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逃跑中，法国人是在千方百计毁灭自己。从转到卡卢加大道到统帅丢下军队逃跑，他们没有一个行动具有丝毫意义。对这一阶段的战事，史学家总不能把群众的行动归因于一个人的意志而对这次退却任意描写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次战争，史学家的著作汗牛充栋，一再描述拿破仑的决策和他那深谋远虑的计划，他用兵的神奇本领，以及他的元帅们的天才部署。
从马洛雅罗斯拉韦茨退却时，他面前摆着一条通往粮草充足地区的道路，同时还有一条平行的道路可走，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的那条路，但他却毫无必要地走一条贫困难行的道路，而史学家却认为这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说成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再有，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行为则被说成是英雄之举，据说他准备在那里应战，亲自指挥战役，他曾举着桦树大棒说：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如今要做做将军了。”他说是这么说，但说完又继续逃跑，撇下他的残部听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又给我们描述元帅们的伟大精神，特别是奈伊，而他精神的伟大就在于他夜间穿过树林绕道偷渡第聂伯河，抛下军旗、大炮以及十分之九的军队向奥尔沙逃跑。
最后，史学家还对我们说，伟大的皇帝最后抛下英雄军队也是伟大的天才行动。就连那被人们称为卑鄙之至、连小孩子都认为可耻的逃跑行为在史学家笔下也得到了辩护。
每当历史评论这条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每当人的行动显然违反人类公认为善甚至正义的准则时，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一概念。“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善恶的标准。伟人无恶行。伟人无被控犯罪之忧。
一旦史学家说“这很伟大”，就不再有善恶，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善，不伟大就是恶。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被他们称作英雄的特殊人物的本性。拿破仑身着轻裘回家，任凭那些不仅是他的伙伴而且是（据他看来）由他带到那里的人灭亡，他还觉得“他很伟大”，因此心安理得。
“崇高（他自认为很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他说。于是五十年来全世界都一再重复说：“崇高！伟大！拿破仑伟大！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就是肯定微不足道和极端渺小。
基督既给了我们善恶的标准，我们认为不可能衡量的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谈不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