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顾客更多了，大部分是有钱的外国人，看来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很有先见之明。有德国人，意大利人，当然也有西班牙人，不过基本都是企业家的妻子，因为现在官员和军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偶尔有几个富有美丽的犹太人，是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的后代，说起西班牙语来非常柔和，带着古老的节奏和好听的旋律，还常常使用一些现在已经很少听到的古语：非常完美，我的女王，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星期，喏，就像我说的这样。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自然滚滚而来，有比塞塔、法国法郎和摩洛哥法郎，也有摩洛哥当地的哈桑币。我把所有的钱都存在一个小盒子里，用七把钥匙锁上，放在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每个月的三十号，我都会把当月的总收入交给坎德拉利亚。除了拿出一把比塞塔当日常的零用钱，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剩下的那部分胡乱卷成一卷塞到乳沟里。这些货币在她的肥肉堆里吸收着身体的温度，跟着她一路小跑着去犹太人那里找开价最高的人兑换。很快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公寓，用同样的方法带回一卷卷英镑。她一边气喘吁吁地从胸口拿出战利品，一边说：“这样最保险了，丫头，这样才保险。我觉得最聪明的就是那些英国佬。佛朗哥的比塞塔咱们一分都不用存，万一等到战争结束时国民军打了败仗，这些钞票拿来擦屁股都嫌麻烦。我们俩平分，一半给我，一半给你。希望我们永远都财源滚滚，亲爱的。”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生活，很平静，没有恐惧。为了对时装店也对自己负责，我努力工作，很少有消遣的时间。目前的订单还不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一直独自承担，所以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永远都在穿针引线、裁剪布料、构思式样还有熨烫。有时候我会出门去寻找布料，包几个扣子或者挑选一些线轴和封领钩。我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五到附近的西班牙广场去观看哈里发从宫殿里出发前往清真寺的仪式，那些摩尔人称之为“费德丹”，他骑着一匹白马，头顶上罩着一顶绿色的阳伞，被一群穿着帅气制服的摩尔士兵护卫着。真是一场壮观的演出。之后我会沿着他们以前称为“大将军街”的路散步，一直到穆雷麦迪广场，从维多利亚教堂门口经过。这是一个天主教教堂，因为战争，总是挤满了哀悼和祈祷的人。
战争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通过电波、报纸和口口相传，海峡对岸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在家里用五颜六色的大头针钉满了墙上的地图，标记着战事的进展。我独自一人，也时刻关心着自己国家的现状。这几个月里，我唯一一笔小小的奢侈支出就是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从电波里我得知，共和国政府在年底之前已经迁到了巴伦西亚，只留下平民百姓还在为保卫马德里浴血奋战。国际纵队赶来帮助保卫共和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何塞·安东尼奥在阿利坎特的监狱里被枪毙了，而我，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百八十英镑。
我在拉鲁内塔的公寓里度过了在非洲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邀请，但是坎德拉利亚再次以她席卷一切的热情说服了我。
“你到拉鲁内塔来吃晚饭，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只要我坎德拉利亚的桌上还有位置，谁都不会孤孤单单地过节。”
我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也真的很难接受。随着节日的临近，悲伤的气氛渐渐在屋里弥漫，好像从没关严的窗户里吹进来的风，又像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味道，让整个屋子塞满了忧伤。母亲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没有我的消息她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在这样的乱世中她又怎么维持生计？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让烦恼与日俱增。周围的环境也没有能让人乐观振奋起来的，虽然有一些商店挂起了圣诞装饰品，人们互相交换着祝愿，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哼唱着圣诞歌谣，但是西班牙正在遭受的现实是如此的严酷黑暗，似乎谁都没有兴致来庆祝节日。
晚上八点多我到了公寓，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坎德拉利亚已经烤了一对火鸡。随着生意的好转，公寓的伙食也相应有所改善。我带来了两瓶香槟酒和一块球形荷兰奶酪，是从丹吉尔天价倒卖过来的。所有的房客都无精打采，神情苦涩，看上去非常悲伤。而坎德拉利亚则努力地想把家里的气氛调动起来，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大声唱着歌。
“我来了，坎德拉利亚。”我走进厨房说。
她停止了唱歌，翻了翻锅。
“那你这是怎么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哭丧着脸，好像马上要被送到屠宰场似的。”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事。”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把那两瓶酒放哪儿，故意避开她的目光。
她用抹布擦了擦手，抓住我的胳膊，迫使我转过来面对她。
“别想骗我，丫头。你是想念母亲了，对吗？”
我不看她，也不回答。
“鸟儿离巢以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是挺难受的，但是你必须把这苦涩消化掉。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外过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我们家当时穷得像老鼠窝，除了整夜整夜地唱歌、跳舞、鼓掌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但血缘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只不过是疲惫和贫穷。”
我还是不敢看她，继续假装全神贯注地在桌面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个研钵、一个汤锅、一个奶油蛋糕、一个装满了油的小盆、三头大蒜、一枝月桂——找个空地放下手中的酒瓶。她在我身边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
“慢慢地一切都会过去，你看着吧。你母亲一定还好好的，今天晚上一定也在跟邻居们一起吃饭，虽然她想你，时刻惦记着你，但是至少会庆幸你不在马德里，远离战争。”
也许她说得有道理。我不在身边对母亲来说安慰多于遗憾。很可能她以为我还跟拉米罗一起在丹吉尔，也许还想象着我们俩在某个豪华餐厅里享用平安夜大餐，周围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外国人，歌舞升平，毫不理会海峡另一边的战火。虽然我经常写信告诉她我的近况，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摩洛哥的邮件根本到不了马德里，很可能那些信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得土安。
“也许你说得对。”我嗫嚅着，几乎没张开嘴，手里还拿着那两瓶酒，眼睛直直地盯着桌子，找不到地方放下。我也没有勇气正视她，怕控制不住眼泪。
“我说得当然对，丫头，别再想那么多了。就算她再想你，但光是知道你远离炸弹和机枪的威胁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高兴的理由了。所以，来吧，高兴点儿，高兴点儿！”她一边说一边从我手里抢过一瓶酒，“你看着吧，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的心肝。”她打开瓶盖，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为你的母亲干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咕咚喝了一大口。“该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我完全没有喝酒的兴致，但还是顺从了，这是为母亲的健康干杯，为了她，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
晚餐开始了。虽然坎德拉利亚努力营造欢乐的气氛，但是其他人几乎都不说话，连争吵的意愿都没有。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咳得肺都要炸了。那对干瘦的老姐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憔悴，不停地流眼泪。胖女人不住地叹气，擤鼻子。小巴格喝了点儿酒，开始说傻话，电报员跟他一唱一和，终于把大家逗笑了。这时候坎德拉利亚站起来，髙高举起她满满的酒杯“为了在的人，为了不在的人，为了我们，为了别人，干杯！”我们相互拥抱，一同哭泣，这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里都充满了像我们一样不幸的人。
新年的头几个月过得很平静，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邻居菲利克斯·阿兰达成了我家的常客。除了作为对门邻居的地缘优势，还有一种不能用空间距离测量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他有些特立独行，而我时不时地需要帮助，就这样我们在战乱的年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穿越了那些动荡不安充满变数的时代。除了最开始的几幅草图帮我解决了网球服样式陈旧的问题，之后他还多次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轻松克服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逾越的困难。跟夏帕瑞丽的裙裤不同，逼得我不得不再次向他求助的困难发生在安顿下来以后不久，不是艺术方面的，纯粹因为我对财务知识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来说，这点儿小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马德里简陋社区小学里的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教给我这些东西。因此，在约好了向顾客提交本店第一张账单的前一个晚上，十一点了我仍在抓耳挠腮手足无措，无法把与我所做的这些衣服等值的劳动转化成书面上的条款和金额。
那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傍晚时分，天空就出现了鱼肚白，待到夜幕降临下起了大雨，预告着一场来自附近地中海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暴风雨足以把树连根拔起，摧毁路边的电线。下暴雨时，人们只能蜷缩在毯子里小声向圣芭芭拉祈祷。就在天气变坏之前，哈米拉刚把做完的衣服送到弗拉乌·海恩兹家里去。两套晚礼服，两套套装还有一套网球服，我的第一批作品。它们一直挂在衣架上等待着最后一遍熨烫，烫完以后装到亚麻袋子里，哈米拉跑了三趟才把它们都送到目的地。最后一趟回来时她带回了弗拉乌的口信：
“弗拉乌·海恩兹让哈米拉明天上午送去德国马克的账单。”
似乎怕口信表达不清似的，哈米拉还带回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跟口信同样的内容。于是我开始想这该死的账单到底是什么样。可是这一次，回忆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我脱离困境。自从开了这家时装店动手制作第一批衣服，心中珍藏的那些在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工作的回忆一直是我摸索着向前的灵感源泉。我对一个高级时装店内部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会量尺寸、剪衣样、打摺、装袖子、装翻领，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在记忆里一遍遍搜寻，都找不到任何参考可以帮助我开出一张账单。当然那时候我曾经手过很多账单，负责把它们送到顾客家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把顾客付的钱揣在口袋里带回去，然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停下来打开哪个信封看看账单到底是什么样我想再次去向坎德拉利亚求助，但是看看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呼呼的大风伴着越来越密集的大雨，黑暗中还不时地电闪雷鸣。在这样的情况下，徒步去往公寓的路在我看来比走向地狱的小路还要可怕，所以我只好决定自己编一张。我拿着纸和笔，坐在厨房的小桌子前开始创作。但是一个半小时后我还是在那里一动不动，身边扔满了揉成一团的纸，铅笔已经用小刀削了五回，可还是不知道跟那个德国女人约好的二百七十五比塞塔到底该折算成多少德国马克。就在这个时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东西在窗玻璃上发出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把椅子都弄倒了。马上我就发现对面的厨房亮着灯，在黑夜的大雨中又看到了菲利克斯那圆滚滚的身体，戴着眼镜，稀疏的鬈发，举着一只胳膊，随时准备对着玻璃再来一拳。我气冲冲地打开窗户，想质问他这是在干吗。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的声音就从那边传了过来，猛烈的雨点打在院子里的地砖上发出的声音让他的嗓音有些断断续续，但是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
“我需要庇护！我不喜欢暴风雨！”
我当时可以责问他是不是疯了，可以责怪他差点儿把我吓死，朝他大骂一声蠢货然后直接关上窗户。但是脑子里灵光一闪，我并没有那么做，也许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些荒唐的行为能帮我解决问题。
“你只要帮我个忙我就让你进来！”我想都没想就直接用第二人称来称呼他。
“快开门，我快被骂死啦！”
他当然知道比塞塔兑换德国马克的汇率。而且他表示，一张体面的账单不能用这种廉价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也不能随便拿根破铅笔写，所以他又回了趟家，拿回来几张象牙色的英国纸和一支惠特曼钢笔。深紫色的墨水，优美的书法，他施展浑身解数，把自己的艺术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到半个小时，在阵阵雷声中，还穿着睡衣睡裤的他不但完成了一张整个北非的欧洲时装师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精致优雅的账单，还给我的时装店取了个名字：切丝·希拉赫。
菲利克斯·阿兰达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风趣幽默，富有想象力，学识渊博，又很好奇，喜欢打探别人的事情，还有一点儿古怪和特立独行。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家来报到。也许不是每天，但真的非常频繁。有时候会隔三四天不见，但有时候一星期有五个晚上他都会来，或者六个，甚至七个。我们是否见面取决于另一件跟我们俩都无关的事情：他母亲是不是喝醉了。对门这对母子的关系多么奇怪，家庭环境多么黑暗啊。自从几年前父亲去世以后，菲利克斯和他的母亲因卡尔纳女士相依为命。表面上两人非常融洽，每天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手挽手一起散步，一起去做弥撒和九日祭，一起出现在本纳塔尔药店里，彬彬有礼地向熟人问好，一起在坎帕那商店里吃点心。他永远都小心翼冀地关照她，保护她，事事为她着想：当心，妈妈，别绊着了，走这边，妈妈。而她呢，为儿子骄傲，到处宣扬儿子的好处：我的菲利克斯说，我的菲利克斯是这样做的，我的菲利克斯觉得……哦，我的菲利克斯，要是没有他我怎么活得下去！
然而，一回到家这个私密空间，这对殷勤的小鸡和年迈的母鸡马上就变成了两个小型魔鬼。刚进门还没穿过门厅，老太太就成了暴君，用无形的鞭子对儿子极尽侮辱。“快给我揉揉腿，菲利克斯，我腿肚子抽筋了。不是这儿，往上点儿，看你多没用，死小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怪胎。去把桌布铺好，都有点歪了。不是这样，这样更糟糕，你还是把它摆回原来的样子吧。你碰过的东西都没什么好下场，窝囊废，当初生下你来的时候我怎么没把你给扔了。给我看看嘴巴里的溃疡怎么样了。把卡门水拿来，我胃胀气难受。给我用药酒按摩一下后背。给我锉锉骨痂。来给我把脚趾甲剪了，小心点儿，肥猪，你差点把我的脚趾头剪下来。把纸巾递给我，我要吐口痰。我腰疼，给我贴块维尔吉尼亚膏药。给我洗洗头，夹上卷发夹。轻点儿，畜生，你差点把我弄禿了。”
菲利克斯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同时过着两种截然相反又同样不幸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去世，他一夜之间就不再是受尽百般宠爱的孩子。正值成长的年龄，在旁人羡慕的和睦中，他变成了母亲私底下发泄暴怒和沮丧的出气筒。就像在砧板上被一刀切断了一样，所有的梦想也在同一时间结束了：离开得土安去塞维利亚或者马德里学习美术，确认自己模糊的性别意识，结识像他一样的人，那些有着不安分的灵魂、渴望自由飞翔的人们。但事与愿违，他不得不永远地生活在因卡尔纳女士的黑色翅膀下。他从比拉尔教会学校大学毕业，成绩优异。但这根本没什么用，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利用饱受苦难的寡妇身份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工作，在市政府里给各种印刷品盖章。若是用来断送他那些天才的创造力，这真是一个绝的办法，让他不得不像一只宠物狗一样被拴在家里，高兴的时候给一块大肥肉，不高兴的时候踢一脚，足以让他肚皮爆裂。
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忍受着一切。就这样，他们一直过着失衡的生活。她暴虐无度，他温顺忍耐、消极反抗。没有人知道她想在他身上寻找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除了儿子一直以来给她的一切，她还想要什么。爱？尊重？同情？不，这些原本就是她享有的，他从不吝啬他的感情，向来是个模范儿子。因卡尔纳女士想要的更多：崇拜，无条件的服从、容忍并关注她所有的荒唐任性，谦卑，屈从。这正是她丈夫曾向她索求的。丈夫的死对她是一种解脱。菲利克斯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这些，但是从他谈话中的点点滴滴我可以推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死去的尼卡西奥先生很可能是被妻子杀死的，就像也许将来哪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菲利克斯再也忍耐不住一刀结果了他的母亲一样。
如果不是某天他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这样悲惨的日子不知道要忍受到何时。因为在单位解决了一件麻烦事，有人送了他一根大香肠和两瓶茴芹酒作为谢礼。我们来尝尝吧，妈妈，来吧，就喝一杯，润润嘴唇就行。但是甜甜的酒味不但征服了因卡尔纳女士的嘴唇，也征服了她的舌头、喉咙和五脏六腑。于是那天晚上她喝醉了，菲利克斯也意外地在这两瓶酒中找到了出路。从那以后，酒就成了他的盟友、救世主和通往两点一线之外另一个地方的路。他不再只是公众面前那个模范儿子和家里一件令人厌烦的摆件，还是一位受欢迎的夜游客，每晚逃出去寻找家里稀缺的氧气。
“再来点儿酒，妈妈？”每日晚餐后必不可少的问题。
“好吧，来吧，再给我倒上一点点儿。让我润润嗓子，今天傍晚在教堂里我好像着凉了。”
四指高发黏的液体被因卡尔纳女士一饮而尽。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妈妈，你得多穿点儿。”他亲热地说，又把母亲的酒杯倒满，“来吧，快点喝下去，酒喝快了就会让人感到暖和。”三杯茵芽酒下肚，十分钟以后因卡尔纳女士就已经鼾声震天，毫无知觉了。她的儿子则像出笼的麻雀一样飞出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去跟那帮白天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敢打的人们厮混去了。
后来我来到了西迪曼德利，自那个暴风雨之夜以后，我家也成了他的固定庇护所之一。他在那里翻翻杂志，给我出主意，画一些图样，绘声绘色地讲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聊聊我的那些顾客和我天天都碰见但不认识的人。就这样，日复一日，我逐渐开始了解得土安和这里的人。比如，旁边这些家庭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异国他乡定居了下来，来找我做衣服的那些贵妇都是谁；谁最有权，谁最有钱，谁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下的，等等。
给因卡尔纳女士灌酒并非永远都能奏效，如果没能让她镇静下来睡着，那么很不幸，一切都将乱套。我用酒满足你，你让我消停一会儿，这样的定理有时候也会出人意料地失效。如果茴芹酒没有把她灌倒，她的酒疯就会把家里变成地狱。这样的夜晚是最糟糕的，因为他的母亲不会因此变成一具温顺的木乃伊，而是一个暴怒的雷神，她鬼哭狼嚎的叫声足以摧毁任何坚强的意志。畜生、小丑、丧门星、娘娘腔，这些算是从她嘴里出来的最文明的词语了。而他，因为知道隔天早上酒醒了以后她什么都不会记得，所以就针锋相对地将最难听的话送给她。恶心的老巫婆、老狐狸、婊子。这不可能吧！白天在糖果店、药店和教堂的板凳上看到他们相亲相爱场面的那些人，如果听到这样的对骂一定会目瞪口呆。然而第二天，他们仿佛又忘记了前一晚的一切，亲亲热热地一起在黄昏时散步，好像从来没有过任何隔阂。“今天的下午茶您想吃点儿什么，妈妈？一块瑞士蛋糕，还是来点儿肉？”
“你看吧，菲利克斯，亲爱的，只要是你选的我都喜欢。”
“来，我们快点儿，得去参加玛利亚·安古斯提亚家的吊唁，听说她的侄子在哈拉玛战役中阵亡了。”
“唉，真是不幸啊，我的天使，幸好你是寡妇的儿子，才不用去服兵役……圣母啊，要是儿子去了前线，我孤身一人该怎么办啊！”菲利克斯很聪明，他完全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但是他不够勇敢，没有勇气与她抗争。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用把母亲灌醉的方式来逃避不幸的现实，像吸血鬼一样深更半夜地在外面游荡，或者找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理由来解释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甚至相信起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来。他的日常消遣之一就是窝在我家的沙发里，从报纸的广告栏里寻找各种奇闻和偏方。而我则一边听一边把当天的活儿赶完，有时候是装袖口，有时候是最后几个扣眼。
他会跟我说：
“你觉得我妈那种难以根治的脾气是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可能这个能治好她，你听着：‘内尔维纳尔，开胃、助消化、调理肠胃。拒绝反常，远离沮丧。还在等什么？快服用内尔维纳尔吧！’”
或者这个：
“我觉得她是不是得了某种疝气，我想过给她买条矫形带，看看能不能治好她的暴脾气。你听这个：‘疝气净全自动压缩机，安全、无痛、创新科技，难以超越，无需绑带，不用拉伸，一台完美的高科技仪器就可以轻松为您解除病痛’。这也是一样的功能，你觉得怎么样？我要不要给她买一台？”
或者另一个：
“要不可能是血液的问题，你看这里说的：‘瑞切莱特净血剂，专门治疗高风险疾病，如静脉曲张，恶性溃疡。净化血液，治疗尿毒症有奇效。’”
或者任何一句类似的傻话：
“你说会不会是痔疮，或者眼睛有问题。要不，我从摩尔人那里找个僧人给她驱驱邪？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因为她那个‘达尔文嗜好’正在一点点儿地腐蚀她的肝脏，用不了多久她就要完蛋了。现在一瓶酒几乎都喝不了两天，这老女人快把我的钱包都掏空了。”他停下长篇大论，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但是我没有回应他，至少没有说话。于是他说：“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菲利克斯。”
“你不知道我说的‘达尔文嗜好’是指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达尔文？就是那个崇拜猴子的学者，他说人类是由猿人变来的。我说我妈有‘达尔文嗜好’，是在讽刺她，就像猴子爱吃茴芹一样爱喝茴芹酒，明白了吗？我说，你看上去像个仙子，做起针线活像个十足的天使，但是一涉及文化知识，你真的有点儿傻，知道吗？”
正是这样。我知道我学东西很快，记忆力很好，但也知道自己受过的教育太少，这是个严重的障碍。对百科全书里的那些东西，我实在知之甚少，只知道几个歌谣里出现过的国王的名字，知道西班牙北边是坎塔布连海和比利牛斯山，再过去是法国。我对乘法表倒背如流，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四则运算也游刃有余，但在二十多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书，历史、地理、艺术或政治，除了跟拉米罗在一起时听到的只言片语，以及住在拉鲁内塔公寓在餐桌上见证两派互相攻击时听到的一些话题以外，几乎一无所知。表面上我可以装成一个时尚有型的女青年，一个高级时装师，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有人掀开外面的伪装，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我这层外衣有多么脆弱。因此，在得土安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菲利克斯送了我一份特殊的礼物：给我上课。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件好事。我能学到东西，净化灵魂，又让他填补了空虚和寂寞，有所寄托与陪伴。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他远远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老师。菲利克斯·阿兰达是个非常渴望精神自由的人，却偏偏生活在双重压迫中，一边是专横霸道的母亲，另一边是最官僚最无味最令人厌烦的工作。所以，在有限的自由时间内，永远也别指望他规规矩矩、庄重谦恭。如果想要那样的教育，我可以回拉鲁内塔，请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根据我的知识水平制订一个教学计划。即便如此，这个没有条理和技巧的老师，还是通过断断续续毫无章法的教学，运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教给了我很多今后能赖以生存的东西。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了意大利画家莫迪里亚尼、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法国歌手何塞芬娜·贝克这类人物，学会了识别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知道了什么是爵士乐，学会了在地图上标识欧洲各国的首都，记住了欧洲最好的酒店和酒吧的名字，还学会了用英语、法语和德语从一数到一百。
同样是得益于他，我了解了西班牙同胞为什么会来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知道了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西班牙在摩洛哥建立了保护区，就是和法国签订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之后的几年。在富有的法国人面前，西班牙得到的是摩洛哥最差的一部分，贫穷，不招人待见。那时候摩洛哥被称为“非洲大肥肉”。在这块土地上西班牙寻找着很多东西：重温帝国梦想，同欧洲列强一起参与瓜分非洲殖民地。虽然得到的只是强大的邻居施舍的一点儿面包屑，但还是幻想着在古巴和菲律宾已经脱离控制的情况下，能勉力追赶国富民强的英法，尽管当时它已羸弱如蟑螂。
虽然西班牙从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中得到的这部分摩洛哥领地很小，人烟稀少，而且土地崎岖贫瘠，但是想要牢牢地控制住也并非易事。西班牙国内就曾出现过很多抗议和混乱，而在突然爆发的里夫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和北非人埋骨沙场。最终，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保护区成立近二十五年后，所有的内部抵抗都被镇压了。我的同胞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把首府牢牢地安在了得土安，使这个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各部队的军人，邮局、海关和其他公共事业的公务员，审计员，银行职员，企业家和他们的太太，教师，药剂师，店员，商人，泥瓦匠，医生，修女，擦鞋人，酒店老板，还有漂洋过海来寻找新生活的整个家庭，受其吸引的更多家庭，一起开创一个同其他文化和宗教共存的未来。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西班牙虽然强行统治了这里，但作为交换，也在二十五年间给摩洛哥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卫生设施和建筑，奠定了其蓬勃发展的农业基础，建立了艺术和传统手工艺学校，还有很多其他设施。虽然本意是满足保护区殖民者的需要，但当地人也获益匪淡。比如电线、饮用水、学校和学术机构、商业、公共交通、诊所和医院，连接得土安和塞乌塔的火车，通往马尔丁河滩的火车……相反，从物质上来说，西班牙从摩洛哥得到的却很少，因为这里儿乎没有任何可开发的资源。只是在人力上获益良多，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方得到了这里的鼎力支持，成千上万摩洛哥士兵开赴西班牙，征战在海峡另一边，为了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业浴血奋战，支援西班牙国民军。
除了这些知识，菲利克斯给我带来的还有陪伴、友谊和层出不穷的创意。有些创意非常出色，有些却荒谬无稽，但也至少能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这两个孤独的人开怀大笑。他常试图说服我把时装店变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室，比如将帽子做成鞋子的形状，或者在服装图样上画一些帽子上带电话机的模特儿，当然从未得逞。他还试图劝我用海螺或者小块的针茅来代替腰带上的小玻璃珠，或者把哪位他认为毫无品味的阔太太拒之门外。不过，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我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比如说，在他的提议下，我改变了自己的说话方式，抛弃了一些土里土气的发音和方言，重新创造了一种更文雅世故的语言风格。我开始在说话时不时地蹦出法语词汇，有的是在丹吉尔的各种高级场所经常听到的，也有的是在那些我几乎从不参与的谈话中偶尔飘进耳朵，或者是偶然遇见什么人的时候听来的，虽然我跟这些人说过的话加起来都不超过三句。这些零星的单词，也就十来个，在菲利克斯帮助我纠正发音、告诉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适合使用后，都被我用于接待顾客，现在的和将来的。“请允许我”用于在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征求同意，“当然没问题”表示肯定，“太美妙了”则是对事情的结果非常满意。谈论“高级时装”时，人们会猜测也许我曾是这些高级时装主人的朋友，而那些“世界人民”，也许是我在周游世界的时候认识的。所有为她们建议的风格、模特儿和饰品，我都会贴上“来自法国”的标签，所有的顾客都被称呼为“尊贵的女士”。而针对在漂泊的西班牙人中盛行的思乡之情，我们决定不失时机地提起以前我在马德里“最好的时装店”工作时认识的那些人和地方。假装不经意地从嘴里蹦出一些名字和职务，就像不小心掉下一块丝巾一样，低调、随意、轻描淡写。比如，这件衣服的灵感来自于几年前我为我的朋友普嘉女伯爵做的一套礼服，她当时穿着在依埃罗大门宴会上艳惊四座，这个料子跟我给因西纳尔公爵的大女儿用的一模—样，她就是穿着它在维拉斯凯斯大街的别墅里开始进人社交场合。
按照菲利克斯的建议，我让人做了一块金色的牌子挂在门口，上面用英文字母写着“Chez Skah（切丝·希拉赫髙级时装）”。在非洲纸张店里我定制了一个小小的名片盒子，里面装着象牙白的名片，印着时装店的名字和地址。据他说，法国顶级的时装店都是这么命名的。最后那个字母“h”是他的另一项创意，为了赋予这个店一种国际气息。我也就随他去了，有何不可呢？不管怎么说，这点小小的自吹自擂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在这件事情，还有其他很多细节上我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得益于这些改进，我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不但越来越自信地走向未来，而且也慢慢地把自己从过去的泥淖中解救了出来。我不需要刻意宣扬，只需几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些轻描淡写却恰到好处的描述，引证了所谓特殊经历的推荐，就让那有限的几个顾客在几个月内完整地描绘出我的人生背景。
对于我的顾客，也就是那些高傲挑剔的贵妇来说，我俨然一个年轻又资深的高级时装师，一个破产的百万富翁的女儿，一个英俊诱人又爱冒险的贵族的未婚妻。她们推测我们曾在好几个国家居住过，为马德里的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关闭了在那边的生意。我的未婚夫正在阿根廷，而我则在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等他回来，因为我体弱多病，而这里气候温和，对健康很有益处。我的生活一直动荡、忙碌而丰富多彩，实在受不了无事可做、白白消磨时光，所以决定在得土安开一家小小的时装店，基本上是为了消遣。我不会开出天价，也不会拒绝任何种类的服装订单。
对于在菲利克斯的建议下，成功地让别人勾画出的那个“我”的形象，我从来不做任何澄清。当然也不做任何渲染，只是尽量保持神秘感，半遮半掩似是而非的过去，让一切都不那么具体而确定，让神秘变成无穷的魅力，像诱饵一样吸引更多的顾客。如果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的其他裁缝看到现在的我，如果当年巴哈广场旁边的那些邻居看到现在的我，或者如果母亲看到现在的我，唉，母亲。我试着尽量不让自己想起她，但是她的影子却时时刻刻浮现在心头。我知道她很坚强很有毅力，也知道她懂得坚忍和反抗，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希望能得到她的消息，知道她在什么样的困境中挣扎，孤身一人既无陪伴又无生活来源时，怎么把日子过下去。我多么想让她知道我现在很好，单身，开始做针线活。我每天都不错过收音机里关于西班牙的一切消息，哈米拉也会每天早上去阿尔卡拉斯烟草店旁边买《非洲学报》。现在报纸的版面上已经全是“佛朗哥领导下的第二个胜利之年”这样的内容。虽然所有的时政消息都经过了国民军的过滤，但是我能大致知道马德里的形势和抵抗情况。当然，依旧无法得到任何关于母亲的直接消息。我想她，想她跟我一起在这座奇怪而五光十色的城市经营时装店，想再尝一尝她做的菜，想再听一听她永远简洁精辟的话。可是她不在这里，只有我，独自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哪儿也去不了，为了生存奋斗，还要编造出一套虚假的身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把自己装进套子里。谁也不知道我曾经被一个无耻的花花公子伤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谁也不知道为了开始这个生意我曾背着一身的手枪在黑夜里奔走，而现在，这个时装店是我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
我也常常想起伊格纳西奥，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其实我并不是思念他，因为拉米罗给我留下的感觉太过强烈，所以伊格纳西奥那甜蜜轻柔的爱，对我来说遥远又模糊，几乎成了一个快要消失的影子。但是无可避免地，带着些许乡愁，我常常想起他的忠诚、他的温柔，还有那种只要在他身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安全感。虽然根本不愿意想起，拉米罗的影子还是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浮上心头，让我的内心像被针猛地扎了一下。很疼，真的很疼，令人难以忍受。我慢慢地开始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鞭笞，就像那些扛着大包的人肩负着沉重的痛苦，有时候会不得不放慢脚步、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克服，但是向前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所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象：拉米罗，伊格纳西奥，我的母亲，失去的一切，逝去的时光，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学奢同它共处。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当我在寂静的傍晚坐在样板堆里穿针引线的时候，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或者在那些没有菲利克斯和他的奇闻逸事陪伴的夜晚，在客厅幽暗的光线中，他们就像潮水一样向我袭来。其他时候，则让我平静地度过，也许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断地向前推进生意，继续假扮成另一个人。
春天来了，店里的活也多了起来。到了换季的时候，顾客们纷纷订购轻薄的衣物，用于晴朗的上午以及即将到来的摩洛哥夏夜。店里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两个德国人，更多的是犹太人。由于菲利克斯消息灵通，我对她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经常在门厅、楼道、楼梯平台和街上碰见她们在店里进进出出。通常他都能认出她们，而且清楚她们各自的身份。如果有什么细节不太明了，他会到处去打听，最后几乎可以写出一份完整的人物传记：她们是谁，她们的家人是谁，她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等等。然后，等他把母亲灌倒在椅子上，看着她翻着白眼，满嘴酒气，流着口水后，就跑过来给我讲述他的每一个新发现。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弗拉乌·兰根赫姆的背景。她是店里最早的一批常客之一，父亲是意大利驻丹吉尔的大使，母亲是个英国人。兰根赫姆是她丈夫的姓，他是一个矿业工程师，很高，秃顶，在得土安这一小撮德国人里面声名显赫。“他是个纳粹，”菲利克斯告诉我，“暴动发生没几天，共和党人还没反应过来，国民军就出人意料地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第一笔外部援助。”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弗拉乌·兰根赫姆那个总是面无表情的丈夫对西班牙内战的走向有多大的影响。正是得益于兰根赫姆和本哈尔德（另一位居住在得土安的德国人，我也曾为他的太太做过一些衣服）的穿针引线，佛朗哥的部队才神不知鬼不觉搬来了大部队救兵，把自己的人马闪电般地运送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几个月后，为了感谢与表彰兰根赫姆的卓越贡献，兰根赫姆太太从哈里发手中接过了西班牙保护区最高勋章，为了出席那个活动，我还为她做了一身真丝薄纱礼服。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一个四月的早晨，弗拉乌·兰根赫姆来到店里，带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客人。门铃响的时候哈米拉赶去开门，我则在客厅里，对着阳台上倾泻而入的阳光，假装观察着一块布料的质地。其实我根本什么都没看，只是摆出这个姿势，让自己在顾客面前看上去更加专业。
“我给您带来了一位英国朋友，她也想见识一下您的手艺。”这位德国人的太太说着端庄地走入客厅。
她身边出现了一位白皮肤的金发女郎，非常瘦，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我猜测她跟我年龄相仿，但是从言谈举止的老练上可以判断她的阅历非常丰富。她清新自然的气质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同我握手问好时款款地拂开了遮住脸庞的一绺金发，显出低调沉着的优雅。她叫罗萨琳达，皮肤又白又细腻，好像包花边的玻璃纸。但说话的方式很奇怪，不同的语言混杂在一起，一顿一顿地往外蹦，有时候甚至令人费解。
“我需要一些衣服，紧急地，So…I believe（所以……我相信）您和我注定……呃……to understand each other，I mean（相互理解，我是说） 我们能很好地沟通。”说完她轻笑起来。
弗拉乌·兰根赫姆一分钟都不肯多待，只说了一句：我有点急事，亲爱的，我得走了。虽然嫁了个德国人，自己的血统也比较复杂，但是她的西班牙语非常流利。
“罗萨琳达，亲爱的，我们下午在莱昂尼尼领事的鸡尾酒会上再见吧。”她向朋友告别，“再见，甜心，再见。”
罗萨琳达和我一起坐下。我又开始了每次接待新客人时的固定流程：摆出各种练习过一万遍的姿势和表情，跟她一起翻阅杂志，浏览布料。我提建议，她来挑选。然后她重新考虑了一下，修改了决，，重新挑选了料子。她的言谈举止优雅自然，自始至终都让我感觉很舒服。有时候我会对自己做作的言行感到不自在，尤其面对特别挑剔的顾客时。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一切都轻松自然。
我们来到试衣间量尺寸。她的骨架小得像猫一样，是我量过的最小尺寸。接着我们聊了聊料子和款式、袖子、领子之类的细节，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挑选好的款式，确认无疑后，我才拿笔记了下来。一件真丝印花衬衫、一套珊瑚红羊毛套裙，还有一件从法国浪凡最新一季的设计中挑选的晚礼服。我跟她约了十天以后来试穿，以为第一次见面会就此结束。但是这位新客人却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仍然坐在沙发里，从包里掏出一个玳瑁烟盒，递给我一支烟。我们悠闲地抽烟，谈论时装，她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给我讲她的喜好，指着那些服装图样问我西班牙语的“绣花”怎么说，“肩部”怎么说，“皮带卡子”怎么说。那磕磕绊绊的发音把我们俩都逗笑了。几支烟过后她终于决定告辞，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人在等她。走之前她又从容地掏出香粉盒，漫不经心地对着里面的小镜子照了照，补了补妆，重新整理了一下金色的大波浪鬈发，然后才拿起帽子、包、手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精致高雅，但我也注意到全都是崭新的。我在门口跟她告别，听着她下楼的脚步声。之后很多天我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傍晚散步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她，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她，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打听那个似乎有着大把无聊时光需要打发的英国女人。
那些日子我依然忙碌，顾客越来越多，店里的活仿佛永远都千不完。但因为我精确地计算好了每一个订单的完成速度和节奏，加上经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尚能保证每一件衣物按时交付。第一次见面的十天后，罗萨琳达定制的三套衣服都已经做完了，挂在模特身上等待第一次试穿。但是她没有出现。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托人送个口信或找个借口搪塞她的缺席。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想也许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只不过是得土安的一名匆匆过客，拥有特权，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穿梭在各国边境。她是真正周游世界的人，不像我，徒有一层虚假的伪装。因为无法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决定把那三套衣服放在一边，专注地完成其他订单。但是五天以后她来了，仿佛从天而降一般。那时我还没有吃完饭，当天上午一直在千活，直到下午三点多才腾出一点儿时间。听到有人敲门，哈米拉跑了过去，我赶忙在厨房把手里的香蕉吃完。听到她的声音在走廊的另一头响起，我去水池洗了手，穿上高跟鞋，用舌头舔净牙齿，一手整理头发，一手整理上衣和裙子，匆匆赶出去迎接她。她进门就说了一长串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之前我没能按时过来，今天又突出造访。是这么说的吗？”
“突然造访。”我纠正她。
“突然造访，对不起。我出去了几天，到直布罗陀，有点事，不过恐怕也没办成。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当然没有。”我连忙说，“请进吧。”
我把她带到试衣间，给她看完成的那三套衣服。她一边啧啧称赞，一边脱掉身上的外衣。里面是一件有缎子光泽的衬裙，在当时应该非常昂贵，但看上去比较陈旧了，不像新的那样熠熠生辉。真丝长筒袜看上去也不像是新的，虽然同样流露着华贵超凡的品质。脱到只剩下内衣的时候，她把那些新衣服一件一件地套在单薄消瘦的身体上。她的肌肤细腻透明，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青蓝色的血管。我嘴里咬着大头针，一寸一寸地在她的身侧调整尺寸，在需要改动的地方弄出折痕。她看起来很满意，任我摆布，也很少对我提出的各种建议表示异议。试穿完后，我向她保证一切都会改得非常完美，然后就去客厅等着她穿好衣服。她很快就出来了。从悠闲的神情中我推测出，虽然来得比较突然，但这次她还是不急着走。所以我问她要不要喝杯茶。
“我非常想喝一杯大吉岭茶，放一点儿牛奶。但是我想这里应该只有薄荷绿茶吧？”
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吉岭茶，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
“是的，摩尔茶。”我镇定地说，然后请她坐下，叫哈米拉备茶。“虽然我是个英国人，”她说，“但是我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印度度过的。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可还是有很多东西让我怀念。比如说阿萨姆茶。”
“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我也一样，有些东西适应起来很困难，所以就会经常想念以前待过的地方。”
“您以前住在哪儿？”她问。
“马德里。”
“再之前呢？”
听到她的问题我差点儿笑出来，一时之间竟忘记了那层虚假的身世，几乎要公开承认自己其实一步也没迈出过出生的城市，直到那个无赖把我骗出来然后像丢烟头一样把我抛弃。但是我忍住了，再次含糊其辞。
“嗯，好几个地方，这儿那儿的，您知道，居无定所。不过我在马德里待的时间最长。您呢？”
“Let's see（这可得数数）。”她做了个好玩的表情，“我出生在英国，不过很快就被家人带到了加尔各答。十岁的时候父母又把我接回英国读书，呃……十六岁的时候我回到印度，二十岁再次来到西方。先是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瑞士住了很久……呃……之后在葡萄牙生活了一年，所以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这些语言，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现在，我终于在非洲安定下来，开始在丹吉尔，前几天到了这里，得土安。”
“听上去很有趣。”我说，虽然我不太能跟得上她说的国家和城市，也不能完全理解她那些不太准确的表达。
“嗯，看你怎么看了。”她耸了耸肩，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哈米拉刚刚送来的茶，生怕烫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住在印度，但是有一些东西突出发生了，我不得不搬走。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决定不了命运，对吗？After all，e……that's life（不管怎么说，呃……这就是生活），你说呢？”
虽然她有些语无伦次，发音也不太准确，而且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我们喝着茶，聊着那件印花真丝衬衫裙的袖口上需要做的一些细微修改、下次试穿的时间等琐事。突然她看了看表，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得走了。”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忘了我还得去……have some shopping（去买点儿东西），然后回去打扮一下。我被邀请去参加比利时公使家的鸡尾酒会。”
她没有看我，套上手套，戴好帽子。我好奇地看着她，心里在想，会是谁跟这样的女人一起出席宴会？她为什么会有这样进进出出的自由？带着孩子般的无忧无虑，还常常从世界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说着各地的语言，品着各国的香茗。想想她悠哉游哉的闲适生活，再想想自己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心里似乎生出了丝丝嫉妒。
“您知道哪里能买到游泳衣吗？”她突然问。
“您穿的吗？”
“不是，是给小儿的。”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给谁的？”
“给我的son，对不起，那是英语，我的儿子？”
“您的儿子？”我难以置信地问。
“我的儿子，对，就是这么说的。他叫约翰尼，五岁了，非常非常可爱……就是一个小天使。”
“我在得土安待的时间也不长，很抱歉帮不上您。”我极力掩饰着心中的困惑。这个富有活力又带着孩子气的女人，在我刚刚在心中为她勾画的诗意生活里，有朋友，有追求者，有香槟酒，有周游世界的旅行，有丝绸衬裙，有夜夜笙歌，有高级定制晚礼服，也许最多会有一个跟她一样充满活力又魅力十足的年轻丈夫。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个儿子，她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母亲。然而事实上她确实是母亲。
“好吧，没关系。别担心，我会找到地方的。”她说着就告辞了。
“祝您好运！别忘了五天以后再来。”
“放心吧，I promise（我一定会来的）！”
她走了，但是再次失约了。不是来晚了，而是来早了。第四天她就来了，没有提前约，急匆匆地直接找上门来。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哈米拉跑进来通报她的光临的时候，我正在为埃尔维拉·科恩试衣服，她是我原来住的拉鲁内塔街上那个国家剧院的老板的女儿，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罗萨琳达女士说需要见希拉小姐。”
“告诉她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去。”
不过我耽搁了很久，可能有二十分钟，因为得给那位皮肤光洁的犹太美女试的衣服调整几处细节，她要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某个重要的社交活动。她用像唱歌一样的犹太西班牙语不紧不慢地对我说：这里稍稍往上一点儿，我的女王，这样真美，亲爱的，就这样吧。
同样得益于菲利克斯，我知道了这些西班牙犹太人在得土安的情况。有些人有钱有势，有些人贫穷卑微，但是所有人都非常谨慎。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商人，几个世纪前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在北非定居下来，几年前终于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宣布他们是西班牙人，享有西班牙公民的一切权利。那个时候犹太人占得土安的人口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但是他们手中掌握着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财产。他们承建了西班牙社区中绝大多数的建筑，经营着这里最好的商店：珠宝店、鞋店、布店和成衣店。他们的财力体现在自己的教育中心“以色列联盟”、自己的俱乐部，以及用来做祈祷和庆祝的几座犹太教堂上。很可能埃尔维拉·科恩正在试的这件罗缎衣服，就是为了在这些地方炫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