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六日夜间，法军开始行动：拆掉厨房和棚子，装好车，部队和辎重就开拔了。
七日晨七时，法军押送队身穿行军装，头戴高筒帽，扛着枪，背着背包和大口袋，站在棚子前。队列里发出一片喧闹的法语谈话声，其中夹杂着咒骂。
棚子里所有的人都穿上衣服，束好腰带，穿上靴子，收拾停当，只等命令一到就出发。生病的士兵索科洛夫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眼圈发青，独自坐在原地，没有穿衣着靴，两只瘦得鼓出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不注意他的同伴，均匀地低声呻吟着。显然，他呻吟与其说是由于痛苦（他得了痢疾），不如说是害怕他一个人被留下来。
皮埃尔用绳子束腰，穿着普拉东用茶叶箱的包皮替他做的鞋（这块皮子是一个法国人拿来补靴底的），走到病人跟前蹲下来。
“我说，索科洛夫，他们并不是一去不回来！他们在这里还有一座医院。说不定你比我们谁都幸运呢！”皮埃尔说。
“哦，天哪！我要死了！哦，天哪！”那个士兵更加大声地呻吟起来。
“我这就再去求求他们。”皮埃尔说，站起来向棚子口走去。皮埃尔刚走到门口，昨天那个请皮埃尔抽烟的班长带着两个士兵从外面走来。班长和士兵都是行军装束，背着背包，戴着高筒帽，帽带闪闪发亮，扣住下巴。这使他们的相貌都显得同平时不一样。
班长是奉命前来关门的。出发以前要清点俘虏人数。
“班长，病号怎么办？……”皮埃尔说，但他刚开口就犹豫起来，不知对方是不是他所认识的班长，还是别的陌生人，因为此刻班长的模样大变了。此外，皮埃尔说话的时候，两旁突然响起咚咚的鼓声。班长听了皮埃尔的话皱起眉头，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两边鼓声震天，淹没了病号的呻吟。
“来了！……又来了！”皮埃尔自言自语。脊背上不由得掠过一阵寒颤。从班长变了色的脸上，从他的语气里，从震耳欲聋的紧张鼓声里，皮埃尔听出那强迫人们去残杀同类的无情的神秘力量，也就是上次行刑时他感受到的那种力量。害怕这种力量，竭力逃避它，向成为这种力量的工具的人哀求或劝告，都是没有用处的。这一点皮埃尔现在懂得了。只能等待，只能忍耐。皮埃尔没再走到病号跟前去，也没看他。他默默地站在棚子门口，皱紧眉头。
棚子门打开了，俘虏们像一群绵羊争先恐后地向门口挤去，皮埃尔抢到他们前面，走到上尉跟前。他就是班长说过愿为皮埃尔尽力的那个上尉。上尉也是一身行军装束。从他那冰冷的脸上，皮埃尔认出了班长的语气和鼓声里所表示的那种力量。
“走，走！”上尉说，板着脸，瞧着聚集在他旁边的俘虏。皮埃尔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走到上尉面前。
“哦，还有什么事？”上尉冷冷地回头瞧了瞧，仿佛不认识似的。皮埃尔提到那个病号。
“他也得走，真见鬼！”上尉说，“走，走！”他眼睛不看皮埃尔，继续说。
“不行，他快死了……”皮埃尔刚开口说。
“走开，走开！”上尉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嚷道。
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皮埃尔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已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现在再说也没有用。
法军把被俘的军官从士兵中叫出来，让他们走在前面。军官有三十来人，包括皮埃尔在内，士兵有三百人左右。
从其他几个棚子里出来的被俘军官都是陌生的，穿戴都比皮埃尔好。他们望着皮埃尔，望着皮埃尔的鞋，露出怀疑和冷漠的神态。离皮埃尔不远有个胖少校，身穿喀山长袍，腰束一条手巾，脸色又肿又黄，怒气冲冲地走着。他在被俘同伴中显然得到普遍尊敬。他一手拿着烟荷包插在怀里，另一只手握着长烟管。少校气喘吁吁，鼓着腮帮，发着牢骚，生大家的气，仿佛他们都在挤他，他们没有急事，却都急急忙忙，没有怪事，却都大惊小怪。另一个瘦小的军官，老找人说话，猜测现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今天能走多少路。一个穿毡靴和军需官制服的军官跑来跑去，瞭望大火后的莫斯科，大声说着他的观察结果：什么房子给烧毁了，那是莫斯科的什么区。又有一个军官，听口音是波兰人，同军需官争论着，向他说明，他把莫斯科的地区弄错了。
“还争什么呀？”少校怒气冲冲地说，“尼古拉区也好，弗拉斯区也好，还不是一样。瞧，都烧光了，全完了……挤什么呀，道路还不够宽吗？”他生气地对后面的人说，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挤他。
“哎呀呀，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俘虏们望着周围的火烧场，不断地惊叹，“还有莫斯科河滨区，还有祖波夫区，还有克里姆林宫，瞧，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莫斯科河滨区全完了，就是这么回事。”
“您知道烧了，还谈它做什么！”少校说。
在经过哈莫夫尼基区（莫斯科少数几个未烧毁的区之一）的教堂时，俘虏们突然闪到一旁，发出恐惧而恶心的呼叫。
“瞧，这些恶棍！这些异教徒！是个死人，是个死人……脸上还抹过什么了。”
皮埃尔听见叫声，也向教堂那里走去。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教堂墙上靠着一个东西。他从眼力比他好的同伴嘴里知道那是一具尸体，竖着靠在墙上，脸上还抹过煤烟……
“走！走！……你们这些鬼东西……”押送队大声骂着，法国兵又凶相毕露，拔出短剑驱散围观尸体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