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已经是盛夏时节，柯兹尼雪夫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这期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花了六年心血写成的著作《试论欧洲和俄国国家基础和形式》一年前完稿，其中一些章节和序言已在刊物上发表过，另一些章节柯兹尼雪夫也读给朋友们听过，因此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对公众已不新鲜，但柯兹尼雪夫还是期望它的出版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即使不是一场学术革命，也将轰动学术界。
这部著作经过仔细修订，去年已正式出版，并且分发到书商手里。
柯兹尼雪夫从不向任何人提起这本书，朋友们问起，他都回答得很淡漠，他也从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其实他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但是，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朋友、专家和学者有时出于礼貌才提到它。那些对学术著作不感兴趣的熟人根本没有提到过它。目前社会上关心别的事，对它十分冷淡。学术期刊上整整一个月对这本书只字不提，柯兹尼雪夫精确估计写书评需要的时间，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始终毫无反应。
只有在《北方甲虫》一篇讽刺小品文里，谈到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吉时，顺便插了几句话，批评柯兹尼雪夫的著作，说它早就受到大家的谴责和普遍的嘲笑。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柯兹尼雪夫认识文章作者，在高鲁勃卓夫家见过他。
作者是个年轻有病的小品文作家，文笔泼辣，但教养极差，在私人交往上很胆怯。
柯兹尼雪夫虽然很瞧不起这位作者，但还是认真阅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在太厉害了。
写小品的人显然完全不理解这部著作，但巧妙地摘录了片言只语，使没有看过这书的人（事实上几乎谁也没有看过它）觉得整部著作只是词藻的堆砌，文字很不恰当（已用问号标出），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批评的手法十分巧妙，使柯兹尼雪夫自己都无法否认，厉害也就厉害在这里。
柯兹尼雪夫分析这位评论家的论点是否正确，态度虽十分诚恳，但他从不认真考虑人家所指责的缺点错误，认为人家显然是有意挑剔。不过，他立刻不由自主地仔细回忆他同这位作者见面和交谈的情况。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柯兹尼雪夫问自己。
他记起上次见到这个年轻人，曾纠正他语言上的粗鲁无礼，这样就找到了对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他的著作没有任何反应，不论文字的或者口头的。柯兹尼雪夫看到他六年心血完全白费了。
他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在完成这部作品以后，不再有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柯兹尼雪夫天资聪明，很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今不知道该把精力往哪里使。交际场所的谈话，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花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城市居民，不愿像他那个缺乏生活经验的弟弟来到莫斯科那样，把时间全部花在谈话上，因此他还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和脑力活动的能力。
在他著作失败后最痛苦的时期，幸亏原来不受人重视的斯拉夫问题，开始取代异教徒、欢迎美国朋友、萨玛拉大饥荒、各种展览会和招魂术等问题。柯兹尼雪夫原是提出斯拉夫问题的人之一，就全心全意投入这项活动。
柯兹尼雪夫所属的圈子，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外，什么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向无所事事的人，如今都把全部时间用来为斯拉夫人服务。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大家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柯兹尼雪夫在细节上并不同意。他看到斯拉夫问题在社会上已成了时髦的谈话资料——这种谈话资料总是在不断翻新。他看到许多人参与其事，怀有自私和虚荣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大量登载夸大其词的东西，目的只是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这波澜壮阔的社会浪潮中，冲得最前、叫得最响的都是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没有军队的司令，没有部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从这个问题上，他看到许多东西是轻率可笑的，但同时看到并且承认那种联合社会上各阶级、令人感动的日益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大家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为崇高事业而英勇斗争，激发全体人民不是口头上而是用行动来支援兄弟民族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柯兹尼雪夫感到高兴，那就是舆论的表现。整个社会明确表示它的愿望。正如柯兹尼雪夫说的那样，“表现了民族精神”。他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看得越清楚，这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划时代事件。
他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把著作也给忘了。
如今他忙得不可开交，连答复来信和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直到七月才准备下乡到弟弟那里去。
他准备去休息两个星期，同时在全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对这种精神他同全体首都居民都深信不疑。卡塔瓦索夫早就想实践去列文家访问的诺言，就和他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