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还都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是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过来了,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要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他们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简单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能够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中士,司机)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维拉·约瑟沃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