字。”
“确实有几个俄国人名，”他说，“你怎么挑出你需要的名字呢，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名字？”
“把那些名字和地址都给我，”我绝望地说，“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不行。”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保存登记簿吗？”我尽量心平气和地问。
“啊，我当然保存登记簿，”他说，“我的生意要求这些事情井然有序。啊，是啊，我当然有客人的姓名……”
他溜达到房间后部，拿出一个大黑本子。
“在这儿呢，”他说，“一九三五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奥特教授和夫人、萨曼上校……”
“喂，你听着，”我说，“我对一九三五年七月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他合上本子，把它拿走了。
“我只不过是想向你说明，”他背对着我说，“向你说明［一个锁喀哒响了一下］我保存着登记簿，很有秩序。”
他回到办公桌前，把放在吸墨纸簿上的一封信折叠起来。
“一九二九年夏天的，”我乞求道，“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看我想要的记录呢？”
“唔，”他说，“这事行不通。第一，因为我不想让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去麻烦我的老顾客，他们将来还会是我的顾客。第二，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找一个你不愿意说出名字的女人。第三——我不想惹任何麻烦。我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一九二九年就有一对瑞士夫妇在街角的那家旅馆自杀了。”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补充道。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看了看手表。我转身出去，使劲摔了一下门——至少我是尽力摔了门——那是个气动门，碰不着门框。
我慢慢地走回火车站。那个公园。也许塞巴斯蒂安在弥留之际想起了那棵雪松下的那张石长椅。远处大山的轮廓可能是某个难忘的夜晚有人用花式笔法挥就的。在我看来，整个地方像是大垃圾堆，我知道有一颗黯淡的珠宝就丢失在那里。我的失败是荒唐的，可怕的，极其痛苦的。追逐梦想的努力带来的沉重迟缓的感觉。在逐渐消解的事物中进行的无望的摸索。“过去”为什么如此桀骜不驯？
“现在怎么办呢？”我那么渴望开始写的传记的思绪流到了最后一个转弯处就被白雾遮蔽了，就像我正在注视的山谷的状况。我能撇开它不管，照样写我的书吗？ 一本带盲点的书。一幅未完成的画——殉道者的四肢没涂颜色，他的身边放着箭。
我感觉很迷惘，觉得无路可走。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用什么方法能找到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个情人，因此知道几乎没有别的方法能找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啊！如果我能看到那些油迹斑斑的黑本子，我觉得我会马上认出她的名字的。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条路子，转而搜集其他几个有关塞巴斯蒂安的次要细节呢？那些细节我仍然需要，也知道到哪里去获取。
我就是怀着这种困惑的心态上了区间慢车，它将把我带回斯特拉斯堡，然后我会继续旅行，也许去瑞士……可是不行，我无法从失败的刺痛中解脱出来；尽管我千方百计埋头阅读手中那张英文报纸：可以说我在进行训练，只读英文，因为我考虑到了即将开始的工作……可是你能开始做你缺乏全面了解的事吗？
我独自坐在车厢的隔间里（正如你平时独自坐在那类火车的二等车厢里），可是后来，到了下一个车站，一个长着浓密眉毛的小个子男人上来了，他按欧洲大陆人的习惯和我打招呼，说的是法语，喉音很重，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火车继续奔驰，直驶进夕阳之中。突然间，我注意到对面的这位乘客冲着我笑。
“天气太好了，”他说，并摘下礼帽，露出了粉红色的秃头，“你是英国人吗？”他点着头笑着问。
“唔，是吧，暂时是。”我回答。
“我看见，刚才看见你在读英语杂志，”他说，一面用手指头指了指——然后匆忙地摘下浅黄褐色的手套又指了一下（大概有人告诉过他，戴着手套时用食指去指东西是不礼貌的）。我喃喃地说了点什么就往别处看：我不喜欢在火车上聊天，而且这会儿我特别不想聊天。他随着我注视的方向看过去。低低的夕阳点燃了一幢大楼的许多窗户，当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时，大楼慢慢地旋转，展示出一个烟囱，又一个烟囱。
小个子男人说：“那是‘弗兰伯姆和罗斯’，上等的织物，工厂。纸张。”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挠了挠发亮的大鼻子，朝我探过身来。
他说：“我去过伦敦、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纽卡斯尔。”他看了看还没数到的大拇指。
“对，”他说。“玩具生意。大战以前。我以前踢点儿足球，”他又说，大概是因为他注意到我对一片坑洼不平的场地扫了一眼，场地上有两个球门，垂头丧气地立在那里——其中一个的横梁没有了。
他眨了眨眼；他的小八字胡须翘了翘。
“有一次，你知道吗，”他一面说着一面暗笑，身子直颤，“有一次，你知道吗，我抛，抛球，从‘外场’直接抛进了球门。”
“啊，”我不耐烦地说，“你得分了吗？”
“是风得了分。那是个robinsonnada！”
“是什么？”
“是robinsonnada——妙招。是啊……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他用哄诱人的口气特别客气地问。
我说：“怎么，这趟火车最远不就到斯特拉斯堡吗？”
“是啊。我的意思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你常旅行吧？”
我说，是啊。
“从哪方面来说？”他抬起头问。
“啊，我想是在以前吧，”我回答。
他点了点头，似乎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他又冲我探出身子，摸着我的膝盖说：“我现在卖皮货——你知道吗——皮球，给别人玩的。老啦！没力气啦！还卖猎狗口套和类似的东西。”
他又轻拍我的膝盖，“可是早些时候，”他说，“去年，四个去年，我在警察局——不对，不对，不止一次，不太对……便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看了看他，突然对他有了兴趣。
“让我想想，”我说，“这让我有了一个想法……”
“是啊，”他说，“如果你需要帮助，需要好皮货，cigarette-etuis、皮带、忠告、拳击手套……”
“我需要第五个，可能也要第一个。”我说。
他拿起放在他座位旁边的礼帽，小心地戴上（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然后欢快地笑了，对着我轻快地摘下帽子。
“我叫西尔伯曼，”他说着伸出手来。我握了握他的手，也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可那不是英语名字，”他拍着自己的膝盖喊道，“那是俄语名字！Gavrit parussky？我还知道几个别的词……等一等！对了！Cookolkah——小娃娃。”
他沉默了片刻。我脑子里反复思考他让我产生的想法。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私人侦探机构咨询呢？这个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派上用场呢？
“Rebah！”他喊道，“我又想起一个词。鱼，是吧？还有……对了。Braht，millee braht——亲爱的哥哥。”
“我正在想，”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目前的困境，也许……”
“可是我就会那么多，”他叹着气说，“我会说（他又数着手指头）立陶宛语、德语、英语、法语（他的大拇指又没数上）。俄语忘了。曾经会！还不错呢！”
“也许你能……”我开始说。
“任何事情，”他说，“皮腰带、钱包、笔记本、建议。”
“建议，”我说，“你看啊，我正在想法追踪一个人……一个俄国女人，我从来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她在某一段时间里住在某个旅馆，在布洛贝尔镇。”
“啊，那是个好地方，”西尔伯曼先生说，“好极了，”——他抿了抿嘴唇，郑重地表示认可。“水好，散步道好，赌场好。你想让我做什么？”
“唔，”我说，“首先我想知道，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能做什么？”
“最好是别打扰她，”西尔伯曼先生立刻说。
然后他突然往前探了探头，浓密的眉毛动了动。
“忘了她吧，”他说，“把她从你的脑子里甩出去。那很危险，也没有用。”他从我的膝部掸掉了点什么，点了点头，又坐了回去。
“别顾忌那个，”我说，“问题是怎样做，而不是为什么要做。”
“每一个‘怎样’都有它的‘为什么’，”西尔伯曼先生说，“你找，找到了她的身材、她的照片，现在想找她本人了吧？那不是爱情。哼！肤浅！”
“啊，不对，”我喊道，“不是那回事。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可是，你明白吗，我那故去的哥哥爱过她，我想听她讲我哥哥的事。这确实很简单。”
“太惨了！”西尔伯曼先生说，并摇了摇头。
“我想写一本关于哥哥的书，”我接着说，“而且我对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
“他得的是什么病？”西尔伯曼先生声音低沉地说。
“心脏病。”我回答。
“心脏——真糟糕。太多的警告，太多的……一般的……一般的……”
“死亡的彩排。对极了。”
“是啊。他多大年纪？”
“三十六岁。他写书，用的是他母亲的姓。奈特。塞巴斯蒂安·奈特。”
“写在这儿吧，”西尔伯曼先生说，同时递给我一个特别精致的新笔记本，里面还有一支赏心悦目的银铅笔。随着嚓嚓嚓的声音，他整齐地撕下那一页，放进口袋，又把本子递回给我。
“你喜欢它吗，不喜欢？”他说，脸上带着急切的微笑，“请允许我送你一个小礼物。”
“真的吗，”我说，“太谢谢……”
“没什么，没什么，”他摆着手说，“现在，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我回答，“一份完整的名单，包括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在博蒙旅馆住过的所有的人。我还想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他们是谁，至少那些女人是谁。我想要他们的地址。我想确保没有一个俄国女人能用外国名字隐身。然后我会挑出最有可能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并且……”
“并且想法和她们联系，”西尔伯曼先生点着头说，“好啊！很好！所有开旅馆的先生都在这儿呢［他给我看他的手掌］，这很简单。请给我你的地址。”
他拿出另一个笔记本，这次是个很破旧的本子，几张写满潦草字迹的页面掉了下来，像秋天的落叶一般。我又说，我会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等他打来电话再走。
“星期五，”他说，“六点，准时。”
然后这个不寻常的小个子男人坐回他的座位，抱起胳膊，闭上眼睛，好像这桩成交的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谈话画了个句号。一只苍蝇飞过去审视他的秃额头，但他一动不动。他打起盹来，直到火车到达斯特拉斯堡。我们就在那里分手。
我和他握手时说：“嘿，你必须告诉我收多少费……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收多少合适，我都愿意付给你……也许你愿意让我预付定金……”
“给我寄一本你写的书，”他竖起一个又短又粗的手指头说，“还要支付可能的花销，”他轻声补充说，“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