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鲜花宾馆，约翰逊太太是这家宾馆的女老板，她总是向人诉说她痛失良机的悲伤故事。在斯特里克兰死后，他的一些遗物在帕皮提的市场上被拍卖。她亲自跑了一趟，因为在拍卖品中有一个美国造的炉子她想要，她付了二十七法郎购得这个炉子。
“那儿还有十几幅画，”她告诉我，“但是这些画都没画框，没人想要它们，有些画最多十法郎就卖掉了，但大多数画只卖到五六个法郎，你想想看，如果我当初买下它们，现在就成富婆了。”
但是蒂亚瑞·约翰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成不了富婆的，她存不住钱。她的母亲是一个当地的女人，父亲是一个定居在塔希提岛上的英国船长。当我认识她时，她已经有五十岁上下，但看上去更老，非常的富态，个头高大，特别胖，如果不是一张脸上透出慈祥，而且充满善意的话，看上去会是威风凛凛的。她的胳膊就像小羊腿，乳房就像两棵巨大的洋白菜，大脸盘子满是肥肉，给你一种印象，几乎像是不太雅观的裸体，肥肥的下巴一层叠着一层，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层。肥大的下巴都垂到了宽宽的胸脯上。她通常穿着粉色的罩衫，整天戴着一顶大草帽。但是当她把头发松垂下来的时候——她时不时地这样做，因为她对自己的头发很是自鸣得意——你能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乌黑而且卷曲着；她的眼睛还保持青春色彩和活泼灵动，她的笑声是我所听到过的笑声中最吸引人的，刚开始笑的时候，好像喉咙中有颗位置较低的珍珠，然后笑声越来越大，直到她整个硕大的身躯都开始在晃动了。她平生有三爱——笑话、葡萄酒和帅哥。能结识她，真是三生有幸。
她还是岛上最好的厨师，喜欢美食。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她坐在厨房的矮椅子上，一名中国厨师和两三个当地的女孩围着她转，她一边在发号施令，一边同所有各色人等聊着天，还一边品尝她设计出的各种美食。当她想对一位朋友表示一下敬意的时候，会亲自下厨露上两手。好客是她的天性，但凡鲜花宾馆有一口吃的，岛上的人就不用担心晚饭没有着落。她绝对不会因为客人付不起账单而把他们赶出宾馆。她总有一种希望，当他们能付得起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付清的。有一次一个住店的男人落魄了，她一连好几个月给这个人提供食宿。当一个中国洗衣工因为这个客人付不起洗衣费而拒绝再给他洗衣服时，她把他的衣服和自己的衣服裹在一起送到洗衣房。她无法容忍这位贫穷的家伙穿着脏衬衣出门。她说，既然他是个男人，而男人非抽烟不可，她每天会给他一法郎去买烟。她对这个客人和那些一周一次准时付账单的客人一样和蔼客气。
她的年龄和过度肥胖使她不能再谈情说爱了，但她对年轻人的恋爱和浪漫事却格外感兴趣，认为情欲是饮食男女天然的需要，甚至还时刻准备着以自己这方面丰富的阅历作为箴言总结和行为榜样。
“我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发现我有了一个情人。”她说，“他是热带鸟号船上的三副，长得很帅气。”
她轻轻叹了口气，他们说女人总是会念念不忘她的第一个情人。然而，也许她是个例外，不能总记得清他的模样。
“我父亲是个明智的人。”
“他做了什么了？”我问道。
“他几乎把我揍个半死，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他又把我嫁给了约翰逊船长，我并不介意，虽然他岁数要大得多，当然了，他长得也很不错。”
蒂亚瑞——她父亲给她取的这个名字，意思是白色的、有香味的花朵，这里的人们告诉你，如果你闻过一次它的花香，最终总会被吸引到塔希提岛，无论你漂泊得有多远——蒂亚瑞对斯特里克兰记得非常清楚。
“他过去有时来这儿，我也曾见他在帕皮提来回溜达，我挺可怜他，他那么瘦，口袋里从来没有半毛钱。只要我听说他在镇上，我经常会派侍者去找他，让他来和我一起吃饭。我也给过他一两份工作，但他坚持不了多久，过一段时间他就想重返丛林，说不定哪天早上自己说回就回了。”
斯特里克兰在离开马赛大约六个月后来到了塔希提岛，他在一艘从奥克兰开往旧金山的帆船上做水手。他到达时，随身带着一盒颜料、一个画架和十几张画布。他口袋里有一些英镑，是他在悉尼打零工挣的，他在镇外一个当地人的房子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我认为在他踏上塔希提岛的那一刻，他找到了家的感觉。蒂亚瑞告诉我，有一次斯特里克兰对她说：
“我一直在擦洗甲板，突然间有个家伙对我说：‘嗨，就在那儿。’我抬起头，看到一片岛的轮廓，我马上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地方，当我们靠得近了一些的时候，我似乎认出了它。有时候当我在岛上四处溜达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敢发誓我以前一定在这儿生活过。”
“有时，这个小岛确实能给人这种感觉，”蒂亚瑞说道，“我就听说过，一些船正在上货，有些水手登岸待上几个小时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船上。我还听说有些人来这儿任职一年，他们对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离开时发下毒誓，宁可上吊也不回来了。可再过六个月，你却会再次看到他们上岸，而且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别的地方简直生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