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气中弥漫着迷雾和地狱般的东德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黄味。坦尼娅匆匆从华沙赶来，协助报道东德日益严重的危机。她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许多人逃到西方，学校因为缺少教师而关闭，医院的骨干人员在不断流失。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越来越愤怒。
东德新任总书记专注于制定和完善有关出国旅行的政策法规。他觉得如果能在这方面让民众满意，其他的不满也会烟消云散。坦尼娅觉得他搞错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东德人的一种习惯。11月6日，克伦茨颁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许人们得到内政部许可便可出国旅行，随身可以带只能买一盘香肠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马克。这个让步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批评。11月9日这天，愈发绝望的总书记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另外一项有关旅游的法令。
坦尼娅很同情东德人自由国外旅游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样的自由。瓦西里是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书从没出版过的苏联。他应该以个人名义去接受他的另一个自我所获得的荣誉，感受对他的喝彩——坦尼娅想和他一起去。
很遗憾，她看不出东德政府会怎样让人民自由。一旦让老百姓获得自由，东德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了——不然当初也不会竖起一道柏林墙。如果允许公民自由旅行，几百万百姓会永远离开东德。西德在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很古板，可能算是个保守国家。但和东德比起来，西德简直像是个天堂。没有哪个国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克伦茨不会愿意让东德人实现他们的首要愿望。
因此，在六点之前去默赫伦路国际新闻中心的时候，坦尼娅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闻发布厅里满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机。几排红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坦尼娅只能站在发布厅四周的人堆里。外国记者来了很多：他们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六点整，克伦茨的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官员走进新闻发布厅，坐在讲台上的桌子旁。他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灰色的领带。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娅喜欢和信赖的那种干吏。从六点到七点，他将宣布内阁的变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娅对共产党政府巴结地迎合公众对改变的需求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少数几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苏联军队的坦克。她极度痛苦地回忆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团结工会的遭遇。不过，据哥哥所说，苏联不再有能力或是意愿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了。坦尼娅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没有担心地书写事实的情形。他们迎来自由了吗？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七点，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离开东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几个记者提问要求他给出解释。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镜，高声读出了法令的内容。“不需遵照现行护照要求、不需证明旅行的必须性或家庭关系，就可申请私人的国外旅行。”
尽管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法律术语，但内容听上去不错。有人问：“这部新法律什么时候实施呢？”
沙博夫斯基显然不知道这部新法何时推行。坦尼娅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厉害。她猜测这部新的法律应该是在匆忙间起草的。他翻动面前的纸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说，“这部法律将不会有拖延地立即执行。”
坦尼娅很疑惑。这条法律的确颁布得蛮快的——但具体会怎样执行呢？东德公民可以直接驾车到检查点，然后穿越国境吗？可新闻发布会却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会酒店的不长路途中，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该在报道中写些什么。穿着皮装和牛仔裤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却又肮脏不堪的大理石大厅里闲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部图像不好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新闻发布会的图像。拿到钥匙时，坦尼娅听到一位前台服务员对另一位说：“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可以过去了吗？”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瓦利在西德宾馆的套房里和前来探望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丽贝卡一起看电视。他们打算一起吃顿饭。
瓦利和丽贝卡苦苦思索着西德电视二台七点档《今日》节目的一篇低调报道。东德人有了新的旅行法，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法令意味着什么。瓦利不知道家人是否被允许来西德探望自己。“我想也许很快就能见到卡罗琳了。”他沉思着说。
几分钟以后，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到了。一进套房，他们便脱下了冬衣和围巾。
八点，瓦利把电视调到西德电视一台，收看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但并没得知更多的消息。
给瓦利生活带来最大破坏的柏林墙似乎不太可能开放。在一瞬间熟悉的记忆中，他想起了驾驶着乔·亨利老旧的黑色弗拉莫车的揪心一刻，想起了看见边防战士跪地拿起机关枪时心头的恐惧，想起自己狂打方向盘撞向边防战士时的惊慌，想起子弹打破挡风玻璃时的困惑。察觉卡车轧过人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恶心，但接着他就冲过栅栏奔向了自由。
柏林墙使他不再清白，从他手里夺走了卡罗琳，夺走了爱丽丝的童年时代。
现在，这个离二十六岁生日还有短短几天的女儿在说：“柏林墙还会不会继续存在呢？”
丽贝卡说：“我弄不清。听上去像是他们偶然犯错打开了边境一样。”
瓦利说：“我们干脆出去到街上看看吧。”
和东德的上百万人一样，莉莉、卡罗琳、沃纳和卡拉经常收看西德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不像东德新闻节目里政府鼓吹的那些没人相信的幻象，东德人觉得《今日新闻》里播出的才是事实。但他们却被八点新闻里模棱两可的报道迷惑了。卡拉问：“边境到底开了没开啊？”
沃纳说：“不可能开的。”
莉莉站起身。“我去看看吧。”
最后，四个人都过去了。
走出家门，感受到寒冷的夜风以后，他们觉得街上的气氛和平时有点不一样。昏暗照射着黄色路灯的东柏林街道到处都是人和车，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景象。所有人都朝柏林墙那边去，大多数都是几个人一起去的。一些年轻人举手搭便车，这在一周前会被捕。人们和陌生人谈话，询问对方知道些什么，想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能去西柏林了。
卡罗琳对莉莉说：“我听收音机里说，瓦利就在西柏林。他一定是去见爱丽丝的。”她脸上一副深思的表情，“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彼此。”
弗兰克一家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向南一直走到离聚光灯照射下的检查哨不远。这个检查哨占据了整个街区，靠他们一边的是共产主义东德的齐默尔路，另一边是自由西德的科赫大街。
走近以后，他们发现斯塔德米特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使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街上还停着一列车，这些车的司机显然不知道该不该靠近检查点。莉莉感觉到一种庆祝的氛围，但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她往检查站那边看过去，发现检查站的门并没有打开。
许多人退到聚光灯照射的范围之外，不愿暴露自己的面容。但一些大胆的人却走近了检查站，他们犯下了“未经允许侵入边境地区”的罪名，很可能因此而被捕，在劳役营里待上三年。
越靠近检查站，街道越窄，人群也越为密集。莉莉和家人在人群中钻到了最前面。在灯光像日头一样的敞亮前方，他们看见了供行人和车辆通过的红白两色门，看见了拿着枪在门前四处巡逻的边防军战士，看见了海关大楼，看见了矗立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瞭望塔。在一个玻璃幕墙的岗哨里，一位军官正对着电话机说着些什么，说话时不断做出挥舞手臂的失望动作。
在检查点的两边，可恨的柏林墙沿科赫大街不断延伸。莉莉感到一阵恶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道墙就把家里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几乎一直没能相见。相比于可恶的汉斯·霍夫曼，她更恨这道墙。
莉莉高声问：“有人尝试走过去吗？”
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愤怒地说：“他们会赶你回来。他们说你必须去警察局申请张签证。我已经去过警察局了，那里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放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很可能对这种混乱的手续耸耸肩，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家，但今晚她却不会这么做。她仍旧站在检查站前，不满地大声抗议。这个时候，没人愿意回家。
莉莉周围的人群开始有节奏地大喊：“快开门，快开门。”
声音弱下去以后，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检查站的另一边也有喊声。她竖起耳朵。检查站另一边的人在喊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明白他们在喊什么了。“过来，快些过来！”她意识到西柏林人也聚集在了检查点前。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一幕会如何收场？
五六辆车沿着齐默尔路开到检查点，五六十个边防战士从车上下来。
站在莉莉身边的沃纳冷冷地说：“来增援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感觉又兴奋又紧张。戈尔巴乔夫让东欧卫星国自生自灭的政策似乎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危机。这可能很危险，也可能意味着希望。也许两者会兼而有之。
德米卡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孙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成长。他和尼娜的儿子小格雷戈里已经结婚；和娜塔亚生的女儿卡佳正在上大学。接下来的这几年，小格雷戈里和卡佳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等待这些孩子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过时的共产主义真的结束了吗？德米卡还是说不上来。
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说：“几千个民众聚集在柏林墙检查点外面。如果东德政府不肯开门，那里肯定会引发一场骚乱。”
“这和我们无关。”戈尔巴乔夫说。他很爱说这句话，“和我们无关”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想和西德的科尔总理谈谈。”他之后说。
娜塔亚说：“今晚他在波兰。”
“尽快让他和我通话——要在明天之前。我不想让他谈什么德国统一。那会加剧目前的危机。东德的不稳定因素全部集中在柏林墙上面，保持柏林墙的现状可能是东德政府唯一能做的事了。”
他说得没错，德米卡心想。如果柏林墙打开的话，统一的德国就近在眼前了。不过现在还是不要说什么煽动性的话为妙。
“我马上去和西德人联系，”娜塔亚说，“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谢谢你。”
娜塔亚和德米卡站起身。戈尔巴乔夫仍然没告诉他们会如何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机。德米卡问：“如果埃贡·克伦茨从东德打电话过来该怎么办？”
“别叫醒我。”
德米卡和娜塔亚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
走出总书记办公室以后，德米卡说：“如果他不能尽快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也许就太晚了。”
“什么太晚了？”娜塔亚问他。
“拯救共产主义制度就太晚了。”
天还没黑，玛丽亚·萨默斯在圣乔治王子县杰姬·杰克斯家和教子杰克一起吃晚饭。电视开着，玛丽亚看见加斯帕·默里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从柏林发来报道。加斯帕站在柏林墙自由一边的西德检查点外，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中间盟军不是很大的检查点外面的人群站在一起，检查点外有块用四种语言书写的“你正要离开美国控制区”的牌子。在电视屏幕上，玛丽亚看见了他身后的聚光灯和瞭望塔。
加斯帕说：“今晚，共产主义的危机到了紧张的巅峰。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游行示威之后。东德政府今天宣布开放和西德之间的边境——但似乎没人告诉边防战士和边境警察这件事情。数千名柏林人聚集在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两边，要求体验他们的这项新权利，但政府却什么都没做——武装士兵的增加加剧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杰克吃完三明治，去浴室洗澡去了。“九岁以后他反而知道害羞了，”杰姬苦笑着说，“他说他已经长大，不能再让奶奶帮他洗澡了。”
玛丽亚对发自柏林的新闻很感兴趣。她记得她的情人肯尼迪总统曾经用德语对全世界说过这么句话：“我是一个柏林人”。
“我一辈子都在为美国政府工作，”她对杰姬说，“这其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摧毁共产主义制度。但最后，打败他们的却是他们自己。”
“我弄不明白，”杰姬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新一代领导人掌握了这些国家的大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开统计报表，看见上面写的数字的时候，他们说：‘如果只能做到这样，那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没加入过国务院才好——我和其他几百名工作人员根本什么忙都没帮上。”
“你还想做别的什么事呢？”
玛丽亚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结婚了！”
杰姬坐了下来。“乔治一直没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她说，“但我觉得在六十年代，你一定和哪个结过婚的男人爱上了。”
玛丽亚点了点头。“我这辈子就爱过两个男人，”她说，“一个是他，一个是乔治。”
杰姬问：“发生什么了？他回到妻子身边去了吗？一般男人都这样干。”
“没，”玛丽亚说，“他死了。”
“哦，我的老天！”杰姬说，“是肯尼迪总统吗？”
玛丽亚吃惊地盯着杰姬。“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是我猜的。”
“请别告诉任何人！乔治知道，但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可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杰姬笑着说，“乔治长到六岁，格雷格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父亲了。”
“谢谢你。如果这事传出去的话，超市的小报上会登满我的事情。天知道这会对我的事业会构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事你完全不用担心。听我说，乔治马上要回来了，你们俩实际上已经住在一起了，你们也很般配。”杰姬低下声音，“再者说了，相比于维雷娜，我更喜欢你。”
玛丽亚笑了。“相比于肯尼迪总统，我的亲戚们更喜欢乔治。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过往的话，他们一定会选乔治的。”
“你觉得你和乔治会结婚吗？”
“问题在于嫁给众议员以后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了。我必须在两党之间不偏不倚，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你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再过七年我才到六十岁。”
“到那时候你会嫁给他吗？”
“如果他向我求婚的话——我会嫁给他的。”
丽贝卡和瓦利在检查点的西边一头，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爱丽丝和赫尔穆特。丽贝卡小心地避开了默里和他的摄像镜头。她觉得作为议员来说，最好不能被人发现和街头聚集的民众在一起。作为政府官员，就更不能那样了。但她不想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是丽贝卡生平最大的一次反对柏林墙的游行示威——这道弄瘫了她所爱的男人，毁了她的人生的可恨的墙。东德政府再也无法安然度过这次的危机了——难道不是吗？
天很冷，但身旁的人群却让丽贝卡觉得浑身暖洋洋的。站在通向检查点的弗雷德里希大街的有几千个人。丽贝卡和其他一些人接近队伍的最前面。过了盟军的临时营房，弗雷德里希大街和科赫大街的交叉处有条白线，这条线就是西柏林和东柏林的交接处。这时，街角上的阿德勒咖啡馆正在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
柏林墙正是沿着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交叉的科赫大街建立起来的。柏林墙实际上是两道高大的水泥墙，中间被一条空地相分隔。墙的西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丽贝卡站的地方对面是柏林墙当中的一块缺口，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三扇红白相间的闸口门前，其中两扇供车辆通过，另一扇供行人通过。三扇闸口门后面是三座瞭望塔。丽贝卡看见塔上的士兵正在玻璃窗后面用双筒望远镜充满敌意地看着下面的人群。
丽贝卡身边的一些人向东德的边防战士喊话，恳求他们让东德那边的人过来。边防战士没有任何答复。一个军官走上前，试图告诉人们，东德暂时还没有任何有关于旅游的新法出台。没人相信他的话：电视上已经播出了沙博夫斯基的那番讲话了。
后面的人不断往上压，丽贝卡被推得越来越往前，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白线，实际上已经在东德的地界了。边防战士什么也不干，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过了一会，边防战士从闸口门边走开了。丽贝卡非常吃惊：东德战士不大从人群中撤离——他们总是用一切需要用到的残忍暴力控制住人群。
现在交叉路口上已经没有了战士，人群继续往前涌。在缺口的两边，双层墙的侧面有一道连接墙连接起内外两层墙体，封住了两层墙面之间的长条状空地。让丽贝卡吃惊的是，两个胆大的抗议者竟然爬到墙上
边防战士走到他们跟前说：“请下来吧。”
攀爬者礼貌地拒绝了。
丽贝卡的心跳得飞快。和丽贝卡一样，攀爬者在东德的这一边，可能和过去二十八年来许多攀爬柏林墙的人一样，因为偷越国界的名义而被开枪射杀。
但边防战士却并没有开枪。接着，另几个人从不同的地方爬上墙，坐在墙顶，把脚放在墙的两面摇晃。他们向边防战士发出公开挑衅，看看对方会怎么办。
边防战士回到门后面各自的哨位上。
太神奇了。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说，这是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但这时却没人来制止这种局面。
丽贝卡回忆起1961年8月那个星期天的事情。那时，三十岁的她离家走到西柏林，却发现所有的路口都被用铁丝网隔离起来了。从那以后，这道屏障存在了她的大半个人生。这个时代终于走到尽头了吗？她满心希望会是这个结果。
人群公开表现出了对柏林墙，对边防军战士，对东德现政权的敌意。这时边防战士的态度也变了，一些战士开始和抗议者交谈，这在过去是禁止的。一个抗议者伸手拿掉一位战士的军帽，把军帽放在自己头上。战士对这位抗议者说：“能把帽子还给我吗？没有军帽的话，我就会有麻烦了。”
丽贝卡看了看表。这时已经快到午夜了。
在东柏林，莉莉身边的人大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
检查点西面传来西柏林群众的呼应声：“来吧！来吧！来吧！”
人群越来越接近边防战士，过了一会，他们只要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闸口门了。战士们都退到了两边门之间的隔离地带。
莉莉回过头，看见数以万计的人和一列小汽车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延伸到她视力触及不到的远方。
所有人都知道形势还非常不稳定。莉莉担心边防战士会突然间向人群开枪。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挡如潮而来的愤怒民众。但除了开枪以外，他们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很快，莉莉发现他们能做什么了。
一位军官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声喊了声：“开门。”
所有的闸口门都被打开了。
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开始纷纷往前涌。当人们纷纷从行人通道和车辆通道涌入西柏林时，莉莉尽力和家人待在一起。人们跑着，叫着，欢呼着，快速通过东、西柏林之间的隔离区。西柏林一侧的门早就开着了。人群蜂拥融入。东德人和西德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人们哭泣、拥抱、接吻。等候在西柏林一边的群众带来了鲜花和香槟。欢庆的声音震耳欲聋。
莉莉看了看周围。沃纳和卡拉紧跟在她身后。卡罗琳在她前面。莉莉说：“不知道瓦利和丽贝卡他们在哪啊！”
伊维·威廉姆斯回归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百老汇经典剧目《玩偶之家》中的第一夜演出获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易卜生这出自省的戏正需要伊维极富艺术张力的表达。
观众们鼓掌鼓累了离开剧院以后，戴夫、杜杜和他们的十六岁儿子约翰·李走到后台，加入到仰慕者的行列之中。伊维的化妆室里满是鲜花和人，还有几瓶浸在冰水里的香槟酒。但奇怪的是，人们却鸦雀无声，香槟酒也没有打开。
化妆间角落有部电视。大多数演职人员围在电视机前，收看从柏林发来的新闻。
戴夫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卡梅隆在兰利的办公室和蒂姆·泰德尔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威士忌。加斯帕·默里正在屏幕上做现场直播。加斯帕兴奋地对着摄像机大喊：“门开了，东德人正在朝这里涌来！他们成百上千地来到了西柏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柏林墙终于不再是东、西德之间的屏障了！”
卡梅隆按下静音键。“你相信他的说法吗？”
泰德尔举起酒杯做出敬酒的姿态。“共产主义终于走到头了。”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卡梅隆说。
泰德尔疑惑地摇了摇头。“我们做的那些完全没起效果。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越南、古巴和尼加拉瓜还是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看看另外一些我们避免共产化的国家：伊朗、危地马拉、柬埔寨、老挝……哪个都没把我们当成一回事。现在，东欧也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抛弃了共产主义。”
“可我们也得想个办法揽功啊。至少让总统揽上这份功劳。”
“布什当上总统才不到一年，再说他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蒂姆说，“他无法说自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事实上，他甚至还试图拖慢东欧的自由化进程呢！”
“也许可以说是里根总统的功劳吧？”卡梅隆沉思着说。
“理智一点，”泰德尔说，“有功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油价促成了东欧的演变。再说，共产主义事实上根本就没起过作用。”
“那星球大战计划呢？”
“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武器系统从来没有越过科幻小说的阶段。”
“但里根作过一篇演讲：‘戈尔巴乔夫，拆掉那道墙吧。’你还记得他的那次演讲吗？”
“记是记得。但你准备对人说共产主义的垮台是因为里根的一次演讲吗？才不会有人信呢！”
“他们会信的。”卡梅隆说。
丽贝卡第一个找到的是爸爸沃纳。沃纳个子很高，披着稀疏的金发，大衣的“V”字领上齐整地打着一根领带。他看上去老多了。“快看！”丽贝卡朝瓦利大嚷，“那是爸爸！”
瓦利张开嘴，高兴地笑了起来。“是啊，”他说，“没想到能在这么多的人中找到他们。”他用手抱住丽贝卡的肩膀，带着丽贝卡穿过极度拥挤的人群。赫尔穆特和丽贝卡紧跟在他们后面。
行动变得极其不易。人群越来越密集，每个人都在舞动跳跃。人们不住地和陌生人拥抱。
丽贝卡看见母亲站在父亲身边，然后看见了莉莉和卡罗琳。“他们还没看见我们，”丽贝卡对瓦利说，“快对他们挥手！”
叫喊没什么用。每个人都在大叫。瓦利说：“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派对。”
一个金色卷发的女人撞上了丽贝卡。在瓦利的抱拥下，丽贝卡没有被撞翻在地。
接着，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弗兰克家的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丽贝卡扑入了父亲的怀抱。她感到父亲正在用嘴唇吻她的前额。父亲下巴上又短又粗的胡子轻轻掠过她的脸颊，身上微微带着须后水的芳香，这熟悉的一吻几乎要使她的心崩裂了。
瓦利拥抱了他们的母亲。接着丽贝卡拥抱了母亲，瓦利拥抱了父亲。因为视线被泪水所阻隔，丽贝卡完全没看清母亲的样子。接着他们又拥抱了莉莉和卡罗琳。卡罗琳亲吻了爱丽丝，她对爱丽丝说：“没想到这么快会再次见到你。我甚至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你了。”
丽贝卡看着和卡罗琳打招呼的瓦利。瓦利抓住卡罗琳的两只手，两人彼此对笑。瓦利的话很简单：“卡罗琳，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我也一样。”卡罗琳说。
他们手臂连着手臂，在马路中间，在寒夜之中，在欧洲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团聚了，”卡拉看着围成一圈的家人高兴地开怀大笑，“在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停顿了片刻后，她又重复了一遍，“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