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布拉格
沃洛佳作为苏联红军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布拉格参加了和捷克军队的会谈。他们住在帝国饭店装饰豪华的房间里。
布拉格的雪很大。
沃洛佳想念卓娅和小科特亚。科特亚已经两岁了，认字的速度非常快。孩子身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似乎天天都会变个样。卓娅又怀孕了。沃洛佳不愿和家人分别整整两周。代表团里的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个脱离妻子的好机会。他们喝很多酒，和野女人打情骂俏，但沃洛佳只想回家。
两军间的会谈在稳步进行中，沃洛佳此行却另有任务，他的任务是报告军队情报机关死对头——苏联秘密警察，在布拉格的愚笨行动。
沃洛佳对现在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劲了。以前他的许多信仰都渐渐倒塌了。他对斯大林、共产主义以及苏联人民的美德不再有信心。连父亲也不是亲生的了。如果能带上卓娅和科特亚，他一定会投奔到西方去。
但他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在了目前的工作上，通过现在的工作，他可以在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信仰上做些事情。
两星期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抛弃了他们的政治同盟，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捷克著名的二战英雄、反共先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被监禁在了他的办公楼——切尔尼宫的楼顶。苏联秘密警察无疑是这起阴谋的幕后黑手。事实上，同样住在帝国饭店的沃洛佳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就参与了这个阴谋。
沃洛佳的上司莱米托夫把这个阴谋看成苏联对外关系的灾难。马萨里克原本有机会向世界证明，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羽翼下保持自由和独立。他本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采取西方民主体制，但又和苏联友好合作的国家。这是个完美的安排，愿景中的捷克政府既可以让美国安心，又能让苏联得到它们想要的一切。但这种均衡却因为苏联秘密警察的横插一杠而被打破了。
伊利亚却还在叫嚣：“资产阶级政党必须被打倒！”一天晚上，他在饭店的酒吧这样对沃洛佳说。
“你知道美国参议院发生了什么吗？”沃洛佳温和地问，“参议院老牌的孤立主义议员范登堡发表了八十分钟的演讲，支持‘马歇尔计划’。他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鼓掌。”
乔治·马歇尔把不成熟的主意发展成一个计划。这主要得归功于英国外交部长厄尼·贝文的机智。在沃洛佳看来，贝文是反共分子中最危险的一类人：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身材臃肿，他的反应却足够敏捷。贝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由欧洲各国参加的会议，对马歇尔的哈佛演讲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从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间谍那沃洛佳得知，贝文决意将德国归入马歇尔计划，而把苏联排除在外。斯大林号召东欧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正好落入了贝文的陷阱。
苏联秘密警察似乎正竭尽全力阻止马歇尔计划在国会通过。“参议院本打算否决马歇尔的这项提案，”沃洛佳对伊利亚说，“美国的纳税人不支持这项提案。但布拉格发生的阴谋让他们觉得有必要让这份议案得以通过，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崩塌的危险。”
伊利亚愤慨地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政党想接受美国的贿赂。”
“我们应该纵容他们，”沃洛佳说，“这也许是破坏援助的最快办法。国会会以此理由否决马歇尔计划——他们不想把钱交给共产党人。”
“马歇尔计划是帝国主义的诡计！”
“是的，”沃洛佳说，“但我觉得它会起效果。我们的战时同盟正在组成一个反苏联的集团。”
“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必须以有效的方式被清除。”
“是的。”很奇怪，伊利亚这种人竟然可以一直坚持错误的政治判断不动摇。
“我得睡觉去了。”
才晚上十点，不过沃洛佳也回房睡觉了。他躺在床上，心里想着卓娅和科特亚，希望能对他们说上声晚安。
他的思绪转到了这次的任务上面。两天前，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墓前的一个仪式上，见到了扬·马萨里克。托马斯·马萨里克既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象征，也是扬·马萨里克的父亲。穿着毛领大衣的扬·马萨里克光着头，站在雪中，显得非常压抑。
沃洛佳想，如果扬·马萨里克可以被说服继续做外交部长，那有些妥协就有望达成。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政府，但在国际关系上却保持中立，或至少保持一点反美的倾向。马萨里克有足够的外交手段和国际信用确保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大阵营间走钢丝。
沃洛佳决定，第二天就把他的建议告诉莱米托夫。
他睡得很好，并且按照生物钟在六点准时起床。起床以后，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仔细一想，应该是昨晚和伊利亚的那段对话。当时，伊利亚说的“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应该是马萨里克，“以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处死。
伊利亚早早上了床，这意味着他们今天一大早就要开始行动。
我是个傻子，沃洛佳心想。这么多迹象都放在我眼前，可我现在才想到。
他跳下床，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
他动作飞快，穿上厚厚的外套、围巾和帽子。饭店外面没有出租车——时间还早。他可以叫一辆红军的公务车，但叫醒司机，把车开过来至少还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开始步行。切尔尼宫离帝国饭店只有一到两英里路。他朝西面走，经过布拉格优雅的市中心，穿过查尔斯桥，快步朝建在小山上的切尔尼宫而去。
马萨里克没有在等他，也不会听取一个红军上校的意见，但沃洛佳确信，马萨里克见到他一定很好奇。
他快步走过雪地，在六点四十五分抵达了切尔尼宫。这是幢巴洛克式的建筑，楼上三层各自树立着一排科林斯石柱。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没有什么警卫。一个警卫向他指了指切尔尼宫的正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地穿过了一楼华丽的大厅。
他原本以为会在前台遇到秘密警察的蠢蛋，但前台没有什么秘密警察。这是个不好的兆头，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大厅的另一边是个内院。透过窗户，他看见雪地里像是躺着一个男人。也许他喝醉了——如果真是那样，直接躺在雪地里，也是会被冻死的。
沃洛佳碰了碰门，发现是开着的。
他冲出门，跑到内院中，那个男人躺着的地方。男人穿着丝绸内衣，脸朝下趴在地上。他的身上没有雪，想必躺在那里还没多久。沃洛佳跪在他身旁。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呼吸。
沃洛佳抬起头，内院两侧，两排窗户像士兵一样排列着。为了御寒，所有窗子都关上了——只有男人正上方的那扇窗，完全敞开着。
似乎曾经有人从那扇窗户里被扔了出来。
沃洛佳把地上那具已无生气的身体翻过来，看见了男人的脸。
死者正是扬·马萨里克。
为了应对苏联对西欧的入侵，三天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紧急作战方案。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成了报章的热议话题。“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战争，”杰姬·杰克斯对格雷格·别斯科夫说，“怎么又要打一场了呢？”
“我也一直这样问自己。”格雷格说。
他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格雷格正在和乔治扔棒球，此时正好停下来歇一口气。
“还好他的年龄太小，不必出去打仗。”杰姬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看着小乔治，他正在和一个金发女孩聊自己的年龄。他的Keds鞋的鞋带散了，衬衫下摆也露在外面。他十二岁了，并且还在一天天长大。他的上唇长出了一点毛茸茸的胡须，个头看起来似乎又比上周高了三英寸。
“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把海外的部队往回调，”格雷格说，“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但红军还没撤。造成的后果是，他们驻在德国的军队是我们的三倍。”
“美国人不想再打仗了。”
“没错，每个美国人都这样想。杜鲁门为了赢得十一月的大选，会竭尽全力避免又一次战争。但这场仗还是有可能要打的。”
“你马上就要退出军队了。你今后准备干些什么呢？”
杰姬的嗓音中有一丝颤抖，格雷格怀疑她并不像装得那样随意。他看着杰姬的脸，杰姬的表情却高深难测。格雷格说：“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就参加1950年的国会选举。爸爸同意资助我的选战。总统选举后我这边的准备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她把目光转向另一边。“哪个党派？”她机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格雷格不知道自己哪句话使她失望了。“当然是共和党。”
“你的婚姻怎么样了？”
格雷格吃了一惊：“为什么这么问？”
她直直地看着他：“你结婚了吗？”她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我马上要结婚了，新娘名叫内莉·福德汉姆。”
“我猜到了。她几岁啊？”
“二十二岁。你说‘你猜到了’是什么意思？”
“政治家需要找个老婆。”
“我爱她！”
“你肯定爱她。她们家也是从政的吗？”
“她爸爸是个律师。”
“天作之合。”
格雷格被激怒了。“别这样嘲讽人！”
“格雷格，我了解你。我跟你胡混的时候你比现在的乔治大不了多少。你任何人都可以糊弄，唯独糊弄不了你妈妈和我。”
杰姬问：“内莉知道乔治的事情吗？”
“不，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是啊，有个私生子已经够糟了，有个黑人私生子一定会毁了你的前途。”
“我知道。”
“和黑人妻子几乎一样糟。”
格雷格很吃惊，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你难道觉得我要娶你吗？”
她的表情很痛苦：“天啊，当然不会！如果要我在你和‘酸浴杀手’之间做个选择，我还会要求给我时间好好想一想呢！”
格雷格知道她在撒谎。一时他盘算起迎娶杰姬的主意来。异族通婚在美国非比寻常，在黑人中间会引来和白人中间一样多的敌意，但许多白人还是和黑人结了婚，还承受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他从来没像喜欢杰姬那样喜欢过其他女孩，甚至连和他恋爱多年、因为等不来他的求婚而负气分手的玛格丽特·科德里也一样。杰姬伶牙俐齿，但他很喜欢这点，也许因为他母亲也这样。如果三个人能一直待在一起，那也不错，乔治会渐渐学会叫他爸爸的。他们可以在居民思想开明的地方买座宅子，也许是乔治城那种有很多学生和年轻教授的地方。
接着他看见乔治的年幼金发女伴被父母叫走了，女孩表情凶恶的白人母亲侮辱性地向乔治挥了挥手指。这时他意识到迎娶杰姬是世界上最糟的念头。
乔治回到格雷格和杰姬坐着的地方。“学校里怎么样？”格雷格问他。
“我比过去更喜欢学校了，”男孩说，“数学也越来越有趣了。”
“我的数学就很好。”格雷格说。
杰姬说：“总算找到共同点了。”
格雷格站起身。“我必须得走了。”说着，他捏了捏乔治的胳膊。“小子，把数学学好。”
“好的。”乔治说。
格雷格朝乔治挥了挥手，离开了。
杰姬无疑和他一样，也在考虑着结婚的事情。她知道离开军队对他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迫使他对未来进行思考。杰姬不会真以为他会娶她，但必定抱着一份内心的期待。现在他亲手粉碎了杰姬的期待，这实在太糟糕了。即便她是白人，他也不会娶她。他喜欢杰姬，喜欢他们的儿子乔治，但他还有前途要考虑，他要娶一个能给他带来支持和关系的女人。内莉的爸爸在共和党很有权势。
他走到离公园没几个街区的意式餐馆“那不勒斯餐馆”。内莉已经到了，绿色的小帽下面伸出几缕铁红色的头发。“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希望我没迟到。”说着他坐了下来。
内莉表情冰冷。“我看见你去公园了。”她说。
格雷格想：哦，真他妈该死。
“我来得有点早，就去公园坐了会儿，”她说，“你没注意到我，我觉得自己像个偷窥的私人侦探，所以我离开了。”
“你看到我的教子了吗？”他强装高兴地说。
“他是你的教子？这可够奇怪的，我也没见你去过教堂。”
“我喜欢这孩子！对他也非常好！”
“他叫什么名字？”
“乔治·杰克斯。”
“你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他。”
“是吗？”
“他多大了？”
“十二岁了。”
“那他出生时，你才十六岁。对一个教父来说，你也未免太年轻了点吧。”
“我想是的。”
“他妈妈是干什么的？”
“他妈妈是个女仆。几年前她做过演员。她在荧幕上的名字叫杰姬·杰克斯。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我父亲的摄影棚里拍电影。”这些话或多或少是真的，格雷格不安地想。
“他父亲呢？”
格雷格摇了摇头。“杰姬一个人过。”侍者过来了，格雷格问，“来杯鸡尾酒好吗？”也许鸡尾酒能舒缓一下神经。“两杯马提尼。”他对侍者说。
“先生，马上送过来。”
侍者刚一走开，内莉就问他：“你不就是这个男孩的父亲吗？”
“我是他的教父！”
她变得不耐烦起来。“哦，别再跟我来这套了！”
“你为何如此确定呢？”
“他也许是个黑人，但他很像你。他的鞋带松散，衬衫也没塞进裤子，你在这方面也一样。他把和他说话的金发小女孩迷倒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你的孩子。”
格雷格不再争执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正准备告诉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
“我在等适当的时候。”
“在求婚之前，就应该有这种时候。”
“对不起。”他很尴尬，但并不是很后悔，内莉无非是闹一闹罢了。
侍者拿来了菜单，两人一起看着。“博洛尼亚肉酱意大利面。”格雷格说。
“我要一份色拉。”
马提尼上来了。格雷格举起酒杯说：“为婚姻中的相互体谅干杯！”
内莉没喝马提尼。“我不能嫁给你。”她说。
“亲爱的，别反应过度。我已经道过歉了。”
她摇摇头说：“你怎么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呢？”
“怎么没明白呢？”
“公园长凳上，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很爱你。”
“是吗？”要是在昨天，格雷格一定会马上否定内莉的话，但在今天的对话之后，他不能这样确定了。
“她当然爱你。她为何没再婚？她这么漂亮，只要想找，她一定能找个接受她儿子的男人。但她爱的是你，你这个木头脑子！”
“我无法如此确定。”
“那孩子也爱你。”
“我是他喜欢的叔叔嘛！”
“你不是他的什么叔叔，”内莉把自己的那杯酒推过桌子，“你把我的酒喝了吧。”
“亲爱的，放松一点。”
“我要走了。”内莉站起身来。
格雷格不太习惯这种被女人抛弃的场面，他觉得这太让人不自在了。他已经魅力全无了吗？
“我想娶你。”格雷格说。哪怕在他自己听来，都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
“格雷格，你不能娶我。”内莉把钻石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放在红条纹桌布上，“你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
说完，她走出了餐馆。
六月，两个阵营的敌对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卡拉和家人正好在这场冲突的正中心。
马歇尔计划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法令。援助的第一船物资已经到了欧洲的港口，克里姆林宫对此非常生气。
6月18日，星期五，西方各国同盟告诉德国人，他们将在晚上八点发表一份重要的声明。卡拉一家在厨房里围坐在收音机前，把频率调到法兰克福电台，焦急地等待着声明的发布。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可他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德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联合还是分裂，自由还是受奴役，未来是繁荣富强还是一片荒芜。
沃纳把两岁半的瓦利抱在膝头坐在卡拉身边。他们已经在一年前悄然成婚。卡拉又当上护士了。她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也是一个市议员。
苏联在东德取缔了社会民主党，但柏林被四个盟国所设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所管辖，这个委员会反对取缔社会民主党，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幸运地得到了保留。在柏林进行的民主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完胜，共产党取得的选票不到三分之一，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落在社会民主党身后。苏联被惹火了，竭尽所能阻挠民选的议会。卡拉很会心，但她并没放弃从苏联独立的希望。
沃纳开始做些小生意。他在父亲挨炸的工厂搜索了一番，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电子元件和收音机部件。德国人没钱买新收音机，但所有人都想把旧收音机给修好。沃纳找来了厂里原来雇佣的一些工程师，让他们修理旧的收音机。他既是经理又是销售员，一家一家上门寻访，招揽修理收音机的生意。
这天晚上同样在厨房餐桌旁的茉黛，正在替美方做翻译。她是最优秀的翻译，经常受邀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翻译工作。
卡拉的哥哥埃里克穿着警察制服。让家人失望地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他在苏联统治者建立的东德警察局当上了警官。埃里克说西方联盟试图把德国一分为二。“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分离主义者。”他像以前模仿纳粹宣传一样引用着社会主义教条说。
“西方联盟没有进行分裂，”卡拉反驳道，“他们打开了控制区之间的边界。苏联为什么做不到？如果苏联能打开控制区边界的话，那德国就又能成为一个整体了。”埃里克似乎根本没听见她这番话。
丽贝卡快十七岁了。卡拉和沃纳办了领养她的手续。她学习成绩很好，在语言方面更是天赋异禀。
卡拉又怀孕了，不过她没告诉沃纳。她很激动。沃纳收养了个女儿，有了个继子，这次他终于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她知道沃纳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激动，决定一段时间以后再告诉他。
但她更希望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将在怎样的一个国家生活下去。
一个叫罗伯特·洛克纳的美国军官开始了在电台里的讲话。他在德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说，从周一早上的七点开始，德国西部将通用一种新的货币，这种新货币叫德国马克。
卡拉对此并不奇怪。原来通用的老马克每天都在贬值。如果德国人有工作的话，他们都能拿到老马克作为工资，但老马克只能买配给的食物和公共汽车票，但所有人都想得到香烟和日用百货。沃纳给工程师发老马克的工资，而他自己会为了五根香烟、三个鸡蛋通宵或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
卡拉从茉黛那听说，新货币已经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过了。苏联要求获得新货币的图版以印刷这种货币。但印刷老马克过多而造成老马克贬值的罪魁祸首正是苏联方面，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发行新货币就毫无意义了。最后，西方各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苏联对此非常生气。
现在，西方决定抛开苏联，自主发行德国马克。卡拉很高兴，因为新货币将给德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她非常担心苏联的反应。
洛克纳说，西德人民可以用通货膨胀后的六十老马克兑换三德国马克九十便士。
接着洛克纳又说，至少在最初，柏林不会使用德国马克，这番话引得厨房里的一阵哀叹。
卡拉上床以后，思考着苏联会怎样行动。她睡在沃纳身边，一边考虑这着心事，一边聆听隔壁有没有动静，生怕瓦利会突然大哭。过去几个月，苏联占领者变得越来越暴躁。一个名叫迪特尔·弗里德的德国记者在美国占领区被苏联秘密警察绑架，然后被监禁。苏联方面先是否认，然后说他们是以间谍罪逮捕弗里德的。三个学生因为在杂志上批评苏联而被从大学里逐出。更糟的是，一架苏联战斗机在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于加图机场降落时，与其发生碰撞，削掉了客机的机翼，造成客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十名乘客及苏联战斗机飞行员的死亡。当苏联人发怒时，总有人会遭殃。
第二天上午，苏联宣布把德国马克带到东德是违法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了柏林，声明中说，“包括苏联占领区一部分的柏林”。美国立即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谴责，宣布柏林是四方共有城市，不能被苏联所独占。两大阵营间的剑拔弩张在升温，卡拉的心情非常焦急。
周一，西德发行了新货币。
周二，苏联红军派了辆车，把卡拉带到了市政厅。
她以前被苏联红军的军车带到过市政厅，但离开家时她还是非常害怕。苏联当局完全可以将她监禁。苏联当局和纳粹一样，使用武力都不计后果。他们甚至还恢复了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著名的红色市政厅已经被炸毁，现在的市政府位于帕罗齐尔大街的新市政厅。新老两座市政厅都在卡拉居住的米特区，米特区在苏联占领区内。
抵达市政厅以后，卡拉发现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和其他一些人也被红军的车辆送了过来，苏方协调官奥特什金上校把他们招来开会。他告诉他们，东德的货币会进行改革，未来在苏占区内只有东德马克是合法货币。
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马上看出了关键所在。“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这适用于柏林的所有占领区？”
“是的。”
施罗德夫人不是这么容易被吓倒的。“根据规定，苏联不能为其他几个国家的控制区制定法规，”她坚定地说，“制定柏林的法规时，必须征求各方的意见。”
“他们不会反对的，”说着他递给她一张纸。“这是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签署的法令。明天你把它带到市议会。”
深夜上床以后，卡拉对沃纳说：“苏联的策略很明显，如果市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话，再向西方盟国要求推翻这项法令就难了。”
“市议会不会通过这项法令。共产党的市议员比例非常少，没人想用老马克。”
“是的。所以我在想索科洛夫斯基上校会有什么秘密武器。”
第二天的早报上说，从周五开始，柏林将有两种不能通兑的货币老马克和德国马克。据说，美国用标记为“泥土”和“星球”的木箱把二十五亿的德国马克运到柏林，存放在各处。
白天，卡拉听说了不少来自西德的流言。新货币在西德制造了奇迹。一天之后，更多的货物出现在了商店橱窗里：一篮篮的樱桃，附近农村送来的胡萝卜、黄油、鸡蛋和油酥饼，以及新鞋、手提包、长筒袜等奢侈品。新货币的出现使人们愿意拿出货品与人进行交易。
这天下午，卡拉出发去市政厅，参加下午四点开始的会议。接近市政厅的时候，卡拉发现十几辆红军的卡车停在市政厅周围的街道上，卡车司机一边四处走动，一边吸着烟。这些卡车大多是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到苏联的。这时，卡拉听见周围传来流氓的吵闹声，她大致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了。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的秘密武器大概就是暴民的恐吓了吧。
市政厅前，红旗在几千人的人群中高高飘扬，大多数人都戴着共产党员的袖章。卡车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愤怒的演讲，人群大喊：“打倒分离主义者！”
卡拉不知道该怎样进入市政厅。十几个警察在人群旁边百无聊赖地旁观着，丝毫没有帮助进入会场的意思。卡拉痛苦地想起了十五年前纳粹冲锋队捣毁母亲办公室的一幕。她确信共产党议员都已经进入了会场。如果社会民主党议员无法进入会场的话，少数共产党员将会通过这项法令，使法令合法化。
她做了个深呼吸，开始往人群里挤。
一开始，她悄悄地往前走了几步。接着，有人认出了她。“美帝国主义婊子！”那个人指着她大喊。卡拉继续坚定地往前挤。有人朝她吐唾沫，她的裙子上被人吐上了几口痰。她继续往前挤，但心里却非常害怕。周围尽是些憎恶她的人，卡拉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她真想拔腿就跑。卡拉被人群推来攘去，她却仍旧试图保持平衡。一只手抓住了卡拉的裙子，她奋力挣脱，裙子发出响亮的撕裂声，她真想开口大叫。他们想把她的衣服都剥下来吗？
卡拉意识到，有人跟在她身后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她回过头，看见了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海因里希赶到她身旁，和她并排往前挤。海因里希的动作很猛，他踩着人群的脚，用胳膊推搡着身边的人。两人越挤越快，最后终于挤进了市政厅。
但噩梦还没有完。市政厅里也有几百个共产党的示威者。卡拉和海因里希必须从走廊挤进会议厅。会议厅里也有很多示威者——旁听席和议席上都有。他们的行为和会议厅外的示威者一样具有攻击性。
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已经到了，另一些人在卡拉之后也到了。六十三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大多数通过了共产党示威者的重重阻碍。卡拉顿时松了口气，敌人没能把他们吓跑。
议会发言人要求大家维持秩序，一个共产党议员却站在凳子上呼吁示威者都留下。他看到卡拉时大喊：“叛国者都赶快出去！”
这像极了1933年的情况——恐吓，侮辱，民主被暴行所摧残。卡拉非常失望。
卡拉吃惊地在旁听席吵嚷的人群中看到了哥哥埃里克的身影。她朝埃里克大喊：“你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过，你难道什么都没学到吗？”
埃里克似乎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施罗德夫人站在讲坛上，呼吁所有人保持克制。她的话被示威者的嘲弄声和口哨声所打断。她提高嗓门大喊：“如果市政厅无法进行有效的辩论，我就把会场转移到美国控制区去。”
她的话又引来一阵抗议。但二十六名共产党议员却觉得转移会场不会有好处，如果投票在苏联控制区外进行，共产党的威吓就完全不起效了。简短的讨论以后，一个共产党议员站起身，叫示威者都出去。共产党示威者唱着《国际歌》鱼贯离开了会议厅。
“很显然，他们受了共产党人的指使。”海因里希说。
会场终于安静下来。施罗德夫人解释了苏方的要求，她说除非被其他盟国批准，苏方的这项动议无法在苏控区外实施。
一个共产党议员起身发言，谴责施罗德夫人听从美国方面的指令。
共产党议员不是恫吓就是侮辱，妄图通过苏方的动议。一番吵嚷之后，选举开始了。共产党议员在谴责了其他议员受控于外部势力之后，无一例外地支持苏联的法令，但其他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苏联的动议破产了。柏林拒绝被恫吓，被侮辱。卡拉在劳累之余，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但一切还没有完。
离开市政厅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大多数示威者都散了，但一些顽固分子还流连在市政厅门口。一个年老的女议员在离开时，被示威者拳打脚踢。警察在一边冷眼旁观。
卡拉、海因里希和几个朋友从边门离开，希望悄无声息地赶快回家。但一个骑自行车的共产主义示威者监视着边门。一看见他们，这人就飞快地骑上车给其他示威者报信去了。
议员们快步走了没多久，骑车人便带着十几个示威者赶过来了。一个示威者重重地推了卡拉一下，把她推倒在地。这家伙又往已经倒地的卡拉身上踢了一脚、两脚、三脚。恐惧中，卡拉抱紧了肚子。她怀孕快三个月了——正是最容易流产的时候。她绝望地想，沃纳的孩子不会在街上被共产主义暴徒踢死吧？
很快，这些人就走开了。
议员们各自整饬了一番，没有人受重伤。生怕示威者会卷土重来，他们又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共产党的示威者们并没有再次出现，他们已经闹腾得够多了。
卡拉八点到家，埃里克还没回来。
看到她身上的肿块和被撕的衣裙，沃纳很是惊恐。“怎么了？”他问，“你还好吗？”
卡拉忍不住哭了出来。
“你受伤了，”沃纳说，“我们去医院吗？”
卡拉用力地摇了摇头。“不用上医院去，”她说，“只是有点肿了，更糟的情况我都经历过。”说着，她瘫倒在椅子上。“老天，我累了。”
“谁干的？”沃纳生气地问。
“还是那帮人，”卡拉说，“只是从纳粹变成了共产党员，搞的也还是1933年的那一套。”
沃纳抱住了她。
卡拉的心情没有平复。“这些地痞流氓一直把持着国家大权！”她哭泣着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天晚上，苏联的新闻机构发布了一条通告。从早上六点起，所有进出西柏林的客货交通工具——火车、汽车、运河轮渡都被禁止运营。任何物资都不能被从西柏林送到东部：德国的东部地区再也得不到西方的食品、牛奶、药品和煤炭的供应了。因为发电站将因此而关闭，所以他们已经停止了对柏林西区的电力供应。
柏林陷入了层层包围之中。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英国的军事指挥中心。这时正处议会假期，厄尼·贝文去英国南海岸的沙洲地带度假了，不过他对柏林的局势很是担心，他派劳埃德去柏林观察新货币的引入过程，让劳埃德随时把柏林的情况通报给他。
黛西没有配陪劳埃德一起去柏林。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大卫才六个月大。黛西和伊娃·穆雷正在霍克斯顿筹办一个节育诊所，这个诊所也马上要开门了。
劳埃德害怕柏林的危机会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参加了前后两场世界大战，可不想再参加第三次。他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和平的环境中。他和世界上最美最有情趣的女人结了婚，他想和她生活得更长久一些。
工作成瘾的美方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命令参谋制定一个方案，使得装甲部队可以从德国西部的赫姆斯塔德从高速公路通过苏联控制区直抵柏林并扫除其中的一切障碍。
劳埃德和英国驻德国总督布赖恩·罗伯特森爵士同时听闻了这一消息，罗伯特森用军人直截了当的口吻说：“如果克莱这么做的话，打仗就免不了了。”
但其他办法都不管用。在和克莱年轻助理的交谈中，劳埃德听说美国人还想了其他不少主意。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希望暂缓货币改革。克莱告诉他，货币改革已经推进得差不多了，没有任何回头的余地。之后，罗亚尔又建议先救出所有美国人，克莱告诉他这正巧中了苏联人的下怀。
布赖恩爵士希望通过空运给柏林补给物资。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计算，柏林每天需要四千吨汽油和食物。世界上有这么多运输机给柏林空运吗？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布赖恩爵士命令英国皇家空军起这个头。
星期五下午，布赖恩爵士去见克莱将军，劳埃德受邀作为随员参加他们的会谈。布赖恩爵士对克莱说：“苏联人会在装甲车队前的高速公路上设路障，看你们是否有胆量进行攻击。我想他们总不会射落飞机吧。”
“我不知道如何空运足够的补给。”克莱说的还是老一套。
“我也不知道，”布赖恩爵士说，“但在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先空运些物资试试。”
克莱拿起电话。“替我接通威斯巴登的勒梅将军，”他说。过了一会儿，他问：“柯蒂斯，你那有能运煤的飞机吗？”
他停顿了一会儿，听着电话那头的回复。
“我说的是运煤。”克莱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又一阵停顿。
“没错，我说的就是煤。”
过了一会儿，克莱抬眼看了看布赖恩爵士。“他说美国空军可以运任何东西。”
英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总部。
周六，劳埃德找了个军车司机，开了辆军车到苏联占领区进行私人活动。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十五年前拜访过的冯·乌尔里希家。
他知道茉黛仍旧住在这里。艾瑟尔和茉黛在战争末期恢复了通信。尽管生活艰苦，但茉黛总以勇敢的形象示人。她没有在信中寻求帮助，事实上艾瑟尔也帮不上什么忙——英国还在实行强制的食物配给呢！
乌尔里希家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1933年的乌尔里希家虽然有些破旧，但还不失优雅。现在这里看上去像是个垃圾堆。大多数窗户没有玻璃，而是贴上了报纸。住宅的墙壁上有很多弹孔，花园的墙壁几乎垮塌了。家里的木器已经很多年没油漆了。
劳埃德坐在车里，盯着这幢房子看了一会儿。上次来这儿的时候他才十八岁，那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年轻的劳埃德没有想到，在这之后，世界上会发生这么多恐怖的事情。没人会想到，法西斯主义者差点统治了整个欧洲。没人会想到，世界各国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最终击退了法西斯主义。他的心情有点像眼前的这幢房子，受摧残受压迫却依然挺立。
劳埃德从花园里的小道走到屋子门口，敲了敲门。
他认出了替他开门的女仆。“艾达，你好，还记得我吗？”劳埃德问，“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屋子里的情况比外面好多了。艾达带他去了楼上的客厅，客厅钢琴上的玻璃瓶里插了些鲜花。沙发上放着块色泽明亮的毯子，无疑是用来遮盖沙发上洞眼的。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折射出异常明亮的阳光。
一个两岁大的男孩走进客厅，好奇地打量着劳埃德。小男孩长得像东方人，穿着手工缝制的衣服。“你是谁？”男孩问。
“我叫劳埃德，你是谁？”
“我叫瓦利。”说完他就跑出了客厅。劳埃德听到男孩在跟其他人说：“那人说话很滑稽！”
显然我的德语说得不怎么好，劳埃德想。
接着，他听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别这么议论人，太不礼貌了！”
“外婆，对不起！”
声音刚落，茉黛走进了客厅。
茉黛的样子让劳埃德吓了一大跳。茉黛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她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蓝色丝绸裙子全都抽了丝。茉黛用干枯的嘴唇亲了亲劳埃德的面颊。“劳埃德·威廉姆斯，很高兴见到你。”
她是我姑姑，劳埃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只是茉黛还不知道艾瑟尔已经把劳埃德的身世告诉了他。
同样已经认不出来的卡拉和卡拉的丈夫沃纳随后也走进了客厅。上次见面时，卡拉才十一岁，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吧。尽管看上去饥肠辘辘——大多数德国人都是一副没吃饱的样子——但卡拉却很漂亮，眉眼中流露出的自信让劳埃德非常吃惊。卡拉的背稍微有点驼，劳埃德猜测她也许怀孕了。从茉黛的信里得知，卡拉嫁给了1933年就非常英俊、现在依旧非常英俊的沃纳。
差不多整整一小时，他们都在聊家常。乌尔里希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也不介意诉说这些苦难，但劳埃德还是觉得他们没有说出最糟糕的那部分。他把黛西、伊娃和大卫的事简单地告诉了他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走进客厅，询问卡拉她是否能去朋友家玩一会儿。
“这是我们的女儿丽贝卡。”卡拉对劳埃德说。
丽贝卡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劳埃德觉得，她一定是沃纳夫妇收养的孩子。
“做完作业了吗？”卡拉问女孩。
“明天早上做。”
“现在就做。”卡拉坚决地说。
“妈妈！”女孩不高兴地嚷着。
“别跟我讨价还价！”说完，卡拉转过身，继续和劳埃德聊天。女孩拖着步子走出了客厅。
他们聊到了目前的紧张局势。作为市议员，卡拉正好处于危机的中心。她对柏林的未来非常悲观。她觉得为了得到整个柏林的控制权，让西方各国屈服，苏联会继续实行对柏林人的饥饿政策。
“我带你们看点东西，你们也许就不会再这样想了，”劳埃德说，“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坐车去看吗？”
茉黛留在家带瓦利，不过卡拉和沃纳跟着劳埃德一起去了。劳埃德让司机把他们带到美国占领区内的滕佩尔豪夫机场。到那以后，劳埃德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一扇可以俯瞰跑道的窗户后面。
停机坪上停了十几架C-47运输机，一些运输机上画着美国的星形标志，另一些上画着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飞机的货舱门开着，门后面各停着一辆卡车。德国搬运工和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正把飞机上的物资往卡车上卸。货物里有成包的面粉，大桶装的食用油，一箱一箱的医疗用品和放着几千瓶牛奶的木箱。卸下货物的运输机起飞接货，更多的飞机则在滕佩尔豪夫机场徐徐降下。
“太壮观了，”卡拉的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的确没有过。”劳埃德回答。
卡拉问：“美国和英国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吗？”
“不是能保持，而是必须保持。”
“能保持多久呢？”
“需要多久就多久。”劳埃德坚定地说。
美国和英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