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耐心是一个很有效的词。我和基特里奇的关系又隐藏了六年，这六年来我们一周见一次面，甚至有时候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一个月只见一次面。直到休和克里斯多夫死在那个悲惨的秋天，我们才走进婚姻的殿堂，而举行婚礼的地点就是发生那件事而且经常闹鬼的峡谷。
所有这些事都历历在目。谋杀带来的渗入骨髓和心脏的震惊陪伴了我很长时间，这种恐惧感甚至弥漫在兰利的每一个角落里，直到时间麻痹了我的知觉，让我再也感受不到那次重大灾难，而这件事也变成了历史，变成大厅里人们的谈资。现在这件事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及事情本身了——它变成了人的生命中的心灵负债。
但是，夏洛特的夸大其词给人感觉很无情。他了解情报局主要领导的恐惧，他甚至怀念那一天。他最终留下一段独白，而这段话我已经听了很多次，每次都会让我联想到不同的事物。
“在那个特别的周五下午，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夏洛特一贯的开场方式，“我跟你说，我们都聚集在局长的第七楼会议室开了一个高峰会，我们所有人，包括主管、官员、上议院的官员、金，还有那些有权势的人、各级首领等这些人一起。”
“我们就坐在那儿，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上层人物——他们就坐在那儿。最后，麦科恩说，‘谁是奥斯瓦尔德？’紧接着就是一阵世界级的安静，这感觉就好像球赛第一局就被客场赢了八个来回。
“还是不说当时的气氛了。我们还在沉默，忽然一个银行总监说地下室有一颗定时炸弹即将爆炸。每个人的焦虑感都急剧上升，但是每个人都要尽力掩藏自己的恐惧，我开始想起我们当中很差劲的人。比尔·哈维此时远在罗马，博德曼·哈伯德和安/拉稀在巴黎，如果卡斯特罗收买了库贝拉怎么办？在这种时候，我的思绪天马行空，每个人都在观察其他人最隐秘的本性。我们等待着有关奥斯瓦尔德的细节，忍受着这种不知情对我们智慧的打击和侮辱。我的天，奥斯瓦尔德这个男人在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工作后竟然跑去了苏联，那不就是检测U-2的基地吗？这个奥斯瓦尔德竟敢回到苏联！是谁负责监管他？谁是他的直接上级？我们之中的谁曾经接触过他？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我宁愿这是某个人的判断失误也不愿是个人背叛！难道，噢，难道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吗？没有一个人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有太多人了，会议一度中断，气氛已经凝固了，现场一片沉默。整晚都零零星星有人来报告外面的消息，只是消息越来越糟。马丽娜·奥斯瓦尔德，苏联妻子——这可是一个全新的消息，我们并没有说‘马丽娜’而是说‘马丽娜·奥斯瓦尔德，苏联妻子’——她有一个叔叔是苏联内务部的陆军中校。然后我们又听说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我们当中刚好有人知道他，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是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天，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可能在赚法国人的钱、德国人的钱、古巴人的钱，或许他也在赚我们的钱。是谁给他钱的？奥斯瓦尔德到底由谁负责？那个周末我们没有一个人回家，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享受兰利的空气了。到周日下午，走廊里又传起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这真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啊，连枯叶也在花园里跳起了华尔兹：一个叫作杰克·鲁比的流氓暴徒杀了奥斯瓦尔德。矮壮的杰克·鲁比肯定是因为忍受不了杰奎琳在公开的审讯中受苦，所以才杀了这个凶手。自从玫瑰战争以后，我们还没看到过这么勇武的男人呢。现在第七层楼的氛围有点像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电影的最后一幕，我们很难躲避闪烁的灯光。从那时候开始，我总是说：我喜欢杰克·鲁比。这个家伙还清了自己的债，唯一一个让我不那么满意的，是我不知道是特拉菲坎特、马塞洛、霍法、吉安卡纳还是罗瑟琳动的手脚。
“无论什么时候，胜利都是属于我们，然而这次混乱要永远玷污这个记录了。我记得在那个周日晚上，我们推测出一个最后的结果。我问自己：事情的真相难道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吗？我们需要继续追踪这件事。共和党人要担心他们的右翼，得克萨斯州的大亨们会被牵扯进来，而自由主义者肯定会受到惊吓。卡斯特罗，即使他很无辜，他也保证不了DGI内部所有的因素。赫尔姆斯需要考虑黑手党、离群的危险分子和JM/WAVE的反抗者。很明显，谁也无法对一块飞地负责，对，要不然中情局可能会失去很多，国防部也一样。要是我们发现奥斯瓦尔德是受苏联操控的呢？谁也不能因为一个爱尔兰野心家被红色苏联干掉而发动一场核战争。但要是被干掉的是迈阿密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那这种可能性就他妈的大得多了，这会把我们全部带回到共和党时期，带回尼克松时代。不，不完全是全部。一个枪法了得的越南枪手可能会为他死去的统治者迪姆报仇，而肯尼迪政府则不能贸然和这个家伙硬碰硬，不是吗？传奇的腐朽可能会使得烈士的坟墓被人遗忘。然后就是联邦调查局——他们怎么能允许这些假设被人拿来验证呢？每一个假设都是一个阴谋。向全世界宣传联邦调查局没有能力揭穿不是他们自己策划的阴谋，胡佛对这个不会感兴趣的，不，这其中任何一项猜测都无法勾起胡佛的兴趣。所以，奥斯瓦尔德这个单独行凶的杀手在为最好的机构服务——克格勃、联邦调查局、中情局、DGI、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黑手党、迈阿密的古巴人、卡斯特罗派的古巴人，甚至是高华德他们一伙人。如果是约翰·伯奇的人干的呢？我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谈论过刺杀杰克·肯尼迪的阴谋家血管里的狂热，这份狂热甚至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杀了肯尼迪，其实没有。毕竟，没有人可以向他的朋友们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刺杀成功。自此，一锅虚假信息的肉汤已经开始在炉子上炖起来了。我知道我们将会展开调查，而这项调查会证实一种烂泥般的模式。所以，我决定避开关于那锅肉汤的信息，回到可以取得实际进展的严肃工作上来。”
夏洛特是否在暗杀后六十小时的那个周日晚上发挥了他的分队的实力，或者是总结了前几个月学到的东西，我都无法在轮到我的时候总结这个形势，因为我还深深陷在死亡之中。如果困惑是一种对埋藏在污秽土壤中的恐惧的哀悼——这片土壤便是我们的灵魂——那么我是困惑的。玛丽莲·梦露的死依旧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据我父亲说，如果霍法为了报复肯尼迪两兄弟造成的政治迫害而处心积虑害死梦露又嫁祸给两兄弟的话，那么我能说出多少个为了引发一场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争而打算刺杀杰克的人名呢？
夏洛特可能会认为无法从这样一锅肉汤里得出一种模式，但我不这样想。我的大脑针对这个问题飞速旋转，而它在很多个夜晚都围绕着一个轨迹。我常常想到霍华德·亨特和他与曼纽尔·阿蒂姆的深厚友谊。亨特有时间和机会通过阿蒂姆与那个旅中最残暴的成员产生联系——但是他的愤怒足够强烈吗？我的大脑因不断地思索亨特问题而筋疲力尽，我转向考虑比尔·哈维。我在想十一月的那个特殊星期五他是否离开罗马回到了美国，结果他并没有。然后我意识到这并没有关系，即使他在罗马也不耽误他操控这样一次行动，但是他能吗？迪克斯·巴特勒在哪儿？他是否已经在越南了，还是他中途停留在达拉斯？我无法作出判断。我还想到是不是卡斯特罗在特拉菲坎特的协助下成功实施了这次暗杀，尽管我们暗杀他的计划失败了好多次。在那些不眠的夜晚，我都会花上几个小时在脑海中勾勒奥斯瓦尔德那瘦削而扭曲的工人阶级脸庞，他在九月时南下到了墨西哥城。卡尔拿出一份备忘录给我看，兰利指挥部已经打电报到墨西哥驻地，索要墨西哥城苏联大使馆两个克格勃头目联系过的所有名单。墨西哥驻地回复称，古巴大使馆和苏联大使馆的记录中都有奥斯瓦尔德和罗兰多·库贝拉的名字，奥斯瓦尔德甚至曾经从古巴大使馆打电话到苏联大使馆，这个声称自己是奥斯瓦尔德的人坚持用刺耳而又不遵循语法的俄语与“科斯季科夫同志”通话。
“这很可疑，”卡尔说，“我们都知道奥斯瓦尔德的俄语说得很好。”
“那库贝拉呢？”
“啊，库贝拉啊，他与科斯季科夫同志有过通话，但我们不知道内容。我猜他和所有人都有过联系。”
“当然，我们已经把他解决了。”
“天啊，没错，”卡尔耸耸肩，“不管怎么说，这已经结束了。联邦调查局马上就要对外宣称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了。”
是约翰·埃德加·胡佛干的吗？
我没有停止思索。有一天，在沃伦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首席大法官沃伦询问艾伦·杜勒斯：“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确实在秘密招募一些可怕的人物吗？”而艾伦·杜勒斯用街头恶棍中品行良好的一员能够表现出的温和回答说：“是的，非常可怕的人。”
“这是艾伦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休·蒙塔古评论说。我本来准备好相信是艾伦·杜勒斯做的，或者是夏洛特，或者，卡尔和我也有罪。思绪四处乱飞，我还没有发表我的第一条大学箴言呢：世界上没有答案，只有问题。
当然，问题也分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