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本书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已经去世两个月了。我虽然很清楚他是多么不喜欢我变得伤感，可是我仍情不自禁地要说，我一生中对他的爱戴（不知为什么这种爱戴总是遭到破坏或受到阻碍）现在突然有了新的生命，带有如此炽热的感情力量，因此我的其他情感事件都变成了忽隐忽现的剪影。在难得的几次见面中，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讨论过文学。现在，当人类死亡的奇怪习惯使我们不可能再进行交流时，我却十分后悔，后悔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多么喜欢他的书。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常常无奈地想，不知他生前是否知道我读过他的书。
可是实际上我对塞巴斯蒂安都了解些什么呢？我虽然可以写两个章节，讲一讲我能回忆起的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点往事——可是再往下写什么呢？在计划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做大量的研究，把他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事挖掘出来，然后把这些片断与我内心对他性格的了解熔铸为一体。我内心对他的了解？是啊，这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的每根神经都能感觉到它。我越琢磨它，就越感到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工具：当我想象他的一些行为时（这些行为我是在他去世后才听说的），我能肯定，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像他一样行事的。有一次我恰好看见两兄弟打网球，他们都是网球冠军；他们两人击球的动作完全不同，其中一人的技术比另一人要好得多；可是当他们满场奔跑的时候，他们动作的基本节奏完全一致，所以假如能描绘这两个系统的话，肯定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敢说塞巴斯蒂安和我也有某种共同的节奏；这大概可以解释我追溯他的生活轨迹时为什么突然有“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如果说我对于他的行为所问的许多“为什么”全是未知数X的话（他的情况经常如此），那么我现在常常发现，这些X的意思会在我写的这句话或那句话里下意识的措辞当中显露出来。我并不是说我也有他那样丰富的头脑或任何一方面的天才。我和他差得远呢。我总认为他的天才是一个奇迹，与我们两人在童年的相近背景中可能经历过的任何确知的事情都没有关系。我可能也见过他所见过的事，也记得他所记得的事，但是他的表达能力与我的表达能力却大不一样，正如贝希斯坦钢琴的乐音与婴儿叽叽呱呱的叫声有天渊之别那样。假如他还在世的话，我绝不会让他看见这本书的一字一句，我怕他看见我用蹩脚的英语写作会难过地皱起眉头。他会皱眉头的。我也不敢想象，他若得知他的弟弟（其文学经验不过是偶然给一家汽车公司做过一两次英语笔译而已）在决定为他写传记之前按照一家英语杂志的热情广告去学习“当作家”的课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啊，我承认我去学了那个课程——不过我并不后悔。那位收了合理的费用、准备把我培养成为成功作家的先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教我怎样佯装无知，怎样表现文雅，怎样口气强硬，怎样说话干脆；如果说事实证明我是个糟糕的学生——尽管他心太好了，不肯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被他寄给我当范文的短篇小说的完美光彩迷住了，他用这篇小说来说明他的学生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而且还能卖钱。这篇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个爱低声吼叫的邪恶的中国人、一个有浅绿褐色眼睛的勇敢的姑娘，还有一个被人招惹时手指关节就变白的沉默寡言的大个子男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件隐秘的事能说明我对写传记的任务如何缺乏准备，说明我的怯懦如何驱使我走向极端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到它的。当我终于拿起笔的时候，我已经镇定下来，准备面对必然要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写。
这件事还暗含着另一个小寓意。假如塞巴斯蒂安当初只是为了好玩，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很喜欢这样的娱乐），而学了同类函授课程，他会成为一个比我不知要糟糕多少倍的学生。假如叫他像“每个人”先生那样写作，他会写得谁的都不像。我现在甚至无法仿效他的写作方法，因为他的散文写作方法就是他的思维方法，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空白；你无法模仿空白，因为你必须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去填补空白，——并在此过程中抹掉空白。可是当我在塞巴斯蒂安的书里找到关于情绪或印象的某个细节时（这细节让我立刻想起我们两人在一个特定地点曾不约而同注意到的某种灯光效果），我感觉我们两人在心理上确实有某些共通之处，尽管我连他的天才的脚指头都够不着；这种心理上的共通之处会帮助我解决困难的。
我既然有了工具，就必须利用它。塞巴斯蒂安去世后，我的第一个责任是清理他的遗物。他把一切东西都留给了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指示我烧掉他的某些文件。这封信措辞含混，所以我起初以为他指的是作品的初稿或要扔掉的手稿，可是我很快发现，除了夹在其他文件中的几张散页之外，他本人早就把那些稿子销毁了。因为他属于罕见类型的作家，这类作家知道，除了完美的成就——印刷的书以外，什么都不应该留下；他们知道书的实际存在与它的幽灵——粗陋的手稿的存在是不协调的，手稿炫示了书中不完美的方面，就像一个爱报复的鬼魂把自己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他们知道由于这个原因绝不能让工作间里的杂物留存下来，不管那些东西有多少感情价值或商业价值。
当我平生第一次去看塞巴斯蒂安在伦敦橡树园公园路三十六号的小公寓时，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把约会推迟得过晚的感觉。三个房间，一个冰凉的壁炉，一片寂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怎么在那里住，也不是在那里去世的。衣橱里挂着六套西装，大部分是旧的；一刹那间，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他的身体僵硬地幻化成了好几个，成为一系列有着宽阔肩膀的身影。我曾见过他穿那件褐色上衣；我摸了摸那衣服的袖子，但它是软耷耷的，对这种唤醒记忆的轻柔呼唤没有任何反应。那里还有几双鞋，它们曾走过许多英里的路，现在已走到旅途的尽头。有几件叠好的衬衫，衣领朝上放在那里。这些沉默的物品能告诉我塞巴斯蒂安的什么呢？他的床。床上方象牙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小幅有点裂纹的旧油画（画着泥泞的道路、彩虹、好看的小水洼）。这是他睡醒时第一眼就看到的东西。
我环顾四周，卧室里所有的东西仿佛因为冷不防被我撞见而刚刚跳回原位，现在才慢慢地与我对视，想看看我是否注意到了它们刚才出于负罪感而表现出的惊慌。特别是靠近床的那张盖着白色罩子的单人矮沙发，更是这样；我琢磨它刚才偷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摸索矮沙发褶皱的缝隙，它们似乎不愿意让我摸；我从中找到一块硬东西，原来是枚巴西坚果。矮沙发重新抱起双臂，恢复了神秘莫测的表情（可能是蔑视和自尊的表情吧）。
卫生间。玻璃架子上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个上部印着紫罗兰图案的空爽身粉盒孤零零地立着，映在镜子里活像一幅彩色广告。
随后我察看了两个主要房间。很奇怪，餐厅竟然缺乏个人色彩，与人们就餐的所有地方一个样——也许因为食物是把我们与周围滚动的物质的普遍混乱状况联系起来的主要环节吧。玻璃烟灰缸里确实有一个烟头，但那是一个房产经纪人麦克马斯先生留下的。
书房。在这里，你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后花园或公园，看见变暗的天空，看见几棵榆树而不是橡树，尽管这条街的名称让人认为有橡树。一个没有靠背和扶手的皮面长沙发占据了屋子的一头。几个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桌。上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支红铅笔、一盒曲别针——这书桌看上去闷闷不乐，冷漠疏远，可是那盏放在西面边缘的台灯倒很可爱。我摸到了台灯的脉搏，那蛋白石做的球体便逐渐亮了起来：这轮神奇的月亮曾见证过塞巴斯蒂安那只来回移动的苍白的手。现在我开始办正事了。我拿起他遗赠给我的钥匙，打开了书桌的几个抽屉。
我先挑出两捆信件，上面有塞巴斯蒂安潦草的字迹：“待销毁”。有一捆信每封都折叠得很严密，我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信纸呈蛋皮般的浅蓝色，有深蓝色的边。另一捆里信纸颜色不一，上面有纵横交错的女人笔迹，笔道很粗，很潦草。我不禁猜测这是谁的笔迹。一刹那间，我内心激烈地斗争起来，我真想仔细察看那两捆信件，可是又竭力抵制这种诱惑。遗憾地说，我好人的一面占了上风。可是当我把这些信放在壁炉炉栅上烧的时候，有一页浅蓝色信纸散落下来，在火焰的酷刑下向后弯曲，就在摧毁性的黑色爬满它之前，有几个字在火光中完全显露出来，然后跌落下去，一切都结束了。
我疲倦地坐到一张单人沙发上，思索了一会儿。我刚才看见的字是俄语，是一个俄语句子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几个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别以为我想从这偶然的火光里发现小说家构思情节的粗浅意向）。它们的字面意思译成英语是“您的方法总要找到……”——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几个字的意思，而是它们是用我的母语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那个给塞巴斯蒂安写信的俄国女人，她的来信塞巴斯蒂安一直收藏着，并放在克莱尔·毕晓普的来信旁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现在壁炉又漆黑冰凉了。从壁炉旁的沙发上，我可以看见书桌上那盏台灯的美丽光芒，可以看见敞开的抽屉里满出的纸张的明亮白色。有一大页纸孤零零地躺在蓝色地毯上，半边在阴影里，由于光线投射是有局限的，恰好把它沿对角线分成了明暗两半。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一个浑身透明的塞巴斯蒂安坐在书桌旁边；或者不如说我想起了那段描述他寻找罗克布吕纳镇却找错了地方的文字：也许他更喜欢在床上写作吧？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干我的正事，检查那几个抽屉里的东西，并把它们大致分类。抽屉里有许多信件。我把这些信放在一边，准备以后浏览。在一本颜色花哨的书里有许多剪报，封面上有一只令人生厌的蝴蝶。剪报里没有一篇是评论他自己的作品的：塞巴斯蒂安太自负了，不屑于收集那些评论；就是偶然得到那样的剪报，他的幽默感也不允许他耐心地把它们贴起来。尽管如此，那里还是有一个贴着剪报的册子，里面所有的剪报都是关于一些发生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和环境里的奇怪事件或梦幻般荒唐的事件（我后来在空闲时仔细阅读它们才发现的）。我还发现他赞成使用混合隐喻，因为他可能认为混合隐喻与那些事件同属朦胧的噩梦类型。我在一些法律文件中间找到了一小片纸，上面有他写的一个故事的开头——只有一句话，半截停了，不过这倒让我有机会观察塞巴斯蒂安写作过程中的奇怪做法：他修改了文字以后从来不划掉原来的字。举个例子，我碰到的短句是这样写的：“由于他是个睡得很沉睡得很沉的人，罗杰·罗杰森，老罗杰森买了老罗杰斯买了，那么害怕自己睡得很沉，老罗杰斯那么害怕错过明天。他是一个睡得很沉的人。他很怕错过了明天的事荣光早班火车荣光所以他买回家一个那天晚上买回家不是一个而是八个大小不同、嘀嗒声强度不同的闹钟九个八个十一个大小不同的闹钟嘀嗒响这些闹钟九个闹钟正如猫有九条他把闹钟放在闹钟使他的房间看上去像一个”
很抱歉，句子到此为止。
在一个巧克力糖盒里有些外国硬币：法郎、马克、先令、克朗——以及它们的小面值零币。几支自来水笔。一块未经镶嵌的东方紫水晶石。一个橡皮圈。一个长玻璃瓶，里面有药片，是治头疼、神经失常、神经痛、失眠、噩梦、牙疼的。治牙疼的说法似乎不可信。一个（一九二六年的）旧笔记本，里面全是过时的电话号码。许多照片。
我原想会在照片里找到很多女孩子的形象。你们知道那种女孩子——在阳光下微笑，夏天拍的快照，法国人的光与影的技巧，穿着白衣在人行道、沙滩或雪地上微笑——可是我错了。我从一个有塞巴斯蒂安简略字迹“H先生”的大信封里抖落下来二十四五张照片，都是同一个人的，展现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又穷又脏的圆脸小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水手服；下一张是一个戴着板球帽的丑男孩；再下一张是一个有着短粗鼻子的青年，等等，等等；最后才看到一系列已成年的H先生的照片——令人厌恶的、像牛头犬的那种男人，而且越来越胖，背景有摄影室的布景，也有真正的前花园。我不经意间看到其中一张照片附有一张剪报，才明白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人。剪报写道：
“创作小说化传记的作家征求男士照片，要求此人有精干的外表、朴素、沉稳、不饮酒，最好是单身汉。将在上述作品中有偿使用其童年、青年和成年时的照片。”
塞巴斯蒂安始终没有写那本书，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可能还在考虑写，因为最后一张显示H先生高兴地站在崭新的小轿车旁的照片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五年三月”，而仅仅过了一年塞巴斯蒂安就去世了。
我突然感到疲倦和伤心。我很想看看与他通信的那位俄国女人的面容。我很想看看塞巴斯蒂安本人的照片。我想看很多东西……然后，我随便环视了一下房间，突然看见书架上方的阴影里有两张镶着镜框的照片。
我站起来仔细察看。一张是放大的快照，上面是一个被剥光上衣的中国人正被粗暴地斩首；另一张是平庸的摄影作品，上面是一个头发拳曲的小孩在和小狗嬉戏。塞巴斯蒂安把这样两张照片并列悬挂在一起，他的欣赏情趣令我生疑，不过他既然收藏它们并挂出来，大概自有道理。
我还扫视了一下书架上的书；数量很多，摆放零乱，而且种类繁多。可是有一层的书比其他层的要整齐些，我注意到了以下一系列书，它们在一瞬间似乎组成了一个模糊的乐句，竟然很熟悉：《哈姆雷特》、《亚瑟王之死》、《圣路易斯雷的桥》、《化身博士》、《南风》、《带狗的贵妇》、《包法利夫人》、《看不见的人》、《追忆似水年华》、《英语-波斯语词典》、《特丽克西故事的作者》、《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尤利西斯》、《买马琐言》、《李尔王》……
这旋律发出轻微的喘气声，然后逐渐消逝。我回到书桌旁，开始清理我刚才放在一边的信件。这主要是些公务信件，我觉得我有权利仔细阅读。有些信与塞巴斯蒂安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其他的则有关系。这些信头绪很乱，提到的很多事我一直看不明白。只有几封来信，由于塞巴斯蒂安保留了自己去信的副本，所以才能读懂，例如我了解到他与他的出版商就某一本书所长期进行的激烈对话的过程。还有，唯独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爱挑剔的人闹着要求另一种选择权……我还了解到塞巴斯蒂安的书在英格兰和英联邦的几个自治领的销售情况……并不特别好——但至少有一本书的销量完全令人满意。有几封信是友好的作家寄来的。有一个仅写过一部名作的温和作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批评塞巴斯蒂安是“Conradish”，并建议他在以后的作品中去掉“con”，只培育“radish”——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主意。
最后，在这捆信的最下面，我看到了我妈妈和我自己给他写的信，放在一起的还有塞巴斯蒂安的一个大学本科时的朋友写的几封信；我费力地打开这些信纸（要知道旧信是不愿意被人打开的），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下一个猎场应该是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