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警察局找克拉乌迪奥先生，想告诉他昨天我无功而返。办公室里的四个警员只有两个在，年纪大的和那个瘦的。“头儿还没来呢。”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
“他一般几点到？”我问。
“九点半。”一个说。
“或者十点半。”另一个说。
“或者明天。”
“或者永远都不来了。”
他们都笑了，一边笑一边色迷迷地流着口水。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力气去忍受那两个畜生的目光，一分钟都受不了。
“麻烦你们转告他，我来找过他。我已经从丹吉尔回来了，事情没有办成。”
“没问题，你吩咐就是，摩尔女王！”不是卡尼艾特的那个人说。我一言不发地走向门口，刚要出门就听见卡尼艾特的声音：
“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再给你开通行证，我的心肝儿。”
我停也没停，只是用力地握紧拳头，然后几乎是不自觉地，又产生了跟前一天一样的发泄冲动。于是我微微转过头去，清晰有力地回应他：
“你最好给你那婊子娘开一张。”
不过很凑巧，我在街上碰见了警长先生，而且离警察局很远，让他没法要求我再跟他回去。其实在得土安想要碰到一个人并不难，西班牙社区里方方正正的格子范围有限，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经过这里。他一如既往地穿着浅色亚麻套装，闻起来像是刚刚刮过胡子，准备去上“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想大陆酒店的事情并不顺利吧。”他看了看表，“来吧，我们去喝杯咖啡。”
他带我进了西班牙倶乐部，这是街角的一栋美丽建筑，有石砌的白色阳台，大大的窗户朝着主街。一个摩尔侍者正摇着铁棒放下遮阳棚，另外两三个侍者在遮阳棚下的人行道上摆桌椅。新的一天开始了。风格清新的房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正对着大门是一个大理石的楼梯，两边是两个大厅。他邀请我进了左边的大厅。
“早上好，克拉乌迪奥先生。”
“早上好，阿卜杜尔。两杯咖啡加奶，谢谢。”他一边点餐一边做了个征求我意见的表情，我表示了同意。于是他说：“跟我说说吧。”
“他们没有同意。经理是新来的，不是去年那个，但是他非常了解这件事情。他没有给我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说现在的约定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还说如果我不在约定期限内付清账单，他们就会提起诉讼。”
“明白。我很遗憾，真的。不过恐怕我也帮不了您。”
“没事的，您已经帮我很多了，尤其是帮我争取到这一年的宽限期。”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立即付款。”
“那您母亲的事呢？”
我耸了耸肩。
“没办法。我会继续工作，继续攒钱，虽然也许等我攒够了钱也已经晚了，再没有可能从马德里往外转移了。但是目前，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会先把债务还清。这点儿钱我有，没问题的。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您的。我需要另一张过境通行证，另外请您允许我把护照在手里放几天。”
“您留着吧，不用再把护照交绐我了。”然后他伸手从外套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和一支自来水笔，“至于通行证，这个就行。”他边说边从里面拿出一张卡片，拔下笔帽，在卡片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并签下了他的名字。“拿着这个。”
我没有看上面的内容，直接把卡片收进包里。
“您打算从瓦伦西亚那车站坐车去？”
“是的，我是这么打算的。”
“昨天也是吗？”
在他质询的目光下，我迟疑了几秒钟才回答：
“没有，昨天我不是在那儿坐的车。”
“那您是怎么去的丹吉尔？”
我知道他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也知道他想要听我自己说出来。我们俩各自喝了一口咖啡。
“一个朋友开车带我去的。”
“什么朋友？”
“罗萨琳达·福克斯，一位英国顾客。”
又一口咖啡。
“您知道她是谁，是吗？”他说。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要多加小心。”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小心就是了。”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说。
“因为有人不太喜欢她在这里，跟那个人在一起。”
“这我知道。”
“您知道什么？”
知道她这份感情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
“哪些人？”
没有人像警长这样，永远都在不停地施压，永远都在不停地追问，一直到榨出最后一滴信息。我们已经越来越了解了。
“某些人。请您不要逼我说出来，您心里跟明镜似的，克拉乌迪奥先生。不要就为了从我嘴里听到那些您已经了然于胸的名字，而让我背叛我的顾客。”
“好吧。您只要向我证实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些人的姓氏。是西班牙人吗？”
“不是。”
“很好。”他简单地说。然后他喝干了咖啡，再次看了看表：“我得走了，我还得工作。”
“我也是。”
“哦，对，我差点忘了您是一位勤奋的劳动妇女。知道吗，你现在的名声非常好。”
“您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您得相信我。”
他第一次笑了，笑起来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我只知道我该知道的。另外，我敢肯定你也知道得不少，女人们都喜欢谈论是非，而且经常光顾你时装店的那些太太，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少有趣的事情要讲。”
没错，我的那些顾客是说得不少。谈论她们的丈夫、丈夫的生意和交往的人，谈论她们去过的那些人家，谈论这些人那些人都干些什么、想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但是我没有接他的茬，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直接站起来忽略了他的话。他叫来侍者，在空中画了个签名，阿卜杜尔就明白了：没问题，这两杯咖啡记在克拉乌迪奥先生的账上。
还清丹吉尔的欠款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就像之前脖子上一直绑着一条绳子，随时会被人牵着走，而现在绳子一下子被解开了。虽然在马德里还有些悬而未决的官司，但是我远在非洲，它们显得那么遥远。付清大陆酒店的账单让我终于可以了结那份沉重的记忆，彻底忘却跟拉米罗一起在摩洛哥的日子，也让我得以以另一种方式呼吸：平静，自由，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夏天已经过去了大半，顾客们似乎还是懒得盘算秋装。哈米拉依然在我身边，帮着料理家务，也帮着做一些零碎的针线活。菲利克斯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我也会时不时地去拉鲁内塔找坎德拉利亚。一切都很平静，很正常，直到那次我得了重感冒，既没力气出门，也没力气做针线。第一天我萎靡不振地缩在沙发上。第二天躺在床上。第三天如果不是罗萨琳达意外出现，我可能还会在床上度过。她又像以前一样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
“罗萨琳达女士说希拉小姐马上从床上起来。”
我穿着长袍出去迎接她、既没穿我那件作为制服的套装，也没挂上那把小银剪刀，甚至都没收拾一下披散的头发。但是就算她对我的邋遢形象感到惊讶，也没有表现出来，她来这里有更重要的事。
“我们去丹吉尔。”
“谁？”我一边问，一边用手帕挡着鼻涕。
“你和我。”
“去干什么？”
“去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母亲的事情。”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将信将疑，顶着纷乱的思绪，傻傻地问：
“是通过你的……”
话没说完我就打了个喷嚏。不过这喷嚏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正在犹豫到底该怎么称呼那位总督，她一直都叫他的昵称。
“不，我不想把胡安·路易斯牵扯进来，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这是我的事情，所以他的那些交情关系我都没动，我有其他的渠道。”
“什么渠道？”
“通过得土安的英国领事，我想问问我们英国大使馆是不是可以帮助转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领事告诉我，我们在马德里的大使馆一向都拒绝向难民提供庇护，而自从共和国政府迁到瓦伦西亚以后，英国的外交部门也迁过去了，在马德里只剩下一座空房子，留了一些低级官员在那里料理事情。”
“……”
“我又去了丹吉尔的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询问，他们也爱莫能助。后来我突然想到也许哪个私营企业家至少知道一点儿内幕，所以我到处打听，最后终于得到一丁点儿线索。虽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消息，但是可以碰碰运气，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伦敦和南美银行丹吉尔支行的行长莱昂·马尔丁告诉我，他上次回伦敦的时候，在他们银行总部听说马德里支行有个人有门路，可以找人帮着转移难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到的消息很模糊，很不确切，只是有人说起这事，而他正好听到了。但是他答应帮我们进一步打听。”
“什么时候？”
“Right now（现在，马上）。所以你赶紧去穿衣服，我们一会儿去丹吉尔见他。前几天我去过一趟，他告诉我今天再去，我想这几天他那边应该有所进展。”
我试图在一连串的咳嗽和喷嚏中，为她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是她毫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赶快去梳洗穿戴。路上她开得飞快。公路、旱田、松、林、羊群。穿着条纹下摆衬衣和拖鞋的女人头戴大草帽，背着沉重的包袱。羊群、仙人掌、更多的旱田，光脚的孩子们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朝我们笑，还举着手喊，再见，朋友，再见。灰尘，还是灰尘，一边是黄色的荒野，另一边还是黄色的荒野。哨卡，公路，更多的仙人掌，棕榈树和甘蔗田，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丹吉尔。她仍然把车停在法国广场，迎接我们的还是宽阔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市区里那些气派的大楼。伦敦和南美银行就在其中，它代表着一种奇异的金融利益的组合，就像我和罗萨琳达·福克斯一样。
“希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莱昂·马尔丁。莱昂，这位是我的朋友西罗嘉小姐。”
莱昂·马尔丁，如果出生地再往西挪几公里，他的名字就有可能是莱昂西欧·马尔丁内斯。很矮，肤色黝黑，若没刮胡子也没戴领带，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西班牙农民。但是他的面容干净得连一丝胡茬都没有，胸前挂着素净的条纹领带。他不是西班牙人，更不是农民，一个真正的大不列颠公民，直布罗陀人，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说得就如英语般流畅自如。他伸出一只汗毛丛生的手向我们问好，并请我们坐下，然后吩咐像老喜鹊一样啰嗦的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似乎要使劲浑身解数给我们展示他打听到的成果，仿佛我们俩是他们银行最慷慨的客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开过任何银行账户，罗萨琳达呢，就算她丈夫想起来给她汇生活费，账户里肯定也是常年分文不剩。但是我这位朋友的浪漫情事一定早就传到了这个语言能力超强的小个子男人的耳朵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跨国银行的高层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为邻近地区的最高长官的情人送上一份人情。
“好了，女士们，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们。我联系上了艾瑞克·高登，一个曾在马德里支行工作的同事，战争爆发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西班牙，现在已经定居伦敦了。他认识一个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参与过这些活动，当时在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坏消息是，现在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人，最近几个月他几乎销声匿迹了。好消息是，他向我提供了另一个人的资料，这个人对这类人员转移非常熟悉，因为他一直居住在马德里。他是一名记者，最近因为遇到些麻烦才回了英国，我想大概是受伤了，他没有细说。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办法，他可以给我们提供门路，直接找到负责疏散难民的人。但是，他想要一些东西。”
“什么？”我和罗萨琳达异口同声地问。
“他想跟您单独谈谈，福克斯太太。”他对罗萨琳达说，“越快越好。我希望您别怪罪我的冒失，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提前跟他说清楚是谁想要从他那儿获得信息比较恰当。”
罗萨琳达没有回答，只是皱着眉头紧盯着他，等着他说下去。莱昂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他一定以为他的这番张罗会得到非常热情的回“你们也知道那些记者，不是吗？他们就像食腐的鸟儿一样，时刻都在等着得到点儿什么。”
罗萨琳达思索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
“不只是他们，莱昂，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她的话里隐隐带着一丝尖刻，“不管怎么样，帮我联系上他，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我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后又擤了擤鼻子。其间这个大腹便便、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英国人拨通电话，让接线员接伦敦。我们等了很久，秘书送上咖啡，罗萨琳达的心情好了起来，马尔丁也松了口气。电话终于通了。谈话进行了不到三分钟，她说的是英语，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是我听出来她的语气严肃而尖锐。
“好了。”结束的时候她简单地说。于是我们向行长告辞，感谢他的帮助，接着又经过了那个忙忙碌碌长得像鹤一样的秘书。
“他想要什么？”我一出办公室就焦急地问。
“A bit of blackmail。我不知道西班牙语怎么说。就是一个人说他会为你做一件事，但你也得做些什么作为交换。”
“敲诈！”我说。
“敲——诈——”她用极其糟糕的发音重复着，有点太生硬了。
“什么样的敲诈？”
“对胡安·路易斯的独家专访，还有几个星期内在得土安参与社交生活的特权。作为交换，他承诺会帮我们联系上要找的那个在马德里的人。”
在提出问题之前我咽了下口水。我真的很担心她会说，想要对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强加什么条件，没门！更何况对方是一个陌生的投机记者，而接受帮助的只是一个卑微的裁缝。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终于壮着胆子问道。
她耸了耸肩，做出一个还能怎么办的表情。
“我让他给我发一封海底电报，告诉我他预计到达丹吉尔的时间。”
马库斯·洛根到达的时候拖着一条伤腿，一边的耳朵几乎聋了，一个胳膊吊着绷带。所有的伤都在左侧身体上，那是当时离炮弹较近的一边。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马德里报道国民军的一次进攻，差点儿把命丢掉。罗萨琳达替他安排好了一切，派了一辆公车在丹吉尔码头迎接，直接送到得土安的国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