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非常恐慌。”德米卡对坦尼娅说。
兄妹俩在德米卡的住所内，德米卡三岁的女儿卡佳坐在坦尼娅的膝头，她们正在看一本关于农场动物的图画书。
德米卡和娜塔亚搬进了政府公寓。这时，别斯科夫-德沃尔金家族已经在政府公寓里有三套房了。外祖父格雷戈里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和女儿安雅、外甥女坦尼娅住在一起。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和已经是个小学生的八岁儿子格里沙住在一起。现在，德米卡、娜塔亚和卡佳也搬了进来。坦尼娅很喜欢侄子侄女，乐于照顾他们。她有时觉得，政府公寓就像一座相互扶持、照顾孩子的农庄。
人们经常问坦尼娅，她是否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了。“还有大把时间呢。”她总是这样说。她三十二岁。然而，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的自由。瓦西里不算她的恋人，但她把她的人生都投入在了两人共同致力的秘密工作中，先是出版《异议》，接着把瓦西里写的书偷送到西方。她偶尔和屈指可数、条件不错的单身汉约会，跟他们出去甚至是上床，但她从来没让他们看到过自己生活的另外一面。
对坦尼娅来说，瓦西里比她更为重要。《自由人》出版以后，瓦西里成了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他把苏联的现状反映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瓦西里的第三本书《停滞时代》出版以后，他是否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颁奖委员会显然不可能把奖项颁给一个无名氏。坦尼娅是瓦西里的作品流向西方的中介，她完全不可能把这么一个可怕的秘密瞒着未来的丈夫。
共产党人痛恨这个“伊万·库兹涅佐夫”。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恐惧苏联政府的压制，作者绝不会透露出真名，这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看上去像非利士人一样。每次提到他的作品时，媒体都会指出，因为苏联的审查制度，这部作品从没用母语出版过。这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恼怒。
“尼克松的中国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坦尼娅对德米卡说，“塔斯社收到了西方来的新闻推送，人们对尼克松的政治远见赞叹不已。他们说，这是对迈向世界和平的巨大一步。他的支持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这是美国的竞选年。”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帝国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和特立独行的中国共产党人联手是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他们立即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试图做出补偿，维持以往的平衡。
“现在他们特别希望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同样获得成功，”德米卡说，“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美国和中国结盟。”
坦尼娅吃了一惊：“不惜一切吗？”
“我稍微夸大了点。你在想什么啊？”
坦尼娅觉得心跳加快。“他们会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吗？”
“哦。”德米卡心知坦尼娅指的是瓦西里，但他没有说。德米卡是少数几个知道坦尼娅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的人。他很小心，从没提起过这件事。“克格勃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他们想采取压制措施，要把所有可能向美国总统车队挥舞抗议标语的人都关进监狱。”
“真是愚蠢，”坦尼娅说，“如果一下子把几百个人关进监狱，美国人马上会发现——他们在苏联潜伏有间谍——肯定会因此而不高兴。”
德米卡点点头。“尼克松不希望批评他的人说，他在访问苏联的同时却忽略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尼克松绝不希望在大选年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是的。”
德米卡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必须用好这个机会。明天我正好要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开会，也许可以以此……”
德米卡变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造成了这种改变。在那之前，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可以变革的。但1968年他亲眼看到，只要一有人对共产党政府做些微小的改变，他们的努力就会被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人所粉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之流热衷于权力、地位和特权：他们为何要冒险进行改变呢？现在，德米卡和妹妹的看法完全一致：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掌控一切的苏联共产党高层拒绝改变。和六十年前老格雷戈里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的沙皇时代一样，苏联的政治机器保守且固步自封。
在苏联第一个呼吁进行社会改变的却是苏联共产党的先驱者列宁，德米卡觉得这个事实非常可笑。
第二天，德米卡主持了尼克松访苏前美苏双方的一次长时间交涉。娜塔亚参加了交涉。但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也参加了这次交涉。美国代表团由中年外交官埃德·马卡姆带领。所有人都通过翻译进行交流。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要签署两项武器限制协定和一份环境保护协定书。“环境”不是苏联官场的一个议题，但尼克松对环境却很看重，在美国推动通过了一项具有先导性的立法。如果这三项协定都能得到通过，尼克松此行将成为历史性的成功，对防止中美结盟会有很大帮助。尼克松夫人将造访苏联的学校和医院。除此之外，尼克松坚持要和他在华盛顿见过的持不同政见者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见上一面。
和以往一样，今天的会上美方和苏方要讨论安保和有关协定的细节性问题。会上，娜塔亚顺便提到了德米卡会前交代她的问题。她用随意的口吻对美方人员说：“我们考虑过就你们提到的人权问题，释放大批所谓的政治犯。”
埃德·马卡姆惊奇地看了主持会议的德米卡一眼。马卡姆对此一无所知，美方从未提过类似的要求。德米卡快速地挥了挥手，示意马卡姆不要说话。美国人很有这方面的经验，配合着没有吭声。
菲利波夫同样非常惊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
德米卡提高嗓门：“叶夫根尼·达维多维奇，别打断斯莫特罗夫同志说话！我强调，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
菲利波夫看上去很火大，但共产党员的教养要求他要守规矩。
娜塔亚说：“苏联没有政治犯，我们不能因为迎合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就把真正的犯人放到大街上。”
“没错。”德米卡说。
马卡姆很奇怪。苏联人为何要提出一个虚构的要求，然后又予以拒绝？不过他还是没说话，等着看娜塔亚会如何继续。这时，菲利波夫负气地用手指敲打着书写纸。
娜塔亚说：“不过，苏联确有一些人因为与反社会的群体和制造事端者的联系而被拒绝授予旅行护照。”
这正是坦尼娅的朋友瓦西里面临的局面。德米卡曾经尝试过使他获释，却失败了。也许这次能行。
德米卡认真地审视着马卡姆。他是不是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愿意进行配合呢？德米卡希望美国人装出要求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这样他就可以回克里姆林宫，告诉上方美国人把释放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尼克松出访的先决条件了。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克格勃和其他任何组织的反对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克里姆林宫的所有人都急切地盼着尼克松的到来，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远离可恨的中国人。
娜塔亚说：“这些人没有正式地被法庭审判，因此政府没有合法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表达友好的意愿，我们可以放松限制，允许他们去国外旅行。”
德米卡问美国人：“放松对他们的限制能让总统满意吗？”
马卡姆的面容舒展了，他已经知道了娜塔亚和德米卡的把戏了。他很高兴被人如此利用。“是的，我想应该够了。”他说。
“那就这样吧。”德米卡带着巨大的满足感靠在椅背上。
五月，大雪消融，阳光开始照耀苏联大地，尼克松总统造访了莫斯科。
坦尼娅希望大批政治犯伴随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得到释放，但是她失望了。这原本是多年来帮助瓦西里脱离西伯利亚的小屋回到莫斯科的最好机会，可尽管哥哥作了努力，但还是没有成功。坦尼娅情绪低落得直想哭。
坦尼娅的上司丹尼尔·安托诺夫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坦尼娅，今天请你时刻跟在总统夫人身边。”
“去你的，”她说，“是个女人不意味着我一直要做关于女人的新闻报道。”
工作以来，坦尼娅一直在跟做“女性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要求作斗争，有时她赢了，有时则输了。
这次她妥协，接受了任务。
丹尼尔是好人，也是个坚持己见的人。“我没有让你每次都做有关女人的报道，我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所以别废话，照我说的去采访帕特·尼克松。快去干吧。”
丹尼尔是个好上司，坦尼娅只能照办。
这天，帕特·尼克松一行来到莫斯科大学，一幢三十二层的黄色石建筑，有一千多间教室。几乎都是空的。
尼克松夫人问：“学生到哪儿去了？”
校长通过翻译告诉她：“现在是考试季，他们都在复习。”
“这样我就见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了。”尼克松夫人抱怨着。
坦尼娅真想告诉她：你肯定看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他们可能把这个国家的事实真相告诉你。
即便以莫斯科的标准，尼克松夫人也显得非常保守。她的头发高高盘起，吹得很直，像是在头上戴了一顶维京人的头盔似的。她穿着一套对她来说太显年轻的过时套装。即便有随行的记者不守规矩，她的脸上也总是固定着笑容。
尼克松夫人被带到一间自习教室。课桌旁的三个学生见到她很惊讶，显然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明摆着不想见到她。
可怜的尼克松夫人也许不知道同西方人交谈对普通苏联人来说十分危险。会面后他们很可能被逮捕，被问到说了些什么以及会面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只有最傻的莫斯科人才会和访苏的外国人说话。
跟着来宾东奔西跑的时候，坦尼娅在头脑里构思着报道的内容。尼克松夫人显然对新建成的现代化莫斯科大学校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没有一所大学的校舍能与之相比。
来访的重头戏发生在克里姆林宫，这正是坦尼娅之所以迁怒于丹尼尔的原因。尼克松正在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使世界更为和平的条约，这才是坦尼娅想作的报道。
从国外的媒体报道上，坦尼娅知道尼克松中苏之行改变了他十一月总统选举的前景。他是支持率从一月开始连连飙升、现在有很大机会连任的总统。
尼克松夫人穿着短夹克和保守的长裙，脚上踏着双白色的低跟鞋，脖子上围着条白绸巾。坦尼娅最不愿意做这类妆容方面的报道，当年她可是从古巴发来了有关导弹危机的第一手消息。
第一夫人来访的第一天终于在一部克莱斯勒勒巴龙轿车里结束了，尾随的媒体记者各自散去。
在停车场的春日阳光下，坦尼娅看见了一个穿着破大衣的高个子男人。他长着一头杂乱的白发，曾经俊美的脸庞刻满皱纹。
是瓦西里。
坦尼娅把手指伸进嘴里，咬着，不让自己发出尖叫。
发现她认出了自己，瓦西里咧开嘴，露出没牙的豁口，笑了。
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慢慢走到他身边。瓦西里没戴帽子，因为过于强烈的阳光而眯着眼。
“他们放你出来了。”坦尼娅说。
“为了迎合美国总统，”瓦西里说，“我真该好好谢谢迪克·尼克松。”
他应该谢的是德米卡·德沃尔金。但这事最好不要告诉包括瓦西里在内的任何人。
她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
“别担心，”瓦西里说，“两周来这里都是秘密警察，但他们在五分钟前全跑光了。”
坦尼娅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伸开双臂扑向瓦西里的怀抱。他抚慰似的拍着她的背。坦尼娅拥得他更紧了。
“老天，”瓦西里说，“你身上可真好闻。”
坦尼娅挣脱出瓦西里的怀抱。她有几百个问题想问瓦西里。她抑制住自己的冲动，问出最切实的一个：“你住在哪儿？”
“他们分给我一套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很旧，但很舒适。”
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比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造的公寓房间更大，天花板更高。
坦尼娅满怀惊喜地问：“我能去那儿看你吗？”
“现在不行，需要看看我被监视的力度大不大。”
“你有工作吗？”不让人工作，然后说对方是社会蛀虫，这是苏联共产党常玩的把戏。
“我在农业部工作，为农民们写些新耕作方法的小册子。别可怜我：这是件我很擅长的重要工作。”
“你身体好不好？”
“我胖了！”瓦西里掀开大衣让坦尼娅看。
坦尼娅开心地笑了。瓦西里并不胖，但可能不像先前那么瘦了。“你穿着我寄给你的毛衣，能收到真是太好了。”这是安娜·默里在维也纳买的那件毛衣。坦尼娅必须把至今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瓦西里，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穿着它整整四年了。五月的莫斯科并不需要穿这件毛衣，但我老是摆脱不了外面天寒地冻的想法。”
“我可以再给你买一件毛衣。”
“你一定挣了很多钱。”
“我没挣大钱，”坦尼娅笑着说，“挣大钱的是你。”
瓦西里吃惊地皱起眉。“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找个酒吧，”坦尼娅搀起瓦西里的胳膊，“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6月18日早晨，《华盛顿邮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诡异的报道。大多数读者都不知所云，但一小部分人看到报道之后非常紧张。
五人在窃听民主党办公室的犯罪现场被捕
《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
阿尔弗雷德·刘易斯
昨天凌晨两点半，包括一名自称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在内的五位疑犯在被警方称为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窃听的行动中遭到逮捕。
其中三人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另一个据说是在猪湾事件后接受过游击训练的古巴流亡者。
弗吉尼亚大街2600号六楼，整层都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租用为办公室，当特区警察局的三名便衣冲进去，用枪指着试图安装窃听器的五位疑犯时，他们很惊讶。
警方没有就这五人为何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窃听，以及他们是否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工作而作出解释。
看到报道，卡梅隆·杜瓦惊呼一声：“哦，真他妈该死。”
卡梅隆把已经硬得不能吃的玉米片推到一边。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将对尼克松总统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选民们知道应该把法律和秩序放在第一位的总统让人潜入对手办公室的话，他的连任之路就难了。
卡梅隆迅速浏览着报道，寻找疑犯的姓名。他担心蒂姆·泰德尔在这些疑犯里面。好在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蒂姆的名字。
但五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泰德尔的朋友和同事。
泰德尔和一些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组成了白宫特别调查组。他们在白宫对面老行政大楼的一楼有间安全级别很高的办公室。门上钉着的一张纸上写着：管道工。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的工作的确是堵漏的。
卡梅隆不知道他们计划窃听民主党的办公室。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个好主意，能找到泄密的源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愚蠢的白痴竟然被该死的华盛顿警方抓个正着。
总统正在巴哈马，预计第二天回来。
卡梅隆打电话给水管工办公室。蒂姆·泰德尔接了电话。“你在干什么？”卡梅隆问他。
“销毁文件。”
卡梅隆听见电话里传来碎纸机的声音。“很好。”他说。
他挂上电话，穿好衣服前往白宫。
起先，五位闯入者似乎和总统没有直接联系。周日这天，卡梅隆觉得丑闻应该可以避免了。接着一个交代了假名的被捕者暴露了。报上的“爱德华·马丁”实际上就是詹姆斯·麦科德，麦科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全职雇佣的一位退休中央情报局特工。
“真是够了。”卡梅隆说。这太可怕了，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了。
星期一的《华盛顿邮报》上，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署名文章介绍了麦科德的来历。
卡梅隆依然希望总统能出面掩盖真相。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了。调查局开始调查这五位闯入者。卡梅隆怀念以往的那些日子：过去，埃德加·胡佛绝不会插手这种事。但胡佛已经死了。尼克松任命好友帕特里克·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但格雷不了解调查局，没法将其完全掌握。联邦调查局终于开始像个真正的执法机关了。
闯入者被查出拥有连号纸币的巨额现金。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迟早能找到钱的来历，找出这笔资金的幕后提供方。
卡梅隆很清楚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和许多秘密项目的资金一样，这笔钱来自CREEP的行贿基金。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必须立刻停止。
卡梅隆·杜瓦走进玛丽亚·萨默斯的办公室时，她一阵惊恐。她暴露了吗？白宫通过一些调查手段知道她是加斯帕·默里的内部信息源了吗？站在文件柜前的玛丽亚感到腿一阵发软，生怕自己会跌倒在地。
不过卡梅隆很友好，这让玛丽亚平静下来。他笑着拉了把椅子坐下，用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才有的目光打量着玛丽亚。
白人小子，再做会儿梦吧，玛丽亚想。
他来干什么呢？玛丽亚坐在桌前，摘下眼镜，对卡梅隆绽放出热情的笑容。“嗨，杜瓦先生，”她说，“窃听怎么样了？”
“到头来也没什么重要的信息，”卡梅隆说，“我们觉得默里也许在别的地方有部专门打机密电话的保密电话。”
感谢上帝，玛丽亚想。“太糟了。”嘴上她却这么说。
“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不用谢。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是的，总统希望司法部长下令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水门大厦潜入一事。”
尽管心里千头万绪，但玛丽亚还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看来这是白宫主导的勾当了。她非常吃惊。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像尼克松这般傲慢和愚蠢的总统了。
如果要发现更多的事实，她还得表现出支持的样子来。“没问题，”她说，“但我们得好好谋划一下。你也知道，克莱迪恩斯特可不是米切尔。”约翰·米切尔为主持CREEP的工作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人理查德·克莱迪恩斯特也是尼克松的好友，但没有米切尔那样好说话。“克莱迪恩斯特会问你要个理由。”玛丽亚说。
“我们可以给他个理由。就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会牵扯到对外政策上的一些机密信息。尤其是会暴露肯尼迪总统时期中央调查局涉入猪湾事件的有关情报。”
这是迪克拿手的把戏，玛丽亚厌恶地想。所有人都假装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给总统擦屁股。“看来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了。”
“是的。”
“很好，这就能说服司法部长命令联邦调查局收手了。”但玛丽亚不想让白宫就这么逃过去，“可克莱迪恩斯特也许需要确凿的证据。”
“这证据我们完全拿得出。中央情报局准备提出正式申请。沃尔特斯会提出请求。”维农·沃尔特斯将军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如果有正式申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想司法部一定会让总统满意的。”
“谢谢你，玛丽亚。”卡梅隆站起身，“你又帮了我一次。”
“没关系，杜瓦先生。”
卡梅隆离开了玛丽亚的办公室。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看着卡梅隆坐过的那张椅子。总统必定授权了这次潜入，或者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卡梅隆·杜瓦卖力掩饰只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政府里有人违背了尼克松的意愿做这种事，那他现在一定蒙羞遭到解雇了。尼克松对犯错的同僚历来不讲情面。政府里他唯一保护的只有他自己。
能让他逃过去吗？
她可绝不会就这样算了。
她拿起话筒说：“给我接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