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内政部长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楼下洒满阳光的圆形庭院。院子的远端是精铁制成的漂亮铁门，每个门扇上都装饰着法国国徽。再远处是波伏广场，从奥雷诺和马里尼大街过来的车流在这里摁着喇叭，在广场中间一位交警的指挥下川流不息地穿梭着。
交警的哨音一响，另外两条通往广场的路——米罗梅尼大街和索赛路——上来的车流就涌了出来，穿过广场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来就像嬉戏于这五条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车流之间，仿佛戏耍着公牛的斗牛士，主宰着一切，是那么高贵，从容而沉静。他充满自信，工作也简单有序，这让罗杰·弗赖部长羡慕不已。
内政部门口，另外两个宪兵也在注视着他们的伙伴在广场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们背着冲锋枪，从两扇精铁大门的栏杆里看着外面的世界，这里不会受到外面的世界里那些狂热分子的侵害；每个月的薪水，事业的持久性以及炎热八月里他们在烈日下的岗位，都很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简单，这让内政部长对他们也艳羡不已。
他听到身后有纸页的沙沙声，于是把转椅转回来，面对着办公桌。桌子对面的人合上档案，毕恭毕敬地把它放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对望着，只有门对面壁炉台上镀金座钟的“滴答”声和波伏广场马路上传来的车流的喧嚣划破了这份寂静。
“这个，你怎么看？”
让·迪克雷警长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卫队队长，是法国所有安全问题最卓著的专家，尤其擅长保护个人安全，防范刺杀。这也是为什么他担任此项工作的原因；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六起已知的刺杀法国总统的阴谋要么在执行时被挫败，要么在准备阶段被粉碎的原因。
“罗兰是对的。”他最后说，声音平静，没夹杂一丝感情，斩钉截铁，就像在判断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比赛的结果，“如果他说的属实，这个阴谋将格外危险。如果刺客单枪匹马，不与其他人联系，也没有朋友，那么法国安全机构的全部档案，我们所有打入‘秘密军组织’内部的特工和渗入者，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也就是这个局外人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除此以外，他还是个职业刺客。就像罗兰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赖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身面向窗户。他并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来他一直是夏尔·戴高乐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在智慧和优雅背后，他是个出名的硬汉，这也使他最终坐上了部长的位子。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既可以充满温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结实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面孔使得众多喜欢有权势男人的女性为之心仪。不过这些在罗杰·弗赖身上，可绝不仅仅是竞选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里，这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要对付美国的敌对势力、英国的不同政见者、野心勃勃的吉罗支持者以及残暴的共产党。他在艰苦环境中学会了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挺了过来，赢得了胜利。十八年里，他们追随的人两次从流亡中返回法国权力的巅峰。过去的两年里，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两次帮助将军重掌权力的人——军队。直到几分钟之前，部长还想着最后的斗争已经快结束了；他以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走入绝境了。
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罗马，有个瘦弱而疯狂的中校，制订了一个计划，只要杀掉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大厦倾覆。有些国家的制度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国王退位或者总统死亡也能安然度过——二十八年前的英国经历过，而这一年快结束时美国也将经历。但罗杰·弗赖对一九六三年的法国政体相当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们的总统死了，只可能导致政变和内乱。
“嗯，”他仍然望着敞亮的庭院，最后说道，“必须告诉他。”
警长没有回答他。做技术人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行，重大决策可以留给那些被雇来做决定的人。他从没想过要自告奋勇指导部长该如何去做。部长转过身对着他。
“很好，队长，谢谢。那么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见总统，向他汇报。”他的声音干脆利索，坚定果决。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会把情况向总统说明，请他做出处理决定。”
迪克雷队长起身离开了。他穿过广场顺着路向前走了一百码，来到爱丽舍宫门口。内政部长现在一个人了，他把淡黄色的档案转到了面前，又慢慢地从头开始看起来。他毫不怀疑罗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迪克雷的赞同也让他再没法回避。危险就在那儿，很严重，无法回避，总统必须知道。
他很不情愿地按下面前的内部通话器的开关，说道：“给我接爱丽舍宫秘书长。”
一分钟不到，内部通话器边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
“请接福卡尔先生。”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那充满磁性的柔和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罗杰·弗赖简要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须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请你一办妥就电话通知我。”
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约见定在下午四点，那是总统午睡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一瞬间，部长的脑子里一闪念——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所记载的东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过他忍住了没争辩。像每个在总统身边的人一样，他很清楚，和这个柔声细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总统的身边，而且他自有一套情报档案系统，人们虽然对其内容不甚明了，但都相当畏惧。
下午三点四十分，豺狼在伦敦柯曾街的坎宁安海鲜酒店享用了一顿那里最昂贵的美味午餐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漫步走上南奥德雷街，心里想着，他很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也许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了，况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庆祝一下。
同样是这个时间，一辆黑色的DS19型雪铁龙轿车驶出内政部大门，进入波伏广场。广场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铁门处的同伴喊了一声，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围所有街道的车流都拦了下来，让这辆轿车通过，并敬礼致意。
顺着路开出一百多米，雪铁龙向爱丽舍宫前面的灰色石廊驶去。这里也有宪兵站岗，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于是把其他车辆都拦了下来，给雪铁龙足够的回旋空间通过极其狭窄的拱廊。门廊两边的岗亭前面各有一名共和国卫队士兵，他们“啪”地一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过枪的弹夹，向部长的座车致敬。部长座车终于进入了宫殿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了汽车。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个手下——迅速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回应。警官打了个手势，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从上面“咯噔咯噔”地开了过去。穿过一百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到了爱丽舍宫的正面。司机罗贝尔把车靠向右侧，逆时针方向在院子里转了过去，然后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级花岗岩台阶底下。
挂着两条银链，身披黑色双排扣礼服的礼宾员打开门。部长下了车，跑上台阶。主礼宾官在厚玻璃门旁迎接他。他们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礼宾官进入爱丽舍宫。前厅里，巨大的枝型吊灯悬在长长的镀金链上，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来。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候一会儿。礼宾官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子那儿简短地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话筒，转向部长，微微一笑。接着他以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边铺着地毯的花岗石台阶。
上到二楼，他们走到俯视门厅的宽而短的楼梯转角平台上，停了下来。礼宾官轻轻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门，里面有人低声说了句“进来”。礼宾官轻轻打开门，向后一退，让部长进入会客室。部长进门之后，礼宾官在他身后把门无声无息地关上，又从容不迫地下楼返回前厅去了。
阳光从会客厅远端朝南面高大的窗户里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开着。宫廷花园的树丛里传来一只鸽子的“咕咕”声。香榭丽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码开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遮了个严实——盛夏时分，这些树枝繁叶茂——街上往来的车辆声就像喁喁的低语，甚至还不如鸽子的声音大。楼另一边大街上车流的喧闹现在只存于自己的记忆中了。弗赖在城市出生，长大，和往常一样，在爱丽舍宫这间朝南的房间里，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于这个国家心脏的一座被重重包裹着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总统更热爱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尔上校。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会客厅左边装有金色门把的两扇门紧闭着。“上校，”弗赖的脑袋向门那边扬了扬，“在等我吗？”
“是的，部长先生。”塔塞尔穿过房间，轻快地敲了敲门，打开其中的一扇，站在门口。
“总统先生，是内政部长先生。”
里面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塔塞尔走了回来，向部长微笑致意。罗杰·弗赖迈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夏尔·戴高乐的私人书房。
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东西，他总觉得，这间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与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称。右手边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户，和会客厅的那些一样，从这儿也能看到花园。书房的这三扇窗户中，也有一扇开着。走过这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时听不见的鸽子的咕咕声，这会儿又从花园传来。
拿着自动武器的警卫静静地潜伏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的底下。这些人在二十步之内能打中黑桃A上的“A”。不过他们当中如果谁让二楼的那个人发现的话，那就要倒霉了。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拼上性命保护那个人，但整个爱丽舍宫都知道，如果那个人知道采取了对他的保护措施，或是那些措施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他就会非常生气。这对迪克雷来说，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没人羡慕他的工作——保护那个人，而那个人却讨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措施，他认为那是对他的蔑视。
左手的墙边是书架，正面是玻璃的。书柜前面是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上面放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台钟。地上铺着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厂转产地毯之前是生产肥皂的，所以后来他们生产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朴，但都庄严而高贵，很有品位。所有的东西几乎无不显示出法国的伟大。对罗杰·弗赖来说，这种伟大也包括现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用一贯谦逊的态度礼貌问候他的这个人。
部长想起了英国驻巴黎的首席记者哈罗德·金——夏尔·戴高乐私人朋友中唯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总统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来自二十世纪，而像是十八世纪的人。从那以后，罗杰·弗赖每次再见到总统时，都会去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高个子身着丝绸锦缎，使用温文尔雅的宫廷礼仪的样子。他也忘不了，有那么几回，这位高贵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激怒，用那种粗鲁的军营用语让他的随从或是内阁成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部长很清楚，有一桩事是可能导致那种反应的，那就是内政部长就法国政体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对总统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他们从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很多这类相关的事宜他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里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要求采取的措施，几乎要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弗赖。”
这个身着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绕到他的大办公桌边，伸出双臂表示欢迎，通常他都是站在办公桌后面的。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了握对方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今天的情绪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铺着第一帝国时期博韦织锦的靠背椅，他被领到其中的一个前面。尽完了主人的义务，夏尔·戴高乐回到原来的位置，靠墙坐下。他靠着椅背，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木制桌面上。
“我亲爱的弗赖，我听说你有急事要见我。说吧，是什么事？”
罗杰·弗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不喜欢说话冗长，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开发表演讲。私底下他喜欢说话简练，这让他的几个讲话比较啰嗦的下属十分惶恐。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办公桌对面那个人的身形显然逐渐僵硬起来。他渐渐向后靠去，就像在不断往后生长一样。他仰起头，眼睛向下盯着对方，仿佛这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属带了一件让他讨厌的东西到他的书房来。不过罗杰·弗赖知道，总统在五码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为了掩饰自己的近视，他在公共场合除了读讲稿从不戴眼镜。
内政部长结束了自己的独白——前后不过一分钟。他说出了罗兰和迪克雷的结论，用“我的公文包里有罗兰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从桌上伸过手来。弗赖从公文包里拿出报告，递了过去。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阅读时用的眼镜戴上，把文件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看起来。鸽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时候。罗杰·弗赖盯着外面的树丛，然后又望着桌上吸墨纸旁的铜制台灯——那是由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的宝石红烛台改造而成的。在总统的五年任期里，它装上了灯泡，站在铺好的吸墨纸上，夜以继日地照射着传递到这里的无数文件。
戴高乐将军阅读的速度很快。罗兰的报告他三分钟就读完了。他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放在吸墨纸上，两手交叉置于其上，问道：
“哦，我亲爱的弗赖，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罗杰·弗赖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要背诵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陈述只说了三十三秒钟，其间两次用到这样的句子——“据我判断，总统先生，为了避免这个威胁，我们有必要……”以及“为了法国的利益……”
总统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当说到“法国”这个词时，声音所表现出的那种神圣空前绝后。
“法国的利益，我亲爱的弗赖，就是法国的总统不能在粗鄙的雇佣杀手面前胆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里充溢着他对这个不知名刺客的轻蔑，“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赖意识到，他已经输了。不过，总统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开始讲话，清晰而准确，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对他的听众来说有任何一丝不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有几句飘到了窗外，被塔塞尔听到了。
“法国不会接受……将崇高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赖从总统那里离开了。他向塔塞尔上校严肃地点点头，走出会客厅的大门，来到楼下的前厅。
首席礼宾官陪着部长走下石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看着部长乘车离开，他想：“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带着最棘手的问题离开的人，不知道老爷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作为在这个宫殿服务了二十年的首席礼宾官，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一如这座庄严的宫殿。
“不，不能那么做。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思不容改变。”
罗杰·弗赖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听众。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才几分钟，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秘书长召唤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是科西嘉人。过去两年里，内政部长让他做了很多有关法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相当的名望。
极左势力对他又恨又怕。无论是面对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游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派遣那四万五千名强悍的防暴部队采用切实有效的战术予以镇压。
共产党人叫他法西斯，这也许是因为他用来维护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总让人想起铁幕之外的工人阶级的“天堂”。同样被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的极右势力也不喜欢他，他们也说他压制民主、民权，但那更可能是因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方面做得太出色了——这种崩溃原本可以促使右翼发动政变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因为由他签发出来的残酷法令影响了每一个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数十字路口的身份证检查，主干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轻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闻界称他为“反‘秘密军组织’先生”，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但即使这些恶评真的影响到了他，他也忍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宗教里，他的神明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宗教里，他自己就是元老院。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上面淡黄色的文件夹里有罗兰的报告。
“这不行，绝对不行。他这个人简直让人没法办。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但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能抓住这家伙，这个豺狼。但你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等着他来攻击？就坐在一边等着？”
部长叹了口气。他本来指望能从办公室秘书长这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长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
“亚历克斯·安德烈，听着。首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罗兰的报告是真的。这只是他对这个……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言乱语的分析。科瓦尔斯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在维也纳的调查正在进行。我已经联系了吉布，预计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须承认，现阶段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追捕，捉一个只知道代号的外国人并不是个好主意。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同意总统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绝对正式的命令。我再重复一次，这样我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差错了。不允许在全国进行公开搜捕，不得向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么事出了纰漏。总统认为，如果这个秘密对媒体公开，那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外国人会嘲笑我们，我们采取的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都会被国内外的人解读为法国总统在逃避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而这——
“这是他绝对不能，我再重复一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部长伸出食指，强调着他的观点，“他对我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处理这件事时，走漏一丝风声，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坚决。”
“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自从粉碎了二月的军事学院刺杀阴谋，逮捕了那些阴谋家以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点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和银行及商铺抢劫作战。他满怀希望，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都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国卫队从外部对“秘密军组织”进行的双重打击下，“秘密军组织”开始崩溃。他本来觉得，这股犯罪浪潮不过是“秘密军组织”的垂死挣扎，是最后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想获得足够的钱以便在逃亡国外时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罗兰报告的最后一页说得很清楚，除了罗马一家酒店里那三个抓不到的人，那几十个罗兰渗入“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双重间谍全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刺客绕过去了。那些曾和“秘密军组织”有瓜葛者的海量档案，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也丝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杀手是外国人。
“如果不允许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没说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弗赖更正道，“我是说我们不能公开此事。整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这样一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必须秘密调查该刺客的身份，无论他在哪里，法国还是国外，必须追踪到他，然后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先生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内政部长环顾了一下围坐在内政部会议室桌边的与会者，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地烙在每个人的心头。连他自己在内，会议室里一共有十四个人。
部长站在桌子的一头。紧挨着他右边坐着的，是他的办公室秘书长；左手边是警察总局局长——整个法国警察部队的头儿。
从桑吉内蒂的右手边沿长方形会议桌顺序向下，坐着安全局局长吉布将军，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也是每人面前那份报告的作者。罗兰再过去是迪克雷队长——总统卫队队长，以及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爱丽舍宫工作班底的一名空军上校。他是总统身边的亲信，一名狂热的戴高乐分子，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和他对戴高乐的狂热同样出名。
法国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左边是法国国家刑警及安全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分管安全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坐成一排。
尽管国家情报局颇受小说家喜爱，但其实它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的管辖下，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的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统领法国全国警探的人坐在莫里斯·格里莫的旁边。他就是马克思·费尔内，法国司法警察总监。司法警察署在珠宝街有个规模庞大的总部，远大于位于索赛十一号，内政部拐角处的国家情报局的总部。司法警察署下辖十七个区域分部，每个对应一个法国城市警区。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镇警察部队，一共四百五十三个，由七十四个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个选区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个地方警所组成。整个网络由法国两千座城市和乡村构成。这就是刑事警察部队。在农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区，维护当地法纪和秩序的任务通常由宪兵、交通警察和机动宪兵来完成。在很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务人员共享驻地和设施。一九六三年，在马克思·费尔内指挥下的司法警察署总人数超过两万。
从费尔内左手再过去是另外四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资料处、边境检查处以及共和国卫队。
这其中的第一个，公共安全处，主管建筑保护、通讯、高速路以及任何有关国家财产损毁事宜。第二个资料处，或称中央档案处，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中心，在它万神殿一样的总部里，存储着自警察部队组建以来，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万份个人档案。档案都编有索引，根据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类别分别存放，放置档案的架子若是连在一起有五英里半长。案件中出现的证人名字，以及那些被无罪开释的人，也被编录成册。尽管那时候的档案系统还未计算机化，然而令档案工作者们自豪的是，他们能在几分钟之内找出十年前一个小乡村里的纵火案细节，或是一起不为人知，连报纸都没上过的审判中的证人名字。
和档案一起保存的还有所有在法国留有指纹的人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未经辨识的指纹。还有一千零五十万张卡片，包括在每个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国任何酒店里住过的人的酒店登记卡。由于存储空间的原因，这些卡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国境内唯一日常填写但却不送交资料处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边境检查处的首脑坐在弗赖之后，和他隔了三个座位。边境检查处一直都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负责对法国的机场、港口、边境持续警戒。凡是进入法国的人，其入境证在归档之前都要在入境处通过边境检查处官员的检查，以排查监视不受欢迎者。
排在最后的那个人是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这支四万五千人的部队过去两年里被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声很坏，极不得人心。
由于位置不够，共和国卫队的首脑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过长长的木制会议桌，面对着另一头的部长。在共和国卫队的首脑和圣克莱尔上校中间，末端靠右手的把角处还有最后一个位子。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神情麻木，烟斗里喷出的浓烟明显让他左边爱挑剔的上校感到厌烦。是部长特意让马克思·费尔内带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就是莫里斯·布维埃警长，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先生们，”部长接着说，“这会儿你们每个人都看过了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份罗兰上校写的报告。而且刚刚也听我转达了总统出于法国尊严的考虑而给予的限制，他认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我再强调一下，调查及任何后续行动都必须绝对保密。你们都要发誓对此保持绝对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把你们都召集到这里来，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将要做什么，出席今天会议的所有部门的资源都必定会被征召，这其中只有时间早晚的差别。而你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优先满足此项事件的需要。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立刻亲自处理。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涉及的任务不会暴露其背后的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会议桌两侧——有几位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其他人要么正盯着讲话的人，要么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桌子的远端，布维埃警长凝视着天花板，嘴角吐出阵阵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他每吐一口烟，他旁边的空军上校便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想我可以问问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了。罗兰上校，你在维也纳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行动分局局长把目光从自己的报告上挪开，又看了看旁边主管安全局的将军。后者既没对他给予鼓励，也没对他皱眉。
吉布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维也纳的行动人员在克莱斯特做了调查。那是一个在布鲁克纳街的私人小酒店。他们带去了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传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照片，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认得其中的两个人，但他分不清楚。我们的人给了他一点钱，让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记簿。因为从六月十八日起，那三个‘秘密军组织’的头头就一起搬到罗马住了。
“最后他说他记起了罗丹的脸，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下午在那儿开了个商务会议，晚上在那个房间过的夜，次日离开的。
“他记得那个舒尔茨有个伙伴，一个身形魁梧的人，举止粗鲁，这也是他为什么记得舒尔茨的原因。早上的时候，有两个男人找过舒尔茨，他们开了个会。这两个拜访者应该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见过其中的一个。
“服务员说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只有上午晚些时候有那么一回，舒尔茨和巨人（这就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代称）离开了半个小时。他们都没吃午饭，也没有下楼吃过东西。”
“有没有第五个人来过？”桑吉内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做着他的汇报，声音和之前一样平静。
“晚上的时候，又一个男人加入了他们，前后大约半个小时。服务员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这位访客非常迅速地走进酒店，径直上楼。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这位访客。服务员想，他肯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客人。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的衣服后摆。几秒钟后那个人又回到大厅，服务员可以肯定这个和之前那个是同一个人，因为衣服一样。
“这个人要用电话，让他帮忙接通舒尔茨的房间，六一四号房。他说了两句法语，然后挂上电话又上楼去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个小时后，另外两个拜访舒尔茨的人也离开了。舒尔茨和那个巨人整晚都待在酒店，次日吃罢早餐才离开。
“服务员对晚上来的那位访客唯一的描述是：高个子，年龄不详，五官特征很普通，但是戴了一副宽边包围式墨镜，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亚麻色头发，头发留得相当长，从前额向后梳。”
“有没可能让他来帮忙做一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的面部拼图？”警察总局局长帕蓬问。
罗兰摇了摇头。
“我的……嗯，我们的特工当时化装成维也纳便衣警察。幸好他们之中有一个能够冒充维也纳人。不过这种伪装不可能无限期扮下去。问话只能在前台进行。”
“我们必须搞到比这更详细的特征描述，”资料处的头头反对道，“提到过什么名字吗？”
“没有，”罗兰说，“刚才我所说的是对那个服务员三个小时的询问结果。每一点都是再三问过的。他再也想不出什么了。没有拼图，这是他所能给的最详尽的描述了。”
“你能把他像阿尔古那样抓来吗？那样他就能在巴黎给那个杀手做拼图了。”圣克莱尔上校问。
部长插话道：“不能再像那样抓人了。我们和德国外交部在阿尔古绑架案问题上仍然剑拔弩张。那种事只能做一回，不能再有。”
“鉴于事态严重，能不能用比阿尔古事件更不引人注意的方法让那个服务员消失呢？”边境检查处的主管建议着。
“无论如何，我很怀疑，”马克思·费尔内平静地说，“一张戴着宽边包围式墨镜的人的脸部拼图对我们是否很有帮助？即使我们抓到他，我们也无法确定这幅以两个月前一个不显著的，只延续了二十秒的事件为基础做出的拼图像罪犯本人。这样的照片能有五十万人和它相似，很多人会被误抓的。”
“所以，科瓦尔斯基虽然说得并不多，但他知道的已经全招了。现在，他死了。除了他，世上仅有四个人知道这个豺狼的身份，”迪克雷队长说，“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三个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怎么才能把他们其中一个弄到这儿来呢？”
部长又摇了摇头。
“就这个问题，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孔多蒂街上，意大利政府会暴跳如雷的。而且，这件事是否可行还是值得怀疑的。将军你说呢？”
吉布将军抬眼看了看与会者，说道：
“根据昼夜监视他们的特工的汇报，罗丹和他的两个追随者在他们周围建立起的保护网十分严密，已经排除了绑架的实际可行性。有八个一流的前外籍军团枪手环伺在他们周围，或是七个，如果没人替代科瓦尔斯基的话。所有的电梯、楼梯、太平门和屋顶都有人把守。如果想活捉其中一人，势必要引发大规模枪战，很可能还要用到催泪弹和冲锋枪。即便如此，从那里到法国北部边境有五百公里，况且还有意大利人从中作梗，这个设想完全不切实际。这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专家，他们也认为这种突击性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行的。”
沉默再次降临这个房间。
“好吧，先生们，”部长说道，“还有别的建议吗？”
“必须找到豺狼。这一点毋庸置疑。”圣克莱尔上校回答。其他几位与会者彼此看着，纷纷扬起眉毛。
“那是当然的，”部长在桌子的一头咕哝着，“我们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圣克莱尔派头十足地说，“如果其他机构都无法承担的话，必然要靠我们最后的凭仗——总统的共和国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底。我们，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几位优秀的专家闭上了眼，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迪克雷狠狠扫了上校一眼，如果目光能杀人，圣克莱尔这会儿已经被从椅子上打下来了。
“他难道不知道是上面不肯配合吗？”吉布压低了嗓门向罗兰低吼。
罗杰·弗赖抬起眼睛，迎上爱丽舍宫谄媚者的目光，向对方展现了自己为什么是内政部长的原因。
“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当然完全正确，”他“愉快”地说，“我们都会履行职责。我确信，上校肯定想到了，如果由某一个部门来承担摧毁这个阴谋的职责而又失败的话，或者甚至不慎采用了可能导致事情泄露的举措，与总统的意愿相左，那么非难将不可避免地落在失败者头上。”
威胁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比从布维埃的烟斗里冒出来的蓝色烟雾更容易感受得到。圣克莱尔瘦削苍白的脸明显紧张起来，眼睛里也流露出忧虑的神色。
“在座诸位都清楚，总统卫队的活动范围很有限，”迪克雷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最直接接近总统本人的周围区域了。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人恐怕很难胜任。”
没人反驳他，每个部门的头头们都清楚，总统卫队队长说的是真的。但是没有哪个人希望部长的眼睛落在自己头上。罗杰·弗赖的目光围着会议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远远坐在另一头，浑身笼罩着烟雾的布维埃警长身上。
“你怎么看，布维埃？你到现在还没说过话呢。”
圣克莱尔转过脸看着探长。探长悠然将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喷出一口浓烟，冲着上校的脸直飘过去。他平静地讲起来，仿佛正在说一些他刚发现的很简单的事。
“依我看，部长，既然甚至连‘秘密军组织’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安全局是无法通过他们在‘秘密军组织’的特工发现这个人的。行动分局不知道该干掉谁，所以他们也没法消灭他。边境检查处不知道该把谁截下来，所以他们自然无法在边境把他揪出来。资料处不知道该找什么资料，他们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文件信息。警察不知道该逮捕谁，所以他们抓不到他。共和国卫队不知道该追踪谁，他们也就追踪不到他。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都需要知道一个名字，否则就无能为力。所以在我看来，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这个名字，其他建议都毫无意义。有了名字就有了相貌，有了相貌就能找到护照，有了护照就能抓他。但要想找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且是秘密进行，这纯粹是一件侦探的工作。”
他又不吭声了，把烟斗柄塞进上下两排牙齿的中间。围着桌子的每个人都在琢磨他的话。没人能挑出什么毛病。坐在部长身旁的桑吉内蒂缓缓地点点头。
“队长，谁是法国最好的探长？”部长平静地问。布维埃把烟斗再次拿出来之前考虑了几秒钟。
“先生，法国最好的探长就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把他找来。”内政部长果断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