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接受他提供的工作的原因很多，但奥萨诺那份工作确实有趣又有威望。自从几年前奥萨诺被指派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编辑后，他一直跟下属关系不好，所以我将做他的助理。收入不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小说。再加上我在家太快活了些，几乎成了个小资的隐士。我很快活，但我的生活很沉闷，我渴望刺激，渴望危险。我隐约记得逃开家去赌城时所真正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这简直是疯了，如此开心地回忆不开心的日子，却鄙视手中紧握着的幸福？
但我接受那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奥萨诺本人。他是美国最知名的作家，因为一系列成功的小说而大受赞扬，同时也因为以身试法、性丑闻和对社会的革命性态度而声名狼藉。他跟一切人和事都对着干，但在艾迪·兰瑟带我去见他的那个派对上，他让每个人都觉得他魅力非凡且十分令人着迷。那个派对里的人都是文学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自己完全熟知如何做到既讨人喜欢又难以取悦。
我得承认，奥萨诺很讨我喜欢。在派对上，他卷入了跟美国最有权势的文学批评家的热烈争吵。那人是奥萨诺的密友，很支持他的作品，但那评论家竟说出非小说作家也在创造艺术、有些批评家也是艺术家这样的话。奥萨诺立即冲到他面前。“你这吸血的浑蛋，”他大喊，一手端着酒，另一只手抬起来，就像随时准备挥拳，“你他妈有胆靠真正的作家生存，然后说自己是艺术家？你根本连艺术是什么都不知道。艺术家靠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创造，明白吗，你这该死的混球？艺术家就像只该死的蜘蛛，他的蛛丝都藏在自己肚子里。你们这些渣滓等他把蛛丝吐出来后，再跑过去用你们那该死的家庭主妇的扫帚把它扫掉。你拿扫帚很在行，你这该死的混蛋，你也就这么点本事。”他的朋友大为震惊，因为他刚刚还称赞了奥萨诺的非小说作品，并说它们是艺术。
之后，奥萨诺走开，来到一群崇拜他的女人中间，这群人中有两三个女权主义者。他跟她们还没相处两分钟，这个小组便再次成为众人的焦点。其中一个女人正愤怒地冲他大喊，而他则带着好笑的神情倾听着，鬼鬼祟祟的绿色眼珠像猫眼似的闪着光，接着他就开始了。
“你们这些女人想要平等，却根本不懂权利制衡要怎么玩，”他说，“你们唯一的王牌就是你们的阴道，你们却立即就把这张底牌翻开来给对手看。你们完全泄露了秘密。一旦没有了阴道，你们就什么权利都没了。男人可以在没人爱时生存下去，但不能没有性。女人非得拥有爱才行，没有性也没关系。”他说完最后一句话，那群女人抗议着愤怒地围住了他。
他毫不退缩。
“女人得到了人生中能得到的最好交易，却还抱怨婚姻。婚姻就像你们买的债券，既有通货膨胀，也会价值缩水。对男人而言，你们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知道为什么吗？女人老得比男人快，你能想象一个五十岁的老女人能骗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上床吗？极少有女人能有男人一样的经济实力去买青春。”
一个女人大喊：“我有个二十岁的情人。”她年约四十，是个好看女人。
奥萨诺冲她邪恶一笑。“恭喜你，”他说，“但你五十岁之后怎么办？有那么多年轻女孩随意跟人上床，你得抓住那些刚刚中学毕业的男孩子，并保证给他们买十速自行车才行。再说了，你觉得你的年轻情人会像年轻女孩爱上男人那样爱上你吗？你可不像我们，有弗洛伊德式的父亲形象可供利用。我得再重复一遍，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看上去比他二十岁时吸引人得多，到了五十岁他还能很好看，这是生物学。”
“胡说，”那个漂亮的四十岁女人说，“年轻姑娘把你们这些老男人当傻瓜，你们也相信了她们的鬼话。你们并没有更吸引人，只不过拥有更多权力。所有的法律也站在你们那边。等我们改变了那一点，我们就能改变一切了。”
“当然，”奥萨诺说，“你们会通过一些法律，好让男人老了后必须做手术让他们显得更丑——以公平竞争和平等权利为借口。你们也许还能立法切掉我们的卵蛋。但那改变不了眼下的现实，”他顿了顿，然后说，“你知道最烂的一行诗是什么吗？布朗宁的‘和我一起慢慢老去！最好的时光还未降临……’”
我当时就站在一边。对我来说，奥萨诺所说的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对写作的看法不一样。我痛恨文学讨论，虽然我读所有的评论，并为它们付钱。
该死的，成为艺术家需要什么鬼东西？肯定不是敏锐性，也不是聪颖，它不是极度痛苦，也不是极乐，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真相是，你就像个开保险柜的，转着转盘听那些锁栓各归其位，两三年后，门也许能打开，这时你就可以开始打字了。但这件事最够呛的是，大部分时候，保险柜里的东西根本不值钱。
它就是该死的努力工作和令人头痛的交易。晚上无法入睡，丧失了与其他人以及外面大千世界交流的自信，你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胆小鬼和装病的家伙。你躲避感情生活中的责任。但毕竟，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会对自己给通俗杂志和书评杂志写的那些垃圾感到自豪。这是我所拥有的技能，我终于有了一技之长，我不再只是个该死的糟糕艺术家了。
奥萨诺从未理解这一点，他总是在奋斗，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并作出了一些艺术品和半艺术品。这就像几年之后，他一直无法理解好莱坞那一套，无法理解电影业是多么年轻，就像个还没学会上厕所的小宝宝，所以你不能怪它拉得人们满身都是。
其中一个女人说：“奥萨诺，你在女人那儿的记录那么好。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人人都大笑起来，包括奥萨诺。我为此更加尊重他，一个有五个前妻的男人还能大笑出来。
奥萨诺说：“我在她们搬进来之前告诉她们，必须得百分之百听我的，百分之百。她们清楚自己的地位并接受了。我告诉她们，如果不满意这个安排就搬出去。不用争吵，不用解释，不用谈判，离开就好了。我没法理解，她们搬进来时答应得好好的，之后却开始破坏规矩。她们想有百分之十听她们的，得不到时，就开始闹。”
“多么精彩的提议，”另一个女人说，“她们能得到些什么呢？”
奥纳诺带着完美的严肃表情，环视四周，说：“公平地被操。”有些女人开始嘘他。
在我决定为奥萨诺工作后，我读了他写的所有东西。他早期的作品一流，包含精雕细琢的场景，锐利、准确，那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浑然一体，充满了各种思考。他晚期的作品变得更加深沉，更深思熟虑，散文则更高傲。他就像个满身勋章的重要人物，所有的小说都对批评家敞开了大门，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可供挑剔的素材，来解读、讨论或肢解。我觉得他最近的三本书很差劲，不过那些评论家不这么想。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去纽约，从早上十一点工作到各种不同时间。书评杂志的办公室非常巨大，工作节奏无比忙碌：每月寄过来的新书有上千本，我们每周只有大约六十篇书评的版面，但所有的书都得浏览一遍。在工作时间，奥萨诺真心对每个下属都很好。他总问我小说的进展，并主动提出在送印之前帮我看看，给我些编辑方面的建议，但我太骄傲了，不愿给他看。虽然他名声显著而我默默无闻，我却觉得自己才是小说写得更好的那个。
下午时分，在花很长时间安排要评论的书以及由谁来评论之后，奥萨诺便会拿出一直放在他桌子里的一瓶威士忌，一边喝，一边给我上漫长的一课，讲有关文学、作家的医生、出版商、女人或任何那时纠缠着他的话题。他已经在他最重要的那本小说上耗了五年，那本他认为会使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小说。他已经凭它收了一大笔预付款，出版商很紧张，已经开始催他。奥萨诺对此非常愤怒。“那混蛋，”他说，“他叫我看经典文学找找灵感，那个无知的操蛋家伙。谁会重新再读一遍经典啊？上帝，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那些老混蛋生逢其时，他们花四十页才放一个屁，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把读者困住了，抓住了读者的卵蛋。没电视、没广播、没电影。在英格兰，你甚至连被操都不可能。那些法国作家更有纪律性，至少他们对操人感兴趣，可不像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混蛋们。现在，我问你，一个有海边小屋和电视机的男人为啥要去读普鲁斯特？”
我从来都读不进普鲁斯特，所以点了点头，但我读过其他那些作家的书，看不出来电视机和海边小屋怎么能取代他们。
奥萨诺继续说：“《安娜·卡列尼娜》，人们奉它为经典，书里却满是狗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男人施恩于女人。他从来没有让读者看到那些女人的真实感受或想法，他只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传统观念，他把那东西强塞进去，就像谁真的在乎似的。谁他妈在乎那混球沃伦斯基和他的灵魂啊？上帝，我真不知道谁更差劲，俄国人还是英国人。该死的狄更斯和特罗洛普，五百页对他们来说是小意思。他们在料理花园的间隙写作。法国人至少能写得短一点，但那个该死的巴尔扎克呢？我不服！我不服！谁他妈现在还读他啊。”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叹了口气。“他们中没一个知道该怎么使用语言的。没一个人，除了福楼拜，但他也没有那么伟大。美国人也没有比他们强多少，那个该死的德莱塞根本连那些词的意思都不知道，他是个文盲，我说真的。他就是个该死的土著，一个九百页的大脓疮。这些该死的家伙，到了今天谁都不可能出版，即使出版了，那些批评家也会杀了他们的。上帝，这些人真是生逢其时啊，没有竞争。”他顿了顿，然后疲惫地叹息着，“梅林，我的孩子，我们是个濒死的种族，我们这样的作家。找个别的职业，去骗那些做电视的，写写电影。你手指插在屁眼里都能干那些事儿。”筋疲力竭之后，他会躺在他一直放在办公室让他午睡的沙发上。
我试着让他高兴起来。
“这可以写成一篇给《君子》杂志的绝佳文章，”我告诉他，“挑六本经典，然后肢解它们，就像你写现代小说家的那篇一样。”
奥萨诺大笑：“上帝，那次可好玩了，我只是开个玩笑，借那个玩点游戏让自己更有料，却搞得人人都气死。但那奏效了，它让我更出名，而他们更不知名。这就是文学界的游戏，但那些可怜的混蛋不清楚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自慰着，以为那就够了。”
“所以这应该很容易，”我说，“不过那些教授评论家肯定会跳起来掐你。”
奥萨诺越来越有兴趣，他从沙发里起身，走到书桌边。
“你最恨哪本经典？”
“《织工马南》，”我说，“学校里还在教这本书。”
“老娘们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老师爱死她了。好吧，这也算一本。我最恨《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好，现在没人还在乎艾略特了，但要是我攻击托尔斯泰，那些教授肯定会尖叫着冲出来。”
“狄更斯？”我说。
“必须的，”奥萨诺说，“但不批《大卫·科波菲尔》，我得承认我爱那本书，他真的是个风趣的家伙，那个狄更斯。不过我可以找他性方面的茬，他是个该死的伪君子，写了一大堆东西，连篇累牍的。”
开始列单子。我们没有碰福楼拜和简·奥斯汀，但当我给他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他拍了拍我的背，大喊：“最最荒谬的一本书，”他说，“我可以用它做德国汉堡包。”
最后我们有了个单子：
《织工马南》
《安娜·卡列尼娜》
《少年维特之烦恼》
《董贝父子》
《红字》
《吉姆老爷》
《白鲸》
普鲁斯特（所有的书）
哈代（所有的书）
“还要一个才能凑足十个。”奥萨诺说。
“莎士比亚。”我建议。
奥萨诺摇了摇头：“我还是很爱莎士比亚，你知道，这很讽刺，他为了钱而写作，写得很快，是个无知的下等人，但没人敢动他。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是否真实或公正，只要辞藻华丽或感人就行。‘当世事变迁，爱情就变质，这不是爱’这句如何？我可以给你一大堆这样的话，但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恨死那个该死的麦克达夫和那个白痴奥赛罗。”
“还得再找一个。”我说。
“是啊，”奥萨诺说，高兴地咧嘴一笑，“我们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他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好运。”我说。
奥萨诺沉思着说：“纳博科夫，我觉得他是狗屎。”
“我也祝他好运。”我说。
我们陷入了僵局，奥萨诺最后决定只要九个，这样正好也能让它跟通常的十个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找不出十个来。
他那晚写完了那篇文章，两个月后就发表了。他写得非常精彩、令人恼火，贯穿全篇，他扔下各种小暗示，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本伟大小说将会避免这些经典的所有缺陷，并将取而代之。那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充满愤怒的骚动，全国各处都有文章攻击他和他正在写的小说，那正中他下怀。这个奥萨诺，他就是个一流的骗子。连卡里都会为他骄傲，我总有一天要介绍他们认识。
六个月后，我成了奥萨诺的左右手。我爱极了这份工作。我读了很多书，把我为它们写的笔记给奥萨诺，好让他把它们安排给那些自由撰稿评论家。我们的办公室是一片书籍的海洋，你完全被它们包围、被它们绊倒，它们堆满了我们的桌子和椅子。它们就像是一大群爬满动物尸体的蚂蚁和虫子。我一直都非常热爱和尊重书籍，但现在也能理解有些智慧的书评家和评论家的轻视和厌恶了，他们起的作用就像是英雄的男仆。
但我热爱阅读这一部分，特别是小说和传记。我没法理解科学类、哲学类或更渊博些的书评，所以奥萨诺把它们扔给了其他专业助理。他最乐意的就是找那些刚出书的重量级文学评论家们，他肢解他们，当他们打电话或写信抗议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击的是球，而不是打球的人”，这种毫无涵养的说辞只会令他们更加愤怒。但奥萨诺一直惦记着诺贝尔奖，所以会对某些评论家十分尊敬，为他们的文章和书留足版面，但这种另眼相待很稀少。他特别痛恨英国小说家和法国哲学家。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能看出来，他痛恨这项工作，尽可能敷衍了事。
他还毫无廉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出版商的公关小姐没过多久就学会了，如果她们有本“热门”书想要这个杂志写评论，她们就得请奥萨诺出去吃午餐，好好地拍他的马屁，如果那姑娘年轻漂亮，他还会开玩笑，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让她们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屁股来换版面。他就是那么直白，这让我很震惊，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界。他跟寻求自由撰稿工作的评论家也做同样的交易。他的预算很多，我们付钱派出了很多根本没采用的书评活儿。他说话算数，只要他们做到了，他就做得到。到我为他工作时，他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女朋友，她们靠自己在性方面的慷慨而接触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我爱死了这与评论高度深刻且有道德的姿态间的反差。
在截稿日之夜，我常常跟他一起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我们一起出去晚餐，喝一杯，在那之后他会找人上床。他总想帮我找一个，但我一直告诉他，我的婚姻很幸福。这慢慢变成个永不厌倦的笑话。“你还没厌倦干你的老婆吗？”他问，就像卡里一样。我不回答，无视他，这不关他的事。他会摇着头说：“你就是第十大奇迹，结婚一百年，却还是喜欢干你老婆。”有时我会恼怒地看他一眼，他便会引用我从没读过的某个作家的话，“坏蛋不必存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这是他最爱的一句话，常常被他拿来引用。
在他那里工作，我尝到了文学世界的味道，我总是梦想着能成为其中一员。我把它想成一个没有争执和讨价还价的地方。既然这些人创造了书中那些被人热爱的英雄，那创造者也应该跟英雄一样。当然，我发现他们其实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些，我还发现奥萨诺也痛恨这些人，他会给我上课。
“唯一特别的是小说家，”奥萨诺说，“可不像这些该死的短篇小说家、编剧、诗人、剧作家和那些该死的轻量级文学杂志人。全都表面光鲜，内里单薄，身体里一根风骨都没有。你要写小说，作品就必须要有风骨。”他琢磨了一会儿，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我于是知道下周日的评论里会有篇关于风骨的文章了。
另一些时候，他会大声数落书评的糟糕写作，发行量正在降低，而他把这归罪于评论这一行的枯燥。
“当然，那些操蛋的家伙很聪明，当然，他们有有趣的话要说，但他们写不出一个合格的句子，他们就像结巴，当你努力听清他们咬牙切齿挤出的词语时，他们会踩坏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会在第二版发表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写作精彩、机智，倾向性大到简直是尽可能地树敌。有一周，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死刑。他指出，在任何一场全民投票中，死刑都会成为大获全胜的选择。只有精英阶层，比如这篇书评的读者，才会在美国把死刑变成争议性话题。他宣称，这是政府最高部门的阴谋，让罪犯和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去偷、去抢、盗窃、强奸和杀害中产阶级是政府的政策，是给底层一个宣泄的渠道，让他们不会转身革命。政府高层估计这样花费会小得多。精英阶层居住在安全的社区，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请私人保镖，这样安全地远离被误导的无产阶级的报复。
他嘲弄那些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杀害公民的政策会让人性变得残暴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只是动物，他说，应该像印度人对待杀了人的疯狂大象一样对待我们。实际上，他肯定地说，被行刑的大象都比吸毒后被关进舒适的监狱五六年，然后放出来杀害中产阶级公民的杀人犯更高贵，会去更高级的天堂。
当他在讨论死刑是否有威慑力时，他指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守法的人，他们的警察甚至不用携枪，他把这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都还在处决偷蕾丝手绢的八岁孩子。然后他承认，虽然这的确扫荡了罪行，保护了财物，但最终，它把那些更具活力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政治动物，所以才把社会主义带到了英格兰。奥萨诺的一句话特别激怒他的读者：“我们不知道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但我们知道那些被处决的人再也不可能杀人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恭喜了美国的统治者能够如此天才地给他们的最底层人民偷窃杀人的许可，好让他们不会变成政治上的革命者。
那是篇疯狂的文章，但他写得那么好，整篇看上去很有逻辑性。我们自由主义的明智读者中最有名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寄了几百封抗议信来。一封由激进组织撰写、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签名的特别来信被寄到出版商那儿，要求不让奥萨诺再当书评的编辑，奥萨诺第二期就把它刊登了出来。
他太有名了，他们没法开除他。人人都在期待他“伟大的”小说写完，那本保证会让他得诺贝尔奖的小说。有时，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长长的黄色稿纸上写着什么，我进去时他便把它放进抽屉。我知道，这就是那进行中的著名作品。我从没打听过这本书，他也从未主动提及。
几个月后，他又惹上了麻烦。他在书评杂志的第二版写了篇文章，他在里面引用一些研究说明刻板印象也许是真的——意大利人是天生的罪犯，犹太人比任何种族都会赚钱，是更好的小提琴手和医学院学生，最糟的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把父母扔进养老院。然后他引用一些研究说爱尔兰人都是酒鬼，也许是因为某种未知化学元素的缺乏、或饮食习惯、或他们都是被压抑的同性恋这一事实，如此等等。这引来了尖声抗议，但无法阻止奥萨诺。
在我看来，他就是疯了。有一周，他占了头版，登了他自己对一本直升机研究书籍的评论，他脑子里的疯狂念头还在转——直升机将取代汽车，到那时，这些数百万公里的水泥高速公路将会被铲断，农田取而代之。直升机将帮助家庭重归原始结构，因为这样，人们就能轻易拜访那些远亲了。他很确信汽车将会过时，他痛恨汽车，当他周末去汉普顿时，他要么坐水上飞机，要么坐专门包的直升机。
他宣称，只要再来几项技术革新，直升机就会变得跟汽车一样好操作。他指出，自动挡已经让数百万无法开手动挡的女性成为驾驶员。这只言片语点燃了女性解放组织的怒火。更糟糕的是，在同一周，一个美国最声名显赫的文学学者出版了一本严肃的海明威研究。那个学者关系网很强，朋友也都很具影响力，他花了十年时间做这项研究，除了我们这里，他占据了每本书评的头版。奥萨诺只给了他第五版，并且只有三栏而不是一整页。那周晚些时候，出版商找了他，奥萨诺在顶楼的大办公室套间里待了三个小时解释自己的行为。当他下来时，他的嘴咧到了耳根，快活地对我说：“梅林，我的孩子，我要继续往这个该死的杂志里塞些生命力，但我想，你该开始找另一份工作了。不用担心我，我快写完我的小说了，那时我就自由了。”
那时我已经为他工作了将近一年，我不知道他哪有时间写作。他在操着任何他能弄到手的人，还要去参加纽约的所有派对，在这些时间里，他还为一本短篇小说弄到了十万美元的定金，他在办公室里利用写书评的时间写了它，那花了他两个月。评论家为之疯狂，但它虽然被提名全国书籍大奖，卖得却不多。我读了那本书。文章写得精彩又晦涩，角色塑造很荒唐，故事情节简直就是疯了，对我而言，这本书虽然有些复杂的想法，但仍很蠢。他有个一流的头脑，这点毫无疑问，但在我看来，作为小说这本书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从未问过我是否读过它，显然并不想听我的意见，我猜他也知道那全是狗屎。因为有一天他说：“现在我有张支票了，能写完那本大书了。”类似某种道歉。
我喜欢上了奥萨诺，但也总有点怕他，没人能像他那样把我从我的壳里拉出来，逼着我谈论文学、赌博甚至是女人。然后，当他打量过我之后，就会彻底分析我，他对除他自己之外的人装腔作势非常敏锐。我告诉他乔丹在赌城自杀和之后发生的一切，以及我如何觉得那改变了我一生，他琢磨了良久，然后给了我他洞察到的，还加上一段演讲。
“你抓住了那个故事，你总是重温它，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我，他穿行在办公室一堆堆的书中，双臂四处挥舞，“因为你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没有危险。你永远不会自杀，永远也不会那么支离破碎。你知道我喜欢你，否则你绝不会变成我的左右手。我信任你远超其他任何人。听着，让我向你坦白一点，因为那个该死的温迪，我不得不重写遗嘱。”温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离婚后已经再婚，但到现在仍用她的各种要求把他逼疯。他只要提到她，眼神就会变得疯狂，随后他冷静下来，给我一个最甜蜜的微笑，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却让他看上去仍像个小孩子。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说，“但我想任命你为我的文学执行者。”
我既震惊又高兴，带着这一切，我退缩了。我不想要他那么信任我或喜欢我，我对他没有相同的感觉。的确，我喜欢他，着迷于他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虽然我试着否认，但我仍对他文学上的名声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富有、知名又有权势。他需要以如此信任我这一事实向我显示他其实是多么脆弱，这让我失望，它打碎了我对他的某些幻想。
但他继续说起我来。“你知道，在这一切之下，你对乔丹有种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鄙视。你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当然，你喜欢他，为他觉得遗憾，甚至你也理解他。但你无法接受一个拥有那么多未来的人自杀，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他糟糕十倍，却永远不会做那种事。你甚至是开心的，你过的是狗屎般的一生，以前从未拥有过任何东西。你非常努力地工作，拥有一种局限的小资式婚姻，你是个艺术家，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却没有真正的成功。但你基本上是开心的。上帝，你仍然喜欢干你老婆，而你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十五年了。你要么就是我见过的最不敏感的混蛋，要么就是最自持的人。但我知道一点，你是最坚强的，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按照你想的做事，操控着自己的人生。你从不会惹上麻烦，即使惹上了，你也不会惊慌失措，只会想法脱身。我尊重你，但我不嫉妒你。我从没见过你做或说任何真正过分的话，但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任何人，你只不过在掌控自己的人生。”
然后，他等待着我的反应。他咧嘴笑着，狡猾的绿眼睛满是挑衅。我知道他享受这么说，但我也知道有些是真心的，而我很受伤害。
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想告诉他，作为孤儿长大是什么感觉，我错过了最基本的东西，人类体验的最核心内容。我没有家庭，没有社会触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我只有我哥哥亚蒂。当人们谈及人生时，我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直到我跟瓦莱莉结婚。正因如此，我才自愿入伍参战。我的理解是，战争是另一个普遍的经验，我不想被落下来。我想对了，战争曾经是我的家庭，不管它听上去有多愚蠢。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它。奥萨诺刻意漏掉，或是他假设我知道所以懒得说的是，控制自己的人生可没那么简单。他无法得知的是，幸福这枚硬币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我一生都因为外在环境而不快乐，现在也因为外在环境变得相对而言比较快乐。跟瓦莱莉结婚，有孩子，有一种技艺，能够生产写作内容让我赚钱，这些都让我快活。这些是我在致命的遗失后所获得的受控制的幸福，因此，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很局限，是个看上去空无一物的小资人生。我朋友很少，不会社交，对成功兴趣也不大。我只想熬过这一生，或者说，我那时是这么以为的。
奥萨诺注视着我，仍然微笑着。
“但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狗娘养的，你从不让任何人靠近你，不让任何人得知你的真实想法。”
这一点我必须抗议。
“听着，你问我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我都会告诉你。你最新的那本书就是一坨屎，你运作这家书评杂志的方式简直疯狂。”
奥萨诺大笑起来：“我不是指那种事，我从没说过你不真诚。算了吧，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特别是等你开始追逐女人，然后搅上了某个温迪这样的女人之后。”
温迪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书评杂志办公室。她美艳惊人，褐发，疯狂的眼睛，浑身充满性能量。她非常聪慧，奥萨诺会派书评给她。她是唯一不怕他的前妻，自从两人离婚，她就弄得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一旦给迟了赡养费，她就会冲进法庭，要求提升给孩子和她的赡养费。她弄了个二十岁的作家住进她的公寓并养着他。那作家嗑药嗑得很凶，奥萨诺很担心他会对孩子做出什么来。
奥萨诺讲的关于他们婚姻的故事让我很难相信。他说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去个派对，进了电梯后，温迪却拒绝告诉他派对在哪一层，他们因此吵了架。他变得非常愤怒，甚至掐她脖子逼她告诉他，玩着一个被他称为“掐死小鸡”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他对这段婚姻最有爱的回忆。她的脸色变得紫黑，摇着脑袋，但仍然拒绝回答他关于派对在哪里举行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开她，知道她比他还疯狂。
有时当他们有小争执，她就会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扔出公寓，警察来了后会因她的蛮不讲理而震惊。他们会看到奥萨诺的衣服被剪成碎片堆在地上。她承认那是自己干的，但那也没给奥萨诺打她的权利。她没说的是，她刚刚坐在那一堆被剪碎的西装、衬衣和领带上，用振动器自慰。
奥萨诺有一堆关于振动器的故事。她曾经因为无法达到高潮而去看心理医生，六个月后，她对奥萨诺承认说那心理医生把干她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奥萨诺并没有嫉妒，到那时他已经憎恶她了。“憎恶，”他说，“不是恨，两者不一样。”
每次他收到心理医生的账单时，都会异常愤怒并冲她发火。“我每周付一百块给个男人操我老婆，他们还说那是现代医学？”在他老婆举办一场鸡尾酒会时，他讲了这个故事，她气疯了，不再去看心理医生，而是买了个振动器。每天晚餐前，她会把自己锁进卧室，把孩子们关在门外，用那机器自慰。她总能到达高潮。但她定下了严格的规定，在那一小时里，谁都不许打扰她，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她丈夫。全家人，甚至包括孩子们，都把它称为“欢乐时光”。
令奥萨诺最终离开她的，按照他的说法，是她开始念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如何从他妻子塞尔妲那里偷了她最出色的作品，说如果不是他丈夫这么做了，她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奥萨诺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摁进《了不起的盖茨比》里。
“读一读这个，你这蠢婊子，”他说，“读十句话，然后读读他老婆的书，再过来跟我说。”
她两本书都看了，然后回来找奥萨诺，告诉他同一句话，他一拳揍到她脸上，揍青了她两只眼睛，然后永远地离开了。
就在最近，温迪又令人恼火地赢了奥萨诺一场。他知道她把孩子的赡养费给了她年轻的情人，但有一天，他女儿过来找他要求买衣服，她解释说她的妇科医生叫她再别穿牛仔裤了，因为她阴道有炎症。当她找母亲要钱买裙子时，她母亲说：“找你父亲去。”这发生在他们离婚后五年。
为了避免争执，奥萨诺直接把赡养费给了女儿，温迪并没有反对，但一年后，她把奥萨诺告上法庭，要求上一年的钱。女儿为父亲作证，奥萨诺很肯定法官知道所有的内情后自己一定会赢，但法官坚决地告诉他，不仅要直接把钱付给母亲，还要一口气把上一年的钱全交给她。所以他实际上交了两次。
温迪为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她甚至在之后试着对奥萨诺友好些。当着孩子的面，他拒绝了她的爱意并冷酷地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婊子。”温迪之后再来书评杂志时，他拒绝让她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并取消了给她的所有工作。令他惊讶的是，她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憎恶她。她冲着朋友抱怨他，并四处说他在床上根本硬不起来，从来都没满足过她，说他是个压抑本性的同性恋，其实最爱的是小男孩。她试图阻止他在夏天带走孩子们，但那一场是奥萨诺赢了。随后，他在一本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恶毒又机灵的小故事。也许他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搞定她，但在小说里，他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肖像，纽约文学界人人都知道她，立刻就认出了她来。她被尽可能地击溃了。在那之后，她没再去惹奥萨诺，但仍像毒药一样令他耿耿于怀，令他无法在想到她时不变得满脸涨红、眼神疯狂。
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告诉我电影公司买了他一本旧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他得过去开个关于剧本的会，一切开销全包。他提议把我也带上，我同意了，等我们去了那儿，我想顺便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拜访一个老朋友。他说没问题。那时他刚跟前一个妻子离婚，还没找到新的，而他痛恨一个人旅行，他觉得自己是要踏入敌人的领地，所以想要个朋友在身边。无论如何，这是他的说法。既然我从没去过加州，出门时也有工资拿，看上去挺划算的，我当时可不知道我做的事完全对得起那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