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母亲，谁也不知道我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不管是顾客，还是菲利克斯和坎德拉利亚，我对所有人都借口说我要去趟马德里，看看原来的房子，顺道处理些别的事情。之后母亲会负责编造一些小小的谎言，来解释为什么我迟迟不归，可能是有些生意的机会，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有了新男朋友。我们并不担心被人怀疑，或者这些谎话被拆穿，因为虽然海峡两岸的交通运输渠道都已经正常运作了，西班牙首都跟北非这边的联络还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我必须跟我的朋友们告个别，默默地请他们为我祝福。为此，在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们组织了一次聚餐。坎德拉利亚穿得非常隆重，完全是她概念中的贵妇人打扮，梳着一个用发胶定型的“西班牙万岁”的发髻，戴了一串假的珍珠项链，穿着几个星期前我们给她做的新衣服。菲利克斯带着母亲一起来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她支开。哈米拉也跟我们在一起，我一直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她爱护有加。我们用酒和饮料干杯，用响亮的吻和真诚的祝福道别。等他们都走了，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才明白我将会多么想念他们。
对巴斯克斯警长，我也用了同样的伎俩，但是我马上就知道，这个小小的谎言根本没有让他信服。怎么可能瞒得住他呢？他完全了解我在马德里还遗留着无尽的官司和麻烦，也很清楚我有多么害怕去面对那一切。他是唯一的那个人，猜出我这次看似简单的出行背后藏着一些更复杂的原因，一些不能说的原因。不能跟他说，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也许正因为这样，他选择了不去探究。他没说几句话，像往常一样，用质询的目光看着我，嘱咐我保重，然后就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替我挡住下属们饿狼般的目光和口水。在警察局的门口我们说了再见。什么时候再见？谁也不知道。也许很快，也许永别。
除了布料和缝纫用品，我还买了一大堆杂志，以及一些摩洛哥工艺品，因为我希望能把我在马德里的时装店布置成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场所，跟我的新名字和所谓的“丹吉尔著名时装师”的身份相符。压纹的铜盘子、五光十色的玻璃灯、银茶壶、一些瓷器，还有三块巨大的摩洛哥地毯。我的新家，将是满目疮痍的西班牙地图上一块小小的非洲乐土。
当我第一次走进努涅斯德巴尔博阿大街上那套巨大的房子里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只等待着我的入住。刷成白色的墙壁泛着锦缎一样的光泽，橡木地板刚刚打过蜡。室内的格局、布置和安放顺序完全是我在西迪曼德利时装店的放大版。第一个空间是三个互通的客厅，比原来店里的面积大了两倍。层高也髙了很多，阳台更加气派。我打开一扇阳台的窗户探出身去，但是映人眼帘的不是德尔萨山峰，也不是格尔盖斯山脉，空气中没有一点儿柑橘花或茉莉花的香味，既看不到邻居家刷着白灰的墙，也听不到清真寺传来的钟声。我一下子关上窗户，生怕再次陷入忧伤。继续往前走，三个客厅的最后一间堆放着从丹吉尔带来的布料，梦幻般美丽的双宫茧丝、蕾丝花边、薄纱、雪纺，各种各样能想象出来的颜色，从沙滩白到火红色、玫红色、珊瑚色，还有各种数不清的蓝色，从夏日清晨天空的湛蓝到暴风雨之夜咆哮的大海的深蓝，应有尽有。试衣间有两个，都装着三面环绕的镜子，边缘还镶着金色的细木边框。因为镜子的效果，空间看起来扩大了一倍。工作室跟在得土安一样，位于房子的中央，只不过比原来那个大得多。巨大的裁剪桌、熨烫台、赤裸的模特儿、丝线、工具，一应俱全。最里面是我的空间，有些过大了，比生活必需的空间要大上十倍。我立刻想到这一切都是罗萨琳达安排的，因为只有她知道我怎么工作，我的房子怎么安排，还有我的喜好，我的生活。
在寂静的新家里，我的心头又浮现出那些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在脑海里百转千回的问题。为什么我接受了这？为什么我要投人到这场陌生而不确定的冒险中来？为什么？我没有找到答案，或者说，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也许只是为了对罗萨琳达忠诚而让步，也许是我觉得我亏欠母亲、亏欠祖国，也许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自己。但不管怎么样，是我自己亲口说的：好吧，来吧！是我自己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答应接受这个任务的，下定决心，不再犹疑，不再害怕，不再提心吊胆。而现在，我已经在这里，扮演着那个根本不存在的艾瑞斯·阿格瑞克，在她新的生活圈子里频频出现，踩着高跟鞋步履稳健地上下台阶，穿着全世界最华丽的衣裳，准备变成整个马德里最虚伪的时装师。我害怕吗？是的，巨大的恐惧一直紧紧地根植在我的心中。但是我能控制住，它们会乖乖地待着，听从我的命令。
看门人给我送来了第一个口信：给我帮忙的两个女孩儿第二天就会来报道。朵拉和玛尔提娜一起出现了，她们差两岁，很相像，又很互补。朵拉身材更好，但是玛尔提娜容貌更精致。朵拉看起来很聪明，玛尔提娜则很甜美。她们两个我都喜欢，但不喜欢她们身上破旧的衣服、因为饥饿而萎靡的脸色和心中掩饰不住的慌张与躲闪。但幸运的是，这三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给她们量了尺寸，一人做了一套优雅的制服。可以说，她们是从丹吉尔带去的布料库里头两位用户。我从希尔加斯给的信封里拿出几张钞票，派她们去拉帕斯市场买点儿东西。
“可是买什么呀，小姐？”她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到什么买什么吧，听说那里也没太多东西。你们不是说会做饭吗？那就买点儿菜吧。”
她们身上的畏缩和怯懦没有办法马上拔除，但是总算在慢慢消失。
她们怕什么呢？是什么让她们缩手缩脚？所有的一切。为一个所谓的从非洲来的外国人工作，为我的新住所所在的这栋豪华气派的大楼，为不知道在一个高级时装店里该说什么做什么。但是，她们一天天地适应了新生活，适应了这栋房子，适应了时装店里的日常工作，也适应了我。姐姐朵拉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很快就能帮我做一些简单的活儿。妹妹玛尔提娜则更像哈米拉和年轻时候的我，喜欢外出，喜欢送货，经常进进出出。她们共同分担店里的杂务，既高效又谨慎，就像那时候人们常说的，是一对好女孩。偶尔她们会提到贝格贝尔，但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认识他。她们叫他胡安先生，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他，回忆起柏林，回忆起那段在她们的记忆中还依稀留存的过去时光，正是在那个时候她们掌握了德语。
一切都照着希尔加斯预料的那样发展。基本上是。我迎来了第一批顾客，其中有一些是我们预见到的，有一些不是。第一个来订购秋季服装的正是格罗利亚·凡·弗斯登伯格，非常漂亮，非常迷人，深栗色的头发梳成粗粗的辫子，在脖子上围成一圈，像是阿兹特克女神的皇冠。当她看到我的布料时，立刻眼前一亮。她细细地观察、触摸、品鉴、询问价格，很快排除掉一些，把其他的放在身上比照效果。她非常专业地挑选了那些最适合她、价钱又不是特别离谱的布料。翻看杂志的时候也很熟练，在翻到跟她的体型气质比较相似的模特儿时就会停下来研究一番。这位挂着德国姓氏的墨西哥女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并没有向我征求任何建议，我也没有主动提。最后她定制了一条巧克力色金属光泽丝质筒裙、一件粗花呢礼服大衣。头一次见面她是一个人来的，我们用西班牙语交谈。第一次试穿的时候她带来了一个朋友，安卡·凡·弗雷斯，她定制了一件戈尔盖特绉布长礼服裙，一件用鸵鸟羽毛装饰的红宝石色丝绒斗篷。我听到她们在用德语交谈，就把朵拉叫了出来。穿着合身得体的衣服，梳着精致的发型，再加上丰盛食物的滋养，她已经不再是几个星期前跟妹妹一起、像受了惊吓的小麻雀一样来到这里的年轻女孩，而是一位美丽安静的助手，把听到的一切默默地记在心里，然后时不时悄悄地出去把记下来的谈话内容写到一个小本子上。
“我要给所有的顾客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我跟她们说，“我想通过她们的谈话了解她们去哪儿，跟谁交往，有什么活动计划。这样也许就能找到新的顾客。她们说西班牙语的时候我自己可以记录，但是如果说德语，那就交代给你们了。”
不知对顾客这样严密的追踪是否让朵拉感到奇怪，至少她没有表现出来。也可能她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在对她来说那么陌生的行业中很普遍。但其实不是的，完全不是。一字一句地记录下从顾客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名字、职务、地点和日期，完全不是正常工作。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做，认真而细致，就像两个小学生一样。每天夜里我都会浏览…遍当天我和朵拉的笔记，从中提取出我认为可能有用的信息，并把它们概括成简单的句子，最后转化成莫尔斯密码，用倒序的长横和短横缝制在一些样板的周围，这些样板有的是直线的，有的是曲线的，而且永远也不会被拼装成一件完整的衣服。做笔记的小本子则在每天凌晨时分用一根细蜡烛烧成灰烬。第二天早上，头天写下的字已经完全没有踪迹，但是多了一些暗藏的信息，隐匿在一个领子、一条腰带或者一片前襟的周围。
佩德利诺女男爵也成了我的顾客，就是那位权势无限的新闻官拉萨尔的妻子。虽然相貌比那个墨西哥女人差很多，但是经济条件相当优越，专门挑最贵的布料买，也从来不讨价还价。她还带来了更多的顾客，两个德国人，一个匈牙利人。很多个早晨，我的客厅变成了她们社交聚会的场所，混杂着各种语言的交谈。我教玛尔提娜沏阿拉伯茶，里面用的薄荷是我们在厨房的阳台上用陶盆种的。我教她怎么端茶壶，怎么把滚烫的茶优雅地倒进那些金丝掐花的小银杯子里，甚至还教她用木炭描画眼睛，为她量身定做了一件栀子花色的缎子长裙，好让她看起来富有异国情调。在异国他乡的另一个哈米拉，这样她就能常伴我左右。
一切都很顺利，出人意料的顺利。我在新生活中自信而游刃有余，迈着稳健的脚步进出各种高档场所。在顾客面前我表现得冷静果断，用伪装的异国风情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谈话中还会假装自然地不时冒出几句法语或阿拉伯语，虽然很可能那些阿拉伯语都是没什么意义的蠢话，因为那都是我在得土安和丹吉尔街头听到人们常常重复的一些简单表达，而且根本不清楚它们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为了假装通晓多国语言，我很努力地回想起从罗萨琳达那里学来的儿句英文，不放过只言片语。这个新来的外国人身份很好地掩盖了我的弱点，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似乎谁也不在意我的来历。她们只关心我的布料，以及用这些布料可以做出什么衣服。顾客们都在店里聊天，看上去对环境很满意。她们聊都干了些什么，将要千什么，聊她们共同的朋友，她们的丈夫，她们的情人，有时候我也会加入到交谈中去。在此期间我和朵拉一刻不停地工作：表面上忙着裁剪布料、査询图样、测量尺寸，暗地里则忙着记录下我们听到的一切。我也不知道每天收集的这些材料是不是对希尔加斯和他的机构有所帮助，但是万一有用呢？所以我尽可能地在这份工作上保持严谨。每星期三的下午，在进入美容院做头发之前，我把卷成一卷的样板放进指定的衣柜。每星期六上午我也会准时到达普拉多博物馆。博物馆里的一切都让我惊喜而沉醉，有时候差点儿都忘记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光顾着陶醉在美术作品里。那些装着密码样板的信封在交接时也没遇到任何麻烦，一切自然顺利，没有哪一次会让我紧张到把心提到嗓子眼里。每次都是同一个人接过我的画夹，一个秃顶瘦瘦的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是他负责把我的信息传递出去，虽然他从来没有向我传递过任何同谋的表情。
我也会出门，但不频繁。有时候在喝开胃酒的时间我会去Embassy。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希尔加斯，远远地坐在一群英国同胞中间，喝着加冰块的威士忌。他也看到了我，怎么可能看不到呢。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点，因为看到我进去，他完全没有任何表情或反应。我把包紧紧地抓在右手中，假装与他互不相识，跟几位顾客打了招呼。她们正在其他女士面前大肆赞赏我的手艺。我会跟她们一起喝杯鸡尾酒，接受身旁异性欣赏的目光，然后一面继续伪装见多识广、沉稳老练，一面偷偷地观察周围的人。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出身名门，优雅、富有，分散在吧台和桌旁。桌子都摆放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装饰得十分素雅。有穿着髙级羊毛、羊驼或斜纹软呢西服的男士，有胳膊上带着W字形标记的军人，还有一些穿着外国制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只看到他们的袖口上都绣有条纹和很多小点组成的图案。有一些非常优雅的女士，穿着两片式裁剪的服装，戴三层珍珠项链，每颗珍珠几乎都有榛子那么大，涂着精致完美的口红，精心修剪的头发上戴着头饰、头巾或者端庄的帽子。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巴杜或者娇兰香水味，还有无数支白色卷烟的烟雾，营造出一种浮华人世的感觉。刚刚结束的西班牙内战和突然爆发的横扫欧洲的战争，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轶事，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小小世界里的情调和氛围。
吧台的一角，有一个挺拔端庄的女人，一边热情地跟顾客打招呼，一边指挥着来来往往不停忙碌的服务生。我想她一定就是这里的老板，玛格丽特·泰勒。希尔加斯没有向我说明他们跟她之间的合作到底密切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确信他们之间的交往绝不仅仅是茶馆老板和常客之间互送人情那么简单。那时候她正在给一个穿着黑色制服，带着W字形臂章，靴子擦得像镜子一样发亮的纳粹军官结账。我细细地打量着她。这个外国女人看上去既朴实又与众不同，应该有四十多将近五十岁的模样。毫无疑问，这里是希尔加斯安插在西班牙的另一个地下情报点。我没有发现希尔加斯跟她之间有过任何的眼神交流，也没看到他们偷偷地交换过什么信息。在离开前我又注意看了一下他们俩。她正在低声地和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服务生说话，像是在指点什么。而他继续坐在那张桌子旁，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一个朋友的讲述，那是个年轻人，也是那群人中最面善的一个，他身边所有人似乎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远远地我看到那个人做着—些夸张的手势，可能是在模仿什么人。最后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我也听到希尔加斯愉快的笑声。也许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是我感觉有那么一刹那，他似乎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对我眨了眨眼睛。
马德里慢慢进入了深秋，时装店里的顾客在不停地增加。我还没有收到任何鲜花或者糖果，没有希尔加斯的，也没有其他人的。我完全没有跟别人交往的愿望，也没有时间。如果说那段时间里我缺什么的话，那就是时间。我的时装店很快就广受欢迎，店里有多种美丽布料的消息不胫而走。订单每天都在增加，有些供不应求了。我不得不尽量推迟交付订单或延长试衣的间隔。我很努力地工作，非常努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每天很晚睡觉很早起床，几乎不眠不休。有几天我脖子上几乎从早到晚都挂着皮尺。钱源源不断地流进那小小的钱盒，但是我对它们毫无兴趣，都懒得数一数有多少。这跟我原来开店的时候多么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会带着一丝乡愁回想起以前在得土安的日子。多少个夜晚，我躲在西迪曼德利那小小的房间里把盒子里的钞票数了又数，焦急地计算着什么时候能还清那笔债务；坎德拉利亚每次从街上犹太人的兑换点回来，都把一卷英镑藏在胸口，我们俩分钱的时候几乎带着孩子般的快乐，“你一半，我一半，希望我们财源滚滚，亲爱的。”坎德拉利亚每个月都这么说。那段日子已经恍如隔世，但其实只过了四年。四年，就像四个世纪。以前的那个希拉在哪里？那时候一个摩洛哥小姑娘还拿着裁缝剪子在拉鲁内塔公寓的厨房里给她剪头发。那时候她在那个小屋里对着裂了缝的镜子一遍一遍演练姿势，如今一切都去哪儿了？似乎都在一页一页的时间褶皱里迷失了。现在，我在马德里最好的美容院做头发，而当年那些做作的姿势如今在我身上已经比自己的肢体还要自然。
我努力工作，挣的钱越来越多。我做梦也没有想过靠自己的双手能换回这么多钱。我的定价很高，常常会收到印着哥伦布头像的百元钞票，还有印着奥地利的唐·胡安头像的五百元大钞。没错，我挣得很多。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支撑不住了，不得不在一片肩部的样板上向希尔加斯传递了这个信息。那个星期六下着雨，我沉迷在普拉多博物馆维拉斯凯斯和苏尔巴朗的画作里，衣帽间那个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接过了我的画夹，里面装着一个信封，信封里的十一条信息将一如既往地被送到那位海军参赞的手里。其中十条信息是常规性的，根据句意进行了缩减塞拉诺街沃尔特·巴斯蒂安家十四日晚宴，拉萨尔夫妇参加。伯德姆·艾耶尔夫妇下星期去圣塞巴斯蒂安。拉萨尔妻恶评夫助理阿尔什尔。格罗利亚·福尔斯登伯格和安卡·弗雷尔十月底见塞维利亚德国领事。一些年轻人上星期从柏林来，住丽兹，弗雷德里克·卡佩接待。弗拉乌·汉姆丈夫厌恶库茨曼。希姆莱十月二十一日到西班牙，政府和德国人接待。克拉拉·斯塔乌福尔在伽利略街宅邸接收德军物资。依埃罗门俱乐部晚宴，日期不详，阿尔西约公爵参加。哈波尔林在托莱多庄园午宴塞拉诺·苏聂尔和昂索尔侯爵夫人。“但是最后一条信息却不一样，传递了我的私人请求工作太多，无法顾及全部。减少顾客或寻找外援。请指示。”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束美丽的白色菖蒲花。送花来的小伙子穿着灰色制服，帽子上绣着花店名字：布尔吉格诺。我先看了一下卡片，上面写着“我会随时满足您的愿望”，然后是一个潦草的签名。我笑了，真的想象不出那个冷峻的希尔加斯会写出这么可笑的甜言蜜语。我把花拿到厨房，解开花束上的带子，请玛尔提娜把它们放到水里，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在那一串长长短短的横线中间，我立刻读出了丝带上的信息：找个百分之百可靠的人帮忙，没有恶迹也没有政治牵连。
指示收到了。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她打开门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努力忍住冲上去拥抱她的冲动。她困惑地看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然后用她的目光寻找我的目光。但是也许我帽子上的面纱挡住了她的视线。
“女士，您有何贵干？”最后她问。
她比以前更瘦了，明显能看到岁月的痕迹。虽然还像以前一样娇小，但是更干瘦，更显老。我笑了，她还是没有认出我。
“我给您带来母亲的口信，马努埃拉女士，她现在在摩洛哥，又开始做针线活了。”
她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没有听懂。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精心打扮，但是头发已经好久没染了，深色的衣服也磨得很破旧，一看就是穿了好几个冬天的。
“我是希拉，马努埃拉女士。小希拉，您的雇员多洛雷斯的女儿。”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于是我弯下腰跟她保持在同一个高度，拉开帽子上的网眼面纱，好让她看清我的脸。
“是我，马努埃拉女士，我是希拉。您不记得我了？”我小声说。
“上帝啊，我的圣母啊！希拉，孩子，真高兴啊！”她终于反应了过来。
她抱住我哭了起来，我努力忍住不跟着一起掉眼泪。
“快进来，孩子，快进来，别站在门口。”她稍稍平静了一点儿，“不过你现在真漂亮啊，丫头，我都没认出来。进来，到客厅来，告诉我你到马德里干吗来了，你过得怎么样，你母亲怎么样？”
她把我带到了客厅，旧日的回忆又丝丝缕缕地涌上心头。我小时候度过的无数个三王节里，都由母亲牵着手来到这个房间，每次我都会激动地猜测马努埃拉女士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这栋位于圣塔因格拉西亚大街的房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套很大很气派的公寓，虽然没有她在祖尔巴诺街上的时装店豪华，但是比我们在瑞登迪亚街上的家胜过百倍。但这次我才发现，童年的回忆跟现实原来差得很远。马努埃拉女士终身未嫁，一直住在这栋既不大也不豪华的房子里。这不过是套中等大小的公寓，布局也不够合理，阴冷、黑暗，装满了沉重的家具，厚厚的丝绒窗帘几乎透不过一丝光线。一栋普通的房子，屋顶上有好多漏雨的缝隙，墙上的両也已经失去了颜色，角落里铺着破旧的钩花呢绒。
“坐吧，孩子，坐吧。你要喝点儿什么吗？我给你弄杯咖啡？不，其实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烤的苦菊茶，你也知道现在这时候弄点吃的太难了，不过加上牛奶味道也差不多。虽然各种饮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弄不到。糖我没有，我已经把定量配给本给了一个邻居，她家有孩子。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无所谓了……”
我抓起她的手，打断了她的话。
“我什么都不喝，马努埃拉阿姨，您不用担心。我来只是为了问您一件事。”
“好，你尽管问。”
“您还在做缝纫活儿吗？”
“不，孩子，不做了。从一九二五年关闭时装店以来，再也没有做过。顶多也就是给一些邻居或朋友做些零碎的小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做的最后一件大的衣服就是你的婚纱，可你看你后来……”
我不想听到由这个话题引发的评论，所以没有让她说完。
“那您现在愿意跟我一起做吗？”
她好半天没有回答，呆呆地看着我。
“你是说，重新开始工作？重新开始做衣服，就像咱们以前做的那样？”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希望能让茫然的她感染上一丝乐观。但是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转移了话题。
“那你母亲呢？为什么你不跟她一起做，而来找我？”
“我刚才说了，她还留在摩洛哥呢。内战期间她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好像害怕墙外有人会听见然后去告发，“有一天下午，她突然来找我，很突然，毫无预兆，就像你今天来一样。她告诉我有人给她准备好了一切让她去非洲，说你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还找了人要把她带出马德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吓坏了。她来问我的意见，问我怎么看这件事。”
我脸上的妆也许能掩盖她这番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时母亲会在走还是不走这件事情上犹豫。
“我跟她说，走吧，越快越好。”她继续说，“马德里是个地狱。我们都受了很多苦，孩子，我们所有人。那些左派分子，日夜抗战不让国民军打进来。而右派分子却日思夜想盼着早日攻下马德里。只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人，比如我和你母亲，苦苦煎熬，盼望着这场噩梦早日结束，可以继续在和平中生活。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哪个政府来管理城市，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混乱的局面里维持秩序。所以我给了她肯定的建议，劝她走，离开这个地狱，不要错过跟你团聚的机会。”
虽然我有些困惑，但还是决定不再追问关于几年前那次见面的更多细节。我今天来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难题，所以又把话题转移了回去。
“您做得很对，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马努埃拉女士。”我说，“她现在非常好，很开心，又开始工作了。我在得土安开了一家时装店，就在战争开始之后几个月。那边比较平静，虽然那儿的西班牙人也都没心情开派对、穿高级时装，但是有一些对西班牙内战毫不关心的外国女人，成了我的顾客。我母亲来了以后，我们一起经营着那家店。现在，我决定回到马德里，再开一家。”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马努埃拉女士，如果您是想问拉米罗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那，多洛雷斯一个人留在那里了？”她惊讶地问，“可是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跟你团聚……”
“她很喜欢摩洛哥，那里的气候、环境，还有平静的生活……我们有一些很好的顾客，她也交了些朋友，所以她选择留下来。反而是我很想念马德里。”我撒了个谎，“所以我们决定，我先回来把时装店开起来，等两边的店都走上正轨以后，再考虑怎么办。”
她盯着我，虽然只是几秒钟，我却觉得如此漫长。她的眼皮已经有些耷拉了，脸上满是皱纹。她应该已经有六十来岁，甚至接近七十岁了。背微微有点儿轮，手指上的茧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她在针线与布料之间度过的一生。最开始是个小裁缝，然后是时装店的高级时装师，再然后创建了自己的生意，最终却像个丢了船的水手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她并没有沉沦，完全没有。她那小小的眼睛，还是那么灵活，像油橄榄一样乌黑发亮，折射出善于思考的睿智光芒。
“你有事瞒着我，对吗，孩子？”她终于说。
姜还是老的辣，我佩服地想。我居然忘了她有多聪明。
“是的，马努埃拉女士，我还有一些事情没告诉您。”我承认。我没有告诉她是因为我不能，但是也许可以告诉她一部分。“您看，我在得土安认识了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他们鼓励我来马德里开一家服装店，为一群特殊的高层顾客做衣服。不是那些跟西班牙新政权有关的太太们，主要是些外国人，还有西班牙贵族和皇族的女士们，也就是那些认为佛朗哥篡夺了国王权位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的朋友为什么要你给那些太太做衣服？”
“我不能告诉您。但是现在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从摩洛哥带来了一批非常棒的布料，因为马德里布料稀缺，这便得时装店很受欢迎。但是因为顾客比我预想的多得多，所以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为了什么，希拉？”她缓缓地重复了一遍，“你为什么要为她们做衣服，你和你的朋友想从她们那里得到什么？”
我用力抿紧嘴唇，打算不透露哪怕一个字。我不能，不应该说。但是有种奇怪的力量似乎正把话从我的胃里推到嗓子眼儿，就好像又回到了马努埃拉女士发号施令的那个时候，而我只是个年轻的学徒，就好像那时候我去朋特广场买几颗珍珠扣子花了整整一上午，她完全有权利要求我作出解释。我感觉是过去的我在说话，而不是现在的我。
“我给她们做衣服是为了知道德国人在西班牙都做些什么，然后把信息传递给英国人。”
话刚说完我就咬住了下嘴唇，意识到了自己的大意。我很遗憾违背了自己对希尔加斯的诺言：不向任何人泄露任务。可是话已经说出去，再也收不回来了。于是我想解释一下时局，补充说明这件事对帮助西班牙保持中立有好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再去面对另外一场战争，总之就是别人一直在跟我重复的那些。但是这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补充什么，就发现马努埃拉女士眼睛一亮，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唇边还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跟维多利亚王后的同胞并肩作战，孩子，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吧。”
那天我们聊了一下午，讨论将来的工作分工。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准时出现了，而且很乐意扮演时装店里的助手角色。对她来说，不用直接面对顾客几乎是一种解脱。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好像多年前她跟我母亲那样，只不过现在交换了角色。她带着大师的谦逊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努力适应我的生活和节奏，跟朵拉和玛尔提娜相处也很融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的经验。她充沛的精力让很多比她年轻三十岁的女人都自叹弗如。对我的指挥和管理她也丝毫没有心存芥蒂，不但支持我那些常常脱离常规的设计和理念，还担负起了很多繁杂琐碎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她指示那些最底层的裁缝完成的。在痛苦地沉寂了几年之后，能重操旧业，对她来说就是上帝的恩赐。她就像四月里得到雨水滋润的一畦虞美人，从暗淡悲凉中走出来，重生。
有马努埃拉女士在后方坐镇，我的日常工作节奏缓和了许多。虽然每天还是工作很长时间，但是终于可以不再那么匆匆忙忙，偶尔也能有些小小的闲睱，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顾客们纷纷鼓励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急着把我当成本季最大的新发现展示给别人。我接受了一些邀请，其中有一场在瑞提罗剧院演出的德国军乐团音乐会，一场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一场在奥地利大使馆举办的晚宴，还有其他几次在时尚场所举办的午宴。我身边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追求者：偶遇的未婚男子、大腹便便却能同时养得起三四个情人的已婚男人，还有一些从遥远的国家来的多情外交官们。两杯酒，一首舞曲，我就会干净利落地把他们甩开。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个男人的存在。
但是生活中也并不全是派对和娱乐，或者说大部分都不是。马努埃拉女士的加人让我的日常工作轻松了很多，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放松，刚从肩头卸下繁重的工作没多久，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大片乌云。现在我上街的时候不再步履匆匆，可以偶尔在某个橱窗前驻足，或者随意地进进出出。但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事情，也是希尔加斯和我在丹吉尔长谈时提到的一个现象。没错，我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也许我已经被跟踪了很久，是一直太匆忙所以没有注意到。也许这是刚刚出现的新情况，恰巧跟马努埃拉女士加人切丝·艾瑞斯高级时装店差不多时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阴影。它并非如影随形，而我甚至不那么确定它真的存在。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很难发现他的靠近。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想象。正是秋天，马德里到处都是戴着帽子、穿着华达呢大衣、把领子竖得高高的男人。事实上，这几乎是战后那段时间最典型的男性装束，街上、办公室里和咖啡馆中，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影。在穿越卡斯特亚纳大街的时候，在我身后停下并背过脸去的那个身影，跟几天后我在一家商店看鞋子时那个假装停下来给一个衣衫褴褛的盲人乞丐扔钱的男人，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星期六一直跟着我到普拉多博物馆门口、穿着华达呢大衣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人。同样，我无法证明当我跟顾客阿加莎·拉汀伯格，一个出身很值得怀疑的所谓的欧洲王室后裔，在丽兹酒店吃烤肉的时候，是那个人转过身去偷偷躲在一根柱子后面。虽然我确实无法断定在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时间，那些穿华达呢大衣的身影都属于同一个人，但是直觉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这个星期准备要放到美容院里的样板包含着七条一般长度的常规信息，另外还有一条只有四个字的私人信息：有人跟踪。那天晚上我很晚才把它们准备好，因为当天来试衣服的人很多，缝纫活也很多。马努埃拉女士和那两个女孩子八点多就回家了。在这之后我又整理了几张第二天一早就要发出去的账单，然后洗了个澡，穿着那件暗红色丝绒长袍站在厨房的水池边吃了两个苹果，喝了一杯牛奶，这就是我的晚餐了。我太疲惫了，几乎感觉不到饥饿。一吃完饭我就开始缝制那些密码样板，等终于缝完并把笔记烧干净以后，就准备关了灯上床睡觉。但是刚走到走廊中间，我就停了下来。似乎有一声隐约的敲击声，两声，三声，四声。之后沉寂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开始敲。声音的来源很清楚：有人在敲门，是用指关节在敲门的木板，而不是按门铃。敲门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密，最后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敲击声。我吓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既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向后退。
但是敲门声一直不肯停，它的坚持让我终于反应了过来，不管是谁在外面，不见到我他肯定不会走的。我用力系紧长袍的腰带，慢慢走向门口，使劲咽了一下口水，把身体靠向大门。我怀着满心恐惧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猫眼。
“请进，我的上帝，请进，请进。”这是我打开门后唯一能小声说出来的话。
他快步走了进来，看上去十分紧张，情绪激动。
“终于来了，终于发生了，我已经被赶出来了，一切都完了。”他都没有看我一眼，说话的时候似乎有些错乱，像是在对自己说，在对空气说，或者什么也没对着。我赶紧把他带到了客厅，几乎是推着他进去的，我很害怕楼里有谁会看到他。屋里很黑，在打开灯之前，我试图先让他坐下，稍稍平静一下。但是他拒绝了，不停地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完了，就这样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
我打开墙角一盏很小的灯，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拿着。”我把杯子塞进他的右手，“喝吧。”我说。他顺从了，双手颤抖着。“现在，请坐吧，放松一下，然后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到我家来，虽然我相信他行动起来会小心谨慎，但是他突然的态度变化让我觉得也许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已经有一年半没见过他了，自从那次在得土安的告别仪式之后。我宁愿什么都不问，不给他任何压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是我决定最好还是等他自己平静下来，也许到时候他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来找我。他坐下来，手里还捧着酒杯，又喝了一口，他穿着普通的便装：深色西服，白色衬衫，条纹领带，没有了在正式场合出现的军帽、军衔和绶带。他看上去平静了些，点了一根烟，目光空洞，被烟雾包围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架起腿等待着。他抽完一根烟，欠身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终于抬起目光对我说：
“我已经被停职了，明天公布这个消息。消息已经发到国家新闻办公室和各大媒体了，七八个小时以后就会满城皆知。您知道他们用了几个字就把我踢出去了？十九个字！我数过了，您看。”
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手写的条子递给我，上面只有短短的两行字，他都能背下来。
“‘免去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阿蒂恩扎先生外交部长职务，向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如果不算我的名字，一共就十九个字，而且‘先生’两字在发表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压缩掉，那就是十七个字。然后元首对我做的工作表示礼节性感谢，这事儿就算完了。”
他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我又给他倒了一杯。
“好几个月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也没想到会以这样侮辱人的方式。”
他点了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说：
“昨天下午我跟佛朗哥在帕尔多皇宫见面了，面谈时间很长，气氛也很放松，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有暗示我有可能被撤职。不过您也知道从很久以前开始，形势就变得非常紧张，就是从我跟霍尔大使公开交往以来。事实上，昨天我从他那儿离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以为我走了以后他会考虑一下我的想法，以为也许他终于决定接受哪怕是一点点的意见。我怎么会想到就在我出门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武器并在第二天给我背后一枪。我求见他是为了谈一谈他即将与希特勒在昂代进行的会晤，虽然明知道他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出访对我来说是一种公然的蔑视，但我还是想要跟他谈谈，向他传达我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那里获得的一些重要信息。卡纳里斯是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知道，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虽然职位看起来令人生畏，卡纳里斯却是一个非常和蔼又有魅力的人，我跟他的关系相当好。我们俩都属于军人当中比较特殊的那种，有些多愁善感，不喜欢制服、勋章和军营。从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听从希特勒的命令，但是他不想屈服于他的淫威，一直我行我素。据说他也因此同我这几个月一样，头顶上悬着达摩斯之剑。”
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来到一个阳台前面。阳台的窗帘都拉开着。“最好不要靠近。”我提醒道，“不然会被街上的人看到。”
于是他只能一边说话一边在客厅里转来转去。
“卡纳里斯的西班牙语说得非常好，因为他在智利住过一段时间。不久前我们一起在伯丁之家吃饭，因为他很喜欢吃烤乳猪，我注意到他比任何时候都不理会希勒特的指令，如果说他正跟英国人一起密谋陷害他们的领袖我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一直认为西班牙不参与战争、不站在轴心国一边绝对是一桩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并就佛朗哥应该向希特勒提出哪些要求来作为西班牙参战的条件，列出了一个清单。我非常了解我们的战略需要，而卡纳里斯也很清楚德国的弱点，所以我们整理出的参战必要条件，德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其中的一半。比如占有摩洛哥法国保护区和奥兰，比如数量巨大的粮食和武器供应，比如要求西班牙军队独占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卡纳里斯还向我建议，不要急于重建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摧毁的铁路、桥梁和公路，就让它们保留原样，这样更能向德国人证明西班牙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德国军队想要穿越它都十分困难。”
他重新坐下，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幸运的是，杯中的酒终于让他慢慢地放松下来。而我却依然茫然无措，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找我，而且还要跟我说起他跟佛朗哥的见面、跟德国军官的交往这些跟我毫不相关的事情。
“我带着所有的信息去了帕尔多皇宫，详细地向元首解释了这些情况。”他继续说，“他听得非常专注，不但留下了我带去的资料，还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当时对我很亲热，甚至还提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非洲时的一些私人关系。您知道吗？大元首和我早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事实上，除了他那位不可理喻的连襟，我想我是，对不起，我曾经是他的内阁中唯一一个对他以‘你’相称的人。谁能想到呢？当年的小佛朗哥最后竟然成了光荣伟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我们从来都不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反感我，不理解我为什么缺乏军人气概，为什么喜欢各种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而我也并不欣赏他。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直接又那么无趣，喜欢跟人竞争，一心想着升迁，说心里话，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我们一块儿在得土安服役，那时候他已经是少校，而我还只是个上尉。您想听我讲个小插曲吗？我们这些军官每天傍晚都聚在西班牙广场的咖啡馆喝茶，您还记得那些咖啡馆吗？”
“当然记得。”我说。怎么可能把它们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呢？棕榈树下那些铁铸的长椅，烤肉串的香味和薄荷茶的味道，穿长袍和穿西服的人们从容地在广场中间的亭子周围散步，亭子上铺着陶瓦，旁边还有刷着石灰的阿拉伯式拱门。
他第一次微笑了，因为乡愁的缘故，然后又点上一支烟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谈话，客厅一角那盏小灯是唯一的照明。我仍然穿着长袍，因为找不到什么机会换衣服，在他没有恢复镇静之前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但是从某一天傍晚开始他就不再出现了，所有人都猜测他为什么缺席。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堕入了爱河，决定展开调查。您知道，一群闲得发慌的年轻军官，也没什么正经事干，尽做些傻事。经过抓阄，刺探消息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第二天我就弄清了谜团。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到了摩尔人社区，看到他走进了一栋房子，是一栋典型的阿拉伯民居。虽然我不敢相信，但是开始我真的以为他跟哪个摩尔女孩儿有私情。我找了个借口进了那家的大门。谁知道是什么借口来着，根本记不起来了。您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正在上阿拉伯语课，在学习阿拉伯语！我们这位伟大的非洲将领，杰出的常胜将军，我们祖国的救世主，虽然很努力，却怎么也学不会阿拉伯语。因为他既不理解摩洛哥民族，也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而我在乎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很重要，非常重要。我跟他们相互理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通晓书面阿拉伯语，还有切尔哈语，它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反正通用的我都懂。而这一点让那位全西班牙最年轻的少校大为光火，他可是非洲军队的骄傲。而且碰巧又是我发现了他正努力克服自己的短处，这更是让他心存怨恨。总之，那都是年轻时的蠢事。”
他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仿佛是在向我展示他的语言能力，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他又喝了一口酒，我第三次给他倒满酒杯。
“您知道当塞拉诺提名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佛朗哥怎么说吗？他说：‘你是说要提名小胡安·贝格贝尔当外交部长？可他是个疯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我归结为疯子，很可能是因为对他那像铁一样冰冷的灵魂来说，任何稍稍带有激情的行为都像是精神错乱。不过也许我真的疯了。”
他又喝了一口酒，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不看我，只是在如流水般的自言自语中倾吐着内心的苦湿。说话，喝酒，说话，抽烟。愤愤不平，滔滔不绝。而我默默地听着，还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一切。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单独相处过，如果没有罗萨琳达在场，他几乎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我知道的他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从罗萨琳达那里听来的。然而，在这个人生和职业的特殊时刻，在标志着一个时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把信任投注在我身上。
“佛朗哥和塞拉诺说我精神错乱，还说我受了一个女人的毒害和蛊惑。在这样的形势下居然还能听到这种愚蠢的话！我们的‘裙带领袖’甚至还想给我上道德课，可他自己在家里跟夫人生了六七个孩子，却整天往一个侯爵夫人的床上跑，还开车带着她去斗牛场。他们居然还想把通奸罪写进刑法，真是天大的玩笑。我当然喜欢女人，怎么可能不喜欢？但是我跟我夫人已经分居很多年，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感情，也没有必要向谁交代我每天跟谁同宿同起，我有这个权利。不瞒您说，我有过一些罗曼史，所有我能得到的爱情。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我在军队中或在政府中是一个罕有的败类吗？不，我跟所有人一样。但是他们很尽职地为我贴上了一个被英国女人迷住的花花公子的标签。他们想要拿我的脑袋去向德国人表忠心，就像希律·安提帕斯要施洗者约翰的脑袋一样。那就拿去好了，我等着呢，即便如此也不该这样践踏我啊！”
“他们对您做什么了？”我问。
“他们到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给我编造了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还给我扣上邪恶的花花公子的名声，说我为了一个女人出卖自己的国家。他们放出风声，说罗萨琳达勾引我还强迫我背叛西班牙，说霍尔拿重金收买我，还说我从得土安的犹太人那里勒索巨额钱财，条件就是保持反对德国的姿态。他们派人日夜监视我，我甚至开始担心起自己的人身安全了，您别以为我在杞人忧天。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作为外交部长，想尽量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且努力表达我的想法。我跟他们说了，我们不能断绝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因为还得靠他们提供必要的小麦和石油，这样可怜的西班牙人民才不至于饿死。我也坚持在内部事务上不能让德国人插手，应该坚决反对那些干涉内政的做法，卷入战争并站在德国人一边对我们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就算我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海外殖民地。但是您觉得他们会考虑我的建议哪怕是一丝一毫吗？完全不会。不但没有理会我的意见，还指责我精神错乱，就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在一支横扫欧洲的军队面前屈服。您知道我们伟大的塞拉诺先生最近的天才创举吗？您知道他最近老说什么话吗？‘有没有面包都要参战！’您觉得怎么样？到最后被认为疯了的人居然是我，简直荒唐至极！抵抗让我失去了这个位置，谁知道最后会不会要了我的命。我现在孤身一人，希拉，独自承受这一切。部长的职位、军人生涯，还有各种私人关系，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现在他们把我发配到隆达接受住所监禁，谁知道是不是想哪一天给我一张军事判决书，然后随便找个墙根一枪把我解决掉。”
他摘下眼镜，用手蹭着眼睛，看上去筋疲力尽，非常苍老。
“我很困惑，也已经独木难支了。”他低声说，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希望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摩洛哥幸福岁月。多么希望这场噩梦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我只能从罗萨琳达那里得到一些慰藉，但是她已经走了。所以我才来找您，请求您帮我把消息传到她那里。”
“她现在在哪儿？”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暗暗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
“里斯本。她不得不匆忙离开了。”
“为什么？”我警觉地问。
“因为盖世太保要对她下手，所以她不得不离开西班牙。”
“可是您作为部长难道没有任何办法吗？”
“我？对那些盖世太保？我没办法，谁也没办法，亲爱的。最近我跟所有德国代表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政府中有人专门通知大使馆人员，说我反对西班牙参与战争，反对西班牙跟德国过度亲密。不过就算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也不见得管用，盖世太保横行霸道，肆意妄为，根本不受政府机构的管辖。我们了解到罗萨琳达在他们的暗杀名单内，所以一天晚上她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飞到了葡萄牙，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后来寄过去的。本·沃特，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参赞是唯一一个送我们去机场的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朋友。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或者说其他人都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您。很抱歉在这种时间和这样的情况下闯到您家里来，但是明天他们就要把我送往隆达，我不知道要有多长时间不能跟她联络。”
“您想让我做什么？”我问，终于明白这次突如其来的拜访的原因。
“请您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通过英国大使馆的外交邮件系统送到里斯本去。麻烦您交给艾伦·希尔加斯，我知道她跟他有联络。”他一边说一边从衣服内袋中掏出三个厚厚的信封，“这都是我这几个星期写的，但是我被监视得太严密了，不敢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把它们发出去，您也知道，他们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而今天，因为这份正式的停职通知，他们像是宣布了停战，降低了警戒等级，所以我才能到达您这里而没被跟踪。”
“您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您不用担心。”他肯定地说，这让我的恐惧稍稍缓解。“我叫了辆出租车，因为不想用公车。后面没有任何车辆跟着，我确认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徒步跟踪我。我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直到看到门房出去扔垃圾，才偷偷溜进来，没有人看到我，您放心吧。”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怎么会不知道？是罗萨琳达选的这个地方，我也一直很清楚事情的进展。她对您的到来和加入他们国家的事业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又笑了一下，抿着嘴，嘴角几乎都没有动。“我很爱她。您知道吗，希拉，非常爱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她，但是如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请您转告她，在这个悲伤的夜晚，如果她能陪伴在我身边，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您可以再给我倒杯酒吗？”
“当然，您别客气。”
我已经不记得他喝了多少杯了，可能有五六杯。一口一口的酒喝下去，他似乎从忧伤中稍稍解脱了出来，情绪放松多了，但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很幸运的是罗萨琳达去了里斯本，总算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您也了解她，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适应任何环境。”
罗萨琳达·福克斯，没有人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多少次被绊倒，又多少次从零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生。她和贝格贝尔是多么奇特的一对啊，两人个性迥异，却又互补得天衣无缝。
“您有机会的话去里斯本看她吧，能跟您一起待几天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刚才给您的信上有她的地址，您在转交这些信件之前先把地址抄下来吧。”
“我会的，我保证。您也打算去葡萄牙吗？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您有什么打算吗？”
“您的意思是等我结束被监禁？我也不知道，也许要几年，也许这辈子都别想活着出来了。一切都很不明朗，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会给我安上什么样的罪名。反动罪，间谍罪，还是叛国罪？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如果真主能站在我这一边，也许这一切很快就能结束了，到时候我想我会的，会去国外。上帝知道，我不是什么自由分子，但是真的看不惯战争胜利后佛朗哥的集权和自大。我们很多人还曾经为他建立的这个可怕政权添砖加瓦。您都想象不到我有多么后悔，在战争期间居然帮着他在摩洛哥做宣传。我不喜欢这个政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整天向我们鼓吹伟大和自由的怪胎。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在这里我感到格格不入，很多东西都很陌生。”
“您以后可以回摩洛哥去，”我说，“跟罗萨琳达一起。”
“不，不。”他断然否决，“摩洛哥已经是过去时了，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当过那里的总督以后，我不能再担任任何低级的职位了。虽然我的内心隐藏着巨大痛苦，但是恐怕在我的生命中，非洲这个章节已经结束了。当然，我说的是职业生涯。因为只要我活着，我的心就会紧紧地系着那片土地。愿真主保佑，就是这样。”
“一切都取决于将来我在军队中的状况。我现在被元首捏在手里，托上帝的福，他是西班牙所有军队的大将军。真的很令人恼火，好像上帝也跟这些折磨人的事情有关系。他有可能一个月之内就解除对我的监禁，也有可能把我判处绞刑并公之于众。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的生命竟然会掌握在小佛朗哥的手里。”
他再次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再次倒满酒，点上一根烟。
“您看上去非常累。”我说，“为什么不回去睡觉呢？”
他看着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可是他的背上却背负着五十多年的人生，背负着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最高行政职位，还有一个轰然倒塌的外交部长职位。他的回答诚实得令人心酸。
“我不想走，我没有办法独自待在那栋凄凉的大房子里，虽然到目前为止那儿还是我的官邸。”
“如果您愿意，就在这儿睡吧。”我建议道。虽然知道邀请他在家里过夜对我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把他关在门外，把他推出去，让他在马德里的大街上独自游荡，以他现在的状态，他可能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我很担心没有办法闭上眼睛。”他不得不承认，嘴角挂着一丝悲伤的微笑。“但是真的很感谢您让我休息一会儿。我不会打扰您的，请放心。这里对我来说就是暴风雨中的一个避风港，您没有办法想象被抛弃后的孤单有多么苦涩。”
“就当在您自己家里一样。我给您找一条毯子，万一您想躺一会儿。脱掉外套，解开领带，让自己舒服一点儿。”
我去找私子的时候，他照着我的话做了。我回来的时候他穿着衬衫，再次倒了一杯白兰地。
“最后一杯了。”我说着，不容质疑地收走了酒瓶。
我在桌上放了一个干净的烟灰缸，把一条毯子搭在沙发背上，然后坐到他身边，轻轻地抓住他一边的胳膊。
“一切都会过去，胡安·路易斯，让时间来结束这一切吧。早晚都会过去的。”
我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希望上帝能听到您的话，希拉，愿上帝保佑我们。”他小声地说。
我去睡觉了，留下他独自面对满腔悲愤。就在穿过走廊向房间走去的时候，我听到他用阿拉伯语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懂。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可能到凌晨四点多才闭了闭眼，做了些古怪不安的梦。他从走廊另一头出去时关门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看了看闹钟，七点四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被人跟踪的恐惧好像突然消失了。在拿这种没有什么确凿证据的猜测去扰乱希尔加斯之前，我必须马上跟他联系，把这些消息和信件送到他手里。贝格贝尔的状况远比我自己的害怕重要得多，为了他，为了我的朋友罗萨琳达，为了所有人，必须马上行动。所以，那天早上我把那片说自己被跟踪的样板剪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新样板：“昨夜贝格贝尔来。已被赶出外交部。情绪非常紧张。被送往隆达监禁。担心生命危险。交给我信件，望通过大使馆外交邮件转交里斯本福克斯太太。等待紧急指示。”
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去Embassy向希尔加斯发出警报。虽然他肯定一大早就得到了贝格贝尔被停职的消息，但是胡安·路易斯亲口告诉我的那些细节一定会对他非常有帮助。另外，我觉得应该尽早把这些给罗萨琳达的信件转交出去，考虑到写信人所处的环境和状况，我相信它一定不只是卿卿我我的情书，肯定还包含着无数敏感的政治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由我来保管。但已经是星期三了，就像所有的星期三一样，我会按时去美容院。想来想去我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常规的交流渠道，而不去动用在紧急情况下才适用的警示方法。因为那样也只是将消息到达的时间提前一到两个小时。一上午我都在努力集中精力工作，接待了两个顾客，毫无胃口地草草吃完午饭。三点三刻的时候我出门走向美容院，将那卷样板紧紧地包在一块丝帕中，藏在包里。外面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但我决定不叫出租车。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驱走那团让我心神不宁的阴云。我一边走，一边回忆关于昨天晚上那次令我茫然失措的来访的所有细节，试图猜测希尔加斯和他的组织会采取什么措施，处理那些信件。我思考着，同时注意了一下身后，似乎没有人跟踪我。不过也许因为太焦虑，太专注于思考，即便有人跟踪我也发现不了。
隐含着情报的样板被藏在了衣柜里，负责管理衣帽间的那位鬈发女孩在跟我目光交错时没有显露出任何知情的痕迹。她要么是一个完美的老情报员，要么是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美发师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了我。我的头发已经垂到了肩膀以下。烫头发的时候，我一直假装专注地阅读一本当期的杂志。事实上我对这本女性杂志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上面全是各种药方、充满伦理教育的甜蜜爱情故事，还有一篇关于哥特式教堂的详尽报道，但是我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了，一直没有抬起目光，就为了避免跟其他顾客接触，因为她们的谈话更让我乏味。只要不是碰巧遇到某位顾客，这几乎是常事，我就根本不打算跟任何人聊天。
从美容院出来的时候包里已经没有了那些样板，虽然发型完美得无可挑剔，但我的情绪依然低落。下午的天依然阴郁，我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在外面散会儿步。在等待希尔加斯传递消息并下达指令期间，我宁可找些事情分散下注意力，好让自己不去想贝格贝尔的那些信件。我漫无目的地从阿尔卡拉大街走到了中央大街，开始的时候脚步平稳自信，但是渐渐地，越往前走，我就发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衣着考究的行人跟擦鞋人、卖艺人和展示着身上的伤残以博取怜悯的残疾乞丐们混杂在一起。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超越希尔加斯划定的界限，进入高风险区域，还很可能会遇到曾经认识我的人。当然了，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穿着优雅的灰色羊毛大衣的女人就是几年前的小裁缝希拉，但是我决定找家电影院度过这个下午，避免过分暴露自己。
我找到一家叫做音乐宫的电影院，正放映《蝴蝶梦》。我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但是无所谓，因为我对电影的情节不感兴趣，只想找一个私密的空间打发这段时间，等着有人把行动的指示送到时装店。引导员陪着我走向最后几排座位，银幕上的劳伦斯·奥利弗和琼，芳登正开着一辆敞篷车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飞驰。等视觉适应了环境的黑暗，我才发现巨大的放映厅几乎坐满了，但是我这排和这片区域，因为太偏远，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位观众。左边有几对，右边则一个人都没有。不过很快，在我坐下后不到两分钟，有个人在这一排最右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跟我就隔着十到十二个座位。一个男人。独自一人。一个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男人。如果不是穿着浅色的华达呢大衣且把领子竖起来，绝对不会引起我任何注意的男人，跟一个多星期前跟踪我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穿着华达呢大衣竖起领子的男人，从他目光的方向来判断，他对我比对电影情节更感兴趣。
我背上立刻冒出了冷汗，突然明白之前的推测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确有其事。那个人为我而来，也许从美发店出来后就开始跟踪我，甚至有可能从我出家门时就开始了。他跟在我后面走了那么长的路，看着我在电影院入口处的售票口买票，看着我走过大厅，进入放映厅，找到座位坐下来。然而，好像偷偷摸摸的监视还不够似的，一找到我，就在离我仅几米之遥的地方坐了下来，拦住我的去路。而我，因为被贝格贝尔停职的消息弄得心烦意乱，竟然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告诉希尔加斯自己被跟踪的消息，虽然这份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走。但是马上就发现自己被逼进了死胡同。如果他不侧身让我，我就没有办法进入右边的走廊。如果我从左边出去，就不得不打扰那几个观众，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抱怨，站起来或者缩起腿让我勉强通过，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就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他的座位然后跟上我。这时候我想起了希尔加斯在美国大使馆跟我一起吃饭时的忠告：即使怀疑被跟踪了，也要保持冷静、自信，表面上要表现得一切正常。
但是那个穿着华达呢大衣的陌生人如此嚣张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之前只是暗地里谨慎的跟踪，现在居然变成了堂而皇之的扬威，似乎在无声地说：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你看到我，为了让你知道我在监视你，我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为了让你知道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介入你的生活，你看，今天我决定跟着你来到电影院并且挡住你的去路，明天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我假装没有在意他，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去，但是我做不到。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掠过，既不连贯又毫无意义：一座豪华却凄凉的庄园，一个长得像巫婆一样的管家，一个永远做错事的主角和一个漂浮在空气中的美丽女人的鬼魂。整个放映厅里的观众似乎都被情节征服了，而我却在为另一件更真切的事情心急如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屏幕上不停地出现黑、白、灰交替变换的图案，我几次故意让刘海垂下来盖住右半边脸，然后透过刘海偷偷地观察那个陌生人。但是遥远的距离和暗淡的光线让我无法分辨出他的容貌。我们之间似乎建立起了一种沉默又紧张的关系，似乎因为我们两个都对电影不感兴趣而有所感应。当那个不知名的主角打破了陶瓷人像的时候，我们俩谁也没有屏住呼吸，当管家试图劝说主角跳楼自尽的时候，我们俩谁也没感觉到恐慌；甚至当知道也许正是马克西姆·德文特自己杀死了那个堕落的妻子时，我们俩谁也没感到心中一凍。
曼德利庄园成为一片火海之后，银幕上出现了“完”的字样，放映厅里逐渐亮起灯光。我下意识地挡住脸。不知道出于什么荒唐的原因，我竟然感觉失去了黑暗的庇护，在那个跟踪者面前会变得更加脆弱。我低下头，让头发遮挡住大半张脸，假装专注地在包里翻找着什么。当我终于偷偷抬起目光往右边看时，那个男人已经消失了。我一直坐着直到屏幕一片空白，恐惧仍然牢牢地盘踞在心头。所有的灯都已经打开了，最后几个观众也正在离开，引导员进来搜寻客人们遗留下的垃圾和遗忘在椅子上的物品。我依然战战兢兢，但鼓起勇气站了起来。
巨大的前厅已经挤满了嘈杂的人群，外面下着暴雨，准备离开的观众和等待观看下一场电影的观众挤作一团。我半躲在一个偏远角落的柱子后面，在人群、讲话声和无数支香烟的烟雾中，获得了一种不会被人认出来的安全感，还有短暂的放松。但是人群很快就四散开去。刚来的人终于进人放映厅，浸入德文特一家的冒险与鬼魂中。其他人，那些最未雨绸缪的举着伞戴着帽子，那些最不谨慎的竖起衣领打开报纸挡在头上，而那些最勇敢的则直接冲进雨里，都渐渐地离开了电影院这个虚幻的世界，回到街上去面对每一天的现实，就像那个秋日的夜晚从天而降的密集暴雨一样无情。
想要找到一辆出租车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就像前面那几百人一样，我鼓起勇气，仅用一块丝帕包住头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就准备冒雨走回家。我的脚步十分匆忙，急切地想要把这场暴雨和那种时刻有人在追赶我的感觉都抛在后面。我不停地回头看，有时候感觉有人在跟着我，有时候似乎又突然没人了。任何一个穿着华达呢大衣的身影都让我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即便他的体型跟我害怕的那个人毫无相似之处。有个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一感觉到他不经意地蹭到我的胳膊，我立刻飞奔到已经关门的药店旁躲了起来。一个乞丐拉了拉我的袖子乞求施舍，得到的却是一声惊恐的大叫。我试图紧跟着几对看上去衣冠楚楚的夫妇的脚步，但是我的过分靠近却让他们起了疑心，慌忙躲避。地上的小水洼把我的丝袜溅得满是泥点，左脚的鞋跟还卡进了一个下水道口。我紧张不安、万分焦急地穿过马路，根本没有注意到路上的交通状况。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汽车的大灯晃得我头晕眼花。稍微往前一点儿，我又被一辆小汽车的喇叭声吓了一跳，还差点儿被一辆有轨电车轧到；没走出几米远，一辆深色的轿车朝我直冲过来，我本能地一个箭步跳开才没有被撞到。也许是因为雨大，司机看不到我。但也许他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