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温暖而黑暗的秋夜。小雨已下了四天。波尔霍维季诺夫换了两次马，一个半小时在泥泞的道路上跑了三十俄里，凌晨一点多钟到达列塔舍夫卡。他在一所篱笆上挂有“总司令部”牌子的农舍前下了马，就丢下马走进昏暗的门廊。
“值班将军，快！我有要事！”他对门廊里一个正在气喘吁吁地起身的人说。
“大人昨晚就不舒服，已有三天没睡觉了，”勤务兵低声求情说，“您还是先叫醒上尉吧。”
“我有要事，是陶赫杜罗夫将军派我来的。”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摸索着打开的门走进去。勤务兵走在他前面，唤醒一个人：
“大人，大人，有信使。”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一个人睡意蒙眬地问。
“从陶赫杜罗夫和叶尔莫洛夫那里来的。拿破仑到了福明斯科耶。”波尔霍维季诺夫说，在黑暗中看不清是谁在问他，但听声音不是柯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人打着呵欠，伸了伸懒腰。
“我可不愿去叫醒他，”他摸索着什么东西，说，“他病了！也许这是谣言。”
“这是报告，”波尔霍维季诺夫说，“我奉命立刻交给值班将军。”
“等一下，让我点上火。死鬼，你把蜡烛放到哪儿去了？”伸懒腰的人骂勤务兵说，原来他是柯诺夫尼岑的副官谢尔比宁，“找到了，找到了！”他添加说。
勤务兵打着了火，谢尔比宁摸到了烛台。
“哼，真脏！”他厌恶地说。
波尔霍维季诺夫凭着一星火光，看见手拿蜡烛的谢尔比宁年轻的脸，前面角落里还睡着一个人，那就是柯诺夫尼岑。
火绒点着硫磺木片，冒出青色火焰，然后变成红色火焰。谢尔比宁点着蜡烛，啃蜡烛的蟑螂纷纷从烛台上逃跑。他凭着火光瞧了瞧信使。波尔霍维季诺夫一身是泥，他用衣袖擦脸，又抹了一脸的泥。
“谁写来的报告？”谢尔比宁拿起信封，问。
“消息可靠，”波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他们都这么说。”
“没办法，只好去把他叫醒了。”谢尔比宁说，站起来走到那个头戴睡帽、身盖军衣的人跟前，“柯诺夫尼岑将军！”他叫道。柯诺夫尼岑一动不动。“到总司令部去！”他含笑说，知道这句话一定能使他苏醒过来。果然，戴睡帽的头立刻抬起来。柯诺夫尼岑脸容英俊刚毅，双颊绯红，现出一副好梦未醒的神情，但他突然抖擞精神，脸上又恢复平时沉着坚毅的表情。
“嗯，什么事？谁派来的？”他立刻问，但语气仍从容不迫，因不习惯烛光而眨着眼睛。柯诺夫尼岑听着军官的报告，拆开公文，看了一遍。他一看完，就把穿毛袜的脚伸到地上，动手穿靴子。然后拉下睡帽，拢了拢鬓发，戴上军帽。
“你赶路了吗？我们去见总司令。”
柯诺夫尼岑立刻明白，送来的消息极其重要，不能耽搁。这消息是好是坏，他没有考虑，也没有问自己。他对这事并不关心。他看待整个战争不用头脑，也不作推理，而是用别的东西。他内心深信，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但不能依赖这一点，更不用说出口，而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而对待自己的一份工作，他确实是全力以赴的。
柯诺夫尼岑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出于礼节被列入所谓一八一二年英雄的名单，与巴克莱、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普拉托夫、米洛拉多维奇等人并列。他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是个出名的知识不多、能力有限的人。他同陶赫杜罗夫一样，从来没有制订过作战计划，但总是在最困难的地方指挥战斗。自从被任命为值班将军以来，他总是开门睡觉，并吩咐不论谁来都可以叫醒他。战斗的时候，他总是冒着炮火，出生入死，为此库图佐夫常常责备他，并且不敢派遣他。其实，他也像陶赫杜罗夫一样，是个不声不响、不受人注意的齿轮，却是机器的主要部件。
柯诺夫尼岑离开农舍，走进潮湿的黑夜，皱起眉头，一半是由于头痛得更厉害，一半是由于头脑里浮起一个不愉快的想法：参谋部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物，特别是塔鲁季诺战役后同库图佐夫不共戴天的别尼生，听到这消息不知会怎样乱成一团。他们会怎样提出建议，相互争吵，发布命令，取消命令。这个预感使他不快，尽管他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果然，他顺路把这消息报告托里，托里立刻向同住的将军讲述他的想法。柯诺夫尼岑没精打采地默默听着，然后提醒他应该去见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