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盖斯警长第二天傍晚又来了，大概七点，也可能是八点，因为暑气已经开始消散，日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一看到他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我就用手肘支起上身，费力地拖着身子坐起来。他走到我身边，还坐在头一天那把椅子上。我甚至没有向他问好，只是清了清嗓子，准备向他叙述他希望了解的一切。
我跟克拉乌迪奥先生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八月末的一个周五。紧接着的那个周一，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来了，这回是来接我出院的。他已经为我找好了住处，并且负责帮我搬家。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绅士行为很有可能被理解成一种暧昧的情感，但是此时此地我们俩都十分清楚，为我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不让我这个已经一团乱麻的案子变得更加复杂。
他到达的时候我已经穿戴整齐。衣服很不合身，因为我瘦了很多。我梳着一个平淡老气的发髻，半坐半倚地靠在已经整理好的病床床头。脚下的行李箱里装满了逃亡时的一点儿幸存物品。瘦骨嶙峋的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努力想积攒些力气。看到他来了，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坐着，然后在我对面的床上坐下说：
“稍等，我们还需要谈一谈。”
他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这时我才发现，他既不是早生华发的年轻人，也不是动作灵活的老人，而是正值壮年。年龄在四十到五十之间，举止很有教养，但是在这份特殊职业的磨砺下又显得十分冷酷，仿佛身心都已经过千锤百炼，准备随时应付任何流氓恶棍。我暗想，在这种人的眼皮底下，在任何时候惹出任何麻烦都难逃他的法眼。
“您看，这不属于我们警察局正常的办案程序。但是鉴于目前的局势和您的实际状况，我给您破例。不过我希望您弄清楚您现在的真实处境。虽然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您不过是不慎受了恶人的蒙骗，但您究竟有没有罪，只能由法官说了算，而不是我。不过现在非常混乱，恐怕近期内没有哪个法院能开庭审理您的案子。如果我把您逮捕了扔进监狱，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天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因此，就像我前几天跟您说的，我会给您一定的自由。但是，注意：只是有限且受控的行动自由。为了避免您产生逃走的念头，我暂时不会把护照还给您。另外，您要享受人身自由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一旦身体状况允许，就去找个正经的差事维持生计，而且要节衣缩食来偿还大陆酒店的债务。我已经以您的名义申请了一年的债务偿还宽限期，他们也同意了，所以您暂时可以松一口气。接下来就得努力挣钱了，您得准备好吃苦，因为钱必须来得干干净净，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清楚了吗？”
“清楚了，先生。”我低声回答。
“另外，千万别想骗我，别企图跟我耍什么花招，也别逼我来找您的麻烦，一但我发现您背着我搞小动作，我会马上公事公办。说不定没等您回过神来，就被送回西班牙了，到时候等待您的将是基尼奥内斯女子监狱的七年大牢。记住了吗？”
在他这番恶狠狠的威胁面前，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连连点头。然后他站了起来，几秒种后我也跟着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快速敏捷，而我，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好吧，我们走。”他说，“放下吧，我来帮您提行李，您现在的样子估计连自己的影子都提不起来。我的车在门口，您去跟修女们告别吧，谢谢她们这么长时间尽心尽力照顾您。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开车带着我行驶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我第一次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上多久。平民医院在郊区，我们正慢慢地开往市区。离市中心越近，来往的行人就越多。快到中午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机动车几乎无法通行，警长先生不得不时常鸣喇叭才能在慢慢悠悠、往来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街上有穿浅色亚麻套装、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有穿着短裤疯跑的孩子，有挎菜篮子的西班牙妇女，有穿条纹长袍、裹缠头布的穆斯林男子，还有衣着臃肿、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和脚的穆斯林女人，有穿制服的士兵，也有穿着花花绿绿夏装的女孩，光着脚的孩了在母鸡群里玩耍。从车窗外传来各种喧哗，有零星的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还有很多人认出警长的车上来打招呼。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很难相信几个星期前这里曾发生过暴乱，而且即将转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这次搬家并不是一趟令人愉快的旅程，只是警长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把我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偶尔，当他觉得某样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陌生或者新奇的时候，会抬一抬下巴用一些很简练的词或句子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睛却依然盯着前方。“里夫地冈的女人。”我记得他指着一群摩洛哥的女人说。她们穿着条纹下摆的裙子，带着巨大的麦秸帽子，上面还挂着五颜六色的穗。不过十到十五分钟，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我认识那些形态各异的新事物，闻到陌生的味道，并学会一些东西的名字。在下一阶段的人生中，我就要每天与它们朝夕相处了。比如说总督府、仙人掌果、哈里发的宫殿、骑着骡子的运水人、摩尔人社区、帐篷餐厅（巴卡利多）、薄荷草，等等。
我们在西班牙广场下了车。几个摩尔孩子飞奔过来抢着提我的行李，警长也放心地任由他们拿。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拉鲁内塔街，一边挨着犹太人社区，一边挨着摩尔人社区。拉鲁内塔街，我来到得土安后的第一个住处，狭窄、嘈杂且杂乱无章。到处都是人，随处可见酒馆、咖啡馆和沸腾的市场，里面简直应有尽有。我们来到一处门廊，进去后又上了一段楼梯，警长按响了一层公寓的门铃，一个穿着红衣服的胖女人打开了门。
“早上好，坎德拉利亚。我把上次交代给你的任务带来了，就是她。”警长歪头指了指我。
“什么任务，警长先生？”胖女人双手叉腰，哈哈大笑着让到一边请我们迸去。房子朝阳，屋内布置得很寒酸，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情趣。胖女人表面上很自然，却掩饰不住一丝扭捏，一看就知道警察找上门来引起了她极大的不安。
“这是我交代给您的一项特别任务。”他边说边把我的行李箱放在狹小的玄关处一个日历底下，日历上画着一颗圣心，“这位小姐得寄居在你这儿一段时间，目前不许收她一分钱。等她能挣钱了，你们再商量这账该怎么算。”
“可是我的房子已经住满了，我以耶稣的名义发誓。每天至少有半打人找上门来，但我实在是没地方收留了。”
明显在撒谎。这个深色皮肤的胖女人在撒谎，警长也非常清楚。“别跟我诉苦，坎德拉利亚。我已经告诉过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收留她。”
“自从暴乱发生，我这里就不断涌进来寻找落脚处的人，克拉乌迪奥先生，现在连地板上都睡满了人！”
“别跟我玩虚的，交通已经中断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段时间连只海鸥都飞不过来。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照我说的去做。你可以把它记在我的账上。另外，你不但要向她提供食宿，还得提供帮助。她在得土安举目无亲，身上还背着一段极其不光彩的历史，所以你必须给她腾个地方。从现在开始她就得在这儿安家了，明白了吗？”
她无精打釆地回答：“明白，警察先生，像清水一样明明白白！”
“好，那我就把她留给你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去哪儿找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她住在这里，因为我担心过不了多久她就让你给带坏了，但不管怎么说……”
胖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假装无辜又略带讽刺地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对吗，警长先生？”
警长没有被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故作滑稽蒙骗。
“我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怀疑，坎德拉利亚，这样我才有饭吃！”
“您要是觉得我那么坏，干吗还把这光荣任务交给我呢？亲爱的警长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时局太坏，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她，你别以为我愿意把她送你这儿来。不管怎么说，人交给你了，你得给她找点差事干。我不认为短期内她能回西班牙去，但她必须得挣钱，因为还欠着一大笔债。看看能不能给她找个店员、理发店小工之类的活儿。总之，只要是个正经地方就行，你看着办吧。还有，我已经跟你说了一千遍，别再叫我‘亲爱的警长先生了’！”
她这时候才开始打量我，仿佛之前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用目光上上下下扫视着我，一点儿都没表现出好奇，似乎只是在估量这个从天而降的包袱有多重。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警长，假装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放心吧，克拉乌迪奥先生，坎德拉利亚会对她负责的！我看看能把她安排在哪儿吧。不过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您也知道，包在我身上准没问题的！”
房东太太这番信誓旦旦的保证似乎并没有让警长信服，他还要进一步施加压力，进一步跟她讲条件，以确保我能在这里得到妥善的安置。他压低声音，竖起食指指着她的鼻子，这次的严肃让她再也不敢装疯卖傻。
“给我小心点儿，坎德拉利亚，你最好放聪明些。现在已经够乱了，除非不可抗力，我不想再有任何麻烦。你最好别想着把她卷入非法勾当。你们两个我谁都不信，所以我会派人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异常举动，就把你们带回警局，到时候没有人救得了你们，明白吗？”
我们两个人都低声回答：“明白了，先生。”
“好，那就这样吧。您好好养病，一旦身体允许了，就赶紧出来工作。”
他看着我，用眼神表示告辞，似乎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伸出手来跟我告别。但最终还是没有伸手，只是用很简单的两个词结束了这次见面。
“保重，再见。”
然后就离开了屋子，一边步履轻快地下楼，一边用手抓住帽顶整理了一下帽子。我和胖房东站在门口，屏息静气目送他离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当我们听到他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他那充满威胁的声音再次在楼道中响起：
“我会把你们俩一起扔进牢房，到那时候上帝也别想替你们开脱！”
“去死吧，浑蛋！”坎德拉利亚用她硕大的屁股狠狠地关上了门，然后看了看我，勉强笑笑，试图抚慰我的茫然。“这家伙就是个魔鬼，快把我逼疯了。不知道他哪来的神通，什么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我就跟整天背着个讨债鬼似的。”
然后她重重叹了口气，硕大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像两个鼓鼓囊囊的大气球挤在那件紧巴巴的棉质连衣裙里。
“好了，亲爱的，进来吧，你就在最里面的那些房间里找一间住下吧。唉，该死的暴动，把我们每个人都折腾得四脚朝天。街上到处是争吵，兵营里血流成河。看看什么时候能结束吧，好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在我要出去一趟，有些小事要处理。你就在这里收拾收拾准备住下。吃饭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你再慢慢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用阿拉伯语大喊了几声，一个摩尔小姑娘用抹布擦着手匆匆忙忙地从厨房跑出来，看上去还不到十五岁。她们俩一起腾了个小屋子出来，换上床单。从这天晚上开始，这间连个通风口都没有的小屋就要成为我的栖身之地了。我将在这里安置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也不知道未来会驶向何方。
坎德拉利亚·巴耶斯特罗，四十七岁，在得土安大家都叫她走私者坎德拉利亚。据她自已说，她挨过的打比瑞古拉雷斯兵营里的士兵还要多。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寡妇，但是连她自己也无法确定她的丈夫是否真的死在西班牙了，或许七年前从马拉加寄来的那封声称她丈夫因肺炎死亡的通知信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谎言，仅仅是为了甩掉她而不让任何人去找他。他们本来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橄榄种植园里一贫如洗的临时工。
一九二六年里夫战争后，夫妻俩搬到了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但大多数利润微薄，而那一点儿可怜的收人也都被他拿到酒馆、妓院挥霍掉了。他们没有孩子，自从丈夫弗朗西斯科人间蒸发以后，她就孤身一人，而且因为同西班牙断了联系，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各种走私生意了。最后坎德拉利亚决定租一栋房子，开一家低档客栈。但她并没有因此金盆洗手，但凡手中有点东西，就不停地倒买倒卖、交换、讨价还价。钱币、烟盒、印章、自来水笔、丝袜、钟表、打火机，所有的一切来历不明，去向也不明。
她的房子位于拉鲁内塔街，正好在摩尔人社区和西班牙人居住区之间。这里向每一位敲门求宿的人提供食宿，一视同仁。住客一般都穷困潦倒、穷途末路，但是她跟他们，跟任何能碰到的人都能搭上生意：卖给你东西，买你的东西；你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让你五毛，你让我一块。她干起这些来十分小心谨慎。别看说话做事像母老虎，做起不明不白的生意时，那股麻利劲儿似乎能摧毁一切，但她可一点儿都不蠢。她很清楚，在巴斯盖斯警长眼皮底下最好别干什么出格的事。偶尔开开玩笑、嘲讽几句不要紧，但要真让他抓到什么非法勾当的把柄，麻烦就大了，不但手头的东西保不住，而且，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是让他发现什么龌龊事，他能把我抓回去生生扔油锅里煎了。”
那个可爱的摩尔小姑娘帮我一起收拾房间。我们打开少得可怜的行李，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说是衣柜，其实不过是一个木框，用一块破破烂烂的布帘子挡着。一个衣柜，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张破旧的床和一块絮绒床垫就是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了。一本不知何年何月的日历，上面印着夜莺的图案和西格罗理发店的宣传语，是四面石灰墙上唯一的装饰物，除此全是漏雨留下的斑驳印记。屋子一角有一个箱子，上面堆着些平时用不着的家什。一个大草筐、有缺口的脸盆，两三个掉了漆的尿壶，一对锈迹斑斑的笼子。虽然环境很差，处处透出贫困，但很干净。那个黑眼睛的小女孩，一边帮我收拾着乱糟糟皱巴巴的衣服——这些衣服现在是我所有的财产了，一边用轻柔的嗓音不停地说：“小姐，您别担心，哈米拉帮你洗，哈米拉会帮小姐把衣服都熨平。”
事实上我还是没有力气。搬运行李，把东西都倒腾出来，已经让我体力不支了。我不得不找个地方靠着，以免再次晕倒，然后跌坐在床脚，闭上眼睛，用手蒙住脸，两肘支在膝盖上。几分钟以后眩晕过去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小姑娘哈米拉还在身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看看四周，还是那个贫瘠又昏暗、老鼠洞一样的小屋，衣服皱皱巴巴地挂在衣架上，打开的行李散落在地上。明天仍是一处未知的悬崖，我带着几分宽慰想，尽管事情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地步，至少我有了一个容身之处。
不到一个小时，坎德拉利亚就回来了。在这之前和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客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在这里吃住。其中有一个生发剂推销员、一个邮电局的职员、一个退休教师、一对瘦得像金枪鱼干一样的老姐妹，还有一个胖胖的寡妇带着她的儿子。这个男孩正在变声期，嘴上的绒毛也已经很密了，但他们都叫他小巴格。当坎德拉利亚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向我问好，然后静静地围坐在桌子旁边。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坎德拉利亚坐在长桌的一头，好像在主持会议。其他人坐在两侧。女人们带着小巴格坐一边，男人们坐另一边。“你就坐在我对面吧！”坎德拉利亚对我说。然后她开始上菜，还不停地唠叨诸如肉价涨了许多，今年的瓜特别好特别甜之类的琐事。这些牢骚和评论并不是特意对着哪个人说的，但她极有热情，不停地东拉西扯，不管这些事多么无关紧要，也不管食客们多么心不在焉。没有人插嘴，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吃午餐，有节奏地拿着叉子在盘子和嘴之间移动。除了坎德拉利亚的絮叨、勺子跟瓷盘的磕碰声以及狼吞虎咽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然后，她的一个疏忽让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就在她停下滔滔不绝的演讲、去厨房找哈米拉的时候，那对老姐妹找到了可乘之机。听了接下来的对话，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坎德拉利亚要亲自掌控饭桌上的话语权，牢牢把握着谈话的方向。
“据说巴达霍斯已经沦陷了。”老姐妹中妹妹的这句话似乎并没有特意说给任何人听。也许她只是对着水罐说话，或者桌上的盐瓶子、醋瓶子，又或者墙上那幅微微变形的圣塞纳画像。她的语调也很冷淡，就像在谈论第二天的温度或者是菜肴的味道。但是我马上就会知道，这句话简直跟刚刚磨快的刀刃一样锋利。
“那多遗憾！那么多好小伙子为了保卫神圣的共和国政府牺牲了。那么多生机勃勃的鲜活生命就这么挥霍掉了，要不然能给像你这样需索无度的女人带去多少欢乐啊，萨格拉里奥！”
推销员尖酸刻薄的回答在其他男性食客中引起了一阵哄笑。寡妇艾尔米妮亚发现她的小巴格也被逗笑了，便狠狠地朝着儿子的脖子打了一拳，孩子的脖子根都红了。可能是为了帮助男孩摆脱窘境，退休老教师头也不抬地用睿智的口气说：
“别笑，小巴格，据说笑多了会让人变笨。”
他的话音未落，孩子的母亲也开始调停：
“就因为这样他们才不得不造反吧。太多的欢笑、娱乐和放荡正把西班牙变成废墟，他们就是为了结束这一切吧！”
这句话就像宣布禁猎结束一样。一边的三个男人和另一边的三个女人开始提高嗓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六个声音夹杂在一起，乱糟糟得像在鸡窝里，谁也不听谁的，所有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说着难听的话，互相辱骂。浑蛋、老不正经、撒旦的儿子、老妖婆、异类、恶棍等不计其数的骂名，通通都加到对面的食客身上。空气好像着了火，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狂怒。一直保持沉默的只有小巴格和我。我是新来的，对他们争论的话题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见解。小巴格可能是害怕他母亲暴怒时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个时候她正嚼着满嘴土豆，控诉退休教师是令人恶心的共济会成员，是讨厌的桑塔纳斯的崇拜者，一滴油从她的嘴角流到下巴。与此同时，在桌子的另一头，坎德拉利亚的态度正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愤怒让她的声音越来越大，简直像匹母马，刚才还很和善的脸慢慢变红，最后她终于控制不住，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桌子，力道如此之大，桌上的酒都从杯子里溅了出来，盘子互相碰撞，炖菜汤流在桌布上到处都是。她的声音如同一声惊雷，把其他所有的声音都盖住了：“再在这个家里谈论他妈的打仗，我就把你们全都赶到大街上去，把你们的行李从阳台上扔出去！”
所有的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一边愤愤地弃枪缴械不再吭声，一边翻着恶毒的白眼，勉强控制着各自的暴怒吃完了第一道菜。第二道海鰺，大家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吃完的。饭后甜点是西瓜，吃甜点的时候大家似乎又激动起来，出现了争执的迹象，但是气氛并没有紧张到要爆发的地步。午饭终于平安无事地结束了。要等到晚饭的时候才能再次见面。晚饭时，一切又重演了。开始是开胃酒一样的讽刺和一语双关的笑话，然后双方互相投掷恶毒尖刻的话语，互相谩骂诅咒，最后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向对方的眼睛扔硬面包。而作为专利，坎德拉利亚高声喊叫着，威胁双方如果继续在饭桌上吵架就立马把所有人都赶走。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天三顿饭的保留节目，天天如此。所有人一上饭桌就自动进人备战状态，削尖舌头，准备瞄准对面的食客毫不仁慈地开炮，坎德拉利·亚却从来没有赶走过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时局如此，暗箱操作的交易日益减少，她不会主动赶走一个每月付钱给她的房客。这些既可恨又可怜的人们，没有家也没有其他牵绊，付了房租才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每星期洗一次澡。所以，威胁归威胁，基本上没有哪天的饭桌上不出现两边对骂、互扔橄榄核、发表政治演说、香蕪皮乱飞的情形。争吵更激烈的时候甚至互相吐口水、扔勺子。生活本身也慢慢演化成一场内战。
我在拉鲁内塔街公寓的头些天就是这么过的。对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那些人，除了名字我几乎一无所知，顶多就是大致了解些他们住在这里的原因。退休教师和邮电局职员都上了年纪，孑然一身，是这里的长住居民。那对老姐妹是七月中旬的时候，为了替一位亲属料理后事从索利亚过来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回家，两岸的交通就中断了。生发剂推销员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暴乱不得不留在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内。那对母子在此安身的原因则模糊得多，虽然所有人都推测他们是在寻找她逃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原本住在小城托莱多，有一天早晨他去索科多维尔广场买烟，从此一去不回。公寓里每天烽烟四起，吵得不可开交。外面真正的战火也肆虐了整个夏天。这些流离失所、担惊受怕又烦躁易怒的人们，每天都密切关注着战事的每一寸发展。就这样我渐渐适应了这个家，这个小小的世界。同房东坎德拉利亚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虽然作为一个住客来说，她能从我身上获取的收入简直微乎其微。
我很少出门，既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拜访，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有时候跟哈米拉一起，如果坎德拉利亚回来的话，也会跟她一起待会儿，但是她不经常过来。如果她没什么急事，或者没什么生意要做，就会坚持要我和她一起出去看看能不能找点事情做。她总是说，丫头，看你脸色苍白得跟纸似的，整天见不着太阳。有时我不想跟她一起出去，因为没什么力气，但有时我也会让步。她就带着我去这儿去那儿，穿过摩尔人社区那些迷宫一样的小巷，还有西班牙社区方方正正棋盘一样的现代化大街，那里有漂亮的房子和精心打扮的人们。每遇到一个认识的生意人，她都上去问能不能给这女孩找个差事，或者知不知道谁能帮忙找个工作，她非常勤奋，千起活来没日没夜。然而时局不好，生意难做，虽然战火没有蔓延到这里，但是所有人都因为战争的未知走向忧心忡忡，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关注着得失，关心着亲戚朋友的下落、前线战事的进展，操心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没有谁想要扩大生意，当然也不想再雇用新伙计。虽然每次出门我们都会以在西班牙广场的某个露天咖啡馆喝一杯阿拉伯茶、点一盘肉串作为结束，但是多日打听都无消息对我来说只会令焦虑的情绪雪上加霜。虽然坎德拉利亚嘴上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她越来越担忧。
我的身体跟精神一样，以蜗牛般的速度恢复着，这么长时间了仍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同身边那些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黝黑的人们形成巨大的反差。我的情感依旧迟钝麻木，仿佛灵魂已经枯竭。得知被拉米罗拋弃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我还怀念那个没有出世就失去了的孩子，从我知道他的存在到失去他仅仅只有几个小时。我也日夜思念着母亲，不知道她在四面楚歌的马德里情况如何。这还不算，身上背着的官司让我整天提心吊胆，克拉乌迪奥先生的警告也让我心惊胆战，一想到如果在规定期限内还不清欠下的钱就真的要去蹲监狱，我完全不知所措。所以我整天面色苍白，难掩心中的剧痛。
疯狂的爱会让人变傻，变盲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会让人丧失对周围事情的感知，让人的感觉变得迟钝，进而失去观察和感受的能力。它让你不得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离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远。它使你躲进爱情的小天地，即使事情发生在眼前，也会浑然不觉。当一切都烟消云散，我才发觉同拉米罗在一起的那八个月，我对他的爱如此单纯而浓烈，以至于除了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人。我这才醒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多么孤单。在丹吉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别人交往，除了拉米罗，我对谁都不感兴趣，顶多会陪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而在得土安，他已经不在了，我的生命支柱随之倒塌，感情无处寄托。因此我必须挣扎着学习独自生活，为自己打算，并且一天天淡忘他的绝情抛弃给我带来的无尽伤痛。就像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上写的那样：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
八月过去了。九月的白天越来越短，早晚也更凉了。虽然拉鲁内塔街上一片忙忙碌碌，我的日子却依然十分缓慢。人们在商店、咖啡馆和市场内进进出出，在街上来来往往，在橱窗前驻足观望，或者在街头同熟人聊天。而我躲在公寓这个堡垒中，一边感受时日的变化，一边观察那些精力充沛的人们，心里非常清楚该是有所行动的时候了，这种需要日益迫切。我必须干点儿什么，不能一直依靠坎德拉利亚的慈悲生活下去，更何况我还得攒钱偿还一笔巨额债务。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整天病恹恹的，完全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做出任何贡献。作为补偿，我努力去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削土豆皮、摆桌子、晾衣服，帮哈米拉掸灰、擦玻璃。我不想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包袱，就像没用的旧家什一样。我不但醉心于哈米拉惯常的甜美笑容，还从她那里学到了几句阿拉伯语。我帮着浇花、清理地毯，抢着做一些早晚都得做的琐碎家务。天气慢慢转凉，公寓里也开始做迎接秋天的准备，我就帮着一起做。比如重新更换所有房间的床品，拿开床单，换下夏天的床罩，换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冬天的床罩。发现大部分床品都已经破旧不堪时，我找了个大篮子，把它们都拿到阳台上，缝补那些撕裂的口子、散开的褶子，或者修补好磨损的毛边。
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再次捏起小小的银针时，心里居然充满了快乐。这些粗粮的床罩和廉价的粗棉床单完全无法与马努埃拉女士店里的丝绸和薄洋纱相提并论，缝补的补丁也不能和给马德里那些阔太太做衣服时的精细针线活儿媲美，坎德拉利亚这栋贫寒的屋子更是与马努埃拉女士的作坊毫无相似之处，身边的摩尔女孩和其他闹哄哄斗鸡一样的住客，永远无法和作坊里的伙伴、挑剔的顾客一一对应。但是手腕的动作是一样的，小小的针在眼前上下翻飞，我的手指还是一样灵巧，缝出了细密的完美针脚。当然，这是因为过去多少年我曾在另—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做着同一件事。这种满足感是如此强烈，以至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似乎又回到了生命最快乐的时光，暂时忘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身上沉重的压力，就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当坎德拉利亚像往常一样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天也暗了下来。当她看见我坐在一堆刚刚缝补完的床罩堆里，手里还拿着最后一条毛巾时，惊讶地叫起来：
“这不是真的吧，丫头。你会做针线活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我对她的问题报以肯定的微笑，几乎称得上得意的微笑。坎德拉利亚几乎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她终于发现我这个日益沉重的包袱也有可用之处。她把我带到她的房间，将衣柜里的东西全翻到了床上。
“这件连衣裙需要放下卷边，大衣得重新弄一下领子，衬衫有点开线了，还有这条裙子，屁股那儿小了，得放出几寸来。最近我又胖了几斤，怎么也穿不下了。”
她交给我一堆旧衣服，多到几乎抱不下。不过，我只花用了一个上午就把它们全改好了。坎德拉利亚对我的高效十分满意，决定再考验一下我的能力，当天下午她带回来一块用来做外套的切维尔特山羊绒。
“这是最高档的英国羊毛料，还没开始打仗的时候我们从直布罗陀海峡弄过来的，只不过现在很难出手。你敢做吗？”
“你给我找一把好的剪刀，两米衬布，半打好点儿的纽扣，一卷棕色的丝线。我现在就给你量尺寸，明天一早就能做好。”
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我拿餐桌当工作台，晚饭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大概的样子让她试穿。第二天早饭前衣服全部完工了。那时候坎德拉利亚还没怎么睡醒，眼角沾着眼屎，头上还带着发网。她直接把新衣服套在睡衣外面，在镜子前反复比量，对衣服的上身效果简直无法置信。肩膀的位置无可挑剔，跟她的身形贴合得十分完美。精确对称的翻领很好地修饰了她过于丰满的胸部。一条宽宽的腰带使腰部显得纤细，而精心设计的下摆巧妙地掩盖了她那母马一样宽大的臀部。袖口宽大优雅的花边更是锦上添花。她简直满意得无以复加。正面、侧面、背面、半侧面，照了一遍又一遍。一会儿扣上扣子，一会儿解开，一会儿竖起领子，一会儿放下。平时喋喋不休的她现在却一句话也没说，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作品。正面再照一遍，侧面再照一遍，最后终于说话了：
“你是从哪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丫头？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你还有这能耐，亲爱的？”
从此她的衣柜里不停地添置新的衣物。两条新裙子，三件衬衫，一条衬衫式连衣裙，两件外套，一件大衣，一件冬天的长袍。她不停地从外面以最低的价格带回各种新的布料。
“这是中国丝绸，你摸摸看。南边集市上那个印度人要了我两个美国打火机，我操他娘。不过幸好我还剩两个这种玩意儿，那个王八蛋现在只收德国硬货。现在疯传共和国的货币要被取消了，要发行新的钞票。这世道真是乱了，你说是不是，丫头？”她激动地说着，打开包裹取出一块几米长的火红的布。
有一天她带回来半块华达呢，“这可是块好料子，丫头，你看这料子！”第二天她又带回来一块有珍珠光泽的缎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她获得这块布料的曲折经历，还不时咬牙切齿地问候一下卖给她布料的那个犹太人的母亲。一小块驼色的羊毛料、一块羊驼毛织物、七寸印花贡缎……通过不断的购买、交换，我给她裁剪缝制了十多件衣物，她对每一件都大加赞赏。直到她获取布料的那股热情终于过去了，又或许她觉得衣柜里的储备已经相当丰富了，该是集中精力千别的事情的时候了。
“你给我做的这些衣服已经可以把你欠的房费结清了。”她宣布。我还没来得及感到轻松，她又继续说：“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将来。你很有天赋，孩子，咱们必须把这个天赋利用起来，尤其是现在你还欠着一屁股债，急需一大笔钱来解决这个大麻烦。你也看到了，现在想找个差事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外面接一些针线活。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很难一下子打开家门接受你，你最好找个地方，开个自己的作坊。就算是这样，要找到顾客也并不容易。我们得好好打算打算。”
走私者坎德拉利亚几乎认识得土安的每一个活物。但为了确切地了解目前缝纫行业的现状，准确地定位这一职业的地位和前途，她也不得不到处去打听。这儿问问，那儿聊聊，还做了好几次理性的实地调查。几天以后，我们已经对这个职业的未来有了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了解到在得土安有两三个实力雄厚、声名远扬的裁缝店，那些军官、医生和有钱的企业家的妻女经常去那儿做衣服。稍微低一等级的，有四五个比较像样的裁缝，给家境富裕的官员家属们做些套装和周末弥撒用的大衣。最后还有些普通的小裁缝，就在街坊四邻那儿接些零活。比如，裁剪粗棉长袍、改改衣服、做几件下装或者补补袜子。当然了，情形也并非那么乐观，竞争非常激烈，我必须想方设法在这些人中间找个安身之处。虽然据坎德拉利亚说，这些裁缝里没有哪个人真的做出过什么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衣物，大部分都是家常衣物，但是却不能因此小看她们，如果做得好，有的裁缝能获得一辈子忠心耿耿的老客户。
想到有机会重新开始工作，我心里真是五味陈杂。我开始对未来萌生幻想和希望，这是长久以来都没有的感受。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偿还沉重的债务，而且是从事自己喜欢又擅长的工作，对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事。可仔细一掂量这个计划，那种不安和空空落落的未知感就像黑夜中的狼群一样把我吞噬了。要开一家自己的作坊，不管多小多简陋，也需要一笔启动资金，而这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我完全没有人脉关系。我需要运气，而这正是我最近生命里最缺少的东西。即便开了作坊，想要在这么多裁缝中闯出一条自已的路也并不容易，要吸引生意、培养忠实的顾客，我就必须充满创意，得拿出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才行。
就在我和坎德拉利亚努力寻找路子，使我的作坊能走上正轨时，她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已经开始到公寓来找我做零活了，“丫头，麻烦你给做件衬衣吧！”
“在天冷下来之前给孩子们做几件大衣吧。”大部分都是贫苦的普通人，经济能力十分有限。她们总是带着孩子，带些布料零头坐着跟坎德拉利亚聊天，而我则在一边缝衣服。她们一起叹息着战争，为居住在西班牙的亲人的不幸遭遇掉眼泪，然后从袖子里拽出手帕擦干眼角。她们抱怨这动乱年代里艰难的生计，发愁要是战事进一步蔓延或者万一丈夫在前线阵亡，自己该如何养活一大堆孩子。她们一般给不了几个钱，而且常常要拖很久，有时甚至就不了了之，她们只能这样。不管怎么说，虽然顾客很少，活计也都很小很琐碎，可单是能拿起针线做衣服，就足以帮助我平复心中的悲伤。生活中密布的阴云已微微散开，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透进来一缕虽然微弱却令人振奋的阳光。
到了九月底就开始一场接一场下雨，几乎每天傍晚都有一场。有时候连续三天看不到太阳。打雷、闪电、狂风，潮湿的地面落满了树叶。我还是继续接街坊邻居的零活。这些衣服既不好看，也无品味可言。布料很粗糖，纯粹是为了满足严冬季节人体基本的御寒需要，根本不考虑是否美观。直到有一天，我刚给一个邻居的孙子做完外套，正要给门房的女儿做条褶裙时，坎德拉利亚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有了有了，丫头，我有办法了，这回全妥了。”
她刚从外面回来，穿着那件新的切尔维特山羊绒大衣，腰带捆得紧紧的，头上扎着一块头巾，脚上那双旧鞋子的鞋跟都扭曲了，沾满了泥。她脱下外套，迫不及待地给我讲她了不起的大发现。因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硕大的胸部随着呼吸有节奏地上下起伏。她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像是在一层层地剥洋葱。
“刚才我去了一家发廊，我姐们儿瑞梅迪奥斯在那儿干活，因为有点儿小事要找她办。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法国鬼子烫头发……”
“一个什么？”我打断了她的话。
“一个法国鬼子，就是一个法国佬，一个法国阔太太。”她匆匆解释了一下，“不过这是我猜的。我开始以为她是个法国鬼子，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我木认识的德国女人。其他的德国女人我几乎都认识，领事的老婆、古恩波特、贝恩哈德，还有兰根赫姆，这个兰根不是德国人，是意大利人，这些人我都很熟，跟她们做过一些小生意。扯远了，当时在理发店里，瑞梅一边给那人做头发，一边问我身上这件衣服是哪儿买的，怎么这么合身这么好看。我当然就说是一个朋友给做的。这时候那个法国佬，哦不，我刚才跟你说了，那是个德国人，她朝我看了又看，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的口音听起来怪怪的，不像在说话，倒像是随时要上来对着脖子咬你一口似的。她说想找个人给她做衣服，但得是个手艺高超的裁缝，了解高档时装，就是那种质地和做工都很超群的高级礼服。她刚来得土安没多久，但是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总之她就是想找人做衣服。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就让她来这儿找我？”我问。
“你说什么傻话，丫头，你疯了吧！我怎么可能让一个阔太太到我这儿来？这些人平时都是跟将军少校之类的人一起混的，她们只习惯另外一种地方，另外一种生活。你都想象不到那些德国女人是如何的挥霍无度，更想象不到她们多有钱。”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呀，谁知道我当时怎么就灵机一动，我跟她说，我知道这附近很快要开一家高级定制服装店。”
我努力咽了一下口水。
“你的意思是要我开一家这样的店？”
“当然了，亲爱的，不是你还能是谁？”
我又想咽口水，但这次没有咽成，因为嗓子突然干得像粗糙的砾石。“我……我怎么可能开一家高级定制服装店，坎德拉利亚？”我有点儿被吓住了。
她先是哈哈大笑，然后不假思索、极其干脆肯定地回答：
“跟我一起啊，孩子，当然是跟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