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努埃尔·达席尔瓦在酒店的酒吧等我。吧台已经坐满了人，三五成群，出双入对，也有一些男士形单影只。一走进入口处的对开大门，我就知道了哪个是他，他也知道了我是谁。
他瘦瘦的，衣着时髦，皮肤微黑，两鬂有丝丝缕缕的白发，穿着一件浅色的礼服外套。手指整洁修长，目光深邃，举止优雅。没错，一看就是情场高手。但是除了擅长风月，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东西。从我们相互问好，他侧身请我走进朝向花园的阳台时，我就看出来了。某种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的东西：机智、精明、坚定、洞察一切。想要欺骗这样一个男人，光有甜蜜的微笑、媚眼和噘嘴撒娇的表情是远远不够的。
“您不知道我有多遗憾不能跟您共进晚餐，正如我刚才在电话里跟您说的那样，我在几星期前就约了一个饭局。”他一边说，一边很绅士地帮我拉开一把软椅并扶着椅背。
“您千万别那么客气。”我回答说。坐下来时我装出疲惫的样子，身上藏红花色的连衣裙几乎拖到地面。我用早就研究好的手势把长发拢到脑后，披散在裸露的肩头，然后自然地架起双腿，露出一只脚的脚踝、大部分脚面，还有髙跟鞋尖尖的鞋头。我注意到他的视线一秒钟也没离开过我。“另外，”我补充道，“这一路过来，我也有点累了，如果能早点儿休息的话也不错。”
一个服务员在我们旁边放了一瓶香槟酒和两个酒杯。阳台外是郁郁葱葱的花园，种满了各种绿植。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还能看到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轻柔的风时刻提醒着人们，海就在不远处。空气中有花香，有法国香水的味道，还有海水潮湿的咸味。酒吧里一位钢琴师正在演奏轻柔的乐曲，邻近的桌上传来各种语言轻柔的交谈声。那一瞬间，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刚刚离开的那个干涸而尘土漫天的马德里，对我而言就像另一个时空的一场噩梦。
“我必须得向您坦白一件事。”当酒杯倒满的时候，这位主人说道。“您请讲。”我把我的那一杯送到嘴边。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摩洛哥女子。这里现在到处都是外国人，但都是来自欧洲的。”
“您从来没有去过摩洛哥？”
“没有，真遗憾。尤其是如果所有的摩洛哥女子都像您这样的话，没去过就真是太遗憾了。”
“那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国家，那里的人也棒极了。不过恐怕您想在那边找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女人也很难。我不是纯正的摩洛哥人，我母亲是西班牙人。我不是穆斯林，我的母语也不是阿拉伯语，是西班牙语。但是我很爱摩洛哥。再说，那里有我的家人、房子和朋友。不过目前我住在马德里。”
我又喝了一口酒，很庆幸只需要撒一点儿小谎。无耻的谎言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不需过度依赖谎言的话，我还是会感觉更安全些。
“您的西班牙语也说得非常棒。”我说。
“我跟西班牙人的工作交往非常多。事实上，我的父亲有一个马德里老客户。在战争开始之前，当然，我指的是西班牙内战，我经常去马德里出差。不过最近其他业务比较多，所以西班牙也去得少了。”
“当然了，现在时局不好，生意不好做。”
“也不一定。”他带着一丝讽刺说，“看上去您的生意就很兴隆嘛。”
我又报以一个迷人的微笑，心里暗想不知道那帮该死的家伙都在他面前说我什么了。
“看来您的消息非常灵通。”
“至少我努力做到这样。”
“好吧，不得不承认，我的生意还不赖。事实上，您也知道，我正是为此而来。”
“打算把最好的布料带回西班牙去，发布新一季的时装。”
“没错，这正是我希望的。据说您那里有非常美的中国丝绸。”
“您想知道事实吗？”他朝我挤了挤眼睛，做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当然了，告诉我吧。”我放低音量，跟他玩起了这个游戏。
“事实就是，我不知道！”他哈哈大笑，“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从澳门进口的丝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不直接参与这些事情。关于纺织品……”
这时，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身边，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的。他用葡萄牙语说了声打扰，然后就凑到达席尔瓦左耳边说了几句话，但是我听不清。我假装专注地欣赏着花园中越来越浓的夜色。白色的圆形路灯刚刚亮起来，邻近桌上的交谈越来越热烈，优美的琴声依旧回荡在平台上。然而在这天堂般的环境里，我的脑子却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下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一切。我猜想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打断是他们事先约好的。如果跟我的见面不太愉快，达席尔瓦就会有借口立即消失，随便捏造点儿什么突发状况就行。但如果相反，如果他觉得我还值得他多付出些时间，就可以假装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把来人打发走。
幸运的是，他选择了后一种。
“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年轻男子一离开他就接着说，“我从不直接接触我们进口的纺织品。我的意思是，我对布料的资料和数量很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美学价值却一窍不通，我想那才是您感兴趣的方面。”
“也许您可以派个下属来帮我。”我提议说。
“当然，我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团队。不过我更愿意亲自为您效劳。”
“我不想让您太……”我打断他。
他没让我说完。
“能为您效劳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一边说一边向服务生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为我们添酒，“您预计在这里待多久？”
“大约两个星期。除了布料，我还想顺道去拜访其他几个供货商，或许还有一些时装店和店铺。鞋、帽子、内衣、小百货……我想您也知道，如今在西班牙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我可以提供所有您需要的供货商资料，您不用担心。让我想想，明天一早我得出去一趟，不过我相信顶多两天就能回来。咱们约星期四上午见面怎么样？”
“当然好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给您添太多麻烦……”
他从椅背上欠起身来，靠近我，紧紧地盯着我。
“您永远也不会让我觉得麻烦。”
那你就等着瞧吧，我心里想。但是脸上却装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我们又继续聊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等我觉得是时候结束这次见面了，便假装打了个哈欠，然后连忙故作惊慌地小声道歉。
“真不好意思。在火车上过夜太令人疲惫了。”
“那您赶快去休息吧。”他说着站了起来。
“再说，您不是还跟人约了晚餐吗？”
“哦，对，还有晚餐，没错。”他漫不经心地说，连手表都没看一下，“我想他们会等我的。”他又没精打采地补充道。我想他是在说谎。不过也许是真的。
我们一起走到大厅的入口，一路上他不停地跟人打着招呼，变换起语言来毫不费力，惊人地娴熟。这儿跟人握握手，那儿亲昵地拍拍肩。跟一个像木乃伊一样形容枯槁、纸片般弱不禁风的老太太亲热地吻颊，向两个从头到脚戴着珠宝的阔太太抛个媚眼。
“埃斯托里尔到处都是这些老鹦鹉，曾经家财万贯，如今却身无分文。”他在我耳边低声说，“但是他们却紧紧地抓着过去不肯放手，宁可天天就着白面包沙丁鱼都要维持自己那点儿仅存的面子。他们全身上下披金戴银，甚至连夏天都恨不得穿着貂皮大衣，但是手里的钱包都快长绿毛了，估计好几个月都不会有一分钱进出。”
我简单优雅的服饰跟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而他则负责让周围的人全都发现这一点。他没有把我介绍给任何人，也没有向我介绍他们是谁，只是走在我身边，跟着我的步伐，就好像在护卫我一样，殷勤有加地炫耀着。
我跟他走向出口，一边在脑子里飞速地对今天的见面成果做了一个评估。马努埃尔·达席尔瓦跟我打了招呼，邀请我喝了一杯香槟，亲自评估我：用他自己的眼睛来判断我这个从马德里托关系来找他的人究竟值不值得他亲自接待。这关系七拐八弯的，虽然委托人要求他善待我，但是他完全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派其他人来，找一个有能力的下属殷勤款待我，自己全然逃避这份责任；二是亲自接待我。他的时间宝贵，毫无疑问手头的事情也千头万绪。因此他能决定亲自处理我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说明我的任务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等我一有时间就跟您联系。”
他说着伸出手向我告别。
“太感谢您了，达席尔瓦先生。”我说着也向他伸出双手。不是一只手，是双手。
“请叫我马努埃尔。”他说。我注意到他捧住我手的时间比礼节要求的时间长了一些。
“那么，您就得叫我艾瑞斯。”
“晚上好，艾瑞斯，认识您真的非常高兴。咱们下次再见吧，您好好休息，祝您在我们国家玩得愉快。”
我走进电梯，目光一直盯着他，直到金色的电梯门缓缓关闭，大厅的景象在眼前一点儿一点儿地变窄。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一直站在门口，先是肩膀，然后是耳朵和脖子，最后是鼻子，接着他完全消失不见了。
当电梯开始上升，我确定自己已经在他的视线之外后，重重地叹了口气，以至于那个年轻的电梯员差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任务的第一步完成了，我通过了测试。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下去吃早饭了。在遮阳棚的清凉下，我吃着奶油饼干，喝着香醇的咖啡，尽可能在花园中多待一会儿。跟在马德里每天早晨的紧张劳碌比起来，这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回到房间的时候，写字台上摆了一束美丽的鲜花。几乎是下意识，我匆忙解开花束上装饰的丝带，去寻找有没有什么密码信息。但是上面既没有点也没有横线，更没有传递什么指示，在花束中则有一张手写的卡片。
尊敬的艾瑞斯：
为了让您出行方便，我派我的司机乔恩为您服务，以便您在葡萄牙期间更加舒适。
我们星期四再见。
马努埃尔·达席尔瓦
他的笔迹苍劲优雅。虽然前一天晚上我应该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这天早晨他送来的信息却一点儿也不谄媚，甚至都不算过分殷勤。彬彬有礼且很适度，很有分寸。这样更好，至少暂时来讲是这样。
乔恩是一个头发灰白的男子，穿着灰色制服，胡子很浓密，看上去至少七十来岁了。他在酒店门口等我，一边跟与他职业相同但是年轻许多的人们聊天，一边在等待中抽烟打发时间。“达席尔瓦先生派我送小姐去您任何想去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我。我猜这不是他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
“麻烦您，我要去里斯本买点儿东西。”事实上，我对那些街道和商店没什么兴趣，只想在马努埃尔·达席尔瓦再次出现之前打发时间。
很快我就发现乔恩远不是那种典型的谨慎而专注的司机。启动这辆黑色的宾利后没多久，他先是说了些关于天气的事，几分钟后开始抱怨路况，接着又咒骂起物价之类的生活琐事。在他这种显而易见的攀谈欲望面前，我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摆出一副高髙在上的姿态，似乎认为雇员都是下等人，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也可以表现成一个平易近人的外国人，虽然保持着矜持，但是也可以同服务人员平等相处。我完全可以选择当第一种人，那样会更自在一些，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让这个多嘴的老家伙打扰我。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没开出多远，他就提到他已经为达席尔瓦工作了五十三年。没错，扮演一个高傲的大小姐会让我非常轻松，不需费神应付他，但是另一种选择将会更加实用。尽管他的聒噪令人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希望他一直不停地说下去、，因为既然他如此清楚达席尔瓦的过去，也许同样能了解他的现在。
我们在沿海公路上行驶，右边是咆哮的大海。等到里斯本隐约在望的时候，我已经大致了解了达席尔瓦家族生意的来龙去脉。马努埃尔·达席尔瓦拥有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的名字，这三代人的财富始于一个港口的小酒馆。他的祖父一开始只在酒馆的柜台后面卖酒，后来开始做大桶的散装酒批发，经营场所也搬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如今已经废弃不用了，路过的时候乔恩还给我指了指。他的父亲继承并扩大了业务：除了酒，他也批发其他货物，并且很快就尝试性地跟殖民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商业往来。到了他这一辈，家族的生意已经非常红火了，但是商业地位最终稳固下来还是靠第三代的马努埃尔·达席尔瓦，也就是我刚刚认识的那位。佛得角的棉花，莫桑比克的木材，澳门的中国丝绸。最近他又开拓了一些境内的新业务，时不时去国内其他地方出差，但是乔恩没能告诉我他到底在那儿做什么生意。
实际上老乔恩已经退休了，几年前一个侄子顶替他成了达席尔瓦的私人司机。但是他依然很活跃，时不时被主人交代干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杂活：短途出游、送个口信、小规模派送，等等。比如说，在五月的某一个早晨陪着无所事事的女时装师在里斯本闲逛。
在希亚多的一家商店我买了几副手套，这在如今的马德里很难找到。在另一家店里我买了十几双丝绸长筒袜，这对战后的西班牙女人们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再往前一点儿，买了一顶春季凉帽、几块香皂、两双凉鞋；然后是美国化妆品，睫毛裔、口红、闻上去令人陶醉的晚霜。跟物资匮乏的西班牙比起来，这里简直是天堂。一切都唾手可得，如此鲜艳而琳琅满目，只要从口袋里掏出钱就可以马上获得。乔恩尽职地带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帮我提采购成果，无数次地开关车门让我舒适地上下。他推荐我去了一家非常宜人的餐厅吃饭，为我解说街道、广场和纪念碑。而且在不经意间慷慨地传递了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关于达席尔瓦及其家庭的点点滴滴。有些事情没什么意思，比如他的祖母才是最初生意的真正推动者，他的母亲很年轻就过世了，姐姐嫁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妹妹则进了一家破烂的修道院。但是另外一些信息却令我精神一振。这位老司机谈起这些事情积极主动，几乎不需要我在旁边推波助澜。马努埃尔先生有很多朋友，包括葡萄牙人和外国人。外国人里头，最多的当然是英国人，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德国人。他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事实上，他喜欢让家里随时准备好一切，以便某天突然决定带客人回来用餐，有时候在里斯本拉帕大街的家，有时候在冯特庄园，也就是他的郊区别墅。
这一天我也有机会观察到居住在里斯本这座城市里的人，各种类型和各种经济条件的。有穿着深色西服的男士和优雅的女士，有刚从农村来到首都的暴发户，他们购买金表，镶金牙，也有穿着黑衣服像乌鸦一样的女人，气势汹汹的德国人，垂头丧气的犹太难民们。有的在街上匆匆行走，有的排着长队只为买到一张通往救赎的票，还有从战争和被战争破坏的地方逃出来的操各种口音的外国人。我知道，罗萨琳达也在他们中间。我装作心血来潮，要求乔恩带我去看看美丽的自由大街，那些黑白相间的碎石路，还有两侧的参天大树。她就住在那里，一百一十四号。正是贝格贝尔送到我家的那些信上出现的地址，那一夜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苦涩的时刻。我寻找着门牌号，在一栋细瓷墙面的气派大楼门口找到了，一百一十四号，赫然刻在中间那个巨大的木制门厅上。我是多么想她啊，一丝忧伤涌上来。
下午我们继续转悠，但是到了五点钟左右我就觉得累了。白天天气很闷热，乔恩喋喋不休的谈话让我的头都要炸开了。
“最后一站，就在这儿。”当我表示该回去了的时候，他提议说。他把车停在卡瑞特大街上一家咖啡馆的入口对面，上面写着巴西咖啡。
“凡是来到里斯本的人，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样一杯香醇的咖啡。”他补充道。
“可是，乔恩，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抱怨着。
“五分钟就够了！迸去点一杯尝尝，您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没精打釆地接受了，因为不想引起他的不快。这位意料之外的情报员，我以后可能还有用得到的地方。虽然里面的装饰比较做作，顾客也大多是本地人，但是环境还算宜人。一进门右边是吧台，左边是咖啡座，正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钟表，天花板上装饰着金色的线脚，墙上挂满了巨幅的画。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个小小的白色瓷杯，我浅啜了一口。黑咖啡，很浓，味道非常好。乔恩说得没错，这咖啡真的让人精神一振。我一边等着咖啡凉下来，一边整理当天的思路。回忆每一个关于达席尔瓦的细节，在脑海中对它进行评价和归类。等到杯中只剩下一些咖啡残渣时，我在旁边放了一张钞票，然后站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我们相遇了。这重逢来得太忽然，太突兀，太迅猛，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从门口进来三个戴着礼帽的男士：三顶礼帽、三条领带、三张外国人的脸，正在用英语交谈。
其中两个人不认识，第三个却如此熟悉。我们分开已经不止三年了。而在这些年里，马库斯·洛根似乎一点儿也没变。
我比他先看到对方，所以等他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焦灼地把目光投向了门口。
“希拉……”他小声喊。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我的胃里一阵痉挛，差点把刚喝下的咖啡吐到大理石地面上。在我面前，离我也就两米远的地方，嘴里喊着我的名字、脸上还带着那样惊异神色的男人，就是曾经与我同甘共苦，帮我分担恐惧、分享快乐的男人，跟我一起欢笑、一起聊天、一起散步、一起跳舞、一起哭：他帮我找回了母亲，我却极力抗拒着不肯爱上他，虽然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友谊。过去的回忆突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眼前：得土安、罗萨琳达、贝格贝尔、国家酒店、西迪曼德利街上的时装店……那些紧张忙乱的日子和漫漫长夜，还有那些本来可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故事。过去的时光永远无法倒转。我真想拥抱他，告诉他是的，马库斯，是我。我想请求他再次把我从这里带走，抓住他的手狂奔，就像那一夜我们曾经在非洲的花园里匆匆逃走一样。我们一起回到摩洛哥，忘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情报工作，忘记我还有千头万绪的任务要完成，还有一个灰暗悲伤的马德里在等着我回去。但是我什么都没做。理智以它横扫一切的强权战胜了我的情感，告诉自己除了假装不认识他，别无选择。于是我只能照办。
听到自己的名字我没有应声，也没有再看他一眼。就像聋了哑了一样，就像这个男人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一席之地一样，就像我从来没有用眼泪打湿过他的领子哭着求他不要离开我一样，就像我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在记忆中已经完全融化消失不见一样。我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他，把目光集中到门口，迈着冷淡而坚决的步子走了出去。
乔恩正在等我，后车门开着。幸运的是，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对面人行道上的一桩小事故吸引了。那里有一群人在大声争吵，里面还有一条狗和一辆自行车。我走到他身边叫了他一声，他才注意到我的出现。
“咱们赶紧走，乔恩，我累坏了。”我一边坐下一边说。
我一坐进车里他就关上了后门，然后坐回到方向盘后面，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问我对他的推荐感觉如何。但是我没有回答，而是用尽全身力气强迫自己把目光集中到前方，不要回头张望。我差一点儿做到了。但是当宾利车开始在路面上滑动的时候，内心的一股冲动战胜了我的坚忍，让我终于忍不住做了不该做的事：回头看他。
马库斯已经追出了大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头上还戴着帽子，表情专注，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去。也许他正在自问，刚刚看到的那个女人真的是他曾经差一点儿爱上的那个人，还是一个幻影。
回到酒店的时候我告诉乔恩第二天不用来接我了。虽然里斯本还算是个大中型城市，但是我不能再冒险，我生怕再次跟马库斯·洛根相遇。我借口说自己很累，而且有些头疼。我知道，艾瑞斯小姐第二天不打算出门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达席尔瓦那里，而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拒绝他的好意，所以必须得找点儿站得住脚的理由。当天傍晚我一直在浴缸里泡着，晚上的时间则在露台上度过，心不在焉地欣赏着海上的灯光。在这段时间里，我心里一分钟也没有放下过马库斯：想着他这个人，想着在他身边度过的那些时光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想着如果哪天再次相逢，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后果。等我睡下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胃里空空荡荡，口唇发干，心如乱麻。
第二天一早的花园和早饭跟前一天一样，但是虽然我努力表现得自然，却实在无法像前一天那样享受一切。我强迫自己吃完了早饭，虽然其实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饿。我尽可能在露台上多待了一会儿，翻阅了几本用根本看不懂的语言写的杂志，直到餐厅里只剩下最后几个客人的时候我才起身回去。还不到上午十一点，我有一整天的时间，除了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无事可做。
我回到房间，房间已经被收拾过了。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十分钟。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但是没能躺到四十分钟，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自己不停地在同一件事情上思来想去。我换了套衣服，穿上一条轻便的裙子，一件白色全棉衬衫和一双平底凉鞋，用一条印花丝巾包住头发，再戴上一副巨大的太阳镜，走出了房间。一路上都不忍去看镜子，我不想看到自己脸上写满阴郁的表情。
沙滩上几乎空无一人。又宽又平的浪一波一波地袭来，节奏单调乏味。不远处有一个看上去像城堡一样的建筑，还有一个气派的海角别墅。对面是宽阔的海洋，像我的烦恼一样一望无际。我坐在沙滩上静静地看着大海，目光集中在不停地聚集又不停地被击碎的浪花上，忘记了时间，任自己陷入无尽的回忆。每一朵浪花都带来一段记忆，一个过去的印记，那个曾经年轻的我和我的成就、我的恐惧，那些被我遗忘在某个时间角落里的朋友；另一个时空的场景，语声。尤其是，这天早晨的海又让我从记忆的某个褶皱里翻出了早已被忘却的感觉：一只手亲密的抚摸，一个有力的臂弯，一起分享过的快乐，还有无尽的渴望。
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我站起来，拍掉裙子上的沙。该回去了，虽然这个时间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跟其他时间一样好，也一样坏。我穿过马路走向酒店，路上车很少。有一辆车正在远去，另一辆在慢慢地靠近。后者让我觉得熟悉，依稀在哪儿见过。一丝好奇让我放慢了脚步直到它从我身边开过。于是我看清了车子和车里的人。达席尔瓦的宾利，驾驶座上坐着乔恩。真巧啊，多么偶然的重逢。不，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这位老司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在埃斯托里尔的大街上晃荡，但是直觉告诉我他是来找我的。醒醒吧，丫头，醒醒吧！如果是坎德拉利亚或者母亲，她们一定会这样说。但是她们不在，所以我只能自己提醒自己。是的，我该清醒了，我正在放松警惕。与马库斯的重逢让我内心激荡，并沉浸在无数的回忆和感情里。但是，现在不是纵容自己多愁善感的时候。我有任务在身，并向人作过承诺：我必须扮演起某个角色，按照指定的形象出现，努力完成任务。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除了浪费时间并让自己陷入无限的忧伤之外，于事无补。现在该回到现实中了。
我加快了脚步，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情绪饱满，步履轻盈。虽然乔恩已经消失了，但是也许在其他不为人知的角落还有眼睛在监视我，履行着达席尔瓦交代的任务。他当然不可能对我产生任何怀疑，但是也许他强势而极富控制欲的个性让他想一探究竟，看看他的摩洛哥客人不享用他提供的座驾，到底在千些什么。而我则应该充分地向他展示这一切。
我从一个侧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重新梳洗打扮了一番，又再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之前的白衬衫印花裙，换成了一套优雅的橘红色套装，平底凉鞋也换成了一双蛇皮高跟鞋。我摘掉太阳眼镜，用前几天买的化妆品仔细地化了妆。丝巾也解了下来，头发披散在肩头。我从主楼梯款款而下，从容地走过二层露台，露台下是宽敞的前厅。我又下了一段台阶走到一层，微笑着面对一路上遇到的人：对女士们，不管多大年纪，说什么语言，甚至不管对方有没有注意到我，都以优雅的欠身和轻轻的点头表示问候；对于男士，则一律报以媚眼。他们中大多数是外国人。有一些特别老的，我甚至报以夸张的近乎卖弄风情的表情。接着我来到前台，找服务员要求发一封电报，是给马努埃拉女士的，发到我时装店的地址。“葡萄牙很棒，疯狂购物。今日头疼休息。明日开始全心拜访供应商。此致问候，艾瑞斯·阿格瑞克。”最后我选择了大厅里一张四人座的沙发，正襟危坐。这个地方来往的人特别多，很显眼，所以我优雅地架起腿，要了两片阿司匹林和一杯茶，决定接下来的整个下午和黄昏都把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我在那里极力掩饰着无聊，忍了将近三个小时，直到饥肠辘辘。好吧，就到此为止吧，该回房间叫些晚饭上来了。我正要站起来，一个跑堂的小伙子走过来，托着一个银盘，上面有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张卡片。
尊敬的艾瑞斯：
希望大海已经带走了您的不适。乔恩明天上午十点来接您去我的办公室。好好休息！
马努埃尔·达席尔瓦
看来我预料得没错，消息传得飞快。我很想转身去寻找那个眼线司机，甚至是达席尔瓦本人，但是终于忍住了。虽然他们中的一个一定还没走远，但是我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显得心不在焉，重新假装专注地翻看一本美国杂志。其实这本杂志我下午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大厅里已经空空荡荡，客人们都已经分散到酒吧、露台和餐厅去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下决心把马库斯整个儿从脑海里拔出，集中精力来应付第二天等着我的那场硬战。
乔恩把烟头扔到地上，说了声早上好，一边用鞋底踩灭烟头，一边帮我开门，又用目光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不过这一次，不需要他再向他的主人告发什么了，因为我很快就要亲自见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