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有了令人失望的经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心头又涌起热烈的憧憬。但是，我发现给玛丽·安梳洗打扮可不是件轻松活儿，她那头浓密的头发得涂上润发油，编成三条长辫子，还得系上用缎带编成的蝶蝴结。我的手指不习惯干这事，干起来非常困难。她告诉我说，她的保姆只要用我的一半时间就能干好。为了表明她极不耐烦，她老是扭来扭去，这使我用了更长的时间。梳装打扮好了，我们来到教室，和另一个学生会面，陪他俩在那里一直聊到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吃完早饭，和布罗姆菲尔德太太寒暄了几句，我又和两名学生回到教室，开始一天的教学工作。我发现我的两名学生功课实在太差。尽管汤姆对一切要动脑子的事全都厌恶，但还不能说他没有能力。玛丽·安几乎一字不识，却满不在乎，一点不肯用心，我差点儿教不下去了。全凭我以极大的耐心、不辞辛劳的努力，总算在上午把功课教了一些。接着，我又陪两名小学生到花园和毗邻的庭院去，在午餐前稍事休息。我们在那儿相处得还不错，但是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想跟随我：无论他们想上哪儿，我都得随着他们转。我得由着他们的性子，跟着他们时而奔跑，时而慢走，时而站住，我认为，这是把师生的作用颠倒过来了。使我加倍感到不愉快的是：他们似乎专爱到最脏的地方去作最讨人嫌的消遣，这次是这样，以后很多次也是这样。但是，这是无法补救的：要是不跟随他们，就只能完全撇开他们，那样一来，倒像是我不负责任了。今天，他们对草坪尽头的一口井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他们不断往井里扔木棍和卵石，扔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一直担心他们的母亲会在窗口观看，事后会责备我不好好领着他们锻炼身体，却允许他们玩水，结果弄脏了衣服，弄湿了手脚。但是，无论我如何说理、命令或恳求，都不能使他们离开。如果说她没有看见的话，那么确实有另外一个人看见了——一位绅士骑着马进了门，正行进在车道上，走到离我们只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住马，用暴戾刺耳的声音向孩子们喊叫，让他们“离开水井”。他说：“格雷小姐——我想你是格雷小姐吧——，这真让我吃惊，你怎么能让他们把衣服弄得这么脏！你难道没看见布罗姆菲尔德小姐的外套沾上了泥，布罗姆菲尔德少爷的袜子都湿透了吗？而且他俩都没戴手套？天呐，天呐！我请求你以后至少要让他们保持体面！”他一边说，一边调转马头，继续朝住宅方向走去。他就是布罗姆菲尔德先生。他称自己的孩子为布罗姆菲尔德少爷和布罗姆菲尔德小姐，真使我觉得奇怪。更奇怪的是，他竟然会用这么没有礼貌的态度对我说话，我是他们家的教师呀，又是初次与他见面。一会儿，响起了召唤我们进屋去的铃声。我和孩子们一点钟时进正餐，而他和他的太太在同一张餐桌上用便餐。他在餐桌上的举动并没能使我对他的尊敬增加多少。他身材中等偏矮、偏瘦，三、四十岁年纪，嘴很大，脸色苍白，没有光泽，眼睛是浅蓝色的，须发的颜色象麻绳。他面前放着一条烤羊腿：他切下一些分别递给太太、孩子们和我，还让我替孩子们把肉切碎。接着，他把那条羊腿翻过来掉过去，从各个不同角度端详后说，这道菜没做好，下令把冷牛肉送上来。
“亲爱的，这羊肉怎么啦？”他的太太问。
“烧过火了。布罗姆菲尔德太太，你难道吃不出来，所有好的滋味都烤没了？你难道看不出来，所有鲜美的、红红的肉汁都烤干了吗？”
“算了，我想那牛肉会配你胃口的。”
牛肉送到他面前，他拿起餐刀来切，但仍带着满脸的不高兴。
“布罗姆菲尔德先生，那牛肉又怎么啦？我敢肯定上回的牛肉很可口。”
“上回的牛肉是很可口。是块最好不过的带骨腿肉，可是全给糟蹋了，”他惋惜地回答。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唉，你难道没看出来那是怎么切的？天呐，天呐！真是骇人听闻！”
“准是厨房里给切错了。喏，我明明记得昨天我在这里切的时候，切法蛮对的嘛。”
“毫无疑问，是厨房里给切错了——那些粗笨的家伙！天呐，天呐！谁见过这么好的一块牛肉会给彻底毁掉的！不过，以后你要记住：一道好菜从这张餐桌撤下去后，别让厨房里的人动它，布罗姆菲尔德太太，这件事可要记住！”
尽管说牛肉已经给毁掉了，这位绅士还是很精细地给自己切下几片肉来，默不作声地吃了一些。等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中的怒气已经减去不少，他问晚上的正餐吃什么。
“火鸡和松鸡，”太太回答得简明扼要。
“别的还有什么？”
“鱼。”
“什么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喊道，严肃的目光从他的盘子往上移，由于惊讶，他停住了手中的刀叉。
“不知道，我吩咐厨师准备鱼——我没有特别指定哪一种。”
“唉，那就糟啦！一位自称主持家政的太太，竟会连正餐吃什么鱼都不知道！说是吩咐过了要鱼，又没有特别指明要哪一种！”
“布罗姆菲尔德先生，也许今后还是由你亲自来吩咐正餐吃什么的好。”
餐桌上的谈话到此为止，我能和学生们离开餐厅真是太高兴了。我生平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桩并非我自己的过错而感到如此的羞辱和不快。
下午又是上课，进行户外活动，回教室吃茶点，然后我给玛丽·安穿好衣服，准备去吃饭后甜食。等她和她哥哥下楼去餐厅时，我抓紧机会开始给家里的亲人们写信，但是信才写到一半，孩子们又回到楼上来了。我七点钟时必须伺候玛丽·安上床睡觉，接着陪汤姆玩到八点钟，等他也离去时，我才把信写完并打开箱子检点衣物，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做这些事的机会。最后我自己也上床睡觉了。
但是，以上所述的我们的一天活动仅仅是在十分顺利的情况下的一个实例。
我和学生们彼此熟悉以后，我的教育和监督任务并没有变得轻松一些，随着他们的性格逐渐袒露，却变得更加困难了。我很快就发现，家庭教师这一称号对于我来说纯粹是个嘲弄：我的两名学生决不比野性难驯的马驹子更具有服从意识。由于他们始终害怕父亲暴戾的性格，怕惹恼了他会受到惩罚。因此当着父亲的面，他们一般说来还不致越轨。母亲生气时，几个女孩子还有几分惧怕。那男孩偶尔也会因贪图母亲的悬赏而按照她的指示办事，但是我可拿不出任何奖品来。至于说到惩罚，我早就懂得了，这项特权只有他们的父母才能行使。然而，家长们却仍然希望我能把学生们管得循规蹈矩。对别的孩子，也许可以利用他们怕老师生气。希望得到老师称赞的心理而加以引导，但是这两者对他们统统无效。
汤姆少爷并不以拒绝管教为满足，还喜欢发号施令，他以拳打脚踢的方式表明决心：不但要让妹妹，而且要让教师服从他。他长得比同年龄的男孩高大强壮，这一事实带来不容忽视的麻烦。遇到孩子胡闹，本来只要结结实实地打他几个耳光就会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但是，真要这么办，他就会在他母亲面前编瞎话，而他母亲肯定会相信，因为她对儿子的诚实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尽管我早就发现，在这方面，他远远不是无可指摘的。因此，我决定尽量克制，即使为了自卫也不揍他。在他野性大发作时，我采用的唯一手段仅是把他摔倒在地，按住他的手脚，直到他的疯劲儿减退为止。制止他干他不该干的事固然困难，但强使他干他应该干的事更是难上加难了。他常断然拒绝学新课或复习旧课，甚至眼睛都不肯往书上看。同样，在这种情况下，用桦木棍好好揍他两下也许早好了。可是，既然我的授权有限，我也只能尽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
由于学习和游戏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我决定给学生留些作业，只要他们稍稍用心，这些作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要是他们完不成作业，不管我多么疲乏，不管他们有多任性，只要他们的父母不横加干涉，我是决不允许他们离开教室的。为了让他们留在教室里，我不惜搬把椅子坐下，堵住门口。我决心尽量利用我仅有的武器：耐心、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决心始终信守我提出的警告和作出的承诺，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非常小心，决不随便说自己无法兑现的话。我要注意自我克制，一切烦躁和任性都是无济于事的。在他们表现尚好时，我要尽量对他们亲切、有礼，尽可能使他们分清行为的好与坏。我还要以最简明、有效的方式向他们讲清道理。当他们犯了大错，我在责备他们或拒绝他们的要求时，我主要是为他们痛心而不仅是感到气愤。我要把他们常用的短小赞美诗和祈祷文改得简单、明了，使他们能够理解。当他们晚间作祷告请求宽恕自己的错误行为时，我要严肃地提醒他们这一天所犯的过错，但是态度极为诚恳，以免引起他们的对立情绪。谁淘气了我就让他唱悔罪的赞美诗；谁的表现较好，我就让他唱欢快的赞美诗。我要尽量用引人入胜的语言对他们进行多样的教诲，所说的话似乎不外乎他们眼前所见的娱乐。
我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总有一天，我的工作将不仅对孩子们有益，而且还将使他们的父母感到满意。此外，我家中的亲人们也会由此相信我并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无能和鲁莽。我知道，有待我去克服的困难很大，但是我同样知道（至少我相信），依靠恒久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能够取得胜利。我日夜祈求上帝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然而，也许是孩子们太难管教。家长们太不可理喻，也许是我的想法太不对头，或是我太缺乏付诸实行的本领，我最良好的意愿、最顽强的努力除了招致孩子们的嘲笑、家长们的不满和我本人的痛苦外，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更好的结果。
当教师的工作既操心又费力。我不得不追赶我的学生，把他们抓住，抱回或拖回书桌前。我常常要把他们强按在座位上才能把课上完。我常要让汤姆站在教室的角落里，我搬过一把椅子坐在他面前，替他捧着上面有他必须背诵或阅读的一小点功课的那本书，直到他完成了才放他。他想连人带椅子把我推开，力气还不够，因此他就站在那里浑身乱扭，脸上做出最奇形怪状的丑相——要是让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见，那样子确实挺逗乐的，可是我乐不起来——同时，他大声哀号，叫唤，装哭，但根本没有眼泪。我知道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惹我生气，因此，尽管我因焦急、恼怒，心在颤抖，但我勇敢地克制自己，不露出一丝烦恼的迹象；我假装满不在乎地端坐着，直到他愿意结束这场游戏时为止。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书上了，嘴里念诵或背诵他必须学会的那几句话，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到花园里去奔跑、游戏。有时他存心把字写得一塌糊涂，我只好握住他的手，防止他故意染上墨渍，污损纸面。我常常警告他：如果不好好写，就罚他重写一行。他会顽强地拒绝写那行字。为了做到有言必信，我不得不采取最后手段：抓起他的手，强迫他握住笔，我拿住他的手上下移动，尽管他还在反抗，但那行字总算勉强写成了。
然而汤姆还不是我学生中最难管教的那一个。有时我十分高兴地发现，他能懂得，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做完功课，先到室外去玩，等着我和他的两个妹妹前去会合。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玛丽·安恰恰在这一点上很难得以他为榜样。她显然认为，最好玩的游戏是在地板上打滚，象一块铅似地往地上一倒，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地上拽起来后，还得用一条胳臂夹住她，另一只手替她拿住书，好让她对着读或拼音。那六岁女孩个子很大，身子死沉死沉的，我一条胳臂夹不住了，就换用另一条，要是两臂都已筋疲力尽，我就把她拖到房间的角落里，对她说：要是她能学会用脚自己站起来，她就可以出去玩。但是，一般说来，她宁愿像一截木头似地躺着，直到吃饭或用茶点的时候。由于我无权罚她不吃东西，就不得不放她出去，她就会爬出房间，并且轻蔑地露齿一笑，那圆圆的红脸蛋上挂着胜利的神色。她常顽强地拒绝念课文中的某个特别的词，我至今仍为白白化费力气而终于未能战胜她的执拗而遗憾。假如我当时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事而听其自然，并不为克服它而作无效的努力，那么对我们双方都会好些。但是，当时我相信：把孩子的不良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绝对是我的责任；如果我能做到，事情本该是这样的。要不是我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我本来是能强迫她服从的，但是，事实上这成了她与我之间的一场力量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时常是她取得胜利，而每一次胜利都使她的勇气和力量大增，以便投入下一次斗争。我用说服、诱导、恳请、威吓、责骂的办法都毫无效果。我不许她出去玩，在不得不带她出去时也不陪着她玩，不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话，或干脆不答理她，但是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我竭力想使她懂得：听话对她有利，如果她听话，别人就会爱她，十分亲切地对待她，但是如果她死抱住那愚蠢可笑的拧脾气，就会带来种种坏结果，但这些话也都是耳边风。有时，她要我为她做什么事时，我会这样说：“好的，我愿意做，玛丽·安，只要你把那个词说出来！你最好马上就说，以后就不必再为它费心了。”
“不！”
“要是这样，我当然什么事情也不能为你做了。”
我在她这个岁数或更小时，别人不理我或不喜欢我是对我的最可怕的惩罚，但是这一切对她却无动于衷。有时我被她气得实在忍不住了，就抓住她的肩膀使劲摇撼，或者拉她的长头发，要不就把她拽到房间的角落里去。对于这一切，她用大声刺耳的尖叫来惩罚我，那就像是用刀子扎我的脑袋。她知道我最怕听这种声音，当她把嗓门提高到极限时，她就会带着已经报了仇的满意表情看着我的脸，一面喊道：“这一下你听见了吧！”接着又一声连一声地尖叫起来，直吵得我不得不捂住耳朵。那可怕的尖叫声往往会把布罗姆菲尔德太太招上楼来，打听出什么事了。
“太太，玛丽·安是个淘气的女孩。”
“怎么会发出这么可怕的叫声？”
“她在发脾气。”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可怕的叫声！就像是你要宰了她似的。她为什么不和哥哥一起出去玩？”
“我设法让她做完她的作业。”
“不过玛丽·安一定是个好女孩，能做完作业的。”这话是以和蔼的态度对着孩子说的，“我希望再也不会听见这么可怕的喊叫声了！”
她那冷酷无情的目光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其中的含义不容误解，然后她关上门就走开了。有时，我用出其不意的办法企图智取这个脾气特别拧的小家伙，当她正想着别的事情时，我以随便的口气问她一个词；她常常是快要说出来了，又突然止住自己，她那挑衅的目光似乎在说，“呀！我精明得很，不会上你的当，你休想把它从我嘴里骗出来！”
下一回，我假装已经把这件事忘记干净了，像平常一样和她说话、游戏。晚上，我帮她脱衣上床，她躺在那里面带微笑，心情十分愉快。在离开她时，我弯下身子以与刚才同样愉快和亲切的声音对她说，“听着，玛丽·安，在我吻你、向你说晚安以前，把那个词说给我听。现在你是个好女孩了，你当然会说的。”
“不，我不说。”
“那我就不能吻你了。”
“这个，我不在乎。”
我表示为此而非常悲伤，但这没有用，我期待着她脸上会出现某种懊悔的迹象，但这也是徒劳，她是真的“不在乎”，我只得把她独自撇在黑暗里。她最终证明了性格的冷酷和脾气的执拗，这是最令我无法理解的事。在我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想象还有哪一种惩罚比母亲晚上拒绝吻我更能使我痛苦的了：别说真发生这样的事，只要想一想也会使我害怕。幸亏我从未尝过比想一想更可怕的滋味，因为我从来没有犯过够得上用这种方式加以处罚的错误。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姐姐犯了错误，母亲觉得应当这么来惩罚她。当时她有什么感受，我说不上来，但是我却为她痛苦得流下了同情之泪，这件事是不会轻易忘怀的。
玛丽·安另一个令人烦恼的癖性就是她总也改不掉爱到育儿室去和两个妹妹以及保姆玩的习惯。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既然她母亲已经向我表示过不赞成，我当然要禁止她去，并且尽力要让她和我待在一起。然而，我的禁止却增加了她对育儿室的兴趣，我越是努力禁止，她反而去得越勤，待得越久。布罗姆菲尔德太太对此极为不满，我很清楚，这位太太会把这件事的一切过错都算在我的帐上。我的另一桩苦差使是早晨的梳洗、穿衣，有时她不让我给她洗脸，有时她不让我给她穿衣，除非穿她指定的某件衣服，但我知道她母亲不喜欢她穿那一件。有时，我一碰到她的头发她就会尖叫着跑开。所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她带下楼来时，早餐已经吃了一半了。“妈妈”恶狠狠的眼神。“爸爸”气冲冲的瞥视在向我（即使不完全针对我，也肯定有我一份）诉说：最令“爸爸”生气的事莫过于吃饭不准时。此外，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琐事，其中之一是：我没有能力使布罗姆菲尔德太太对她女儿的穿戴满意，以及那孩子的头发“总是见不得人”。有时，作为对我的谴责，她会亲自执行一名梳妆侍女的任务，接着又以辛辣的言词埋怨这件事给她带来的麻烦。
当小范妮也进教室来学习时，我希望她的脾气会温和些，至少能做到不使人讨厌。但是，才几天功夫（如果不说几个小时的话）就足以使我的幻想破灭：我发现她是个好恶作剧的、难对付的小家伙，年纪虽小，但已深深陷入撒谎、欺骗的恶习。使人吃惊的是，她专爱使用她那两项最拿手的进攻兼防卫的武器，她对谁不满就往谁的脸上啐唾沫；当她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发出公牛般的吼叫。父母在场时，她一般说来都表现得十分文静，在他们的印象里，她是个性情十分温柔的孩子，正因为如此，她撒的谎更容易使他们信以为真，当他们听到她大声吼叫，总认为是我在虐待她，对她处置不当。当他们带偏见的眼睛终于也看到她的坏脾气时，我知道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咎于我。
“范妮变得这么淘气了！”布罗姆菲尔德太太对她丈夫这样说，“你没有发现吗，亲爱的，自从她进了教室，她变样儿了？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变得和那两个孩子一样坏。我说来也难过，他们最近可是大大地变坏了。”
“你可以这么说，”她丈夫回答，“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本来以为给他们雇个家庭教师，他们会有进步。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越变越糟。我不知道他们功课学得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们的行为举止可是一点改进都没有，他们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粗鲁，更加脏，更加没有礼貌。”
我知道这些话都是冲着我来的；这些话，以及一切与此相类似的旁敲侧击比任何公开的指责使我受到更深的伤害。因为，他们若是公开地指责我，我就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现在，我得出结论，最聪明的办法是抑制一切怨恨的冲动。一切畏难的情绪，尽力而为。因为，尽管我的处境极其令人厌恶，但我仍很想保住目前的位置。我想，只要我始终保持坚定、正直的精神，不懈地努力，那么到一定时候，孩子们会变得更加具有人性的。我要让他们每一天都有某些微小的进步，最终他们就容易管理了；孩子到了九、十岁，如果还像这两个六、七岁的孩子那么野性难驯，那就是疯子了。
我自以为继续在这里干下去会对父母和姐姐有益；尽管我的薪金很菲薄，我总算是在挣一些钱。只要我厉行节约，我完全能为他们积攒下一笔钱；如果他们肯接受，将是对我的莫大鼓励。再说，我得到这份工作完全出于我本人的意愿：由此带来的磨难都是我自找的，我决心承担这一切。不，我甘愿承担更多的磨难，对于我所做过的事我甚至并不感到遗憾。即使是现在，我仍渴望向我的亲人们表明：我有能力担负起我的工作，能够光荣地尽责到底。每当默默的屈从使我感到羞辱，无尽的劳作使我无法忍受时，我的心会向家中的亲人们寻求支持，我默默地吟诵着：
他们可以把我碾碎，但不能使我屈服！
我想的是你们，而不是他们。
圣诞节期间我获准回家探亲，但假期只有两个星期。布罗姆菲尔德太太说：“你不会想要一个长假期的，因为不久前你刚和家人们见过面。”我随她这么想去，但是她根本不知道：和亲人们离别的十四个星期对我来说是多么漫长，多么可厌，我一直在热切地盼望假期，他们缩短了我的假期使我多么失望。但是，这不能怪她，我从来没有向她袒露过我内心的感情，不能指望她会推测到我的想法；再说，我在她家工作还不到一个完整的学期，因此她有理由不让我享有一个完整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