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对我来说是个好主意。我下周得去洛杉矶写电影剧本，所以其实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再加上我跟简奈尔争执太多，我想离开她一会儿。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当成对她的冒犯。这正合我意。
瓦莱莉问我会在日本待多久，我说大概要一周，她不介意我去，她从来都不介意。实际上，我能离开她总是很高兴。我在家里太让她神经紧张。她花很多时间去拜访她父母和她家庭的其他成员，把孩子也一起带去。
当我在拉斯维加斯下飞机时，卡里开来的劳斯莱斯就在停机坪上等着我，所以我不用走去航站楼。这一点让我脑海中的警铃大作。
很早以前，卡里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他会在停机坪上接人。他这么做，是为了躲开FBI对所有进入赌城旅客的监控摄像。
在航站楼的中心等待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时钟，在钟的背后一个特别定制的小格子里有一些移动摄像头，它们会录下从全世界蜂拥来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们。晚上，负责的FBI团队就会检查所有录像并跟他们的通缉名单比对。随遇而安的银行劫匪、跑路的挪用公款者、制造假钞的骗子、成功的绑架犯和敲诈勒索者都可能在还没来得及赌光弄来的黑钱，就满脸震惊地被逮捕了。
当我问卡里，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时，他告诉我有个前FBI高级特工在酒店里当安全主管，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注意到，卡里这次是亲自驾驶这辆劳斯莱斯，连司机都没有。他开车绕过航站楼直接去了行李处，我们坐在车里等着我的行李出来。我们等待时，卡里简单地告诉了我情况。
首先，他警告我不要告诉格罗内维特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飞去日本，叫我假装是来享受一个赌博假期；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任务——他得从日本偷运出来价值两百万美金的日元——以及这么干的危险。他非常恳切地说：“听着，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但你也许不这么觉得。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能够理解。”
他知道我根本没法拒绝他。我欠他一个人情，实际上，我欠他两个人情。一个是让我没坐牢，另一个是当麻烦过去之后，他把三万块还给了我。他把我的三万块以二十块面值的现钞还给了我，我再把那笔钱存进赌城的一家银行。我们的说法是那笔钱是我赌博赢来的，卡里和他的手下已经准备好要佐证这一说法。但没有那个必要，整场陆军预备役丑闻已经消失无踪了。
“我一直都想游览日本，”我说，“我不介意当你的保镖，我需要带枪吗？”
卡里满脸惊骇：“你想把我们俩害死吗？狗屎，如果他们想把钱从我们手上抢走，就让他们抢。我们的护身符是保密和行动迅速。我把一切都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我问，我有些好奇，还有点警惕。他的方法根本说不通。
卡里叹了口气。“飞到日本去的旅程太他妈长了，”卡里说，“我需要有个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牌，在东京一起晃荡，好好玩一场。再说了，你块头很大，如果有些小打小闹偷了东西就跑的贼想对我们下手，你可以吓跑他们。”
“好吧。”我说，但听起来还是不对劲。
那一晚，我们跟格罗内维特一起吃了晚餐，他看上去并不太好，但讲述自己早期在赌城的故事时仍神采奕奕，讲他如何在联邦政府派一大群间谍和会计来内华达州之前靠不用交税的收入赚到一大笔财富。
“你得在暗地里发财。”格罗内维特说，这句话是他脑子里的主旋律，就像奥萨诺的脑子里永远疯狂地转着得诺贝尔奖的念头一样。“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想要发财都得在暗地里。那些成千上万的小商店都在揩油，大公司则干脆创造出一片法律上的荒原。”但所有这些都不如赌城充满机遇，格罗内维特弹了弹哈瓦那雪茄的边缘，心满意足地说，“就是这个才让赌城如此强盛，你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里发财，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说：“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着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矶挑点儿古董，还可以去见见那些好莱坞的人，跟他们谈谈他们的赌债。”
格罗内维特长长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好主意，”他说，“我的礼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儿想到送礼物这个主意的吗？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关于赌博的书里，教育真是件伟大的事。”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这是让我们离开的信号。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礼节性地护送我们到他套房的门口。我们出门时，格罗内维特庄重地对卡里说：“祝你旅途好运。”
到了门廊外的绿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们能看到拉斯维加斯大街上数百万的霓虹灯，沙漠暗黑的山峦在远方。
“他知道我们要去。”我对卡里说。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说，“早上八点，跟我碰头吃早餐，我们早点启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去了旧金山。卡里带着一个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几个角都包着柔和而闪亮的黄铜，一条条黄铜框住箱子，锁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坚固得令人敬畏。“它不会爆开，”卡里说，“我们也能轻易在行李传送卡车上追踪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箱，于是说了出来。
“只是个我在洛杉矶买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说。
在只剩十五分钟时，我们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时间算得非常精准。在长长的飞行中，我们玩着纸牌。当我们在东京降落时，我已经赢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并不介意，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我会在回来的飞机上赢回来的。”
我们在机场打了辆车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远东地区的这座绝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旧、空气更浑浊的纽约。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们更矮，建筑更平，雾蒙蒙的城市天际线就像缩小版的纽约城那熟悉而压倒性的天际线。当我们走进城市的心脏时，我看到人们都戴着手术纱布面罩，那让他们看起来很怪诞。卡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会戴上遮阳的口罩，以防止严重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们经过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铺，它们就像是摄影棚里的场景，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摩天大楼和办公楼。街上满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则穿着某种类似和服的衣服。真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尚大杂烩。
酒店令人失望，它现代又美国化，巨大的大堂铺着巧克力色的毯子，还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个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公文包。这完全可能是一家纽约的希尔顿酒店。
“这就是东方？”我问卡里。
卡里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会去做我的事。明晚我会向你展示真正的东京是什么样子。你会好好享受的，不用担心。”
我们同住一个很大的套间，两个卧室。我们打开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黄铜包裹的箱子里放的东西极少。因为飞行，我们都很疲倦，虽然才东京时间六点，我们还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门被敲响，卡里说：“快点，是时候起床了。”窗外才刚刚破晓。
他在套房里吃早餐，那让我失望，开始觉得自己不会看到几眼日本了。我们吃了鸡蛋、培根、咖啡和橙汁，还有些英式松饼。唯一东方的是某种薄煎饼，很巨大，比我们的煎饼要厚上两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颜色也是种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黄色。我试了一口，尝起来像鱼。
我对卡里说：“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说：“这是煎饼，但是用鱼油煎的。”
“我算了。”我说，把盘子推到他那边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光了。
“你只要习惯就行了。”他说。
在喝咖啡时，我问他：“计划是怎样的？”
“外面天气好极了，”卡里说，“我们一起散个步，我会把计划讲给你听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他担心这间房也许被窃听了。
我们离开了酒店，时间还很早，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转到一条小街上。突然之间，我就到了东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小楼，人行道边一堆堆巨大的绿色垃圾堆得那么高，形成了一堵墙。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超过了我们，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后飘扬。两个瘦长结实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穿着卡其工装裤和卡其衬衫，白色纱布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脸。我惊得一跳，卡里大笑着，那两个男人转进了另一条小巷。
“上帝，”我说，“那些口罩真吓人。”
“你会慢慢习惯的，”卡里说，“现在，认真听着，我想让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着，卡里跟我解释他将要偷运出去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对本国钞票的出境政策极为严厉。
“如果我被抓了，就会蹲监狱，”卡里说，“除非F先生帮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监狱。”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会被抓？”
“你是个知名作家，”卡里说，“日本人对文学推崇备至，你只会被赶出日本，嘴巴闭得紧紧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来这儿享受一段好时光的。”我说。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让他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他妈的要怎样才能通过美国海关呢？”
“我们不用，”卡里说，“我们去香港，把钱脱手，那里是个自由港，在那里，只有拿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通关。”
“上帝，”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们要去香港，我们在那之后又该死的要去哪里，西藏吗？”
“认真点，”卡里说，“别惊慌，我一年前带了一点钱这样走过一次，就为了试一试。”
“给我弄把枪，”我说，“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你这狗娘养的，给我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我在大笑，卡里把我套住了。
卡里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你不能带枪，”他说，“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会有电子安全检查，查你本人和随身行李。大多数还会用X光机查你托运的行李。”他顿了一顿，然后说，“唯一不用X光机检查行李的就是国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能想象我独自一人带着两百万美金在香港，”我说，“我他妈的脖子上会被砍几万刀。”我说。
“别担心，”卡里流利地答，“不会出事的，我们会尽情享受的。”
我在大笑，但很担心。“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在香港该怎么办？”
卡里说：“去双叶银行找他们的副总裁。他会拿走钱，把它换成港币，然后给你一张收据，收你两万块的手续费，然后他会再把港币换成美金，再收五万块。美元会被送去瑞士，而你会拿到一张收据。一周后，香格里拉酒店就会从那家瑞士银行收到一张两百万美元减去香港银行手续费的汇票。看，多么简单？”
在我们走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这琢磨了一番。最终，我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你该死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我？”
“别再问其他问题了，按我说的做，”卡里说，“你欠我个人情，对吗？”
“对。”我说，再也没问别的问题。
我们回到酒店后，卡里打了几个电话，用日语交谈的，然后告诉我他要出去。
“我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他说，“但我也许会迟一点。就在这间房里等我。如果我今晚没有回来，你明天一大早就跳上飞机回家，好吗？”
“好。”我说。
我试着在卧室里看书，却想象着客厅里有声响，于是就去了客厅。我在套房里吃了午餐，吃完后我打电话回美国。几分钟就接通了，那让我很惊讶，我以为至少要花半个钟头。
瓦莱莉立即接了电话，我能从她的声调中听出她很高兴我打了电话。
“神秘的东方怎么样？”她问，“你玩得开心吗？去了艺伎屋没有？”
“还没，”我说，“目前我唯一看到的只有东京一大早的垃圾。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等卡里，他出去办事了。至少我玩牌赢了他六千块。”
“好呀，”瓦莱莉说，“你可以帮我和孩子们买几套漂亮的和服。哦，另外，昨天有人打电话找你，说是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他说他以为你会在赌城，我告诉他你在东京。”
我的心脏停跳了片刻，然后随意地说：“他说他叫什么了吗？”
“没有，”瓦莱莉说，“别忘了我们的礼物。”
“我不会忘的。”我说。
突然，我不那么肯定卡里能回来了。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花在了担心上。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定了第二天一大早飞回美国的机票。我检查了卡里的卧室，那个黄铜包着的大箱子不见了。
夜幕降临时，卡里回到了套房。他搓着双手，兴奋又快活。“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说，“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今晚我们好好玩，明天解决掉一切问题，后天我们就在香港了。”
“我跟我妻子打了电话，”我说，“我们愉快地聊了聊天，她告诉我，有人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过去，问我在哪里，她告诉他我在东京。”
这让他冷静下来，他琢磨着这件事，然后耸了耸肩。
“听上去像是格罗内维特，”卡里说，“想证实他的直觉是对的。他是唯一有你电话号码的人。”
“在这件事上，你相信格罗内维特吗？”我问卡里，立刻，我就知道我越了界。
“你他妈什么意思？”卡里说，“这么多年来，那男人一直就像是我的父亲，他塑造了我。该死，我信任他超过任何人，甚至是你。”
“好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我们要起程了？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关于去洛杉矶买古董的狗屎说辞？”
“因为他就是这么教我的，”卡里说，“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不必知道的事情，他会因这个为我骄傲，即使他查出来了也一样，我的做法是正确的。”然后他放松了些，“赶紧，”他说，“穿好衣服，今晚我会向你展示你人生中最好的时光。”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了伊莱·赫姆西。
就像所有曾经看过关于东方的电影的人，我曾幻想过在一间艺伎屋里度过一晚，美丽又有天赋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我的快感。当卡里告诉我，我们会享受艺伎提供的娱乐时，我指望会被带去我在电影里看过的那些七拐八弯、装饰得喜气洋洋的房子。所以，当车在东京一条主街上有遮阳篷的餐馆前停下来时，我很惊讶。那看上去像曼哈顿区的任何一家中餐馆。一个侍应领着我们穿过了拥挤的餐馆，到了一扇通往一个私人包间的门前。
房间里满是奢华的日式家具，天花板上吊着彩色的灯笼，一张长长的宴会桌，只比地板高一英尺，上面摆着颜色艳丽的碟子、小小的酒杯和象牙筷子。有四个日本男人，他们都穿着和服，其中一个是F先生。他和卡里握了握手，其他人则对我们鞠躬，卡里把我介绍给了所有人。我曾经看过F先生在拉斯维加斯赌博，但从未跟他结识过。
七个艺伎姑娘迈着小碎步跑进房间。她们都穿着充满浮华织锦、颜色艳丽、花团锦簇的美丽和服，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坐在桌边的坐垫上。一个姑娘陪一个男人。
学着卡里的做法，我也坐在宴会桌边的一个坐垫上。女服务员端进来盛满了鱼和蔬菜的巨大盘子，每个艺伎姑娘都喂着分配给她的男人。她们用象牙筷子挑起一小块鱼，或几根绿色蔬菜，喂给自己的那个男人，用无数像毛巾一样的小小餐巾帮我们擦嘴擦脸，餐巾都湿润又芬芳。
我的那个艺伎离我非常近，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身体上，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哄着我吃喝。她不断往我杯子里倒某种酒，著名的清酒，我猜。那酒味道好极了，但食物中鱼太多了，直到他们送进来一盘盘牛肉，都切成小小的方块，蘸着某种美味的酱。
近距离地观察这位讨人喜欢的艺伎，我知道她至少有四十岁，虽然她的身体紧贴着我的，我却感觉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她和服上的许多织花。她就像具埃及木乃伊一样，被紧紧裹了起来。
晚餐后，姑娘们轮流娱乐我们。一个姑娘演奏了一种像长笛的乐器，我那时已经喝了太多酒，不熟悉的音乐听上去像是风笛。另一个姑娘则念了一首诗歌。男人们都鼓掌。然后我的艺伎站了起来，我为她加油，她翻了几个令人震撼的跟斗。
其实，她把我吓死了，因为她翻跟斗直接越过了我的头。然后她同样翻跟斗越过了F先生的头，但他在空中抓住了她，试图要亲吻她，或是类似的动作。我喝得太醉看不真切。她避开了他，轻敲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两人都欢快地大笑起来。
然后，艺伎姑娘组织男人们一起玩游戏。我震惊地看到那个游戏是一只棍子上的橘子，我们双手背在背后，去咬橘子。当我们这么做时，一个艺伎会在棍子的另一边也这么做。当橘子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跳动时，两张脸就会爱抚地擦过对方，那让艺伎们咯咯直笑。
卡里在我身后低声说：“上帝，下次我们干脆玩转瓶子得了。”但他却对着F先生绽开大大的笑容，F先生似乎玩得极开心，用日语大声喊那些姑娘，还试着抓她们。还有其他游戏，包含了棍子、球和一些杂耍。我醉得太厉害，玩得和F先生一样开心。在某一个时刻，我摔倒在一堆坐垫上，我的艺伎把我的头捧到她大腿上搁着，用一片热乎乎的香味餐巾擦拭着我的脸。
接下来我所记得的，就是跟卡里一起坐在有司机的车里，穿行在黑暗的街道之中，然后，车停在了郊外一座大宅门前。卡里领着我到大门，门便魔法般地打开了，我们真的进了一幢东方的房子，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些睡觉用的床垫，墙都是薄木做成的滑门。
我摔倒在其中一个垫子上，只想睡觉。卡里在我身侧跪下来。“我们今晚待在这里，”他悄声说，“明天一早，我会叫醒你。待在这儿，好好睡一觉，会有人照顾你的。”在他身后，我能看到F先生微笑的脸，他已经完全酒醒了，那令我脑中的警铃大作。我挣扎着从床垫上爬起来，但卡里把我往下推，然后我听到F先生的声音说：“你朋友需要有人陪。”我沉沉地躺在床垫上，实在太疲惫了，根本什么都不在乎。我沉入了梦乡。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滑门打开的轻嘶声把我吵醒了。在阴影重重的暗淡光线中，我看到两个穿着亮蓝黄相间和服的年轻日本姑娘穿过打开的墙。她们拿进来一个小红木浴缸，里面装满冒着热气的水。她们脱下我的衣服，用她们的手指摩挲着我的身体，按摩着每一块肌肉，把我从头到脚地洗起来。当她们这么做时，我勃起了，她们咯咯直笑，其中一个还轻轻拍了拍它。然后她们端起红木浴缸消失了。
我足够清醒，开始想卡里该死的到哪儿去了，但没清醒到能爬起身去找他。这样也好。滑门再次打开，这次只有一个姑娘，一个新的姑娘，单是看着她，我就能猜出她的功能会是什么。
她穿着一件垂坠感十足的长长的绿色和服，藏住了她的身体。她的脸很美丽，妆容强调了她的性感。她厚厚的黑色头发盘在头顶，一把似乎由珍贵宝石镶嵌的精美梳子别在头顶。她走向我，在她跪下来之前，我能看到她的双足都赤裸着，小小的，形状美极了，脚趾上涂了深红的甲油。
灯光似乎更暗了，突然间，她就变成了赤裸的。她的身体是一种纯粹的牛奶般的白，胸脯小而圆挺，乳头是惊人的浅粉色，就像它们是被染红的。她弯下腰，把梳子从发间摘下来，摇晃着头。长长的黑色长发无穷无尽地悬于我身体上，覆盖住它。然后，她开始亲吻着我的身体，她的头认真地轻轻摇摆着，丝般的厚厚黑色长发甩过我的大腿。我躺了回去。她的嘴温润，舌却带着些粗暴。当我试着移动时，她把我压回去。当她做完后，她躺到我身边，把我的头搁在她胸脯上。夜里某一刻，我醒了过来，跟她做了爱。她的双腿紧紧缠住我的，猛烈地移动着，好像这是一场我们俩性器间的战争。那是一场激烈的性爱，高潮时，她发出一声细细的尖叫，我们摔到了床垫外，然后相拥入眠。
门滑开的声音再次吵醒了我。房间里充满晨曦的光线，那姑娘已经走了，透过洞开的墙壁，在相连的房间里，我看到卡里坐在黄铜包裹的巨大箱子上。虽然他离得很远，我还是能看到他微笑着。
“好了，梅林，快点起来吧，”他说，“我们今天早晨飞去香港。”
那个箱子那么沉，得由我来把它拖到车边，卡里拖不动它。没有司机，卡里负责开车。我们到机场后，他把车停在航站楼外。我拖着箱子走进去，卡里在前面开路，把我领到行李托运柜台。我仍有些昏昏沉沉的，那巨大的箱子又不断地撞着我的小腿胫骨。托运时，章子盖到了我的机票上，我琢磨着这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卡里没注意这一点，我也没说什么。
我们穿过门，走上停机坪，朝飞机走去，但我们并没有登机，卡里等待着，直到一个装得满满的行李卡车从航站楼绕过来，我们能看到黄铜包裹的巨大箱子正在最上面，在我们的注视下，工人们把它装进飞机机腹。我们上了飞机。
飞去香港要花超过四个小时，卡里很紧张，我玩纸牌又赢了他四千块。当我们玩牌时，我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跟我说的是明天离开。”我说。
“是啊，我也以为是那样，”卡里说，“但F先生准备好钱比我预计的早一些。”
我知道他纯属胡说。
“我爱死了那个艺伎派对。”
卡里咕哝着，假装研究自己手上的牌，但我知道他的心思不在牌局上。
“该死的高中生阴道撩拨队，”他说，“那些艺伎的鬼玩意都是狗屎，我宁愿选拉斯维加斯。”
“我可不确定，”我说，“我觉得那挺有趣的，但我得承认，我之后得到的那点小甜头更好。”
卡里完全忘记了他的牌。“什么甜头？”他问。
我跟他说了大宅里的姑娘。卡里咧嘴笑开了。“那是F先生安排的，你这走运的狗娘养的，而我却整夜都在外面奔波，”他顿了一顿，“所以你的防线终于崩溃了。我敢打赌这是你第一次背叛在洛杉矶的那个妞。”
“是啊，”我说，“管它的呢，三千英里之外，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算。”
当我们在香港着陆时，卡里说：“你去行李认领区等箱子，我守在飞机旁，等着他们把行李搬下来，然后我会跟着行李车，这样，任何鬼鬼祟祟的小偷就都偷不到它了。”
我迅速地穿过航站楼，走到行李传送带那边。航站楼非常拥挤，人们的脸跟在日本的不太一样，但大部分仍是东方面孔。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转起来，我专注地盯着，等待黄铜包裹的箱子从斜槽里滑下来。十分钟后，我开始疑惑卡里为什么还没出现。我四处看了一圈，谢天谢地，这里没人戴纱布口罩。那些东西让我很受惊吓，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危险分子。
然后，那个黄铜箱子从斜槽里掉了下来，当它转到我身边时，我抓住了它。它仍然沉甸甸的，我检查了一下，确保它没有被刀划开。这么做时，我注意到把手上贴着一个小方块名牌，上面写着“约翰·梅林”，然后，名字下面是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我终于明白了卡里为何要叫我来日本。如果真有人会被抓进监狱，那个人将会是我。
我坐在箱子上，大概三分钟后，卡里出现了。看到我时，他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太好了，”他说，“我找了辆出租车，正在等着，我们去银行吧。”这一次，他提起了箱子，毫无困难地把它一直拎出了航站楼。
出租车在挤满了人的小巷子里绕来绕去。我什么都没说，我欠卡里一个巨大的人情，现在，我还了他的情。我因为他欺骗了我，并让我暴露在如此的危险之下而觉得受伤，但格罗内维特会为他骄傲。因为同样的传统，我决定不告诉卡里自己已经明白过来的事情。他肯定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也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出租车停在主街上一幢摇摇欲坠的建筑前，窗上印着金色的字——双叶国际银行。在门的两侧，是两个扛着机关枪的穿着制服男人。
“危险的城市，香港。”卡里说着，冲保安点点头。他自己把箱子提进了银行。
进门之后，卡里沿着走廊走进去，敲响了其中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一个亚欧混血的络腮胡小个子冲卡里笑着，跟他握手。卡里向我介绍他，他的名字是个奇怪的音节组合。那亚欧混血领着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往里走，一直到了一间巨大的房间，里面有张长长的会议桌。卡里把箱子扔到桌子上，开了锁。我得承认，眼前的景象令人大开眼界，箱子里塞满了崭新的日元现钞，灰蓝色的纸上印着黑色文字。
那亚欧混血拿起一部电话，喊出一些指令，我猜是中文。几分钟后，房间里就站满了银行职员，一共十五个，都穿着那种闪亮的黑色西服。他们立即开始对付箱子里的钱，一共花了他们超过三个小时，才数完并整理好所有的钱，然后再数再核对一遍。那个欧亚混血把我们带回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沓文件，签了名，盖上公章，然后把它递给卡里。卡里把文件看了一遍，放进自己口袋里。这一包文件就是那个“小”收据。
最终，我们站在了银行外面阳光照耀的街道，卡里无比地兴奋激动。“我们做成了这事，”他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摇摇头。“你怎么能冒这样的险？”我说，“这样处理这么多的钱实在是太疯狂了。”
卡里冲着我微笑：“你该死的以为在赌城的赌场里做的都是什么生意？全都是冒险，我得到的就是一份冒险的工作。在这件事上，我知道做成的几率很大。”
当我们坐进一辆出租车后，卡里指挥司机把我们送去机场。“上帝，”我说，“我们穿越了半个地球，而我甚至连在香港吃一顿饭都没机会？”
“我们就别冒险了，”卡里说，“说不定有人会认为钱还在我们手上，我们赶紧回家吧。”
在飞回美国的长途旅程中，卡里运气非常好，赢回了他欠我的那一万块中的七千块。如果不是我决定不玩了，他很可能会把所有钱都赢回去。
“得了吧，”他说，“给我个机会回本啊，公平一点。”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不，”我说，“我想在这一次旅程里赢你一回。”
那让他有些意外，于是任由我在回洛杉矶剩下的旅程里睡觉。当他等着飞回拉斯维加斯时，我陪着他。我睡觉时他肯定把事情全部琢磨了一遍，然后明白我看到了箱子上的名牌。
“听着，”他说，“你得相信我。如果你在这次旅途中遇上任何麻烦，我和格罗内维特、F先生都会把你弄出来，我很感激你所做的，如果没有你，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趟旅程，我没有那个胆子。”
我大笑。“你玩纸牌欠我三千块，”我说，“就把那钱放到香格里拉的兑筹处，我会用它来当百家乐的赌注。”
“当然，”卡里说，“听着，你真的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背叛你的姑娘才觉得安全么，要跟她们相隔三千英里？整个世界也没那么大，你出轨的机会少得可怜。”
我们大笑起来，在他登机前握了握手，他仍然是我的兄弟，老伙计“算牌”卡里，我只是不可能完全信任他。我一直都清楚他是什么人，并接受了他的友情，我怎么能够在他做真实的自己时生气呢？
我穿过西部航空公司的洛杉矶航站楼，停在电话亭边。我得打电话给简奈尔，告诉她我来了洛杉矶。我不知是否应该告诉她我去了日本，但我决定不告诉她。我会按照格罗内维特的方式行事。然后我才记起另一件事，我没有从东方给瓦莱莉和孩子们带任何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