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种看法，一些人出生在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偶然的事件把他们置于特定的环境中，但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园总有一种思乡之情。对于出生地而言，他们反而成了陌生人，从孩童时期他们就熟知的铺满落叶的小巷，或者他们曾经玩耍过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对他们来说，都只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站罢了。在他们的亲友中度过了整个人生，却还形单影只，在他们熟悉的场景中仍感到孤独落寞。也许正是这种陌生感，使得人们满世界去寻找某种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的东西成为他们的依附之所。说不定某种根深蒂固的返祖现象驱策着浮萍般的漫游者重回故地，这块土地是他的祖先在远古时代一片混沌中离开的。有时一个人碰巧来到一个冥冥之中他感到是自己所属的地方，这儿是他寻找的家园，他在前所未见的场景中驻扎下去，在他从未见过的人当中安顿下来，好像他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跟这些人很熟悉。最后，就是在这儿，他找到了安息之所。
我给蒂亚瑞讲了一个我在圣托马斯医院所认识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犹太人，名叫亚伯拉罕。他是个一头金发、相当结实的年轻人。性格腼腆，十分谦逊，但是他有很突出的能力。他是带着奖学金进入医院实习的，在五年的课程学习中，囊括了所有他有资格参评的奖项。他先后当了住院内科医生、住院外科医生。他的才华有目共睹，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他被选举进了医院的领导层，事业蒸蒸日上，只要世事可料，就完全可以肯定，他会爬到这个行业的最高层，各种荣誉和财富在向他招手。在他就任新的岗位之前，他希望去度个假，由于他自己没钱，他在一艘开往黎凡特的不定期货轮找了个住船医生的临时活儿。一般来说，这种货轮上是没有医生的，只因这家医院一位资深的医生认识这条航线上的主管，于是亚伯拉罕利用这层便利条件得到了这个职位。
几周之后，医院当局就接到了亚伯拉罕的辞职信，宣称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大家在震惊之余，传闻沸沸扬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他身边的人就会把这种举动归因于最难以置信的动机。但是，准备填补亚伯拉罕位置的大有人在，很快他就被人们遗忘了。从此以后，他也杳无音讯，就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一般。
过了大约十年，有一天上午，我乘船去亚历山大港。按照吩咐我和其他乘客一起排队等着医生的检查。这个医生是个矮壮的人，穿得破破烂烂。当他脱掉帽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头已经全秃了。一闪念间，我觉得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突然，我记起来了。
“亚伯拉罕。”我叫道。
他满脸困惑地转向我，随后，也认出了我，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两个一通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表白之后，知道我打算在亚历山大港待一个晚上，亚伯拉罕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一家英国人的俱乐部共进晚餐。到了晚上，我们再次碰面的时候，我表示在这儿遇见他让我感到很吃惊，他现在的职位很低微，而且好像日子过得也很窘迫。接下来，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他出发去地中海度假的时候，本是打算度完假后，就回伦敦到圣托马斯医院上班。一天清晨，当船停泊在亚历山大港，他从甲板上眺望这座城市，在阳光中，城市呈现一片白色，码头上熙熙攘攘；他还看到穿着破烂长袍的当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吵吵闹闹成群结队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戴着塔布什帽、表情严肃的土耳其人。在阳光和蓝天下，他心中有种东西触动了自己，这种东西他说不清，道不明，他说道，就像平地里的一声惊雷。然后，他好像不满意这种说法，他又说，像某种天启。这种东西在他心中纠结，突然他感到一阵狂喜，一种美妙的、自由的感觉，觉得回到了故国家园，当时当地，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要在亚历山大港度过他的余生。他没费什么周折就离开了那艘船，二十四小时后，带着他的所有行李物品，他已经到了岸上。
“船长一定觉得你完全疯了。”我笑着说。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好像不是我自己在行动，而是我灵魂中更为强大的东西在驱使我这样做。我四下观望，觉得应该去一家小希腊旅馆，好像我知道路怎么走，你知道，我直接就走到了那里，当我看见这家旅馆时，我马上就认出了它。”
“你以前来过亚历山大港？”
“没来过，我以前从没离开过英格兰。”
很快他在一个政府服务部门找到了工作，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那里了。
“你后悔过吗？”
“没有，一分钟也没有过，我的收入仅够糊口，但是我很满足。我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生活，直到我死去，我过着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亚历山大港，也快忘了亚伯拉罕的事了，直到不久前，我和从事医疗行当的另外一位老朋友吃饭时，才又想了起来。我这位老朋友叫艾列克·卡米歇尔，当时回来在英国短期度假，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并祝贺他因为战时卓越的贡献而获封爵士称号。我们俩打算找一天晚上好好叙叙旧，我答应和他一块儿吃个饭，他也提议为了不被打扰，别的人他都不叫了，就我们俩。他在安妮女王大街有一栋古老的漂亮房子，作为一个品味高雅的人，他把房子拾掇得让人艳羡。在餐厅四周的墙上，我看见一幅迷人的贝洛托的画，还有两幅让我羡慕不已的佐范尼的画。他的妻子个头高挑，身着金光闪闪的衣服，长相讨人喜欢，跟我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我笑着打趣他说，和我们俩还是医学院的穷酸学生时相较，他已经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我们俩上学时如果能在位于威斯敏斯特桥大街的一家寒酸的意大利小餐馆里撮上一顿，都觉得太过奢侈。现在，艾列克在六七家医院做特聘医生，我想他一年能收入一万英镑，他的爵士封号只不过是众多荣誉的开端罢了，以后这样的荣誉肯定会滚滚而来。
“我混得不错，”他说，“不过，奇怪的是，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归于一次好运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吧，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吧？他本来是前途无量的，我们还是学生时，他的成绩一直压着我，我孜孜以求的各种奖项和奖学金都被他拿了。我总是落后他一步，如果他继续干下去，我今天的位置就是他的了。这家伙简直就是拿手术刀的天才，没人能跟他一决高下。他被任命为圣托马斯医院的主治医生时，我根本还没有机会进入医院，我只能做个全科医生，你也知道全科医生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甚至都无法逃脱全科医生最终的老路。但是亚伯拉罕给我让出了位置，我得到了那份本属于他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时来运转了。”
“这倒真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运气，我想亚伯拉罕不定自己纠结什么事呢，可怜的家伙，他从此一蹶不振了。他在亚历山大港的医疗部门找了一份工作——检疫员之类的活儿，挣个三核俩枣的。有人告诉我说，他和一个又老又丑的希腊娘们生活在一起，生了六七个长得疙里疙瘩的孩子。我觉得，事实上，光是脑子好使还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性格，亚伯拉罕性格上就有缺陷。”
性格？我应该能想到，正是因为太有性格了，所以只经过半个小时的思考，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事业给扔了。因为你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加有意义，而且它要求有更多的性格，才绝不会后悔所迈出的突然的一步。但是我什么也没说，而艾列克·卡米歇尔继续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啦，如果我假装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感到惋惜的话，我就太虚伪了，毕竟，我从中得到太多的好处。”他抽着一支长长的克罗纳牌雪茄烟，惬意地吐着烟圈，“但是，如果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还是为这个天才的荒废感到难过，一个人把生活搞成这样一团乱麻，似乎是糟糕透顶的事情。”
我倒是想知道亚伯拉罕是否真的把生活搞成了一团乱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在某种条件下，过一种让自己最开心的生活，自己始终处于淡泊宁静之中，难道就是生活成了乱麻吗？而且，成为一名年收入一万英镑的著名外科医生，再娶上一个漂亮的太太，难道就是成功的标志吗？我想这取决于你对生活赋予什么意义，取决于你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取决于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然而，我再次保持了缄默，因为我怎么可以和一名爵士去争辩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