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房子建好，那将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我觉得有点怪异：现在我终于可以跟其他人一样了，我可以独立，再也不用依赖社会和其他人了。
我想这源自我对廉租房日益增长的厌恶。依赖自身非常出色的社会素质，不论黑人白人都在经济结构中向上爬升，收入多到再不够资格继续留在廉租房中，他们搬出去后，他们的房子则被不那么适应社会的人所占据。后来搬进来的黑人和白人将会是永远住在这里的一群，瘾君子、酒鬼、业余皮条客、小偷和一时冲动的强奸犯。
面对新的入侵，廉租房的警察进行了战略性撤退。新来的孩子更野性，开始捣毁一切。电梯坏掉没人管，走廊的窗子被砸坏便再也没人修。我下班回家时，走廊里常有空威士忌酒瓶，男人坐在大
我说不，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要留下来。我知道瓦莱莉想的是什么，但她太为此羞愧，以至于说不出口。她害怕那些黑人。她受过教育，被训练成自由主义者，相信平等，她没法让自己接受这一现实：她害怕这些搬到家附近的黑人。
我的想法则不同。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一点也不盲信，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纽约市正在把它的廉租房项目变成黑人贫民窟，把黑人从白人社区中隔离出来，于是廉租房变成了隔离线。小哈林区正逐渐被城市自由主义的白人占领。白人工人阶级的所有渣滓们都被隔离于此：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没法养活自己的和无法适应社会以至于无法拥有家庭的。稍微有点积蓄的人都会拼命逃往郊区、私宅或城里的商品公寓。但廉租房区的权力平衡并没有改变，白人的数量还是超出了黑人一倍，而且那些社会适应良好的家庭，无论黑人还是白人，仍勉强算是多数。我琢磨着，廉租房区至少在我们要待的这十二个月里仍然安全。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我猜，我瞧不起这里的所有人。他们都像动物一样，没有自由意志，满足于只要能弄到手，就一天又一天地靠着酒精、毒品和性来荒度。这里变成了另一个该死的孤儿院。但是，为什么我还住在这里？我又是什么人？
一个年轻黑人女性带着四个孩子住在我们这层，她体格健壮，快活性感，满是兴高采烈的幽默感。她丈夫在她搬进廉租房前离开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那女人白天是位好母亲，孩子们干净整洁，她把他们送去学校，并从巴士站把他们接回来。但到了晚上，那位母亲就没那么靠谱了。晚饭后，我们常会看到她打扮停当出门约会，孩子们则被独自留在家中，她最大的孩子只有十岁。瓦莱莉对此大摇其头，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
有一晚，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上床后突然听到火警的尖利鸣叫，在我们的公寓里甚至能闻到烟味。我们的卧室窗子正对着那黑人女性的公寓，就像电影画面一样，我们能看到火舌在那间公寓中舞动，小小的孩子们在里面奔跑。瓦莱莉穿着睡衣跳起来，从床上扯下一床毯子就冲出了公寓，我紧跟着她，正好看到走廊那头公寓的门被打开，四个孩子逃了出来。公寓里的火焰正在他们身后燃烧。瓦莱莉追着他们跑进走廊，该死，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发疯地奔跑着，手上的毯子拖在地板上，然后我才看到她所看到的：最大的那个小姑娘最后一个跑出来，驱赶着她前面年纪小的孩子，自己却倒了下去。她的背上着火了，接着就变成了一支深红火焰的火把。她摔倒在地，当她在水泥地板上痛苦挣扎时，瓦莱莉跳到她身上，用毯子裹住她，脏灰色的烟雾升腾到她们的头顶，消防员们拿着水管和斧头冲进了走廊。
消防员开始灭火，瓦莱莉跟我一起回到我们的公寓时，救护车鸣着警笛冲上了廉租房区的小径。突然，我们看到那母亲还在公寓里，正用双手砸着玻璃窗，大声尖叫着，她的盛装上满是鲜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她正试图用碎玻璃扎伤自己。消防队员穿过从死亡火焰中升腾起的烟雾和烧坏的家具，把她拖离窗子。我们再看到她时，她已经被绑在一副担架上抬上了救护车。
这些廉租房在建造时完全不考虑利润，构造反而令火焰无法蔓延，烟雾也不会迅速威胁到其他住户。只有那一间公寓被烧毁。他们说着了火的那个小姑娘会活下来，虽然她烧伤很严重，而母亲已经出院了。
下一个周日下午，瓦莱莉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她父亲，好让我能安静写书。我正工作得挺顺利，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声音很胆怯，我在厨房工作时几乎无法听到。
我打开门，外面站着个瘦削的、肤色像奶油巧克力的黑人。他留着胡子，头发很直。他低喃着报上自己的名字，我没听清，但点了点头。然后他说：“我只想来感谢您和您妻子为我的宝贝所做的一切。”我明白过来，他是走廊那头那家的父亲，着火的那一家。
我问他要不要进来喝一杯，他眼睛里几乎噙满泪水，为要来表示感谢而觉得羞耻。我告诉他我妻子不在家，但我会转告她他来拜访过。他站到门里，以表明他不想因拒绝进我家的门而侮辱我，但他也不愿喝酒。
我尽了全力，但我的痛恨肯定还是显露了出来。自失火的那晚起，我就开始痛恨他。他就是那种把老婆孩子丢给社会福利机构，然后跑出去玩乐、享受生活的黑人。我看过关于纽约破碎黑人家庭的报道，我从理性上能够理解，但我的感情却很反感它。他们以为自己是谁，竟能这样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日子都没这样呢。
但之后，我看到眼泪滑下那牛奶巧克力色的面庞，我注意到他温和的褐色眸子上长长的睫毛，接着，我听清了他的话。“哦，伙计，”他说，“我的小姑娘今天早上死了，她死在那间医院里。”他开始向下软倒，我扶住了他，他接着说，“她本应好转的，烧伤没那么严重，但她还是死了。我去医院看她，所有人都盯着我看。你知道吗？我是她父亲。可我那时在哪里？在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在责备我。你知道吗？”
瓦莱莉在客厅里放了瓶黑麦威士忌，当她父亲和兄弟们过来时好招待他们。我和瓦莱莉都不怎么喝酒，但我不知道她该死的把瓶子放到了哪里。
“等一下，”我对面前万分痛苦的这个男人说，“你需要喝点酒。”我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酒，又拿出两个玻璃杯。我们喝着不加冰的威士忌，看得出来他感觉好了点。
注视着他，我意识到他并不是来感谢那些本来已经救活了他女儿的人的，他是来寻找某个可以倾听他的悲伤和愧疚的听众的。所以我聆听着，估计他并没看出我对他的不满。
他喝空了杯子，我给他又倒了些。他疲惫地靠到沙发上。“你知道吗，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她太生机勃勃、太强壮。我拼命工作，打两份工攒下钱来。我想给她买栋房子，好好养大我的孩子们。但她想要快活，想要享受。她太强大，我只有离开。我试着多见见孩子们，但她不让我见。如果我给她更多钱，她只会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们。然后，你知道的，我们渐行渐远，我认识了个和我喜欢同样生活方式的女人，我在我的亲生孩子那里变成了陌生人。现在，我的宝贝女儿死了，所有人都怪罪我。我变成了逃走的男人，为了自己享受而甩掉老婆的男人。”
“你老婆才是让孩子独自在家的人。”我说。
那男人叹了口气：“不能怪她，如果每晚都待在家里，她会发疯的，但她又没钱请保姆。我要么忍着她，要么杀了她，只有这两种可能。”
我什么都没说，注视着他，他也注视着我。我看得出把这一切告诉一个陌生人——特别是白人——给他带来的羞辱感。然后，我意识到，我是唯一他能暴露耻辱的人，因为我什么都不是，而瓦莱莉曾弄熄了烧伤他女儿的火焰。
“她那晚差点就自杀成功了。”我说。
他再次迸出泪水。“噢，”他说，“她爱孩子们，把他们独自留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爱他们所有人，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那才是我最担心的。那女人将会用酒灌死自己的，她完了，伙计。我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
对此我无话可说。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一天的工作都浪费了，我肯定没法看完笔记了。但我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喝掉威士忌，站起身要走。再一次，当他感谢我和我妻子为他女儿所做的事情时，他的脸上充满耻辱和羞愧。然后他离开了。
当瓦莱莉带着孩子们回到家后，我告诉了她下午发生的事，她走进卧室痛哭起来，我为孩子们准备晚餐。我想着自己在还没见过这男人、对他一无所知时，就如何对他满心谴责；我又是如何把他代入看过的书里描写的角色，那些跟我们一起住廉租房的醉鬼、瘾君子们；我想着他逃离自己的世界，逃进那个不那么贫困、没那么多黑人的世界，逃离他出生的、被诅咒的生活圈子，丢下自己的女儿被烧死。他将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他对自己的宣判远比我无知的谴责要严厉得多。
一周后，走廊对面那对恩爱夫妻大吵了一架，他割开了她的喉咙。他们是白人，她有个不愿再偷偷摸摸的情夫。割伤并未致命，那出轨的妻子脖子上裹着巨大的白色绷带送孩子们去搭乘校车时，显得很有戏剧性。
我知道是时候搬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