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勒格来找安德鲁的时候是6：30。如果他们想堵住那个名叫约翰·卡佩塔的家伙——纽约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们最好赶在他出门上班前到他家门口等着。
出租车将他们放在101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交叉口。这批廉租房属于市政府。在826号大楼的二十层，正好可以俯瞰篮球场和有栏杆围着、供孩子们玩耍的小公园。
皮勒格和安德鲁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正对着大楼的出口处。
来人穿着大衣，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帆布包，行走的时候伛偻着腰，好像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肩上一样。安德鲁立刻认出这就是卡佩塔，这人的样子他在一张驾照上已看过无数遍，他曾暗自思忖究竟自己曾对这人做过什么，令他大发雷霆。
皮勒格冲安德鲁使了个眼色，安德鲁点点头，表示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于是两人站起身加快脚步，在来人走到公共汽车站前拦住了他。当他看到安德鲁的脸时，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你不会反对我们在工作前去喝一杯咖啡吧？”皮勒格的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上课要迟到了，”卡佩塔干巴巴地回答道，“让我过去，不然我就要喊救命了，警察局离这里不到一百米。”
“你打算和那些条子说点儿什么？”皮勒格问道，“告诉他们你在几个月前用一根棒球棍袭击了这位先生，砸坏了他的古董车，而这一切只是你在假日期间的小小消遣？”
“放开我！”卡佩塔以轻蔑的眼神看着安德鲁，“你今天算是带着保镖过来报仇吗？”
“谢谢赞美，”皮勒格回击道，“至少，你没有否认我刚刚说的话。我不是这位先生的贴身保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鉴于你们上次见面时阁下的所作所为，我想你没有理由指责他这次找朋友陪伴。”
“我这次来不是想对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卡佩塔先生。”安德鲁打断了他的话。
“你怎么找到我的？”
安德鲁将钱包还给卡佩塔。
“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卡佩塔一边说一边收起钱包。
“好啦，现在我们去一起喝一杯咖啡吧。”皮勒格一边在人行道上跺着脚一边提议。
三人走进罗马咖啡馆，在大厅深处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
“你们想要什么？”卡佩塔问道。
“一杯淡咖啡。”皮勒格回答说。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袭击我。”安德鲁接着说。
皮勒格从口袋中掏出他的笔记本和钢笔，然后把它们推到卡佩塔的面前。
“在喝咖啡之前，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本子上写下以下字句：‘烤牛肉、四公斤土豆、两个红洋葱、一罐50%的奶油、一袋芥末粉、两袋奶酪末儿、一捆芦笋，啊，对了，还有一份奶酪蛋糕。’”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卡佩塔问道。
“因为我很有礼貌地请求你。”皮勒格说着站起身。
“如果我不愿意呢？”
“说真的，我并不是很想去告诉纽约大学的人事处主任，贵校的教授在圣诞假期期间做了什么，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来吧，让我们开始吧！我去点餐，一会儿回来，你要点什么，来杯茶如何？”
安德鲁和卡佩塔惊愕地对望了一眼。卡佩塔接受了皮勒格的要求，当他写下刚刚皮勒格念出的词句时，安德鲁急不可待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卡佩塔先生？”
“你是在假装不知情，还是你是个白痴？”
“也许两者都有。”
“你家的看门犬刚刚是说一袋还是一罐芥末？我不记得了。”
“一袋，我想。”
“你彻底毁了我的生活，”卡佩塔说着又开始继续写，“这样说够了吗，还是说你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卡佩塔抬起头看着安德鲁。
“你当然是想知道细节了！我有两个孩子，斯迪曼先生，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山姆和蕾艾。山姆的降生给我妻子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麻烦。医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有其他孩子了。但我们一直希望山姆能有一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波琳娜，我的妻子，是乌拉圭人。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她也是一位老师，主要教授历史，她的学生年纪要小很多。当我们最终确认确实没有希望为山姆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我们开始考虑办理领养手续。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类程序有多漫长烦琐。一些家庭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前不得不等上好多年。我们得知在亚洲某些国家，每年都有数量不少的弃婴。
“这些为数不少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就注定是被送往孤儿院的围墙内，接受有限的教育，去过一种没有多大希望的生活。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愿意相信我们遭遇的不幸不过是主的安排，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睁眼看到他人的不幸，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的父母。通过当局的相关部门，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世界上最合法的部门，我们最终幸运地完成一切手续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接受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调查，然后获准收养这个孩子。我们付给孤儿院五千美元的费用，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山姆出生以来最大的幸福。我们在2010年5月2日前往当地迎接蕾艾。根据我们收到的文件证明，她那时正好两岁。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带着蕾艾回去时山姆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得快发疯了。在这一年中，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家庭。当然，一开始抚养蕾艾并不容易。她不停地哭泣，害怕一切，但是我们给予她的爱和柔情终于让她在几个月后开口叫了爸爸妈妈，她给了我们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你请坐吧，”卡佩塔回头对皮勒格说道，“我可不喜欢你站在我身后。”
“我是不想打断你。”
“但你还是打断我了。”卡佩塔回答说。
“请继续说吧，卡佩塔先生。”安德鲁请求道。
“去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照常乘公共汽车回家，就像每天傍晚一样。我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和往常一样开始阅读晨报。
“那天晚上，不用我告诉你是哪天，不是吗，斯迪曼先生？我的注意力被一篇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吸引住了。你的报道相当犀利，斯迪曼先生，尤其是当你写到那些母亲被人夺去她们在世上最珍爱的东西——她们的孩子时那种生无可恋的心情。‘她们等待死神降临的样子仿佛是在等待一位朋友来访。’这是您的原话。我不是轻易动容的人，但是在阅读这篇报道时我泪如雨下，斯迪曼先生，我流着泪叠起报纸，当晚拥吻我的女儿后我也是流着泪入睡的。
“我立即想到她可能也是这些被夺走的孩子中的一员。时间、地点、交给孤儿院的手续费，一切都是吻合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但之后的几周里我更想假装从未读过这篇报道。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真诚的，它便不会允许你有违自己的人格。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因为那是主在赐予我们生命时一同赐予我们的。有时只是一瞬的游移、软弱、残忍，我们便会永远地丧失自己的尊严。一些信徒害怕死后的地狱深渊，而我，作为神学教授，这种想法只会令我发笑。地狱就在我们身旁，当人们失去作为人的理性时，地狱的大门便在他们的脚下打开。这些想法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我怎能成为同谋，怎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当我知道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蕾艾的亲生父母正在绝望地哭喊着她的名字时，我又怎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听蕾艾叫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只是想将我们所有的爱给予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小姑娘，而不是成为一对窝藏偷来的孩子的父母。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我最终将这一切告诉了我的妻子。波琳娜什么都不想听。蕾艾是她的女儿，当然也是我的女儿。蕾艾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她在这里可以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未来。而在大洋的彼岸，她的亲生父母可能无法满足她的温饱、保证她的健康。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波琳娜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我反驳她的逻辑，按照她的说法，那么世上所有穷人的孩子就都可以随便抢夺！我对她说，她的话毫无道理，她也无权这样想。那时我深深地伤害了她，关于蕾艾的讨论就此彻底结束了。
“就在波琳娜试图将生活扳回正轨时，我开始进行我自己的调查。学校的几位亚洲同事很钦佩我的勇气，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有力的帮助。一封信接着一封信，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最后所有的信息都汇总到我这里。我很快便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蕾艾是十五个月大的时候被人从她父母身边带走的。关于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2009年8月，一小队腐败的警察闯入好几个小村子强行带走了一些年幼的孩子。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蕾艾正在家门口玩耍。警察们便在她母亲的面前抢走了这个孩子，她的母亲赶来阻拦，被他们一下子推倒在地。
“我必须感谢一位任教于学校东方语言系的同事，威廉姆·黄，他有一些有力的关系。我将蕾艾的一张照片交给他，他回国归来之后给我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高层派出的警察已经逮捕了参与这起事件的犯罪分子，他们也找到了蕾艾的亲生父母。他们住在距离那所孤儿院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
“去年12月初，山姆和他母亲一起回乌拉圭探望他的外祖父母。正好就剩下我和蕾艾在家。从我的同事回国之后这件事情的真相便已毋庸置疑，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我开始安排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件事。
“我妻子和儿子动身之后的第二天，蕾艾便和我乘飞机去了她的出生地。鉴于蕾艾的出生地和我此次旅行的动机，我们毫不费力地拿到了签证。政府高层派出的官员在机场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前往蕾艾出生的村庄。
“你无法想象，斯迪曼先生，在这二十五个小时的旅程中我的内心是如何煎熬。许多次我好想直接掉头回去，当蕾艾冲我微笑，当飞机座椅后背的小屏幕播放的动画片让她惊讶不已，当她喊我爸爸，问我现在我们是要去哪儿的时候。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把真相告诉了她。我告诉她我们现在要去她的出生地，我在孩子的目光中看到了惊讶和喜悦交织的神情。
“随后我们便到了她的家乡。那里离纽约很远，街道都是土路，很多石块搭建的房子还没有通电。那里的一切都令蕾艾惊讶，她抓着我的手，高兴得叫喊起来。当我们四岁的时候，我们眼中的世界总是美妙的，不是吗？
“我们敲了一家农户的门，一个男人赶来开门。当他看到蕾艾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目光交会，他立刻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他的眼里满含着泪水，我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蕾艾打量着他，心里可能在想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就能让这位先生哭泣呢。这个男人转过身，喊着他妻子的名字。在我看到他妻子的那一刹那，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她和蕾艾是那么像。蕾艾简直就是她母亲的一个缩小版。你曾凝视过春天的大自然吗，斯迪曼先生？我们有时竟会怀疑冬天仿佛从未存在过。这个女人的脸庞是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脸庞中最纠结的。她跪在蕾艾面前，浑身颤抖，向孩子伸出手去，生命中最不可摧毁的力量令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蕾艾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点儿都不犹豫，就向她的母亲迈出了一大步。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母亲的脸庞上，抚摸着她的脸颊，好像想认出那个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模样。然后她用双手抱住了她母亲的脖子。
“这个女人是如此瘦弱，但她一把将她的女儿从地上抱起，让女儿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子。她哭泣着吻着她的孩子。这时她的丈夫也慢慢走过来，张开双臂将她们一同搂进自己的怀里。
“我在那里和他们待了七天，在这七天之中蕾艾有了两个父亲。在这短短的一周中，我慢慢让蕾艾明白现在她已经回到了自己家中，她的生活应该是属于那里的。我向她保证我还会回来看她的，以后有一天她也可以飞跃重洋来美国看我们……这是一个虔诚的谎言，但是我实在无法想出别的方法，我已用尽全力。
“我们的向导也是我们的翻译，他明白我的处境，我们两人曾聊过许久。第六天的晚上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蕾艾的父亲走近我的床边，他邀请我跟他走。于是我们走出家门，来到外面，天气很冷，他为我披上一块毯子，然后我们坐在房前的台阶上，他将一支烟递给我。我不抽烟，但那个晚上，我接受了。我希望烟草的味道能让我忘却心中的痛苦。第二天，我们和向导商量好下午就走，就在蕾艾睡午觉的时候。我没法儿和她当面说再见。
“午饭之后，我最后一次送她上床睡午觉，我对她说了许多爱意满满的话，告诉她我要去旅行了，告诉她她会很幸福的，告诉她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她在我怀中睡着了，我最后一次吻了吻她的前额，闻闻她身上的气味，这气味是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然后，我就动身离开了。”
约翰·卡佩塔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将它折好，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讲他的故事。
“在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曾给波琳娜留下一封长信，在信里我把自己想做的一切都向她坦白了，我对她说由于我们意见不一致，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做。我告诉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这次艰难的考验。我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她想想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怎样的未来等待着我们。难道我们就可以看着我们的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慢慢长大，天天害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吗？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世之谜的。而那些弄不明白的人则会终生受到这个问题的折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们又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告诉她我们其实一直知道如何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告诉她我们是导致她骨肉分离的间接帮凶？告诉她我们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爱她？我们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那时她必然彻底和我们断绝关系，而她再想和她真正的亲人相认已为时太晚。
“我在信里告诉我的妻子，我们收养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等她长大成人后再一次成为孤儿的。
“我的妻子非常疼爱我们的女儿，对她视如己出。这种爱意并非出自基因的联系。那时她们只分离过一次，就是当波琳娜带山姆去乌拉圭的时候。
“您可能会觉得我就这样将她们粗暴地分开，实在是君子不齿的行为。但是，斯迪曼先生，就在蕾艾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她的口中一直重复着一个词，那时我们以为这只是婴儿口齿不清的呢喃而已。她整天一边望着门，一边哭喊。等我后来向我的同事询问时才明白，她每天哭喊的那个词就是‘妈妈’的意思。蕾艾喊了几周她的母亲，而我们根本不明白。
“我们和她一同生活了两年，也许等到她七八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一点儿也有可能，她会将我们彻底从她的记忆中抹去。而我，即使我能活到百岁，我也不会忘记她的面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仍会记得她的音容，我仍闻得到她圆乎乎脸庞的味道。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她并不是我的孩子。
“等我回到家时，我发现整个公寓都空了。波琳娜只留下了我们的床、餐桌和一把椅子。一件玩具都没有留在山姆的房中。而在餐桌上，就在我留下信请求她原谅的位置上，她用红墨水写下了‘永远不会’。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离开了美国，不知道她是否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了乌拉圭，或者她只是搬到了美国的另一个城市。”
三个男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你去警察局问过吗？”皮勒格问道。
“问什么？告诉他们我带走了我们的女儿，而我妻子为了报复我则带走了我们的儿子？然后请求警察逮捕她？再等警察找到她后，让法官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儿子送去寄养家庭，让他等待关于他未来命运的判决？不，我不会这样做的，每人都有自己应承受的痛苦。你瞧，斯迪曼先生，绝望有时会转化为怒气。我毁了你的车、我的家庭，还有我的生活。”
“我很抱歉，卡佩塔先生。”
“你现在当然会感到抱歉，因为此刻的你正为我的痛苦而深感同情，但是，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对自己说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做你分内的事，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骄傲。你的确报道了真相，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斯迪曼先生。”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在你的报道中，你写到有五百个美国家庭，也许甚至可能是一千个美国家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这桩案件。在你发表你的报道前，你可曾考虑过这可能会导致它们陷入怎样不幸的悲剧吗？”
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很想报仇，但是我没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读了起来。
“我永远无法真的杀死某个人。”他边说边放下信纸。
但当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白了。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安德鲁反问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
“你得先回答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皮勒格插话道。
“我认得这个笔迹，”卡佩塔嗫嚅着说，“这是我妻子的笔迹。你还记得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国邮戳吗？我想一张乌拉圭邮票应该挺显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鲁回答说。
“谢谢你，斯迪曼先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鲁站起身向神学教授告别。当三人走向大门时，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鲁：“斯迪曼先生，刚刚我曾对你说我永远没有办法杀死某个人。”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皮勒格问道。
“不，但是基于我对波琳娜的了解，我却不能保证她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将她的威胁视若儿戏的。”
皮勒格和安德鲁走进地铁站。在这个时间点，这是回到报社办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应该承认你可真有办法赢得别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话，他很可能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会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相信我吧，让他认为我是你的保镖显然更有利，尽管这个误会并不是一种恭维。”
“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吗？”
“是的，没错。您还想怎么样，时间又无法倒流。”
“用听写的办法鉴别笔迹，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你觉得警察的工作是随随便便在一张桌角就能完成的吗，斯迪曼？”
“但你要他写的东西太傻了。”
“我答应了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们，今晚要为他们下厨。你刚刚说的那些傻乎乎的东西，是我一会儿要用的购物单。这样看就不傻了吧，嗯，记者先生？这位卡佩塔先生现在的思绪太混乱了。你曾考虑过你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吗？”
“你在做警长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犯过错吗？你难道就没有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调查，而扰乱过一位无辜者的生活吗？”
“当然是有的。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在我的职业中，是日常的两难选择。是将一个犯了点儿小罪的犯人送入监狱让他在里面度过一生，还是假装没看见，直接写完报告了事？每桩犯罪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梦想着有一发子弹结束生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渴望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但我只是个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经常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吗？”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说下去你可要坐过站了。”
地铁减慢速度停了下来。安德鲁和警长握了握手，然后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