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然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帝对他不满。不久前按圣意撰写的历史，竟说库图佐夫是个老奸巨猾的宫廷骗子，他害怕拿破仑，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了错误，致使俄军丧失全胜法军的光荣。
这种命运不是那些不为俄国学者所承认的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并服从天意的孤独而稀有人才的命运。这些人由于领悟天意而受到俗众的憎恨和蔑视。
说来奇怪，拿破仑这个渺小的历史人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甚至在放逐期间，都没有表现出人的价值，而俄国史学家却认为他是个值得赞扬的人物，说他伟大。至于库图佐夫，他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从鲍罗金诺到维尔诺，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始终是个历史上非凡的自我牺牲和洞察事件深远意义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库图佐夫，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却是难以捉摸的可怜虫。他们一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总感到有点害臊。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始终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同全体人民意志更一致更高尚的目标。我们更难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人物，能像一八一二年的库图佐夫那样全力以赴而终于达到了既定目标。
库图佐夫从未说过“站在金字塔上瞻望四十世纪”之类的话，不谈他对祖国所作的牺牲，也不说他将做什么或者已做了什么。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从不装腔作势，永远是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说着最普通最平凡的话。他给他的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爱同漂亮的女人交际，跟将军、军官和士兵说笑话，人家要向他证明什么，他从不使他们难堪。拉斯托普庆伯爵那天在亚乌扎桥上见到库图佐夫，追究莫斯科沦陷的责任说：“您不是答应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吗？”库图佐夫回答说：“我并没有不经战斗就放弃莫斯科。”尽管当时莫斯科已经放弃。阿拉克切耶夫奉圣旨跑来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回答说：“是啊，我刚才就说过这话。”尽管一分钟前他说的话完全相反。在众人糊涂他独清醒的情况下，拉斯托普庆伯爵把京城的灾难归咎于自己还是归咎于他，这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当炮兵司令，这在他更是无所谓了。
这位老人不仅在这种场合这么说，而且凭生活经验确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动力，因此他说话随便，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就是这个说话随便的人，在全部活动中，从没说过一句不符合他作战的唯一目标的话。显然，他因为人家不理解他而心情沉重，情不自禁地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自己的想法。从鲍罗金诺战役起，他就同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他说：鲍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他口头上这样说，在报告和呈文里也这样说，一直到死都这样说。他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罗斯。他在回答洛里斯东的讲话和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在法军撤退时，他说：我们所有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应该给敌人一条退路，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等战役都是没有必要的，到达边境时应该还保留点兵力，他不愿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描写为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以讨好皇帝的宫廷宠臣，只有他一个人，在维尔诺说，越过国境继续作战有害无益，因此使皇帝不悦。
单是语言还不能证明他对当时事态的认识。他的行动始终对着一个目标，从来没有丝毫偏离，而这个目标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竭尽全力打击法国人，第二，把他们打败，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苦难。
库图佐夫这个把“忍耐和时间”作为座右铭的慢性子老头，一向反对打硬仗，这次却以无比严肃的态度作好准备，发动了鲍罗金诺战役。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打响之前就说必败无疑，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上，尽管将军们都认为这一仗打败了，而且打胜的军队后撤是史无前例的，他一个人却力排众议，至死坚持鲍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敌军退却的整个时期坚持不进行当时已成为无益的战斗，不再挑起新的战争，不打到俄国国境之外。
只要不把十来个人头脑中的目标硬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要理解事件的意义现在已很容易，因为事件及其结果已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子当时怎么能清楚看出人民对事件的看法，并且在行动中始终坚持这种看法呢？
对当时事件洞若观火的非凡力量，就在于他对人民具有十分纯净和强烈的感情。
正因为人民承认他有这种感情，人民才违反沙皇的旨意，通过奇特的途径，推举这个不得宠的老头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正是这种感情使他登上人间最高的地位，他这个总司令才能竭力避免屠杀和毁灭人而怜悯和拯救他们。
这个谦逊朴实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不属于历史所虚构的那种统治人民的欧洲英雄。
在奴才的心目中不可能有伟人，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词有奴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