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当他饶恕人和爱人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简单明白，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饶恕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他饶恕了伏伦斯基，怜悯他，特别是在听到他的绝望行为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怜爱儿子，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他对新生小女儿的感情更是特殊，不仅怜悯，而且充满慈爱。开头他只是出于怜悯而照顾这个柔弱的新生儿。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弃在一边。要不是他关心，她准会死去。但他自己也没有注意，他是多么喜爱她呀。他每天总要到育儿室去好几次，在那里坐上好一阵，使得原来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见了他也不以为意了。有时候，他一连半小时默默地瞧着睡熟的婴儿毛茸茸的、皮肤松软的番红花般的小脸，观察着她那起皱的前额，还有那双握着拳头用手背擦着小眼睛和鼻梁的胖鼓鼓的小手。在这样的时刻，卡列宁心里觉得特别平静，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觉得心安理得的处境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感到，除了支配他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粗暴得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他的生活，这种力量不让他保持他所渴望的内心宽厚的平静。他觉得大家都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他，不了解他，期望他会有什么行动。特别是他觉得他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而产生的宽厚心情过去以后，卡列宁发觉安娜怕他，看见他就觉得痛苦，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却又不敢说，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对他有所期待。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名字也叫安娜，忽然病了。早晨卡列宁走到育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医生，自己到部里去了。办完公事回家已经三点多钟。他走进门厅，看见一个漂亮的仆人，身穿饰金制服，头戴熊皮帽子，手里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谁来了？”卡列宁问。
“培特西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似乎在笑。
在这个痛苦的时期里，卡列宁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特别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特别关心。他发现所有的熟人都勉强掩饰着喜悦，也就是上次在律师眼里，现在在这个仆人眼里所看到的得意扬扬的神色。大家似乎都兴高采烈，仿佛在办喜事。人家遇见他，总是勉强掩饰住内心的喜悦，向他打听他妻子的健康情况。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不快，他一直往育儿室走去。在第一间育儿室里，谢辽查伏在桌上，两脚搁在椅子上，一面描着什么，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着话。英国女教师在安娜病中代替法国女教师，坐在他旁边编织披肩，慌忙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拉了拉谢辽查。
卡列宁摸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太太健康的问候，又问婴儿 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只要给她多洗洗澡，老爷。”
“可是她一直很不舒服哇！”卡列宁倾听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说。
“我想是那个奶妈不好，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地说。
“何以见得？”他站住问。
“同保罗伯爵夫人家一样，老爷。他们给孩子看病，发现原来只是孩子饿了，奶妈没有奶，老爷。”
卡列宁沉吟了一下。他站了几秒钟，走到隔壁房里。女孩仰天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衔拉给她吃的丰满的乳房，也不理睬奶妈和伏在她身上的保姆两人的逗弄，哭个不停。
“还是没有好吗？”卡列宁问。
“很不安静。”保姆低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会不会是奶水不足？”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
“那您为什么不说呀？”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一直不舒服。”保姆不满意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简单的一句话里卡列宁听出对他地位的暗示。
婴儿哭得更响了，挣扎着，呜咽着。保姆摆了摆手，走到她跟前，从奶妈手里把她抱过来，一面走一面摇着她。
“得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卡列宁说。
样子强壮、衣着整洁的奶妈唯恐被解雇，嘴里嘀咕着，藏起丰满的乳房，对人家怀疑她奶水不足，轻蔑地微微一笑。在她这个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出了对他地位的嘲弄。
“不幸的孩子！”保姆说，同时哄着婴儿，继续来回踱步。
卡列宁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露出痛苦颓丧的神情，望着来回踱步的保姆。
等到婴儿安静下来，被放到一张栏杆很高的小床里，保姆把枕头拉拉整齐，走开了，卡列宁这才站起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婴儿旁边。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颓丧地望着那婴儿；但突然一个微笑牵动他的头发和额上的皮肤，浮现在他的脸上。接着他悄悄地走出屋子。
他在餐室里打了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生妻子的气，因为她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在这种恼怒的心情下，他不愿到妻子那儿去，也不愿看到培特西公爵夫人，但妻子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像平常那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就勉强忍住怒气，走到她的卧室里。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无意中听见了他不愿听见的谈话。
“要是他不出门，那我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不过，您的丈夫应该大方些。”培特西说。
“我不愿意这样倒不是为了丈夫，是为了我自己。这事别提了！”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是的，但您总不会不愿意同一个为您自杀的人告别一下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
卡列宁脸上露出惶恐和负疚的神色停住脚步，想悄悄地走开。但想了一想，觉得这样有失体面，又回过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说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晨衣，圆圆的头上盖着剪得很短的浓密的乌黑头发，坐在长沙发上。一看见丈夫，她脸上的活泼神气照例顿时消失。她垂下头，不安地对培特西望了一眼。培特西穿着十分时髦，帽子高耸在头上，好像煤油灯上的灯罩，身穿一件青灰色连衫裙，连衫裙上的深色斜条子花纹一半在上半身的一边，一半在裙子的另一边。她坐在安娜旁边，高高的扁平身躯挺得笔直。她低下头，露出嘲弄的微笑迎接卡列宁。
“啊！”她仿佛吃惊似的说。“您在家里，我很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生病以来，我没有看到过您。您的种种操心，我都听说了。是的，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意味深长和亲切可爱的神情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给他发一枚宽宏大量勋章似的。
卡列宁冷冷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情况。
“我觉得好一些了。”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可是您的脸色像在发烧一样。”他说，把“发烧”两字说得特别响。
“我同她谈话谈得太多了，”培特西说，“我觉得这是出于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身，但安娜忽然涨红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您等一等。我有话要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对卡列宁说，她的脖子和前额都涨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向您隐瞒什么事。”她说。
卡列宁把手指扳得格格响，低下头。
“培特西说，伏伦斯基伯爵动身到塔什干以前，想到这里来辞行，”她眼睛不望丈夫，显然急于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这在她是多么困难，“我说我不能接待他。”
“您说，我的朋友，这要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培特西纠正她的话。
“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她忽然停住，询问似的对丈夫瞧了一眼（他没有朝她看），“总而言之，我不要……”
卡列宁上前一步，想拉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缩回她的手，想避开他那只青筋突出的湿润的手，但她显然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握住了他的手。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他说，又困惑又恼怒地感到，他自己本来可以轻易做出决定的事，却不能当着培特西的面来讨论，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当着世人的面主宰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饶恕的暴力的化身。他望着培特西公爵夫人，住口了。
“哦，再见，我的宝贝！”培特西站起来说。她吻了吻安娜，走了。卡列宁送她出去。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培特西在小客厅里站住了说，又一次特别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是个局外人，可是我实在爱她，也实在尊敬您，因此斗胆向您进一个忠告。您就接待他一次吧。阿历克赛·伏伦斯基是个正直的人，他要到塔什干去了。”
“我谢谢您的关心和忠告，公爵夫人。至于妻子能不能接待什么人，这问题可以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神气活现地扬起眉毛说，但立刻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就他的处境来说都是不可能神气的。这一点，他从培特西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以后脸上露出的那种抑制着的嘲弄的奸笑里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