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然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不久前按圣意撰写的历史,竟说库图佐夫是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害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了错误,致使俄军丧失全胜法军的光荣。
这种命运不是那些不为俄国学者所承认的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并服从天意的孤独而稀有人才的命运。这些人由于领悟天意而受到俗众的憎恨和蔑视。
说来奇怪,拿破仑这个渺小的历史人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甚至在放逐期间,都没有表现出人的价值,而俄国史学家却认为他是个值得赞扬的人物,说他伟大。至于库图佐夫,他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鲍罗金诺到维尔诺,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始终是个历史上非凡的自我牺牲和洞察事件深远意义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库图佐夫,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却是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他们一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总感到有点害臊。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始终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同全体人民意志更一致更高尚的目标。我们更难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人物,能像一八一二年的库图佐夫那样全力以赴而终于达到了既定目标。
库图佐夫从未说过“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之类的话,不谈他对祖国所作的牺牲,也不说他将做什么或者已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从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着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同漂亮的女人交际,跟将军、军官和士兵说笑话,人家要向他证明什么,他从不使他们难堪。拉斯托普庆伯爵那天在亚乌扎桥上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沦陷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我并没有不经战斗就放弃莫斯科。”尽管当时莫斯科已经放弃。阿拉克切耶夫奉圣旨跑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啊,我刚才就说过这话。”尽管一分钟前他说的话完全相反。在众人糊涂他独清醒的情况下,拉斯托普庆伯爵把京城的灾难归咎于自己还是归咎于他,这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当炮兵司令,这在他更是无所谓了。
这位老人不仅在这种场合这么说,而且凭生活经验确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动力,因此他说话随便,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全部活动中,从没说过一句不符合他作战的唯一目标的话。显然,他因为人家不理解他而心情沉重,情不自禁地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自己的想法。从鲍罗金诺战役起,他就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鲍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他口头上这样说,在报告和呈文里也这样说,一直到死都这样说。他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罗斯。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讲话和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军撤退时,他说:我们所有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应该给敌人一条退路,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是没有必要的,到达边境时应该还保留点兵力,他不愿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描写为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以讨好皇帝的宫廷宠臣,只有他一个人,在维尔诺说,越过国境继续作战有害无益,因此使皇帝不悦。
单是语言还不能证明他对当时事态的认识。他的行动始终对着一个目标,从来没有丝毫偏离,而这个目标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竭尽全力打击法国人,第二,把他们打败,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苦难。
库图佐夫这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慢性子老头,一向反对打硬仗,这次却以无比严肃的态度作好准备,发动了鲍罗金诺战役。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打响之前就说必败无疑,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上,尽管将军们都认为这一仗打败了,而且打胜的军队后撤是史无前例的,他一个人却力排众议,至死坚持鲍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敌军退却的整个时期坚持不进行当时已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挑起新的战争,不打到俄国国境之外。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中的目标硬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要理解事件的意义现在已很容易,因为事件及其结果已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子当时怎么能清楚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并且在行动中始终坚持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事件洞若观火的非凡力量,就在于他对人民具有十分纯净和强烈的感情。
正因为人民承认他有这种感情,人民才违反沙皇的旨意,通过奇特的途径,推举这个不得宠的老头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使他登上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个总司令才能竭力避免屠杀和毁灭人而怜悯和拯救他们。
这个谦逊朴实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不属于历史所虚构的那种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
在奴才的心目中不可能有伟人,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词有奴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