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了门，走上人行道，路过打开的窗户时，看到警长又回到了办公室。
“我操，头儿，这妞真不赖。”一个不认识的声音说。
“你给我闭嘴，帕洛马雷斯，要不我让你到猴子峰上去站岗。”
得土安与丹吉尔相距约七十公里，据说在战争爆发前，每天都有很多趟公共汽车往来于两个城市。然而现在班次大大减少，发车时间也经常改变，所以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有车。为此我非常紧张，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瓦伦西亚那车站，做好了忍受一路煎熬的心理准备，只求这些红色的大车中有一辆能把我送到丹吉尔。既然前一天我已经在警察局那帮饿狼一样的男人们中间忍受了一个半小时，一定也可以忍受在闲极无聊的司机和满身油污的修理工中间等车。我又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头上包了一块丝绸头巾，戴了一副巨大的太阳镜，掩盖住眼中的焦虑。还不到九点我就快要到达位于郊区的公交公司车站了。我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专注地在脑海中想象跟大陆酒店经理见面的情形，反复演习着打算跟他说的话。除了对债务的忧心，还有一种感觉更让我难受。这是我离开丹吉尔以后第一次回去，那个城市的所有角落都充满了对拉米罗的回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回忆会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这将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天色尚早，一路上都没碰到几个人，汽车就更少了。因此当一辆车停到我旁边时，我非常惊讶。一辆全新的黑色道奇，中等大小。这车我完全不认识，但是从车里传出来的声音却很熟悉。
“Morning，dear（早上好，亲爱的）。能在这儿碰见你，真是个惊喜。我能捎你一段吗？”
“不用啦，谢谢。我这就到了。”我说着指了指瓦伦西亚那车站。
我一边说话，一边偷瞄到这位英国顾客穿着前几个星期我刚给她做的一件衣服，而且跟我一样，她也用一块浅色的头巾包住了头发。
“你要去坐公共汽车？”她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相信。
“对，没错。我要去丹吉尔。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就好像听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罗萨琳达·福克斯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Noway，sweetie（不可以，亲爱的），别提什么公共汽车。我也去丹吉尔，快上来！还有以后别用‘您’称呼我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aren't we（对吗）？”
我迅速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觉得它跟克拉乌迪奥先生的命令并无抵触，便接受了。感谢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我可以不用在公共汽车里带着悲伤的回忆，忍受一路难熬的旅程。再说，有人陪我一起，我会比较容易忘记自己的焦虑和不安。
她沿着帕尔梅拉斯大街往前开，把公共汽车站远远地抛在身后，路边全是高大美丽的豪宅，掩映在各自郁郁葱葱的花园后面。她指了指其中的一栋。
“那就是我家，虽然也住不了几天。我很可能又要搬家。”
“离开得土安？”
她笑得好像刚刚听到一个最荒谬的笑话。
“No，no，no（不，不，不）！除了得土安我哪儿也不去。我只不过是想搬到一个舒服一点儿的房子里去。这栋房子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太久没人住了，需要很多改造。里面的管道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几乎没有饮用水，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该怎么过冬天。我已经跟胡安·路易斯说了，他正在另找一个更舒服些的地方。”
她非常自然地提起自己的情人，一脸自信，完全没有上次参加德国人晚宴那天的支吾和含糊其辞。我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似乎已经完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用这样亲昵的名字称呼总督对我来说也是日常工作中非常熟悉的事情一样。
“我爱得土安，it's so，so beautiful（它是如此如此的美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让我想起了加尔各答的英国区，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植被和殖民建筑风格。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你不想回去吗？”
“不，不，绝对不会再回去了。一切都已经过去，那里发生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人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再说，我也喜欢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之前在葡萄牙，现在在摩洛哥，明天，who knows（谁知道呢）？我在葡萄牙住了一年多，开始在埃斯托里尔，之后在卡斯凯斯。后来那边的环境也变了，我就决定再换一个地方。”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我感觉她的西班牙语已经比我们初次见面时好了很多，基本上听不出葡萄牙语的痕迹了，虽然还是会时不时地在语句中插入些母语中的词语和表达。我们的车篷敞开着，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几乎得喊着说话才能让对方听见。
“不久以前在埃斯托里尔和卡斯凯斯有一群非常好的英国人，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外交官、欧洲贵族、酒商，美国石油商……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宴会，那里一切都很便宜：酒啊，租金啊，家政服务什么的。我们成天打桥牌，那时候的生活真有趣啊。但几乎是一夜之间，—切都变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想搬到葡萄牙。那些英国人，他们在艾斯多里尔住了一阵子之后，就再也不想回阴雨连绵的祖国过退休生活，而是选择了葡萄牙海岸的温和气候。西班牙皇族们预感大事不妙，也纷纷逃到邻国。犹太人在各自国家的境况越来越差，都看中了葡萄牙的无限商机。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导致物价飞涨。”她像孩子一样耸了耸肩，补充道，“我想那里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
一路上都是苍凉的土黄色，偶尔有一小块一小块的仙人掌或甘蔗田。我们走过一段长满了松树的山路，又重新回到平地的旱田，头上系的丝巾在风中飘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艳丽。她一路上都在讲自己来到摩洛哥的传奇经历。
“在葡萄牙的时候就常常听人说起摩洛哥，尤其是得土安。那时候我跟桑胡尔霍将军是非常好的朋友，还有他那可爱的太太卡门，她真是So sweet（太甜美了），你知道吗？她原来是个舞蹈演员。我的儿子约翰尼经常跟他们的小儿子贝贝一起玩。何塞·桑胡尔霍在那次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我真的非常悲痛，那是一次可怕的事故。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虽然说老实话，从外表上看实在是其貌不扬。但是他人那么好，那么开朗。他经常开玩笑地叫我大——美人。我最先会的那些西班牙语单词就是从他那里学的，也是他在柏林把我介绍给胡安·路易斯的。那是去年二月份冬季运动会的时候，我对他一见倾心。我是从葡萄牙过去的，跟朋友聂莎一起，两个单身女人，开着一辆奔驰，穿越了大半个欧洲，一直开到柏林，你能想象吗？当时我们住在安德伦酒店，你应该知道吧？”我做了个似是而非的表情，既没有表示知道，也没有表示不知道。她则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述，没有太注意我的反应。
“柏林，我的上帝，那真是个美妙的城市。那些酒吧、宴会、夜店，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生气，充满活力。我在英国上教会学校时的那个嬷嬷，要是在那儿看见我一定会吓死的。有一个晚上，非常凑巧，我碰到他们正在酒店里喝酒。桑胡尔霍是去德国访问兵工厂的，而胡安·路易斯已经在那儿待了好几年，他当时是西班牙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所以全程陪同桑胡尔霍访问。我们聊了一会儿。开始的时候胡安·路易斯非常谨慎，在我面前不对时事做任何评论。但是何塞知道在我面前可以畅所欲言。他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是来看冬季运动会的，不过我们也是为了准备战争运动会而来的。我亲爱的何塞，如果不是那场可怕的事故，现在可能是他，而不是佛朗哥主宰着国民军，so sad（太悲哀了）。不管怎么样，后来回到葡萄牙以后，桑胡尔霍经常跟我提起那次见面，也经常跟我提起他的朋友贝格贝尔，说他当时对我的印象有多么多么好，还说起他在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美好生活。你知道吗？二十年代的时候何塞也曾是得土安的总督。总督府前面那些花园就是他亲自设计的，so beautiful（那么美丽）。阿方索十三世国王曾授予他里夫侯爵的封号，所以他以前有个绰号叫里夫雄狮，poor dear Jose（可怜的，亲爱的何塞）。”
我们继续在荒漠里穿行。罗萨琳达打开了话匣子便一发不可收拾。她从一个话题谈到另一个话题，不停地转换着领域和时空，也不理会是不是能跟上她杂乱无序的叙述思路。突然，她猛踩一脚刹车停住了，掀起一股灰尘和干土。前方一个牧羊人正赶着一群饥饿的羔羊路过，头上裹着满是油污的缠头布，穿着破烂的棕褐色带帽长袍。等最后一只羊走过，牧羊人举起他那棕褐色的放羊棍示意我们可以继续走了，嘴里还嘟嘟嚷嚷说了些什么，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只看见他嘴里满是黑洞的牙齿。于是罗萨琳达又继续开车，继续聊天。
“几个月以后西班牙就爆发了内战，也就是去年的七月份。当时我刚刚离开葡萄牙回到伦敦，正准备搬到摩洛哥来。胡安·路易斯告诉正值暴乱，搬到得土安来可能有点儿困难，因为有些地方遇到了反抗，有枪击和爆炸，连亲爱的桑胡尔霍的花园里都血流成河。但最终暴乱士兵达到了目的，胡安·路易斯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他向哈里发穆雷·哈桑、大臣还有其他穆斯林重要人物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他的阿拉伯语说得相当好，他曾经在巴黎的东方语言学院学习，然后又在非洲生活了很多年。他是摩洛哥人民的好朋友，对摩洛哥文化非常着迷，管摩洛哥人民叫‘我的兄弟’，他说连西班牙人都是摩尔人的后代。他真的很有趣。”
我没有打断她，但是脑海中却浮现出一幅模糊的景象：忍饥挨饿的摩尔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浴血奋战，为了一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业奉献鲜血与生命，据说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几斤糖和面粉。军队会给在前线战斗的士兵的家属分发一些钱物。菲利克斯告诉过我，负责招募这些可怜的摩洛哥士兵的，正是他们的“好朋友”贝格贝尔。
“Anyway（不管怎么样），”她继续说，“当天晚上他就成功地说服了摩洛哥当局支持起义军队，这可以说是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基础。后来，为了肯定他的贡献，佛朗哥任命他为西班牙保护区总督。虽然他们之前就认识，而且曾经在同一个地方服役，但是他们俩并不是好朋友，完全不是。事实上，虽然胡安·路易斯几个月前曾经陪桑胡尔霍一起访问德国，但是他一开始完全是置身事外的。叛乱的策划者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料到他会参与进来。当时他是土著事务副代表，一个偏行政管理的职位，跟部队没有太多联系，跟策划叛乱也毫无关系，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You know what I mean（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喜欢阅读、聊天、辩论、学习其他语言……亲爱的胡安·路易斯，他非常非常的浪漫。”
对我来说，实在很难把罗萨琳达描述的又浪漫又有魅力的男人，跟一个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联系在一起。不过当然我永远不会让她知道我的真实想法。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关卡，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本地士兵在那里站岗。
“把你的护照给我。”
我从包里取出护照和头一天克拉乌迪奥先生给我开的过境许可证，一起递给她。她拿起护照，看也没看就把过境许可证扔一边了，然后把我的护照和她的放在一起，还有一张对折的纸，可能是个无所不能的通行证，如果她愿意，甚至可以用它去天涯海角。她满脸微笑地把这些一起递给站岗士兵，士兵把证件送进了一间石灰墙的小平房。马上，里面就出来一位西班牙军官，走到我们面前立正，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然后一言不发地示意我们继续通行。于是她继续着独白，不过因为忘记之前说到哪儿了，所以又重新开始了一个话题。而我这个时候却在努力保持镇定。虽然知道完全没什么可紧张的，所有的手续都正当合法，但一走到卡哨前我就不由自主地觉得焦躁不安，浑身不自在。
“去年十月份我在利物浦登上了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商船，中途靠岸时来到丹吉尔，然后按照原计划住了下来。我下船的时候简直都要疯了，因为丹吉尔的码头实在是太awful（吓人）了。你知道的，是吗？”这次我确信无疑地点了点头。怎么可能忘记呢？一年多以前跟拉米罗一起到达丹吉尔码头，那里的灯光、船、海滩、从绿色的山上绵延下来一直到海滨的白色房子，汽笛声、咸咸的海的味道和沥青的味道。我努力集中精力倾听罗萨琳达的传奇经历，现在还不是打开优伤的记忆口袋的时候。
“你想象一下，我带着儿子约翰尼还有霍克，我的西班牙猎犬，带着汽车和十六只大箱子，装满了衣服、地植、瓷器、吉普林和伊夫林·沃的书、相册、高尔夫球杆，还有我的HMV手持留声机，我所有的唱片，保罗·惠特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平·克劳斯贝、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当然了，我还带了一大堆推荐信。这是我父亲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教会我的除了骑马和打桥牌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他总是说，出门时千万要带着推荐信！可怜的父亲，几年前他因为heart at tack去世了，西班牙语怎么说？”她用一只手指指左边的胸口。
“心脏病？”
“That's it（对），就是心脏病。因为这些推荐信，我很快就在丹吉尔结交了一些英国朋友，比如从殖民地退休的老公务员、军队的军官、外交人员，you know（你知道），又是那些人。To tell you the truth（说实话），大部分人都很无聊，不过通过他们我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我在丹麦大使馆旁边租了一栋非常棒的房子，找了个用人，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
道路两边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白色房子，说明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丹吉尔了。公路边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成群结队背着大包的妇女，穿着短裤光着腿追逐嬉戏的儿童，戴着缠头布穿着长袍的男子，动物，驮着水罐的骡马，瘦弱的羊群，有时也会出现一群乱跑的母鸡。渐渐地，丹吉尔出现了。罗萨琳达一边熟门熟路地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飞速向市中心驶去，口中仍在向我描述她有多么喜欢不久前刚刚搬出来的那栋丹吉尔的房子。与此同时，我慢慢认出了那些熟悉的地方，努力强迫自己不去回想在我自认为幸福的日子里，曾跟谁一起流连。最后她在法国广场停下了，那一脚急刹车让很多行人都回头观望。她却毫不理会路人的目光，摘掉头巾，对着后视镜重新描了一下口红。
“我特别想去明萨赫酒吧喝一杯早间鸡尾酒，不过我要先去办点儿小事情。你陪我去吗？”
“去哪儿？”
“去伦敦和南美银行。我要去看看我那个死鬼丈夫有没有寄生活费”
我也摘下了头巾，心里暗想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才能显得不那么神秘和捉摸不透。当我以为她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年轻女孩时，却发现她是一个坠人情网的母亲；当我以为她的衣柜里装满了国际知名设计师的奢侈时装时，她却跑来找我借衣服去参加德国纳粹分子的宴会；当我以为她爱上的是一个年轻轻浮的外国人时，却发现原来她的心上人是一个比她。年长一倍的位髙权重的军人。所有这一切也没能让我完全了解她，怎么可能完全了解呢？此时此刻她又突然宣布她有一个丈夫，虽然不在身边，但确实还活着，而且似乎不太愿意继续出钱维持她的生活。
“很抱歉我没法陪你，因为我也有点儿事情要办。”我拒绝了她的邀请，“不过我们可以晚一点儿再见面。”
“All right（没间题）。”她看了看表，“一点钟怎么样？”
我同意了。现在还不到十一点，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办自己的事情。也许不够走运，但至少时间充裕。
明萨赫酒店的酒吧跟一年前别无二致。一群群热烈交谈的欧洲人，男男女女都衣着入时，在桌边或吧台上喝着威士忌、雪利酒或者鸡尾酒，谈话中各种语言来回切换，就像换手絹一样随心所欲。在酒吧的正中间一名钢琴师正在弹奏动听的音乐，为周围的顾客助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悠闲，跟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吧台等候我的，不再是那个跟酒保说着西班牙语的男人，而是一个说一口英语，手里还拿着一杯酒的英国女人。
“希拉，亲爱的！”一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她就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来杯粉红杜松、子酒？”她一边问一边举起酒杯。
对当时的我来说，喝什么都一样，一杯杜松子酒跟一杯松节油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接受了，努力装出一个微笑。
“你认识提姆吗？他是我的老朋友。提姆，这位是希拉·西罗嘉，我的时装师。”
我看着那个酒保，马上就认出了他。瘦瘦的身材，青黄色的面容，一双眼睛永远那么深邃神秘。我想起了自己和拉米罗经常来这里的时候，他总是跟很多不同的人相谈甚欢。无论是要托关系找人，还是要征求意见，或是打听什么捕风捉影的消息，人们都会去找他。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他认出了我，同时观察着我的变化，好把我同拉米罗身边的那个小女孩联系起来。他比我先开口。“我记得您以前来过这里，很久以前，对吗？”
“是的，很久以前。”我简单地回答。
“对，我记得您。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是沧海桑田了，您说呢？您经常光顾我们这里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西班牙人儿，但是现在多了很多。”
是的，的确是沧海桑田。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丹吉尔，而拉米罗和我，则分道扬镳。我的生活变了，我的国家变了，我的身体，我的感情，一切都变了。而我，宁可不去想这一切。于是我没有回答，假装全神贯注地在包里翻找什么东西。他们俩继续聊天，交换着一些看法和秘密，一会儿说英语，一会儿说西班牙语，有时候还试图把我拉进那些家长里短的谈话中，可是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连自己的事情都没理清思绪。顾客们在酒吧里进进出出，外表光鲜靓丽，悠闲而从容。罗萨琳达总用一个表情或者最简单的客套话表达问候，似乎除了必要的礼节完全不想与他们展开任何交谈。刚开始她做到了，但不一会儿来了两位女士，一看到她，就决定不把话题局限在“你好，亲爱的，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客套话上。这两个女人非常漂亮，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风情万种，分不清到底是哪国的美女，但跟以前我模仿过的外国女人一样。在坎德拉利亚公寓的小屋里，我对着有裂缝的镜子，无数次地演练她们的表情和动作，直到化为已有，娴熟自然。她们俩用飞吻问候罗萨琳达，嘴巴高高地噘起，手指几乎都没有触碰到涂脂抹粉的脸颊，然后迅速地坐到我们中间，也不管有没有人邀请。酒保为她们准备了开胃酒，她们拿出烟盒、象牙烟嘴和银质打火机，然后提到一堆名字、职务、宴会、还有很多人的分分合合：你还记得在哈里斯庄园的那个晚上吗？你肯定想不到，露西亚·达颂跟她那个新任男朋友发生了什么事！对了，你知道贝尔提·斯德沃特破产了吗？就这样聊了一连串的是是非非，终于她们中的一个，年纪比较大也更珠光宝气的那一个，向罗萨琳达提出了估计从进门的时候就一直在她们脑海里盘旋的问题。
“哦，亲爱的，你在得土安过得怎么样？你突然离开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讶，一切都太……太突然了。”
罗萨琳达老练地笑了笑。
“哦，我在得土安的生活相当美妙。我找到了一座童话般的房子，认识了一群超级棒的朋友，就像我亲爱的希拉，她经营着整个北非最好的高级定制时装店。”
她们好奇地看着我，我用手轻拂长发，报以一个比犹大还虚假的微笑。
“嗯，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去拜访她。我们很喜欢时尚，而且都有点儿厌倦丹吉尔的这些裁缝了，你说是吗，米尔德？”
年轻的那个热烈地附和着，然后重新捡起话题。
“我们真希望能去得土安看你，亲爱的罗萨琳达，但是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边境就封锁了，真是非常令人讨厌。”
“不过，你这么神通广大，也许能帮我们弄几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看你们了。也许还能有机会认识一些你的新朋友呢……”
两个金发女人开始一步步地接近她们的目标。酒保提姆在吧台后面毫无表情地静观事态发展，罗萨琳达则一直保持着僵硬的微笑。她们俩继续说着，互相抢着话头。
“那简直太美妙了，现在丹吉尔所有的人，亲爱的，都非常渴望能认识你的新朋友。”
“好了，我们干吗不直说呢？这才像真正的朋友嘛，是不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认识你那位特殊的朋友，听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
“也许哪天你可以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宴会，这样也可以让他认识一下你在丹吉尔的老朋友。我们真的非常愿意参加，对吗，奥利维亚？”
“当然了！在这里看来看去都是同样的面孔，都快烦死了。要是能认识一些西班牙新政权的代表，那真是太令人向往了。”
“是啊，是啊，那真是太美好了……另外，我丈夫的那家公司有一些新产品可能会让西班牙国民军非常感兴趣的。要是你肯帮忙的话，也许就能进入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市场。”
“还有我可怜的阿尔诺德，他已经厌倦了在英国西非银行的职位了，也许在得土安，在你的圈子里，他能找到一个更适合的工作……”
罗萨琳达脸上的微笑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了，她都懒得再装出一丁点儿笑颜。等她听够了蠢话，便决定直接忽略这两个金发女人，径直对我和酒保说：
“希拉，亲爱的，我们去罗马公园吃饭吧？提姆，把这两杯酒记在我的账上。”
提姆摇了摇头。
“这两杯酒我们酒吧请了。”
“我们的也是吗？”奥利维亚马上问，或者是米尔德，我分不清楚。
酒保还没来得及开口，罗萨琳达抢着替他回答：
“不，你们的得自己付账。”
“为什么？”米尔德做了一个惊讶的表情，或者是奥利维亚。
“因为你们是一对bitches。希拉，亲爱的，西班牙语怎么说的？”
“一对贱货。”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没错，一对贱货。”
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明萨赫酒吧，身后跟着很多异样的目光。即使是在丹吉尔这样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人、开明包容的城市，一个已婚的年轻英国女人和一个成熟、有权有势的西班牙起义将领之间的风流韵事，也依然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想我跟胡安·路易斯的关系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意外，但对我来说，我们之间的缘分就像是前世注定。”
的确有很多人因为这对恋人的曝光大跌眼镜。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真的很难想象我面前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历经世事后老练而洒脱的气质、言行举止又那么年轻充满活力的女人，会死心塌地地爱上一个严肃的高级军官，而且年纪还比她大那么多。我们在罗马公园的平台上点了鱼和白酒，大海近在咫尺，头顶上蓝白条纹的遮阳棚在海风吹拂下沙沙作响。伴随着咸咸的海的味道，悲伤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不得不努力抵挡，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跟罗萨琳达的谈话上。她似乎非常想跟我谈论她跟那位总督的关系，想要同人分享最真实、完整、私密的版本，远离那些歪曲的传言，毫不理会正在丹吉尔和得土安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但是，为什么要跟我说？我跟她几乎不算熟识。虽然我伪装成了一个光鲜靓丽的高级时装师，但我们的地位仍有天壤之别。她来自有钱有闲的豪门，而我，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一个卑微的单身母亲的女儿，一个在马德里最乡土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女人。她正在与一个军队的髙级将领爱得死去活来，正是这个人参与引起了这场让我的国家与世隔绝的战争，而我，却只能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活，只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她信任我。也许她觉得这是一种感谢方式，因为我做了那件“德尔菲斯”。也许她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又跟她年龄相仿，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她。又也许这些不过是她感到孤独，急切地需要人同她一起承担压力。而在那个廋日的中午，在那座北非海岸城市，这个人恰好是我。
“在遇难之前，桑胡尔霍一直坚持，要我一旦在丹吉尔安定下来，就去得土安找他的朋友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他不停地提起我们在柏林安德伦酒店的相遇，并说他如果能再见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说实话，我也一样，我也很想再见到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很有趣，很博学，非常非常绅士。所以，我在丹吉尔待了几个月以后，就觉得是时候去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得土安见见他了。不过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很明显，他已经不再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权力的土著事务代表，而是保护区的最高领导了。我开着我的奥斯汀去了。My God（我的天啊），那天真让人难以忘怀。我到达得土安，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里的英国领事，蒙克马森。你认识他吧？我叫他old monkey（老猴子）。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无趣的人，poor thing（可怜的家伙）。”
这时候我正端起杯子，假装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含糊的表情。我不认识这个蒙克马森，只是听顾客提到过几次，但是我不想在罗萨琳达面前承认。
“当时我告诉他，我想去拜访贝格贝尔，他感到非常籐惊。因为你知道，他那个伟大的政府，就是我们英国政府，跟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不一样，他们与西班牙国民军当局基本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还在继续承认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蒙克马森认为如果我去拜访胡安·路易斯的话，可能会对英国十分有利。所以，中午之前我就开着车，带着我的猎狗霍克来到了总督府。在入口处我出示了桑胡尔霍去世前给我写的推荐信，然后就有人把我带到了胡安·路易斯的私人秘书处，一路上穿过了很多站满军人、到处都是痰溃的走廊。真是恶心！他的秘书希梅内斯马上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因为是战争时期，而且他位高权重，我以为这位新任总督会穿着威严的军装，身上挂满奖牌和勋章，但是我完全错了。恰恰相反，跟那个柏林之夜一样，胡安·路易斯穿着一套很随意的深色西服，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军队将领。我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他还是那么魅力四射，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邀请我一起吃饭，但是我已经接受了蒙克马森的邀请，所以我们就约了第二天见面。”
周围的桌子慢慢地坐满了前来就餐的顾客。罗萨琳达时不时以一个简单的表情或微微一笑跟认识的人打招呼，完全没有停下叙述的意思，继续描述着她跟贝格贝尔的头几次见面。我也认出了几个熟悉的面孔，是通过拉米罗认识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理会他们。于是我们两人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她讲，我听，一边吃着鱼，一边喝着酒，对周围的一切都置之不理。
“第二天我来到了总督府，我以为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跟周围的气氛相符的隆重晚宴，巨大的餐桌、繁杂的礼节程序、来来往往的侍者……但是胡安·路易斯却让人准备了一张简单的二人桌，在朝向花园的窗户旁边。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午餐，他一直在倾诉，关于摩洛哥，关于他‘幸福的摩洛哥岁月’，这是他的原话。他谈到摩洛哥的魅力、这里的秘密，还有它令人沉迷的文化。午饭后他决定带我在得土安转一转，so beauitful（真美啊）！我们坐着他的公车出门，你想象一下，后面跟着一群开着摩托车的随从和助理，so embarrassing（真让人尴尬）！最后我们来到了海滩，坐在海边聊天，其他人在公路上等候，can you believe it（你能相信吗）？”
她笑了，我也微笑了。她描述的场景确实很特别，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和一个年龄可以当他女儿的外国女人，在得土安的海边，在众目睽睽之下卿卿我我，而那些骑着摩托车的随从则在远处毫无顾忌地看着他们。
“他拿起两块小石子，一块白的，一块黑的，藏到身后，然后握在拳头里伸出来。你选吧，他说。选什么？我问。选一个手。如果你选中的手里握的是黑色的石头，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从我生命中消失，我再也不会去找你。如果你选中的是白色的石头，说明上天注定要你留在我身边。”
“你选中了白色的石头。”
“没错，我选中了白色的石头。”她一脸灿烂的笑容，“两天以后他派了两辆车去丹吉尔接我，一辆皇家克莱斯勒用来装我的东西，另一辆道奇越野车用来接我，就是我今天开的这辆，这是得土安哈桑银行行长送的礼物，胡安·路易斯决定转送给我。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再也没分开过，除非他不得不出差。现在我跟儿子约翰尼一起住在帕尔梅拉斯大街的房子里。那座房子非常气派，浴室豪华得像印度王子的宫殿，连厕所都有皇家风范，但是墙壁已经斑驳得往下掉灰了，而且连饮用水都没有。胡安·路易斯还是住在总督府，那是他的职责所在。我们不打算住在一起，但是他也决定不对我们的关系遮遮掩掩，虽然这有可能导致对他很不利的局面。”
“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吧？”我说。
她满不在乎地噘了噘嘴，用手拂开脸上的一绺头发。
“不不，这并非问题所在，我也已经结婚了，这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的私人问题。问题在于一些更加公众的事情，或者说政治上的事情。有人认为一个英国女人会对他产生一些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而且他们已经公开表示了这种担忧。”
“谁会这么想？”她一直用信任的口气对我叙述，以至于当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时，都没停下来想一想，就很自然地说出这个问题，要求她进一步解释清楚。
“西班牙保护区的那些德国纳粹分子，主要是兰根赫姆和本哈尔德。他们认为保护区总督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是完全亲德的，百分之百地忠诚于德国人，因为是他们帮助国民军逐渐蠃得战争，一直就是德国人在提供战斗机和武器。事实上，在刚开始的时候胡安·路易斯曾从得土安去往德国，在拜罗伊特跟希特勒直接会面，希特勒正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格纳节。希特勒咨询了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建议他同意胡安·路易斯的请求，向西班牙国民军提供援助。因为这样，希特勒才下令向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提供一切需要的物资。杏则，非洲的西班牙军队就不可能穿越海峡。所以，德国人的支持对他们來说至关重要。显然从那时候起，这两方军队的关系就已经非常密切了。但是得土安的纳粹成员们认为我的出现和胡安·路易斯对我的爱可能会导致他采取一种更加亲英的姿态，而不再对德国人那么忠诚。”
我想起了菲利克斯提起弗拉乌·兰根赫姆的丈夫和他的同胞本哈尔德时的评论，他说过德国势力在叛乱早期就已经介入，到了后期这种干预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愈演愈烈。我也想起了罗萨琳达第一次与她的情人手挽手出现在那些德国人面前时，多么渴望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尽力轻描淡写地安慰她：
“这些事情你不用太操心吧。他继续忠诚于德国人和跟你在一起，这毫不相关啊，一件是公事，一件是私事。我觉得这么想的人毫无道理。”
“有关系的，当然有关系。”
“我不明白。”
她把目光转向已经空了一大半的平台。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了，只剩下两三桌客人还在继续用餐。风已经停了，遮阳棚一动不动。几个穿着白色上衣，带着塔布什帽的侍者正在安静地收拾餐巾和桌布。罗萨琳达放低了声音，用一种几乎是窃窃私语的音量跟我说话，而即使是这么小的声音，我也能从那不容置疑的语气中听出她的决心。
“他们担心得很有道理，因为，亲爱的，我正是想要用尽一切办法让胡安·路易斯跟我的同胞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的战争最后是国民军获胜，因为这样德国就会成为西班牙的坚固同盟，而英国，则会成为西班牙的潜在敌人。我有两个理由要这么做：第一，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感情，我希望所爱的男人，他的国家也是我自己国家的朋友；第二个理由，更加实际和明确：我们英国人不信任那些纳粹分子，欧洲的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许现在说将来可能会爆发欧洲大战还有些信口雌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如果爆发了战争，我们希望西班牙会站在英国一边。”
我差点忍不住跟她说，可怜的西班牙已经没有能力谈及将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了，我们现在遭受的事情已经够不幸了。然而我们的内战对她来说似乎无足轻重，虽然她的情人是战争双方其中一派的重要人物和活跃人物。不过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聆听，让谈话的焦点集中在一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上，而不是转移到正在发生的悲剧上来。我的生活已经充满了苦涩，不想再为自己增加痛苦。
“那，你打算怎么做？”我只是接着问。
“你可别以为我跟怀特霍尔有什么私人交情，not at all（完全没有）。”她轻笑着说。我的脑子自动记录下“怀特霍尔”这个词，以便问问菲利克斯这是个什么人物。但是我专注的表情没有让她看出我的无知。她继续说：“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怎么运作的，熟人的关系网、环环相扣的交情……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想通过在丹吉尔的一些朋友来操作，比如霍尔·杜兰德上校，诺尔曼·贝侬将军和他的太太玛丽，他们都跟英国外交部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现在都在伦敦，不过之后我会跟他们见面，并介绍给胡安·路易斯认识，努力让他们聊得投机。”
“可是你觉得他会同意吗？他会让你这样干预他的公务吗？”
“亲爱的，当然了。”她毫不犹豫地肯定道，优雅地甩了甩头，把盖住左眼的一绺秀发甩到脑后。“胡安·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了解德国人，他曾经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他担心西班牙以后会为现在正在接受的帮助付出多倍的代价来偿还。另外，他对英国人很信任，因为英国从来没有输掉过任何一场战争，别忘了，他是个军人，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亲爱的希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爱我。他每天都在说，为了他的罗萨琳达，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怕下地狱。”
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平台上的桌子已经收拾好等待晚餐的客人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罗萨琳达坚持要付账。
“我那死鬼丈夫终于给我打生活费了，让我请你吧。”
我们不紧不慢地走到她的车前，踏上回得土安的路，时间也几乎到了巴斯盖斯警长授权给我的十二个小时的极限。但这次不仅方向相反，我们的谈话也转变了方向。在来时的路上和整个白天都是罗萨琳达在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此刻我们俩交换了角色。
“你肯定觉得我特别无聊，一直在说自己的那点儿事情。说说你吧，你今天早上的事情办得顺利吗？”
“不顺利。”我简单地说。
“不顺利？”
“是的，很糟糕，相当糟糕。”
“I'm sorry，really（我很难过）。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完全可以说不。跟她的担心比起来，我的问题没有任何能引起她兴趣的元素，既不涉及高级军官、领事或者什么部长，也不涉及政治利益，跟国家大事、跟什么未来的欧洲大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她平时参加的那些社交活动也毫不相关。我那小小的卑微的忧虑，只包含一些屈指可数的新近的悲惨遭遇：一个背信弃义的恋人、一张未缴的账单、一个无情的酒店经理、一份每日辛勤劳作维持的生意、一个想回回不去的血流成河的祖国，还有杳无音讯的母亲。我可以说不，可以说我这些小小的悲伤完全不是什么大事，可以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把它们全部深藏起来，回到我那空荡荡的家里跟黑暗与孤独一起分享。我可以那么做，但却没有。
“事实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把我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出来，接到摩洛哥，但是需要一大笔钱。我现在凑不够这些钱，因为我得先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支付另一张账单。今天早上我试图去请求把那笔欠款再宽限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恐怕目前我母亲的事已经不可能办到了。而最糟糕的是，据说这样的转移越来越难了。”
“她一个人在马德里？”她问道，表情看上去很焦急。
“是的，一个人。除了我她再也没有别的亲人。”
“那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唉，那就说来话长了。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
“真遗憾，希拉，亲爱的。知道她孤身一人在沦陷区，在那些人中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一定非常难过。”
我悲伤地看着她。怎样才能让她明白她以前不明白的东西，怎样才能让她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美丽脑袋想象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实。
“那些人都是她的同胞，罗萨琳达。我母亲，她跟她的同胞在一起，在她的家里，在她的社区里，在她的邻居们中间。她属于那个世界，属于马德里的那个村子。我想把她接到得土安，不是怕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因为，她已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日复一日没有她的消息，我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从一年前起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完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如何维持生计，不知道她靠什么活着，也不知道她怎么忍受战争。”
就像被刺破的气球一样，我那些虚假动人的过去在一瞬间凭空消失了，但是很奇怪，我居然对此毫不在意。
“可是……我曾听说……你的家庭是……”
我没有让她说完。她对我那么真诚，把她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现在该是我坦诚的时候了。也许她不会喜欢我将要告诉她的故事版本，也许跟她已经习惯了的传奇色彩相比，她会认为我不再那么有光彩，会从此跟我一刀两断，不会跟我起喝粉色杜松子酒，也不会用她的敞篷道奇带我一起去丹吉尔。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她，毕竟，那是我唯一的经历。
“我的家庭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俩都是裁缝，除了自己的双手没有任何财产。自我出生以来，父亲从未跟我们有过任何联系。他属于另一个阶层，另一个世界：他有钱，有企业，有人脉，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妻子，还有两个他无法沟通的儿子。这些是他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是曾经拥有的，我不知道。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战争还没开始，但是他预感到自己会被人暗杀。而我的未婚夫，那个英俊又上进，据说在阿根廷经营生意、处理财务的男朋友，根本就不存在。是有过一个男人，我们曾经疯狂热恋，而且他现在也许就在阿根廷做生意，但是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不过是一个欺骗我、抛弃我、还偷走了我全部财产的负心人。我不想再提起他。这就是我的生活，罗萨琳达，你看，这跟你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倾诉完了。作为回答，她说了一长串英语，而我只听懂了“摩洛哥”这个单词。
“我一点儿也听不懂。”我困惑地说。
她重新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遍：
“我说，你是全摩洛哥最好的时装师，见鬼的，谁会在乎你从哪儿来。关于你的母亲，好吧，就像你们西班牙人说的，上帝会让你喘不上气但是不会让你窒息。你看着吧，一些都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