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费罗、洛威尔、菲尔兹、尼古拉斯·雷坐在擦得发亮的桌子旁，而霍姆斯在绕着他们转圈，解释着什么。
“我的想法来得很快，几乎来不及加以控制。先听我说完全部的理由，然后你们再随意发表赞同或不赞同的意见。”他这话主要是针对洛威尔发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惟独洛威尔没有听出来。“我相信但丁始终在给我们讲述他的真情实感。在准备进入地狱的时候，他浑身颤抖着，心神不定，他对当时心境的描述是，独自一人。亲爱的朗费罗，这句你是怎么翻译的？”
“‘而我独自一人正在准备着自己来支持旅程和怜悯这两种搏斗，这个我的不误的记忆将要叙述的。’”
“正是！”霍姆斯以骄傲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场战争，诗人在两条阵线上展开。首先，是沿着地狱各圈不断下降到底的肉体上的辛苦，其次是诗人根据记忆将所见所闻转化为诗歌的精神上的挑战。”
“亲爱的朗费罗，但丁对战争中的肉搏战一点都不陌生，”霍姆斯说道，“在他25岁上，南北战争中我们北方部队的许多儿郎们都是这个年龄，他和归尔甫党在坎帕尔迪诺并肩作战，同年又参加了卡普罗纳城堡的战斗。在《地狱篇》中，但丁利用他的这些经历来描绘地狱中的各种恐怖的折磨。末了，但丁被放逐，并非由他的敌手基伯林党造成，其实肇因于归尔甫党的内部分裂。”
“佛罗伦萨内战的后果启发了他对地狱的想像，他对拯救之道的探索，”霍姆斯说，“也激发了他思索撒旦如何拿起武器反对上帝，这曾经最为显赫的天使怎样被贬出天堂，成为自亚当以降的万恶之源。被逐出天堂的撒旦贬至人寰，他的肉身跌落在地上撞击出一个深坑，那就是但丁所探索的地狱。所以是战争创造了撒旦。是战争创造了地狱。我以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事件不可抵制地指向一个假设：我们的凶手是内战的一名退伍军人。”
“一个士兵！我们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位著名的一神派牧师，一个富有的商人，”洛威尔说，“一个吃了败仗的南方军士兵对我们北方人进行的报复！”
“但丁不会死板地忠诚于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朗费罗说，“他，就像联邦政府的某个老兵那样，万分痛恨的很可能是那些与他持同一政见却未尽其职责的人，也就是叛徒。记着，每一桩谋杀案都表明我们的撒旦对波士顿的情形相当熟悉，熟悉到了自然而然的程度。”
“没错，”霍姆斯不耐烦地说，“这正是我认为凶手不单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个大块头的北方士兵的理由。想想我们的士兵至今还穿着他们的军队制服在大街上、在集市上出没。看到这些了不起的怪人我常感困惑：他们不是重返家乡了吗，为啥还不脱下军装呢？现在他在为谁打仗呢？”
“问题是这与我们所了解的凶手的情况相吻合吗，温德尔？”菲尔兹催促道。
“相当吻合。我首先从詹尼森谋杀案说起。我从这个新的角度刚刚想到，谋杀所用的武器可能是以前使用过的。”
雷颔首道：“一把军用马刀。”
“正确！”霍姆斯说道，“就是那种和伤口对榫的刀刃。这么说来，谁受过使用马刀的训练呢？士兵。选中沃伦要塞作为谋杀地点，这说明该士兵在那里接受过训练或者被派驻在那里，因而对它极为熟悉！而且，在希利法官的身体上大肆饕餮的致命螺旋蝇蛆，说不定是一个士兵从南方的大沼泽携带回来作为纪念品的。”
“有时候蛆对伤兵无甚危害，”雷说，“可在其他时候，它们足以毁掉一个人，让医生束手无策。”
“这些就是螺旋蝇蛆，可随军医生们搞不清楚它们类属于哪个昆虫科。某人熟悉它们对伤员的危害，就从南方带了一些回来，施放到了希利身上，”霍姆斯接着说，“喏，我们一再对撒旦的力气之大足以把大块头的希利法官拖到河边感到惊讶，我们也知道撒旦轻轻松松制服了塔尔波特牧师，轻而易举地把粗壮结实的詹尼森切成了碎片，可是一个士兵得毫不犹豫地将多少受伤的战友抱离战场！”
“你可能已经找到我们的开门芝麻，霍姆斯！”洛威尔喊道。
霍姆斯继续往下说：“所有的谋杀案都是一个深谙围攻和杀戮的人犯下的。”
“可为什么一个北方佬要选中自己人呢？为什么他要瞄准波士顿人呢？”菲尔兹问道，他觉得需要有人提出一点疑问，“我们是胜利者，是站在正义一边的胜利者。”
“这场战争不像自独立战争之后爆发的其他战争，人们感到很疑惑。”尼古拉斯·雷说。
朗费罗补充说：“它不像我们国家与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进行的战斗，后者无非是征服而已。那些喜欢去想他们为何打仗的士兵被灌输的观念是为了联邦政府的光荣，为了解放被奴役的种族，为了恢复世界的固有秩序。可是这些士兵退伍回家后干什么呢？那些靠售卖枪支和制服而大发战争财的暴发户们正坐着四轮马车招摇过市，在比肯山橡树园掩映的高楼大厦里挥霍享受。”
“被逐出家乡的但丁，”洛威尔说，“将他自己的城市的人民，甚至于他自己的家人，移居于地狱。我们遗弃了众多无所依靠的士兵，除了以激动人心的诗歌来赞颂他们的品德、血染的军装。他们就像但丁一样被逐出了先前的生活，成了一群只能依靠自己的人。再想想战争刚一结束谋杀案就旋踵而至。才相隔几个月呀！是的，先生们，事情似乎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