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没有话了。她们坐了半天；她们把什么东西弄得丁冬作响；坚果钳子咔嚓一声，然后又砰地一声放回到桌布上；然而再没人说话。然后椅子又搬动了。“噢，就搁在那儿吧。”叶甫盖妮亚懒洋洋地拖着长腔说，接着我满怀期待的那条魔缝陡然灭失了。什么地方一扇门砰地一声，万尼亚远去的声音说了点什么，现在听不清了，然后就是寂静和黑暗。我在沙发上又躺了好一阵子，突然注意到已经天亮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楼梯上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绘声绘影地想象万尼亚把她的舌尖顶到嘴巴一边，用她的小剪刀嚓地一下把不想要的斯穆罗夫剪掉了。不过也许全然不是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被剪下来为的是单另装到一个相框里。为了证实后面这种推测，过了几天帕沙大伯从慕尼黑不期而至。他要去伦敦看他弟弟，在柏林仅仅逗留两三天。这只老山羊已经很久没见他的两个侄女儿了，所以总喜欢回忆他过去怎样把抽泣的万尼亚摆到他的膝上打她的屁股。乍一看，这位帕沙大伯似乎不过是她年龄的三倍，但只要仔细一瞧，他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老朽了。事实上，他不是五十，而是八十，在人的想象中再没有比这种集青春与衰老于一身的情况更可怕的了。一具穿蓝西服的快乐死尸，两肩沾满头屑，脸刮得净光，浓密的眉毛，鼻孔露出两大撮长毛，帕沙大伯一刻不停，高声大嗓，问长问短。刚一露面，他就唾沫星子四溅，悄声问叶甫盖妮亚每位客人的情况，公开指指点点，用他那根顶头长着一片怪异的黄指甲的食指忽而指这个人，忽而点那个人。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巧事，与不速之客相关，不知怎么回事，这种人总是接二连三，好像总有某个与魏因施托克的阿布姆不无相似的乏味、胡闹的命星，就在你出游回家的当天，让你碰上曾经在火车上恰巧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好几天以来我已经感到在子弹射穿的胸膛上有一种莫名的不适，一种类似暗屋里的一丝凉风的感觉。我去看一位俄国医生，在候诊室里坐着的赫然就是帕沙大伯。正当我在是否与他搭讪的问题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假定自从昨天晚上以来，他已经有足够时间忘记我的脸和我的名字），这个老态龙钟的饶舌鬼，由于不肯隐藏自己经历的粮仓里的一粒谷子，开始与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攀谈起来，这位太太尽管不认识他，但显然喜欢心直口快的陌生人。起初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但突然间斯穆罗夫的名字让我为之一震。我从帕沙大伯嘴里听到的海阔天空的陈词滥调太重要了，以致当他最后消失在诊疗室门里时，我不等轮到我就离开了——而且自动离开了，仿佛我来诊疗室仅仅是听帕沙大伯的谈话似的：现在戏演完了，我可以走了。“想想看，”帕沙大伯说，“这个小姑娘绽开成一朵真正的玫瑰花了。我是玫瑰行家，所以立马断定肯定与一位年轻小伙有瓜葛。后来她姐姐跟我说：‘这是个天大的秘密，大伯，所以千万别给任何人讲，可她爱上这个斯穆罗夫已经很长时间了。’当然，这关我屁事。一个斯穆罗夫不见得比另一个坏。但是想到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我常常打这个女孩小小的光屁股，现在看她那模样儿，俨然是个新娘，还真叫人痛快。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哎，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好太太，我们已经痛快过了，现在让别人痛快吧……”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斯穆罗夫被人爱上了。显然，万尼亚，近视但敏感的万尼亚，从斯穆罗夫的平凡中觉察出了点什么，理解了他身上的一点什么，他的安静没有骗过她。还是那天晚上，在赫鲁晓夫家，斯穆罗夫特别地安静谦卑。然而，现在当人们知道洪福向他劈面打来——对，劈面打来（因为福气来势太猛，带着飓风的吼声，反而像洪水猛兽）——现在在他的安静中可以发现某种忐忑，粉盈盈的喜色从他那谜似的惨白中透露出来。天哪，他是怎样脉脉含情地凝眸细看万尼亚啊！她垂下睫毛，鼻孔发颤，她甚至轻轻地咬着嘴唇，躲闪着自己的种种剧烈情感。那天晚上好像有些事情必须搞个水落石出了。
可怜的穆欣不在：他几天前去了伦敦。赫鲁晓夫也缺席。然而，作为补偿，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他在为自己收集材料。每个星期他总像老处女那样一点不落地把日记寄给塔林的一位朋友），显得空前的粗声大嗓，胡搅蛮缠。姐妹俩一如既往，坐在沙发上。斯穆罗夫站着，一只肘子靠在钢琴上，满怀热情地瞅着万尼亚头发光溜的分缝和暗红色的面颊……叶甫盖妮亚好几次跳起来把头探出窗户——帕沙大伯要来告别，她想人一到，即刻替他打开电梯。“我崇拜他，”她笑着说，“他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我打赌他是不会让我们到车站送行的。”
“你弹琴吗？”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钢琴，彬彬有礼地问斯穆罗夫。“一度经常弹。”斯穆罗夫平静地说。他揭开琴盖，梦悠悠地扫了一眼键盘上毕露的琴齿，又把盖子盖上。“我喜欢音乐，”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推心置腹地说，“我想起，在我的学生时代——”
“音乐，”斯穆罗夫调子更高地说，“至少好的音乐能表达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这就是音乐的意义和神秘之所在。”
“他来啦。”叶甫盖妮亚喊了一声就离开了房间。
“你呢，瓦尔瓦拉？”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用他那嘶哑粗厚的嗓音问道，“你——‘用比梦还轻的手指’——嗯？来吧，随便弹点什么……一段小间奏曲。”万尼亚摇了摇头，好像要蹙额的样子，但却咯咯地笑了，把脸低下来。毫无疑问，惹她乐不可支的是，在她的灵魂激荡着自己旋律的时候，这个肉头居然请她坐下弹琴。此时此刻，人们可以注意到斯穆罗夫的脸上有一种最强烈不过的渴望，一是要承载叶甫盖妮亚和帕沙大伯的电梯永远卡住不动，二是要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一头栽进织在地毯上的波斯蓝狮子的大嘴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这只孜孜不倦的冷眼——消失。
就在此刻，帕沙大伯已经在门厅里又擤鼻子又吃吃地轻笑了；现在他已进来站在门口，正傻笑着搓手呢。“叶甫盖妮亚，”他说，“恐怕这里的各位我都不认识。过来，介绍介绍吧。”
“我的天哪！”叶甫盖妮亚说，“那是你的亲侄女呢！”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帕沙大伯说，又添油加醋说了些拍屁股、啃桃子的烂话。
“他兴许也不认识别人了。”叶甫盖妮亚喟叹道，便开始大声将我们一一介绍。
“斯穆罗夫！”帕沙大伯惊呼了一声，眉毛竖了起来，“啊，我和斯穆罗夫是老朋友啦。有福，有福之人啊，”他俏皮地接着说，一边摸着斯穆罗夫的胳膊和肩膀，“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全知道……我说一件事——好好照顾她！她可是天赐的礼物呀。祝你们幸福，我的孩子们……”
他转向万尼亚，而她却用一条皱手绢捂着嘴，跑出屋子。叶甫盖妮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赶紧追了出去。然而帕沙大伯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番胡拉乱扯，搞得敏感的人儿吃不消，已经催出万尼亚的眼泪了。眼睛鼓出来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极端好奇地盯着斯穆罗夫——而这位先生不管内心感受如何——却依然镇定自若，无可挑剔。
“爱是一件大事。”帕沙大伯说，而斯穆罗夫却礼貌地笑了笑。“这女孩子是个宝。而你，你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对吧？你的工作进展顺利？”
没有具体讲，斯穆罗夫说他干得挺好。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突然把膝盖一拍，脸色发青了。
“我在伦敦替你美言几句，”帕沙大伯说，“我关系可多啦。是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其实，立马就走。”
于是这位叫人目瞪口呆的老头子撩了一眼手表，向我们伸出了双手。斯穆罗夫为爱的幸福搞得难以自持，出人意料地拥抱了他。
“你觉得怎么样？……你眼里总是有个怪人！”帕沙大伯把门随手关上以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说。
叶甫盖妮亚回到了客厅。“人呢？”她吃惊地问道：他的消失有点魔术的味道。
她赶紧走到斯穆罗夫跟前。“请原谅我大伯，”她开始说，“我真傻，把万尼亚和穆欣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肯定把两个名字弄混了。起初我没有意识到他是个老痴癫——”
“我听着听着，以为自己要疯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两手一摊插嘴说道。
“啊，好了，好了，斯穆罗夫，”叶甫盖妮亚继续说，“你怎么啦？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毕竟，这也没有侮辱你。”
“我没事儿，我只是不知道。”斯穆罗夫沙着嗓子说。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人都知道……事情都进展了老长时间了。当然了，他们互爱互敬。快两年了。听着，我给你讲一件帕沙大伯的有趣事情：有一回，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别，别不赏脸，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正好走在涅甫斯基大道上……”
随后有不长的一个阶段我不再注意斯穆罗夫：在此期间我变得沉坠坠，重新归降于那带来噬人苦痛的重力，先前的皮囊又裹在身上，仿佛我周围的这一切生活不是我想象中的戏剧，而是真的，我是其中一部分，全部身心。如果人家不爱你，但你又不确切知道一名潜在的情敌是不是被她爱上了，又如果有好几个情敌，也不知道哪一个比你幸运；如果你依靠那种满怀希望的无知过日子：它能在猜测中帮你化解一种否则就难以忍受的气恼，那就万事大吉了，你满可以活下去了。但当名字最终一宣布，而又不是你的名字时，那可就惨了！因为她令人魂牵梦绕，甚至叫人潸然泪下，而且只一想起她，一个呻吟、恐怖、咸涩的夜晚就会涌现在我的心海里。她细毛茸茸的脸，她的近视眼，不抹不画的娇嫩嘴唇冻皲裂了，有点儿肿，它的颜色似乎在唇线上留连，溶解在一种狂热的粉红中了；这粉红好像亟需蝴蝶亲吻作香膏以润泽；她那身短短的鲜亮的连衣裙：跟我们打牌，她那一头青丝凑到牌上时，她那大大的膝盖挤在一起，紧得难受；她的一双手，带着青春期的黏糊和一点儿粗糙，叫人特别想摸一摸，亲一亲——是的，她周身上下，一切的一切，都给人煎熬，造成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而且只有在梦中当我泪水洗面时，我才最终拥她入怀，在我的嘴唇下感受她的颈项和锁骨附近的凹陷。然而她总是把身子挣开，我就会惊醒，心依然怦怦直跳。她愚笨还是聪明，她的童年情况如何，她读些什么书，她对宇宙是怎么想的，这都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对她确实一无所知，被那取代别的一切、证明一切有理的炽烈的秀色灼得两眼墨黑，而且那种秀色不同于人的灵魂（灵魂往往可以接近，可以占有），所以无法窃取，如同人在自己的物品中包纳不了黑糊糊的房屋上面杂乱的晚霞的颜色，也包纳不了一朵花的香味，尽管他张大鼻孔尽情地吸，直到陶醉，但却无法完全从花冠中提取干净。
有一回，过圣诞节，在一场除了我他们都要去参加的舞会之前，我透过未关严的门缝儿，在一窄条镜子里看见了她姐姐给万尼亚裸露的肩胛骨扑粉；还有一回，我在卫生间看见了一个薄透的乳罩。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耗竭人的心血的事件，对我的梦有一种有滋有味又耗神费力的效果，尽管在梦里我没有一次比无望的吻走得更远（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梦中相会时，我总是泪水涟涟）。我从万尼亚那里需求的东西我从来不能拿来永久使用、占有，就像一个人无法占有云彩的颜色和花儿的香味一样。只有在我最后意识到我的渴望注定满足不了，而且万尼亚也完全是我生造出的物什时，我才平静下来慢慢习惯了自己的激动，我就是从这种激动中榨取了一个男人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的全部甜蜜。
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又回到斯穆罗夫身上。顺便说一句，原来斯穆罗夫尽管对万尼亚兴趣不减，却又暗暗地看上赫鲁晓夫的女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她的特殊魅力就是那双惺忪的睡眼。她人却没有一丝儿睡意。门上了锁，吊在长绳上的光身子灯泡照亮了她的未婚夫（一个戴蒂罗尔礼帽的壮小伙）的照片和从主人的桌子上拿来的苹果，这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我记不清是叫格蕾琴还是希尔达了——会想出什么堕落的做爱把戏，思忖这种事总是挺逗人的。斯穆罗夫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魏因施托克听，而且不无骄傲之情，可后者恰恰对下流故事深恶痛绝，每听到什么淫秽的东西总要使劲“呸”上一声。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特别想给他讲这一类的东西。
斯穆罗夫常常从后楼梯进入她的房间，并且一坐就是半天。显然，叶甫盖妮亚有一次注意到了什么——走廊尽头的快速逃跑或者门背后的窃笑——因为她气哼哼地提到希尔达（或者格蕾琴）跟某个消防人员勾搭上了。在她发泄不满的时候，斯穆罗夫得意地清了几次嗓子。那女佣常把迷人的蒙眬眼垂着，穿过餐厅；缓慢小心地把一钵水果和她的一对乳房搁到餐具柜上；困倦地把一缕暗淡的金黄鬈发从鬓角往后一掠，然后梦游着走回厨房；斯穆罗夫往往搓着双手，仿佛要发表一席演说，要么在泛泛的交谈中间在不该笑的地方笑一笑。斯穆罗夫瞅着那中规中矩的佣人干活，而刚才他还抱着那个屁股柔滑的妞儿在她窄小的屋子里伴着从主人住处传来的留声机悠远的乐声跳狐步舞呢，光脚在地板上啪哩啪哒：密司脱穆欣从伦敦带来了一些真正动听的如泣如蜜的夏威夷舞曲唱片。斯穆罗夫喋喋不休地讲其中的乐趣，魏因施托克就会做个鬼脸，厌恶地呸上一声。
“你是个冒险家，”魏因施托克常说，“是个唐璜，是个卡萨诺瓦……”然而，在内心里，他无疑管斯穆罗夫叫双料或三料特务，指望阿泽夫的鬼魂在里面坐立不安的那张小桌有新的重要披露。斯穆罗夫这种形象，虽然使我感兴趣，但现在已经索然无味了：它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注定要逐渐褪色。斯穆罗夫人格之谜，当然依旧，人们可以想象魏因施托克，好几年之后，在另一个城市，顺便提起一个怪人，此人曾经给他当过伙计，现在天知道他人在何处。“是啊，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魏因施托克会沉吟着说，“一个由七零八碎的暗示编织起来的人，一个肚子里有秘密的人。他能毁掉一个女孩……谁派他来的，他在跟踪谁，都不好说。尽管我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但随后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更有意思的是格蕾琴（或者希尔达）对斯穆罗夫的看法。元月的一天，一双新丝袜从万尼亚的衣橱里不翼而飞了，由此大家想起还丢失了很多别的小东西：搁在桌子上的七十芬尼零钱，让人当棋盘上当跳未跳的棋子取掉了；一个水晶粉盒“脱了无由俗围隘”，赫鲁晓夫用谐音调侃道；一块出于某种原因视如家珍的丝帕飘然而逝（我到底能把它放在哪儿呢？）。后来，有一天，斯穆罗夫来的时候打了一条带孔雀光泽的亮蓝领带，赫鲁晓夫眨了眨眼睛说，他过去有条领带跟这一条一模一样；斯穆罗夫显得出奇地尴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条领带。不过，当然，谁的脑袋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念头呢：这个小傻蛋偷了领带（对了，她常说：“领带是男人最靓的装饰”），然后出于纯粹的机械惯性，把它送给了她那时的男朋友——正如斯穆罗夫苦涩地告知魏因施托克的那样。就在她出去的当儿，叶甫盖妮亚进了她的房间，在梳妆台里发现一堆熟悉的用品失而复现，这时她就露出了马脚。于是格蕾琴（或者希尔达）走了，去向不明；斯穆罗夫千方百计想查明她的行踪，但很快无果而终，于是向魏因施托克坦白，适可而止算了。那天晚上，叶甫盖妮亚说她从看楼人的老婆那儿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那不是个消防员，根本不是消防员，”叶甫盖妮亚笑着说，“而是一个外国诗人，这不是挺有趣吗？……这位外国诗人有过一段恋爱悲剧，还有德国这么大的家族地产，可不准他返回家园，真是有趣，可不是吗？可惜的是看楼人的老婆没有问他的名字——我肯定他是俄国人，如果是常来看我们的什么人，我也不会大惊小怪……比方说，去年的那个小伙子，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个魅力杀得死人的黑皮肤男孩，他叫什么来着？”
“我知道你心里想到的是谁，”万尼亚插嘴说，“那个男爵什么的。”
“或者兴许是别的什么人，”叶甫盖妮亚接着说，“哎，太有趣了！一位浑身透着灵气的绅士，一个‘精神绅士’，看楼人的老婆说。都要笑死人了……”
“我决定把这一切统统记下来，”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用一种娓娓动听的声音说，“我那位塔林的朋友将会收到一封极其有趣的信。”
“你从来不觉得烦？”万尼亚问，“我好几次开始写日记，但总是半途而废。我每回从头至尾读一遍，总为我写下的东西害臊。”
“啊，不必，”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说，“要是你认认真真、定时定点地写，你就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一种自我保存的感觉，可以说——你把自己整整一生保存了下来，到了晚年，重读一遍，你可以发现它不乏迷人之处。比方说，我对你的一番描写，可能会使任何专业作家艳羡不已。这儿来一笔，那儿来一笔，得——一幅完整的画像……”
“啊，请让我过过目嘛！”万尼亚说。
“那不行。”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笑眯眯地回答。
“那就让叶甫盖妮亚看看。”万尼亚说。
“不行。我倒是愿意，但不行。我每星期的文稿一到，我的塔林朋友就贮藏起来了，我存心不留复本，这样也就死了事后改动的那份心思——别想划掉什么，填上什么。有一天，当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老不中用的时候，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就坐到桌旁开始重温他的一生。我就是为这个人写的——为将来那个长着圣诞老人胡子的老头写的。如果我发现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有一定价值，那我就将这份回忆录留给后代作为借鉴。”
“如果都是胡说八道呢？”万尼亚问。
“有人觉得是胡说八道，有人却觉得蛮有意思。”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酸溜溜地回答。
这部书信体日记的意图长期以来让我兴趣不减，而且还多少让我有点苦恼了。渐渐地，想读一读，至少读一段摘录也行，这就成了一种强烈的折磨，一种叫人耿耿于怀的事情。我毫不怀疑这些匆匆写下来的东西中有对斯穆罗夫的描述。我知道往往拉拉杂杂记的是一些谈话，乡间漫步，邻居家的郁金香或鹦鹉，还有，比方说，国王被砍头的那个阴天，午餐吃了什么之类——我知道这类琐碎的笔记往往留传千古，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从中寻觅古风遗韵，从中查找一种菜肴的名称，从中觅取现在高楼林立的地方昔日喜气洋洋的敞阔。还有，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日记作者生前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受到无名鼠辈的讥讽，可二百年后一下子成了一流作家，因为这种人早就知道怎样用一支秃笔胡刮乱划，使一片空灵的风景，一辆驿车的气味，或一位相识的怪癖万古不灭。想到斯穆罗夫的形象也许会这样万无一失地永生永世保留下来，我不禁有一种神圣的胆寒，于是急不可耐，简直要发疯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要阴魂不散地插足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和他塔林的朋友之间。当然经验警告我，也许注定要永世长存（学者会喜出望外）的斯穆罗夫的具体形象可能让我震惊；然而要占有这一秘密，要通过未来多少世纪的眼睛看见斯穆罗夫的冲劲，太让人头晕目眩了，就是有可能失望，也不会把我吓退。我只怕一件事——一种漫长而细心的搜检，因为很难想象在我中途截获的第一封信中，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就会立马（就像刚打开收音机訇然灌进耳朵里的声音一样）开始走笔如流，报告斯穆罗夫的情况。
我回想起三月风雨交加之夜一条黑暗的街道。天上乌云滚滚，奇形怪状，就像可憎的狂欢节上跌跌撞撞、腾空翻飞的小丑，我站在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住的那幢房子旁边，顶着风躬起背，紧紧按住我的圆顶礼帽，觉得一旦松开帽檐，帽子就会像炸弹一样爆开。目睹我在夜里守候的唯一见证就是一盏街灯，它似乎被风吹得不断眨巴着眼睛，还有一片包装纸，它忽而沿着人行道疾跑，忽而又讨厌地蹦蹦跳跳想裹到我的腿上，不管我多么费劲地想把它踢开。以前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大的风，没有见过这么一片醉醺醺、乱糟糟的天。这使我苦恼万分。我是来侦察一种仪式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相交的午夜把一封信投进信箱——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开始制订已经构想出的模糊计划之前，我要亲眼看个究竟。我希望我一看见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顶着风走向信箱时，我那还没形儿的计划就会立即鲜活、明晰起来（我想着临时做一个开口的袋子，使手段把它弄进信箱里摆好位置，能让丢进槽口的信落入我的网中）。可这风——忽而在我的帽顶下鼓噪，忽而吹胀我的裤子，要么就是吹得它紧贴着我的腿，弄得两条腿像骨头架子——总是碍事，使我不能集中精力办事。午夜很快就要彻底合拢时间的锐角了；我知道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守时的。我望着房子竭力猜想在那亮灯的三四扇窗户的哪一扇后面，就在此时此刻，坐着一个人，伏在一张纸上，正在创造一幅斯穆罗夫的也许不朽的形象。然后我把目光移向固定在铸铁栅栏上的那个黑暗的立方体，移向那个黑暗的信箱，很快一封不可思议的信将会掉进去，像掉进永恒一样。我躲开了街灯；这样阴影给我提供了一种忙忙乱乱的保护。突然，一团黄光出现在前门玻璃上，我一激动，松开了帽檐。紧接着，我就双手举起，原地旋转起来，仿佛刚刚从我头上摘掉的帽子仍然在我的脑袋上飞旋似的。随着砰地一声轻响，圆顶礼帽掉下来，在人行道上滚开了。我冲过去追，想一脚踩住——跑的时候差点儿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撞了个满怀，他伸出一只手捡起了我的帽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封好的信封，看上去又白又大。我想这么晚的时候我出现在邻近他家的地方，令他一头雾水。一时间风把我们卷裹进它的威劲中；我喊着打了一声招呼，极力要压倒这个疯狂之夜的喧嚣，然后，我用两根指头干净利索地把信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手中夹出来。“我去发信，我去发信，”我喊道，“刚好顺路，刚好顺路……”我还来得及瞥了一眼他脸上惶恐和游移的表情，但我立马逃走，跑了二十码到信箱跟前，假装往里面插了个东西，却把信塞进了衣服里面的胸前口袋。这时候他追上了我。我注意到他穿的是毡拖鞋。“你搞的什么名堂，”他很不高兴地说，“说不定我不想发呢。给，把帽子戴上……见过这么大的风吗？……”
“我有急事，”我气喘吁吁地说（星驰的夜使我透不过气来），“再见，再见！”我的影子往街灯的光环里一跃，展开来，从我身边掠过，然后淹没在黑暗中。我一离开街道，风就停了；万籁俱寂使人心惊，寂静中一辆电车呻吟着拐了个弯。
我连哪路车也没有撩一眼，就跳了上去，因为诱人的是车内喜洋洋、亮堂堂的景象，因为我得立即见到灯光。我找到一个舒适的角落里的座位，便气急败坏地撕开信封。这会儿有人朝我走来，我吃了一惊，顺手用帽子把信捂住。原来是售票员。我假装打了个哈欠，平平静静地掏钱买票，但一直把信藏着，以免法庭上有人可能作证——再没有比这些不起眼的证人更能导致定罪的东西了，售票员，出租车司机，看楼人。他走开了，我又把信展开。信有十页，一笔圆体字，没有一点涂改。信头没多大意思。我一目十行溜过了好几页，突然就像茫茫人海中一张熟悉的脸，出现了斯穆罗夫的名字。真是喜从天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