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浑身湿透，几乎都喘不过气来。门房、巡夜人、几个邻居，还有五六个好事者挤在离我家门厅不远的地方，暴雨已经把楼下的地下室淹了，他们正在估计损失情况，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一边摘下头上湿透的丝帕，一边找钥匙，庆幸终于回到了家，甩掉了那个跟踪者。真想洗个热水澡，驱走体内的寒气和内心的恐惧。但是我没能庆幸多久。一打开门，我就发现屋里有些异样。
家里本应是一片黑暗，客厅里开着一盏灯确实有些反常。但这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虽然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每天离开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灯关掉，但是也许那天下午她们刚好忘记了最后检查一遍。所以异样并不来自灯光，而是我一进门看到的东西。一件华达呢大衣。浅色，男式。挂在衣架上，缓缓地往下滴着水珠。
衣服的主人正坐在客厅里等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像有永远那么漫长。那位不速之客也没有立即开口。我们只是怔怔地对视着，淹没在无数混乱的回忆和感情里。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终于问。
我没有回答。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一直跟踪我的人，也是五年前穿着一件相似的华达呢大衣从我生命中离开的那个人，那个得知我爱上了别人即将离他而去时，拖着打字机在昏暗中逐渐远去的背影。伊格纳西奥·蒙特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又再次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们都变了很多，是吗，小希拉？”他站起身向我走过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伊格纳西奥？”我终于小声问。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水正一滴一滴地聚到脚底下，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个极小的水洼。但是我没有动。
“我是来看你的。”他回答：“去把自己擦干，换件衣服，我们得谈谈。”
他笑了，这笑容好像在说：我来找你不怀好意。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离刚才进来的门只有两米远，也许我可以试图逃走，跑下楼梯，跑过门厅，然后跑到街上，狂奔。但是我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弄清楚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状况之前，我不应该表露出过激的反应。所以，我也朝他走去，直面他。
“你想干什么，伊格纳西奥？你怎么进来的？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要监视我？”
“等会儿，希拉，等会儿，一个一个地问吧，别一下子提那么多问题。但首先，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先放松一下。我有点儿累。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你让我不知道熬到了几点。你可以给我倒杯酒吗？”
“以前你不喝酒。”我努力保持镇定。
一阵冷冷的笑声像刀刃般锋利地撕裂了客厅的空气。
“你记性真好！看起来这么多年你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你居然还能记得这样的小事，真让人不敢相信。”
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没错。但是我真的记得。不但记得这一点，还记得很多其他的事情。记得我们每天傍晚漫无目的的散步，记得点着小灯笼的狂欢舞会上一场又一场的热舞，记得他那时候的乐观和柔情。记得我自己，一个卑微的小裁缝，除了跟男人结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现在，这个男人的出现却让我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你想喝点儿什么？”我终于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不要表现出惊慌。
“威士忌，白兰地，都无所谓。你平时招待其他客人的酒就行。”
我把头一天晚上贝格贝尔喝剩的那瓶酒全都倒了出来，总共也没剩多少。回到他身边时，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西服，质地和剪裁都比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穿的衣服好，但比最近围绕在我身边的那些男人穿得要逊色不少。我把酒杯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有一个Embassy糖果盒，包在银色的包装纸中，用玫瑰色的丝带系着醒目的蝴蝶结。
“某位仰慕者给你送来了一个礼物。”他说着用指尖抚摸着那个盒子。
我没有回答，因为无法回答，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知道这份突然出现的礼物的包装纸上，有某个地方藏着希尔加斯的密码信息，一个除了我谁也不能知道的信息。
我在沙发一角坐了下来，离他远远地，依然浑身湿透，紧张而僵硬。然后假装不理会那些糖果，一边从脸上拂开一绺湿头发，一边默默地打量着伊格纳西奥。他还像以前那么瘦，但是面容已经判若两人。丝丝缕缕的白发爬上双鬓，虽然他还没过三十。眼周有明显的黑眼圈，法令纹很深，面容僬悴，看起来生活并不平静。
“哎呀，希拉，多少年过去了！”
“五年。”我不假思索地说，“现在，麻烦你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不只一件事。”他说，“不过，首先我希望你去换上干衣服。另外回来的时候，请把你的证件拿过来。若在电影院门口找你查证件，以你现在的身份，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为什么必须给你看我的证件？”
“因为，我听说你现在是个摩洛哥公民。”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
“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
“你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伊格纳西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现在不但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这些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早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们谁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希拉。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谁也不可能保持原样。”
一阵沉默。我的脑中好像有一群乱飞的海鸥，无数回忆的片段涌上心头，无数种复杂的情感在心中交缠，几乎让我无法控制。坐在面前的这个男人，曾经差一点儿成为我孩子们的父亲，全心全意地宠我爱我，而我却狠狠地伤害了他。他有可能成为我最可怕的噩梦，也许这五年他一直都独自咀嚼着怨恨，随时准备找机会报复我的背叛。比如说，告发我，揭露我的真实身份，让我过去欠下的那些债都大白于天下。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度过的？”我战战兢親地问。
“在萨拉曼卡。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去看望母亲，然后就被起义军堵在那里了。我加人了国民军，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你呢？”
“在得土安。”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也许我不应该说得那么确切，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奇怪的是，这个回答似乎让他很满意。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弱的笑意。
“哦，当然了。”他低声说，“当然了，这样一切都清楚了。”
“什么事情清楚了？”
“是我之前一直想弄明白的一件事。”
“你没有必要弄明白我的事，伊格纳西奥。你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忘记，然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做不到。”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害怕他会要求我作出解释，害怕他会斥责我的背信弃义，害怕他会把我当年给他造成的伤害全都扔回我的脸上，或者更可怕的事：害怕他会告诉我他还爱我，并求我回到他身边。
“你得走了，伊格纳西奥，你必须忘掉我。”
“我做不到，亲爱的。”他重复道，语气中充满了苦涩，“我最想做的就是忘记那个曾经践踏我的女人，但是我做不到。我如今在内政部安全管理局工作，负责监视和跟踪所有入境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有意在马德里长期定居的外国人。你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值得怀疑的一个。”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想干什么？”等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我问。
“你的证件。”他要求说，“护照，以及这座房子里所有从国外过来的物品的海关手续。不过先去换衣服。”
他的声音冷冷的，充满了职业的自信，跟以前那个伊格纳西奥完全不同。记忆中的他永远充满了柔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孩子气。
“你能给我看看你的证件吗？”我低声问。虽然觉得他应该不是在说谎，但是我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
他从外套内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单手打开，动作熟练，一看就是早已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已的身份。没错，证件上有他的照片、姓名、职务和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委。
“稍等。”我小声说。
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迅速地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蓝色的裙子，然后打开放内衣的抽屉，准备拿干净的内衣。这时我的手指触摸到了贝格贝尔的信，藏在一堆叠好的内衣底下。我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是让它们保持原样，还是匆忙间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放起来？我急切地用目光扫视着房间，衣柜顶上？床垫底下？塞到被子里面？或者梳妆台的镜子后面，还是藏到某个鞋盒子里面？
“麻烦你快点儿。”伊格纳西奥在客厅里喊。
我把那些信使劲推到抽屉最里面，用好几件内衣完全盖住它们，然后一下子关上了抽屉。其他的藏匿之所也未必比这里更安全，听天由命我把自己擦干，换上衣服，然后从床头柜里拿出护照，回到了客厅。
“艾瑞斯·阿格瑞克。”他慢慢地读着我递给他的护照，“生于丹吉尔，住在丹吉尔。跟你一样的生日，真是巧合啊。”
我没有回答，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呕吐感，几乎控制不住。
“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改变了国籍吗？”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编了一个谎。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连希尔加斯都没考虑到。
“在丹吉尔的时候我的护照被偷了，那时候已没有办法向马德里申请新的护照，战争正处于白热化。一个朋友帮我想办法弄了摩洛哥的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这不是一张假护照，你可以去查证。”
“我已经查证过了。那这个名字呢？”
“他们认为最好把名字改了，改得阿拉伯化一些。”
“艾瑞斯·阿格瑞克，这是阿拉伯语？”
“这是切尔哈语。”我骗他说，“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我一边说，一边想起了贝格贝尔超人的语言能力。
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目光始终盯着我。我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是努力控制着自己，生怕忍不住跑到卫生间去。
“我还需要知道你待在马德里的目的。”最后他终于说。
“工作。做衣服，像以前一样。”我回答说，“这是一家时装店。”
“带我看看。”
我带他走到最里面的客厅，一言不发地指给他看一匹一匹的布料、服装图样和杂志。然后带着他穿过走廊，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尘不染的试衣间，客用卫生间。工作室里到处都是裁开的布料、样板和穿在模特身上的半成品。熨烫间还有几件衣服正等待熨烫。最后是仓库。我们一直并肩走着，就像以前多少次携手散步一样。我想起以前他几乎比我高出一个头，但现在我们之间的差距似乎不那么大了。倒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出了偏差，而是当我还是个时装店学徒，他还成天梦想着当公务员的时候，我从来不穿带跟的鞋子。五年以后，高跟鞋让我跟他只差了半个脑袋。
“再里面是什么？”他问。
“我的卧室，两个卫生间，四个房间。其中两个是客卧，另外两个空着。还有饭厅、厨房和服务区。”我飞快地说。
“我要去看看。”
“为什么？”
“我没有义务给出解释。”
“好吧。”我低声说。
我带着他一个一个房间地看，还是忍不住阵阵反胃。表面上装得很冷淡很镇定，但是内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努力不让他看出来，在握住门把手、打开开关时，我的手在颤抖。贝格贝尔给罗萨琳达的信就在我的卧室里，藏在一堆内衣下面。一想到他有可能突发奇想打开那个抽屉，然后发现那堆信件，我就忍不住两腿发抖。他进了房间，到处巡视着，我的心揪成一团。他假装饶有兴致地翻了翻床头柜上的小说，又把它放回原位。然后用手指摸了一遍床脚，打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又探身到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我多么希望他就此罢休，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做出了让我更加害怕的举动：打开一个衣柜，那里装着大衣和外套，他摸了摸一件大衣的袖子，另一件大衣的腰带，然后关上门。接着打开下一个衣柜，我屏住了呼吸，因为一排抽屉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打开了第一个，里面装的是手帕，他拎出一条看了看，另一条，又一条。然后关上，打开第二个抽屉。我咽了一下口水。里面是丝袜，他又合上了。当他的手指碰到第三个抽屉的时候，我感到脚下的地板都要塌陷了。就在那里，在那些丝绸内衣下面，藏着那堆用第一人称写的、最详尽最真实的、关于现在整个西班牙都在议论纷纷的更换外交部长这件事的手写文件。
“我想你有点儿太过分了，伊格纳西奥。”我低声说。
他的手在那个抽屉的拉手上停了几秒钟，仿佛在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做。我身上忽冷忽热，嗓子发干，心里充满了焦虑，甚至觉得一切都将在这一刻崩塌。直到我注意到他张开嘴准备说些什么。“我们继续吧。”最后他只是简单地说，然后关上了衣柜门。也许是出于对我仅存的一丝尊重，也许不过是因为难为情，或者是在职业操守中有一些他不敢逾越的界限，我永远也无从得知。我松了一口气，那一瞬间我很想哭，但是终于掩饰住了，重又扮演起被迫的导游。他又看了看我洗澡的浴室，吃饭的桌子，放食品的储藏室，还有女孩子们洗衣服的水槽。然后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客厅。我在心里暗暗地感谢上天，这次搜查总算逃过一劫。
他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我坐到了他对面。
“一切正常吗？”
“不。”他断然否认，“一点儿也不正常，完全不正常。”
我使劲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
“哪里不正常？”
“哪里都不正常，一切都不像应有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脑海中灵光一闪。
“你想找到什么，伊格纳西奥？你想找到什么你没有找到的东西？”
他没有回答。
“你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伪装，对吗？”
他还是没有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重新控制了谈话的节奏。
“我很清楚是谁布置了这一切。”
“这一切，什么？”我问。
“这个装模作样的时装店。”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辛勤地劳动。我每天都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一星期七天，一天都不休息。”
“我不相信。”他酸酸地说。
我站起来，走近他的椅子，坐在其中一侧的扶手上，然后轻轻地抓起他的右手。他没有反抗，但也没有看我。我抓着他的手指抚摸过我的手掌和手指，缓缓地，让他感受到我手上的每一寸皮肤，感受到我日夜辛勤劳作的这些年，剪子、针和顶针在我手上留下的厚厚的茧子。我感觉到，跟我的肌肤相亲让他浑身发抖。
“这是一双劳动妇女的手，伊格纳西奥。我知道你把我想成了什么人，知道你想象我正在干些什么事。但是我希望你明白，这不是一双被人包养的手。因为当年给你造成的伤害，我从灵魂深处感到深深的内疚，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么抱歉。我是对不起你，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头。你干预我的生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蛛丝马迹，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我停止了抚摸他的手指，但还是把他的手握在手中。他冰凉的双手，慢慢地有了温度。
“你想知道当年我走了以后都发生了什么吗？”我低声问。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还是没有看我。
“我们去了丹吉尔。我怀孕了，拉米罗抛弃了我，我又失去了孩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被遗弃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奄奄一息，身上背着他以我的名义欠下的沉重债务，连寻死都找不到地方。替察整天找我麻烦，我经历过世界上所有的恐惧，还不得不参与到一些非法的事情中去。后来，在一个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时装店，重新开始工作。我日日夜夜劳动不辍，也交了些新朋友，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慢慢地，我跟他们越来越亲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个差点儿相爱的男人，也许能跟他一起找到幸福。但他是一个外国记者，我知道他早晚会离开，所以坚持不肯跟他开始恋情，因为害怕再次遭遇痛苦，害怕重新体验被拋弃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现在我又回到了马德里，一个人，继续工作。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一切。至于你和我之间的事情，我犯下的罪孽已经得到了报应，这一点你不必心存疑问。不知道这样你满意了没有，但是你放心吧，因为给你造成的伤害，我已经付出了百倍的代价。我心安了，因为我知道，我对你做出的事情和他对我做出的事情要维持平衡早已绰绰有余。”
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让他受到了震动，是让他平静了一些，还是更加困惑。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很久，他的手依然被我握在手中，我们的身体离得那么近，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温度。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跟贝格贝尔部长有什么关系？”他问。他的语调已经不再那么尖酸，但是也毫不示弱，介于刚才那一刻的亲密与之前的无限疏远之间。我注意到他努力恢复自己的职业态度，但很可惜，不算太成功。“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是我在得土安时的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他不是我的情人，如果你想的是这个的话。”
“昨天晚上他跟你一起过了夜。”
“他在我家过了夜，但不是跟我一起。我没有必要向你交代我的私生活，但是我愿意向你澄清，免得你心存疑虑。贝格贝尔跟我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瓜葛。昨天晚上我们没有一起过夜。不止昨天晚上没有，以前从来也没有过。我没有被任何部长包养。”
“那因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没一起过夜，还是为什么我没有被部长包养？”
“他为什么来找你，早上八点左右才离开？”
“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撤职了，不想一个人待着。”
他站起来，走向一个阳台，双手插在裤兜里，望着外面说：
“贝格贝尔是个白痴，是个投向英国人的叛国贼。被一个英国狐狸精迷住了的疯子。”
我苦笑了一下，站起来，走到他背后。
“你不了解，伊格纳西奥。你在内政部上班就得听内政部的命令，他们给你的任务就是让所有来到马德里的外国人胆战心惊，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贝格贝尔上校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事。”
“我只知道我必须知道的。”
“什么？”
“他出卖了祖国，是一个叛徒，一个不称职的部长。全世界都这么认为，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
“好像报纸上有什么可信的内容……”我讽刺地说。
“不相信报纸还能相信什么？相信你那些新的外国朋友？”
“也许吧。他们比你们知道的多得多。”
他转过身来，朝我走了几步，直到离我不到一掌的距离，正对着我的脸。
“他们知道些什么？”他哑着嗓子问。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该多说什么，所以沉默了，任他继续说下去。“难道他们知道我可以让你明天一大早就被流放吗？他们知不知道，我可以叫人逮捕你，把你那光鲜亮丽的摩洛哥护照变成一团废纸，而你会被蒙上眼睛神不知鬼不觉地扔出这个国家？你的朋友贝格贝尔已经被人从政府里踢出来了，你没有保护伞了。”
他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早晨刚刚刮过的胡茬，可以看到他的喉结随着说话声上上下下地滚动，可以观察到他的两片嘴唇的每一寸运动。就是这张嘴，警经多少次地亲吻过我，现在却向我吐出了如此粗暴的威胁。
我孤注一掷地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一张跟我的身份一样虚假的牌。
“贝格贝尔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资源，你根本想象不到。时装店的顾客们都有有权有势的丈夫或情人，我与他们很多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只要我提出申请，至少有半打的大使馆能给我提供外交保护，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大使馆。当然了，他们跟你们部门也有很深的渊源。只要一个电话，我就能保证自己毫发无伤。如果你坚持要插手不该插手的事情，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的人很可能是你。”
我从来没有这样骄横无理地对人说过谎。很可能就是这个弥天大谎本身让我说起话来如此高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了。也许信了，因为虽然这个谎言跟我的人生轨迹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面前站着的昔日恋人，确确实实变成了摩洛哥公民，就像在时时刻刻证明，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一天真的会变成现实。
“那我们就走着瞧。”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从我身边离开，又重新坐下。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伊格纳西奥。”我在他背后轻声说。
他哈哈大笑，笑中充满了苦涩。
“你以为你是谁，可以来评判我？难道你在非洲逃过了这场战争，装扮成贵妇人的样子回来，就高人一等了吗？难道你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离经叛道的部长就比我尊贵吗？你在享受那些马屁精的鲜花糖果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却连黑面包和宾豆都要凭票领取！”
“我评价你是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希望你好。”我回答道，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飘出来的。
他报之以另一阵大笑，这次更加苦涩，但也更加真诚。
“对你来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希拉。我、为我、对我、跟我，我努力工作，我遭受苦难，我已经得到了报应，我，我，我。除了自己，你不关心任何人。难道你都懒得问一问昔日的那些朋友战后都怎么样了？你有没有想过，哪怕只有一次，穿着那些高级时装去看看他们，看看有没有谁需要你帮上一把？你知不知道原来的那些邻居都怎么样了？还有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他的问题仿佛晴天霹雳，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就像眼睛里被出其不意地扬了一把石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因为我选择了不去了解。我遵从着别人的指令，这对我来说就是纪律。他们告诉我不要离开一定的圈子，我就不离开，努力不去看另一个马德里，真实的马德里，现实的马德里。我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这个城市中最美好最诗意的地区，强迫自己不去触摸它的另一面：那些满是炮坑的街道，满目疮痍的建筑，没有玻璃的窗户，干涸的水渠。我宁可不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找着碎土豆皮的人，那些穿着丧服在街上漫无目的游荡的女人，千瘪的胸前还抱着孩子，还有成群结队光着脚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满脸都是干了的鼻涕，小小的光脑袋上全是痂子，拉着过路人的袖子苦苦乞求怜悯，先生，行行好吧，给点儿吧，小姐，给点儿施舍吧，上帝会报答您的。我是英国情报系统一位严格守纪又顺从的情报员，顺从到令人作呕，总是一字不差地遵从他们的指示，既不回到我原来的社区，也从不踏上过去的土地，避免知道故人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密友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那座小小的广场，从来没有踏进过那些窄窄的街道，也没有走过那里任何一级台阶。我没有敲过邻居的门，不想去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样，他们的家庭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从未试图去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正在被监禁，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又是怎么挣扎着向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告诉我他们的锅里煮着什么破烂菜叶，也不想知道他们的孩子都生着痨病，营养不良，永远光着脚；我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充满了虱子和冻疮的悲惨生活。我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国际阴谋、高级酒店、奢侈美发沙龙，还有开胃酒时间的鸡尾酒会。我跟那个到处飘散着尿骚味和煮甜菜味的悲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至少我曾经这样认为。
“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他缓缓地说，“那你就听好了，我一件一件地告诉你。你的邻居诺尔波特死在了布鲁内特，他的大儿子在马德里一加人国民军就被枪毙了，不过听说他也曾经积极参与过镇压另一派的活动。二儿子现在在库尔加木罗斯挖石头，小儿子在额尔图埃索蹲监狱，他加人了共产党，就算不被枪毙，短时间内也出不来。他们的母亲，因格拉西亚女士，那位在你小的时候，每当你母亲出去工作时就会照顾你、待你像亲生女儿一样的女人，现在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眼睛几乎瞎了，整六疯疯癫癫地在街上游荡，拿根棍子见什么打什么。你的社区已经没有鸽子，也没有猫的踪迹了，全都被吃掉了。你想知道在巴哈广场上跟你从小一起玩大的那些女伴的遭遇吗？我也可以告诉你，安德雷伊塔有一天下午从她工作的作坊下班回家，路过弗恩卡拉尔大街的时候，被榴弹炸死了……”
“我不想知道更多了，伊格纳西奥，我已经了解了。”我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神情恍惚。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的抗议，还是继续诉说着这些可怕的事情。
“索莱，那个牛奶店的女孩，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可孩子的父亲，一个民兵，却连姓名都没留下。她无力独自养活这两个孩子，只好把他们送进了孤儿院，从此杳无音信。据说她现在常常在塞巴达市场向那些搬运工出卖肉体，每次只收一比塞塔，而且就在那里，靠着砖墙。平时都不穿内裤，每天一大清早，当卡车陆续到达的时候，她就撩起裙子等着。”
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闭嘴，伊格纳西奥，请你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低声说，但是他还是没有理我。
“养鸡场老板的两个女儿，奥古斯汀娜和那缇，参加了一个民间的护士协会，战争期间一直在圣卡洛斯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战争结束后，有人上门把她们塞进了一辆卡车，从此一直待在拉斯温达斯监狱里，她们在萨雷萨斯法庭受审，被判了三十年零一天的监禁。面包师家的女儿奇妮……”
“闭嘴，伊格纳西奥，别再说了……”我哀求说。
他终于停了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这样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我都听说了。每天都有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认识的那些人来找我。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伊格纳西奥先生，我跟您说过话的，那时候您是小希拉的未婚夫，就是多洛雷斯女士的女儿，住在瑞登迪亚街上的那个裁缝……”
“他们为什么找你？”我哽咽着问。
“所有的人都为了同样的理由：求我帮他们从监狱里搭救某位家人，或者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关系能让某人免于死罪，或者帮他们找个随便什么样的能糊口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时候总指挥部里日复一日的场景：在前厅里，走廊里，还有楼梯上，永远都挤满了等着被接见的提心吊胆的人群，想尽一切办法求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盼着有人能听他们说说情况，接待他们，或者给他们一点儿失踪亲人的线索，指点他们为了亲人的自由该去求谁……尤其是很多很多女人，非常多。她们没有生计来源，跟孩子相依为命，根本没有办法养活他们。”
“那你，你能帮到他们吗？”我努力驱散心头的焦虑和烦恼。
“很少，基本不能。跟战争有关的罪犯都归军事法庭管。来找我的人也都是走投无路的，对他们来说我就跟随便哪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一样。”
“可是你是政府官员……”
“我只不过是个毫无权力的小公务员，”部委中级别最低的他打断我，“除了倾听他们的悲惨境遇，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恰好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他们应该去哪儿找门路，看到他们陷入绝境的时候给他们几个钱。我甚至都不是长枪党人，只不过是战争爆发时的无奈之举让我恰好站在了最终胜利的一方，所以才得以重回部委，负责起他们交代给我的事情。但是我跟谁都不是一伙的。我看过了太多的恐怖事件，对哪一方都失去了尊敬。我只是服从命令，因为这是我的饭碗。忍辱负重，收起锋芒，只为了养家糊口，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还有家庭。”我说。他递给我一条手帕，我擦了擦眼泪。“我在萨拉曼卡结了婚，战争结束以后回到了马德里。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很小的孩子。不管白天多么艰难，现实多么残忍，至少每天晚上家里还有人等我回去。我们的家没有你这里豪华气派，但是永远点着一个火盆，走廊里回荡着孩子的笑声。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伊格纳西奥，一个叫米盖尔，我妻子叫阿玛利亚。我从来没有像那时候爱你那样爱过她，她出门的时候也从来不像你那样摇曳生姿。我对她的欲望，甚至都没有今天晚上你握住我手的时候，在我心中引起的渴望的四分之一。但是她面对困难永远那么乐观，不管日子有多艰难，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会唱着歌。每个夜晚当我梦见自己再次回到前线，即将被人杀死，并且在噩梦中惊醒的时候，她都会紧紧地抱住我。”
“对不起，伊格纳西奥。”我几乎已经泣不成声了。
“也许我确实是个安于现状的懦夫，是这个复仇政府的走狗。”他一边说，一边死死地盯着我，“但是你没有资格评价喜不喜欢我现在变成的这个人，你没有资格给我上道德课，希拉。如果说我是个坏人，你只会比我更坏。我，至少在灵魂深处还有一丝同情，而你，我觉得你连这都没有。你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独自住在豪宅里咀嚼寂寞。一个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肯承认的可怜虫，除了你自己，你谁都不在乎。”
我想大喊着叫他闭嘴，叫他别再来骚扰我，叫他永远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身体仿佛变成了无穷无尽流淌的泪泉，就好像有什么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生生撕碎了一样。我只是不停地哭，手捂着脸，一直哭一直哭。当我终于能停止抽泣回到现实中时，已经过了半夜，伊格纳西奥不在了。他悄无声息地走了，就像以前一直对我做的那样，细心体贴。然而他的出现给我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却如影随形。我不知道这次拜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位艾瑞斯·阿格瑞克将会怎样。也许，他会念在我是他多年前深爱过的女人放我一马，让我安安静静地继续走我的路。又或者，他为了完成自己在新西班牙的职责和使命决定向上司汇报我的虚假身份。也许，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会被逮捕，或者驱逐，或者从人间消失。
桌上还放着那盒看来清白无辜，实际上却蕴含着机密信息的糖果。
我用一只手打开，另一只手还在擦眼泪，盒子里只有二十四块牛奶巧克力。于是我又去检査包装纸，最后在捆包裹的玫瑰色丝带上发现了一些几乎看不见的点线。不到三分钟我就把它们破译了出来：紧急会面，找瑞克医生就诊，卡拉卡斯二十九号，早十一点，加倍警惕。
糖果盒旁边还有一杯儿个小时前我给伊格纳西奥倒的酒。一口未动。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们谁也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了。但是，尽管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却还是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