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感到很幸福……
家乡和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都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脸上都笑呵呵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在手中，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么幸福的人了。我原来以为，等我们打到德国去，我绝不怜惜敌人，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我们胸中郁积了多少仇恨啊，还有屈辱！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怜悯我的孩子，我干吗要怜悯他的孩子？如果他杀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怜悯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我真想盯着她们的眼睛看看……
我常常想：我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士兵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往事，我们能够克制吗？那得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够克制啊？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很害怕，纷纷躲藏起来……可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往事……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一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的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里面是菜汤，或者也有粥和豌豆汤。我们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治病。甚至还抚摸他们……第一次抚摸德国孩子时，我都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够去抚摸德国人的孩子呢……我起初由于紧张而觉得口中干涩涩的，可是后来很快就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
（卫生指导员）
我一路打到了德国，从莫斯科一路走来……
我是一个坦克团的高级助理军医。我们团的坦克是T-34型，很快就都被烧毁了，那场景非常可怕。我战前听都没有听过，后来我居然能够使用步枪射击了。我们上前线的时候，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轰炸发生在挺远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那年我只有十七岁，刚从中等技校毕业。事情就是这样巧，我一到前线，立即就投入了战斗。
还有一次，我从燃烧的坦克里钻出来，四处大火熊熊。天空在燃烧，大地也在燃烧，铁甲都烧红了，到处是死人，那边还有人在呼喊：“请救救我……请帮帮我。”……我陷入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逃走，我为什么没有逃离战场呢？那情景是如此地可怕，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只有感觉。我早些时候还不能，现在已经可以去看战争电影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
我打到了德国……
在德国土地上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路边上竖着一块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们进了一个小镇，百叶窗全部都紧紧关闭着。那里的居民扔下所有东西，踩着自行车逃跑了。戈培尔蛊惑他们说，俄国人到来后就会乱砍乱杀。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发现里面要么是空无一人，要么就是全家人都躺在床上，已经服毒自尽，连孩子们也都死了。他们用枪自杀或者服毒而死……我们当时有什么感觉？当时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战胜了敌人，让他们现在也尝到了痛苦，就像我们以前遭受的那样。我们有一种复仇的感觉，可同时又很可怜那些孩子……
我们找到了一个德国老妇人。
我对她说：“我们战胜了。”
她大哭起来：“我有两个儿子死在了俄罗斯。”
“那又是谁的罪过啊？我们又有多少人被杀死了啊！”
她回答说：“都是因为希特勒……”
“不是希特勒亲自做的，而是你们的孩子和丈夫杀的人……”
她马上沉默了。
我打到了德国……
我多么想告诉我的母亲啊……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在战争中饿死了，家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盐巴，一无所有。我的一个哥哥负了重伤在医院里，一个妹妹在家里等着我。她写信告诉我，当我们的军队开进奥廖尔的时候，她跑去找遍了所有穿军大衣的女兵。她以为我一定会在女兵当中，以为我应该回家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萨克娃
（中尉，助理军医）
这是一条胜利的大道……
您根本无法想象胜利大道是个什么样子！在路上走的全是被解放的囚犯，他们乘着人力车和马车，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车上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他们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所有民族的人都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走。所有人都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
我们遇见了几个俄罗斯女孩，我和她们搭话聊天，她们对我讲了一个故事……她们几个都曾为一个德国人干活，而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被迫和主人住在一起，被主人强奸后怀孕了。那个姑娘一路走来时，一边哭一边不断捶击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不行，我不能带一个德国孩子回家！不能带回去！”女伴们都不住地劝说她，但她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和自己肚子里的德国娃娃一起死了……
在那个时候是应该听听这种事情，不但要听，还应该记下来。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没有谁的脑子里能进去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听我们说，所有人都在重复两个字眼：“胜利！”其余的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和女伴有一次在街上骑自行车，走过来一位德国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紧抓着她的裙子跟着她走。那女人面容十分憔悴。唉，您知道吗？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趴在地上向我们道歉。就是这样子，趴在了地上……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弄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
这也是为人妻子啊……她的丈夫可能就在东线打过仗，在俄罗斯打过仗……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
（上等兵，探照灯手）
我们有一名军官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
这件事被领导发现了，他被降职并送回了后方。如果他是强奸的话……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写，这是战争的规矩。男人们这么多年没有女人了，有的只有仇恨。我们开入一些城镇或村庄，头三天确实是大肆抢劫……这些当然都不能公开说，心里有数……不过三天之后就有可能受到军法追究了。怀里的热乎劲儿还没有散去，三天的酒意还未消，结果却产生了爱意。那个军官在特别部门坦白说，他确实是产生了爱情。这样一来，可就是叛变行为了……爱上了一个德国女人，爱上了敌人的女儿或者老婆？这事就严重了，等于是投敌……总之，他手上那个女人的照片和地址都被没收了。当然不会留给他……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看到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德国女人，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一颗手榴弹插在她的两腿之间……现在说起来，真是丢人的事，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当然了，感觉是在变化的，在头几天我们是一种感觉，过几天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五个德国姑娘来到我们营，找到了我们营长。她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妇科医生给她们做了检查：她们的那个部位都受了伤，撕裂性伤口，内裤里全都是血……原来她们被轮奸了整整一夜。听了之后，营长要求士兵们都出来列队……
请您不要录音，请关掉录音机。真的，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我们全营士兵都集合起来了，上级对这几个德国姑娘说，你们去找找看，如果你们认出是谁干的，当场就把他枪毙，不必看他们的军衔。这种事情真是叫我们很羞愧啊！可是，那几个德国女孩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们不想去指证，她们不想让更多的人流血了，她们就是这样说的……后来，上级给她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面包，就当这事结束了。当然，这都是在战争时期……
您以为原谅是很轻松的吗？看看那一片片完整的白色瓷砖屋顶的小房子，看看那些玫瑰花园，我真的好希望也让他们吃些苦头啊……我当然也想看看他们流眼泪……马上变成好人是不可能的，也不会立刻变得公正与善良，就像您现在这么好。可怜她们也不容易做到，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几十年时间……
——A.拉特金
（下士，电话接线员）
祖国的土地终于解放了……人们开始不能接受司空见惯的死亡，也不能够忍受埋葬死者的悲哀。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死在别国土地上，被掩埋在异国他乡。上级对我们反复说，敌人必须要彻底打垮，敌人仍然非常危险……其实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但是大家已变得十分珍惜生命，没有人愿意在胜利前死去……
我记得当时的道路两旁有很多海报，就像一个个十字架：“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想所有人都会记得这种海报……
大家全都久久地等待这一刻，现在我们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我们真想看看那些德国鬼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们难道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吗？他们不是也过着平凡的生活吗？在前线作战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去读海涅的诗歌，还有我心爱的歌德。我已经不能听瓦格纳了……战前我是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的，我很喜爱德国的音乐：巴赫、贝多芬。多么伟大的巴赫啊！但是所有这一切，我都从自己的世界中驱除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罪行，看到了火葬场，看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女人衣服和童鞋，还有灰色的骨灰……骨灰被撒到田间地头，撒到白菜和莴笋的根下，所以我更加不能再听德国音乐了……等到我重新听巴赫和演奏莫扎特的时候，已经流过了很多时光。
我们终于踏上了他们的土地……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良好的公路，是那些宽敞的农舍，是一盆盆的鲜花，甚至他们的谷仓都挂着优雅的窗帘。房间里的桌子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昂贵的器皿，还有精美的花瓷。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洗衣机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既然他们生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打仗？为什么？我们的人蜷缩在防空洞里，他们还有白色的桌布。咖啡都倒在精致小巧的杯中，我只在博物馆里才看到过这种杯子。我还忘了说一件叫人惊讶的事情呢，简直让我们全都呆住了……那是在反攻时，我们第一次夺取了德国人的战壕。我们跳进他们的战壕，看到那里的暖水瓶里，居然还有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好香啊……还有饼干！战壕里又有白色床单、干净毛巾，甚至还有卫生纸……我们这边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有这么舒服的床单，我们却是睡在稻草里，睡在树枝上，两三天没有热水是经常的。我们的士兵举起枪就朝着这些暖水瓶扫射过去……打得热咖啡溅满了战壕……
在德国人的房子里，我也看到了一个被枪打烂的咖啡机，还有栽着鲜花的花盆，还有枕头、婴儿车……不管怎样吧，他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对他们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们无法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遭受煎熬。
我们的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恨是从哪儿而来？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啊？
上级允许我们寄些包裹回家。包裹里有肥皂，有砂糖，也有人寄鞋子回家。德国人制造的鞋子、手表和皮具都很结实。大家都在四处搜寻德国手表，但我不能。我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拿，虽然我知道妈妈和几个妹妹还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的家被烧毁了。当我回到家后，把这些讲给妈妈听，妈妈抱住我说：“我们也不要拿他们的任何东西，是他们杀害了你们的爸爸。”
我是在战后几十年才重新拿起《海涅诗集》的，还有我在战前就喜欢的德国作曲家唱片……
——阿格拉雅·鲍里索夫娜·涅斯特鲁克
（中士，通信兵）
到了柏林之后，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忽然迎面跳出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孩，一看就是冲锋队队员，那已经是战争的最后几天，马上就要停战了。当时，我的手上也有枪，随时可以开枪。可是，那个男孩子看着我，眨了眨眼睛，却哭了起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我竟然也流下了眼泪。我其实很可怜他，这样一个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背着一支笨重的冲锋枪。我赶紧把他推到旁边一座楼房废墟的大门洞里，对他说：“快去躲起来！”他十分恐慌，以为我要枪毙他，因为我头上戴着军帽，看不出我是个姑娘还是小伙子。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声狂喊。我就轻轻摸摸他的脑袋，让他逐渐安静下来。战争，把人都变成了这样子……我自己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整场战争中我都在痛恨他们！但是不管公正不公正，杀人总是叫人恶心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
——阿尔宾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汉图姆洛娃
（上士，侦察兵）
我没能履行一个请求……想起来就很难过……
有一个德国伤兵被送到我们医院，我觉得他是个飞行员。他的大腿被打烂了，已经开始感染坏疽病。这引起了我的同情。他成天就躺着那里，沉默不语。
我可以说一些德语，就过去问他：“要喝水吗？”
“不要。”
其他伤员都听说了医院里有个德国伤兵，躺在单独病房里。在我打水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地质问我：“您难道去给敌人送水吗？”
“他快死了……我要帮他……”
德国伤兵的一条腿都发青了，已经无法挽救。他连续几天几夜发高烧——感染能够很快吞噬掉整个人。
我每次给他喂水时，他都呆呆地看着我。有一次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希特勒完蛋！”
这是在1942年。我们还处于哈尔科夫的大围困中。
我问他：“为什么？”
“希特勒完蛋！”他又说了一句。
我就回答他：“这是你现在这样想，现在这样说的，因为你现在是躺在这儿。要是在别处，你还是要杀人的……”
他马上说：“我没有开枪，我没有杀人。是他们逼我来打仗的，但我没射击过……”
“反正所有人被俘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忽然他恳求我说：“我很想很想……求求小姐……”他给了我一包照片，指给我看哪个是他的妈妈，哪个是他自己，哪个是他的兄弟姐妹……这是很好看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一个地址：“您一定会去我家乡的，一定会的！”这个德国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1942年的哈尔科夫，“等到那时候，请您把它投入邮箱。”
他在一张照片上写了地址，还有一个完整的信封。后来我就随身带上这些照片，经过了很多年。就是遭遇猛烈轰炸的时候，我都没有丢掉它们。可是当我们终于进入德国时，这些照片却丢失了……
——莉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我记得一场战斗……
在那场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我们给他们包扎，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呻吟。天气很热……热极了！我们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待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却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挖好坑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预计到自己的下场……您真该看看他们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他们的面孔啊……
可是后来，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出的掩蔽壕里时，十分迷茫，奇怪得不知所措……一个德国兵大哭起来，这是个年轻人。看到他哭，别的人也都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
（战地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