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复元的初期，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她浑身充满生的欢乐。回忆丈夫的痛苦并没有损害她的幸福。一方面，这种回忆太可怕了，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痛苦又使她太幸福了，因此她一点也不后悔。回想她病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同丈夫和解、决裂、伏伦斯基的负伤、他的重新出现、准备离婚、离开丈夫的家、同儿子诀别——这一切她觉得就像一场怪诞的梦。她同伏伦斯基到了国外，才从这场梦中清醒过来。回想到她对丈夫所犯的罪过，她产生了一种嫌恶的感觉，好像一个将要灭顶的人甩掉一个抱住他的人一样。那个人就这样淹死了。这样做当然是卑鄙的，但却是她唯一获救的办法。这些可怕的事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在刚同丈夫决裂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如今记起种种往事，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使这个人痛苦是无可奈何的，”她想，“但我不愿利用他的痛苦。我现在也很痛苦，今后也会痛苦的：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了坏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离婚，我将忍受耻辱，忍受离开儿子的痛苦。”但是，不论安娜怎样真心实意地愿意受苦，她其实并不痛苦。她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在国外，他们避免同俄国女人接触，巧妙地避免撒谎作假，过虚伪的日子。他们在各地遇见的人，总是装得很了解他们的关系，了解得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离开心爱的儿子，最初她也不觉得痛苦。女儿是他的孩子，长得十分可爱，深受安娜的宠爱，因为只剩下她这样一个孩子，安娜就格外宝贝，更难得想到儿子了。
随着健康恢复而增长的生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生活环境又是那么新鲜，那么使人愉快，安娜觉得自己幸福得不可饶恕。他对伏伦斯基越了解，就越爱他。她爱他，为了他，也为了他对她的爱情。能够完全占有他，这一直使她感到快乐。同他亲近，她总觉得很快乐。她对他的性格特点越来越了解，觉得他无比亲切可爱。他改穿便服后的翩翩风度格外迷惑她，就像迷惑着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不论他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她都觉得特别崇高，特别美好。她对他的迷恋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竭力想在他身上找出一点不好的东西，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不敢在他面前暴露自卑感，她觉得这种情绪万一被他发觉，他可能不再爱她。现在她再没有比失去他更可怕的事了，虽然毫无理由这样害怕。她不能不感激他对她的情谊，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重这样的情谊。照她看来，他显然赋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理应担任重要的职务，但他却为她牺牲了功名，并且从无怨言，他对她越来越宠爱，时刻留意不使她觉得所处的地位不光彩。像他这样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仅从来不敢违抗她的心愿，而且简直毫无自己的意志，总是一味迁就她。她不能不珍惜这份情谊，虽然他对她的过分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时使她觉得受不了。
不过，伏伦斯基实现了他的夙愿，却并不觉得特别幸福。不久他就觉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只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中的沧海一粟。他看到满足于这种欲望，就是犯了人们常犯的那种无法挽救的错误，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在他同她结合、改穿便服的初期，他尝到了以前没有尝到过的自由的快乐，自由恋爱的快乐，因此感到很满足，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就觉得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最难满足的欲望，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抓住这种刹那间的怪念头，把它当作愿望和目的。每天都得设法消磨十六个小时，因为在国外他们过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远离彼得堡那种耗费时光的社交生活。至于以前在国外享受过的单身汉生活的乐趣，伏伦斯基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因为他稍作这样的尝试，同几个朋友晚餐回来得迟一些，就会引起安娜意料不到的忧郁和烦恼。同当地人士和俄国侨民交际，又因他们的关系不明确而无法进行。游览名胜古迹吧，且不说他们都已经游览遍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把这事看得很重要。
这样，伏伦斯基就像一头饥不择食的动物，不由自主地忽而研究政治，忽而阅览新书，忽而从事绘画。
他从小就有绘画的才能，现在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花钱，于是开始收集版画，自己也画起画来，把要求消耗的过剩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他赋有鉴赏艺术和别具一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自以为具备做一个艺术家的条件，但在选择哪一类绘画上费了一番踌躇：画宗教画呢，历史画呢，风俗画呢，还是写实画？他懂得各类绘画，不论画哪一类都有灵感，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对绘画其实一无所知，他只是兴之所至地画着，不管画出来的东西像哪一类。他不懂得这一点，他的灵感也不是直接来自生活，而是间接地从艺术品中所体现的生活中得来的，因此他的灵感来得很快很容易，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很快很容易就做到酷似他所摹仿的那种绘画。
在各种画派中，他最喜欢优美动人的法国画。他就摹仿这种绘画，给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画肖像。这幅肖像他自己和看到的人都认为画得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