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迈阿密的一家酒吧里，我想起了摩德纳过去如何把油灰敷在她的长长指甲的凸出部分并用黏合带子绑起来的情景，她每次打网球之前都会这么做。或许是酒精刺激的原因吧，我的眼里流出了泪。如果现在她的号码在我的钱包里我或许早就给她打电话了，可是现在它却安静地躺在密封的信封里，被我锁在办公室里了。
这段时间我没有说过自己的私生活，不过本来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我和JM/WAVE里的几个出挑秘书搞过暧昧关系，这些女人似乎都是奔着找丈夫来的，而我显然不想寻找爱妻。等我玩够了，我就回去和总部的同事喝酒，有时候狂饮太过频繁我就休息一天或者更久，顺便再给基特里奇写上一封长长的信。
这段时间很奇怪。自从我父亲从东京回来，我的生活轨迹就发生了变化。他奉命来重组JM/WAVE，使之更加精简。到了三月，各个部门按比例进行缩减，缩减速度与我们建立的速度差不多。关于人事调动的事我父亲一直忧心忡忡。因为这事并不是我父亲擅长的领域，所以对每位他想派去不理想的驻地的官员他都仔细研究他们的二〇一档案，如果是拖家带口的他就会重新审视该项安排。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然而后来我意识到卡尔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不希望有过多的人上诉指责他安排不妥。
我们经常拿1963年前几个月我们派出去的古巴飞机出动架次作为预算的参考资料，不管什么计划只要耗得过久、花费过多，卡尔都会施以惩罚，如果是新项目的话就要从一开始缩减开支。所以我父亲常常是牺牲自己新建的项目来保全比尔·哈维的项目，同样我开始还以为父亲做事非常公平，后来才发现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我不能总是跟机构的会计员解释，说我禁止这个烧钱的项目是因为它没用，而且这事由比尔·哈维负责不是我的错。会计员永远也不会听我解释，他们能有多懒就有多懒。”我真是受教了。
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正在进行的美俄双方谈判，两国一直监视着导弹的动向，这其中还存在着障碍。鲍比·肯尼迪还是不时地刺激我们偷袭古巴，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动作，但是如果卡斯特罗不遵守与赫鲁晓夫的约定，那么我们就不会放弃攻击古巴海岸线，这都是有章可循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流亡者们不断地擅自偷袭古巴，α66、突击队、第二战场、MIRR，或者任何一个从装备极差的队伍中出来的人，他们人员变动之快令我们来不及更换制服上的标签。这一群人常常朝苏联的船只发射火箭或者攻击古巴海岸泥泞街道上的桥。苏联人抨击我们背后支持了这些行动，然而这正是迈阿密的古巴人想要的效果。
肯尼迪认为现在不是产生误会的时候。共和党人基廷在参选纽约州参议员时称，苏联在古巴山洞里暗藏了大量不明导弹。赫尔姆斯一直督促卡尔获取更多的情报，但都无法证实基廷的言论。我们派去古巴的特工不断地向我们汇报，说卡斯特罗正加紧往山洞储藏坦克、军火，甚至飞机。这些洞口必定会安排把守，如此一来古巴普通民众可能见个汽油桶就会误以为是导弹。如果古巴民众不造谣，那么古巴流亡者也会造势之后再把这消息传达给基廷。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制衡作用。三月三十一号白宫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流亡者实施袭击”。这些措施很快就发动了海岸警卫队、移民局、联邦调查局、海关，还有JM/WAVE，我这才发现，政府真是一个资产庞大的机构，各个部门行动起来义无反顾。联邦调查局的人查访了许多南佛罗里达的流亡者集中营，查获了一卡车的炸药以及炸弹外壳。于是当地古巴人收到指示，我们终止了对米罗·卡多纳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而且，卡尔的突袭计划也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取消了。“政治就跟天气似的，变化莫测。”这就是卡尔的评价。他递给我一份报告，并嘱咐道：“下次你去到佛罗里达州，先把这件事干了——看过一个叫萨普的绅士之后过来找我。查理·萨普是迈阿密警察情报部门的一把手，想想他的工作性质就知道‘萨普’不是个普通的姓，你觉得呢？”
我们都笑了。那份报告仍然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着：如今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暴力组织或许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政府机构。
卡尔说：“我给萨普先生打过电话，他一直唠叨反卡斯特罗极端分子，说他们脾气暴躁，养着一队‘野狼’（即从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的不法分子）。他还说十月我们错过了开战的机会，这直接催生了一批新的疯狂极端分子。现在，这样的传单塞满了小哈瓦那、科勒尔盖布尔斯以及椰子林的各个信箱。我一边和他通话一边记下了他的言辞。”卡尔大声地读着：“古巴的爱国者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吧！我们胜利返回家乡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上帝的帮助。上帝会让一个得克萨斯州人成功入主白宫，他是所有拉丁美洲人的朋友。”
“您指的是谁？”我问道。
“没有名字。只有这样一封信写道：‘一个痛恨东方的得克萨斯州人已经开始掌控大局，他败坏、束缚自己的人民，让他们堕落。’这样的写作手法真的很像是出自约翰·伯奇协会。”
我说：“是啊，我们所有的穷人征服了美国人民。”
“可是，你不必用一个大学生的眼光来看它，感觉比约翰·伯奇协会的人高一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卡尔说。
“你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
我可从来都没有打算这样子和他说话，我大概是忘了他那臭脾气吧，我可能打开了我父亲这个大火炉的喷爆之门。
“好吧，”我说，“我道歉。”
“接受你的道歉。”他接受我的道歉就像是一只猎犬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大块大块的肉。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脾气。“你真的相信我们被束缚了吗？”
他清了清嗓：“我们遭到了亵渎。”
“谁干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吗？你先问问自己，肯尼迪家族的人是不是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他们并没有你所说的优越感呢？”
他仍然在深呼吸。“以前在圣马修教堂的时候，我的父亲常常告诉我，一个没有优越感的人会很快和魔鬼交易。”
“我想你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当然。难道你不相信吗？”
“半信半疑。”
“你说这话实在是他妈的让人不舒服，”卡尔说，“你只有一半的忠诚。那为什么你会在情报局工作呢？”
他扯得也太远了。“我喜欢这工作。”我告诉他。
“这个理由真不够充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在对付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分子时是很英雄的吗？他已经踏足占据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穷人世界，他是个极具危险的人。”
我没有回答。我在想，假如把卡斯特罗与肯尼迪分别分为两半的话，那么其中一半的卡斯特罗如同我父亲描述的一样危险，而另一半可能与一半的肯尼迪意气相投，所以他们之间才有那样一次对话。但是，我现在与另一半的肯尼迪一样，我忍受不了这个大胡子，而且也准备好了煽动大家立即干掉卡斯特罗。不，我不能告诉父亲我的想法。
“如果这封信是我们的好朋友休·蒙塔古写的，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不，永远都不会。休·蒙塔古厌恶‘约翰·伯奇风格’。”
“但是，”卡尔说，“他确实会觉得某种撒旦的化身很可耻，让人堕落；而且，是的，‘束缚’这个民族的美德，扭曲这个国家曾经信仰的价值观。”
“休·蒙塔古真的那么痛恨肯尼迪吗？”
“也许吧。”
“基特里奇从来没有跟我透露过这一点。”
“那基特里奇该好好地向休·蒙塔古学习了。”
“好吧，先生。”
终于他不说话了。他眼睛里迸射出来的光芒消失了，脸上难以平静的表情看起来一定像当年在无情的大学时光里，他正在拼的第二个全美联赛名次那样愤怒。“到了佛罗里达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他说。
接下来的几周迈阿密都很平静。但是不可否认，一股消沉的气氛弥漫在第八街上。我们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听见别人讲笑话，说将有炸药包通过窗户扔进来。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炎热的夏天午后，空气好几个小时都不流通，我总是预感晚上就会发生大事，但是从来没有灵验过。
1963年4月10日
亲爱的哈利：
我开始怀疑杰克·肯尼迪的α很活跃（跟他的Ω一样），他不仅有同时探索同一事物两个对立方向的倾向，而且他自己也愿意这样做。还有，你知道吗，我怀疑卡斯特罗也是这样的人。我从情报局特工詹姆斯·多诺万那里了解了一些这个男人的特别资料，他刚在哈瓦那参加完一系列谈判。
多诺万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解救被困在古巴监狱里的美国人，当初鲍比把这项任务交给多诺万的时候，他说：“天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情报工作，如今你还要我步入更大的险境。”
我觉得就是这种爱尔兰式的幽默让多诺万能够和卡斯特罗和平相处。当然，这是相互的，现在他们两个的相处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卡斯特罗甚至还带着多诺万和自己的助手诺兰一起去猪湾，在大汽艇上用午餐，把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用在养肤、潜水和钓鱼上，全程都受人保护——是一艘俄罗斯的鱼雷快艇保护他们，我很喜欢。
下面是他们的部分对话，你可能会感兴趣，休·蒙塔古就觉得很有趣。
多诺万说：“去年11月，我竞选纽约州州长失败了，但是我想我在这里估计更受欢迎呢。”
“是的，你在这里很受欢迎。”卡斯特罗说。
“为什么你们不实行自由选举呢？那样的话，我就与你竞争，或许我会被选上哦。”
“这就是我们不实行自由选举制度的原因哪。”卡斯特罗说。
由此可知，他们开始涉及一些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最近鲍比似乎正在尝试说服国务院提高去古巴旅行的旅游限制——我说的是“尝试”，因为杰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国务院和司法部处理，这着实让鲍比心里不痛快。他说：“真是荒谬，我们竟要起诉美国学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去古巴看一看卡斯特罗的改革。这有什么不对？如果我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我也想去古巴看看。”至少多诺万是这么跟卡斯特罗讲的。
听到这样的消息，卡斯特罗似乎很有兴趣。“这会和美国未来的政策有关吗？”他问道。
“这个嘛，”多诺万说，“事情或许会变得更透明一点。我们确实向流亡者组织施加过压力，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呢。所以现在轮到你了，如果你放了囚禁着的美国人，那就相当于你扫清了一大块障碍物。”
“我问你一个纯属假设的问题，你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会恢复吗？”卡斯特罗说。
“嗨，我们两国现在就跟两只豪猪做爱一样。”多诺万说。
“我听说过这个笑话，让我们跳过刚刚那个问题，不过两只豪猪是怎么做爱的呢？”
“当然是小心翼翼的了。”
听到这个回答，卡斯特罗笑了。这次谈话结束前卡斯特罗说了这么一句：“我理想中的古巴政府一定会与苏维埃政府不同。”
“请你说明白一点，”多诺万说，“你的意思是古巴不会插手中南美洲的事情，是吗？”
他们没再说下去，但是过了一会儿卡斯特罗的朋友兼医师雷内·瓦列霍把多诺万叫到一旁，说：“卡斯特罗想要让你们都谈及的关系更进一步发展，他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明，古巴政府里的共产主义高官肯定会誓死反对。”
多诺万一行回来以后，他在任务报告中如此评价卡斯特罗：明智而狡猾，相对坚定可靠。他的助手诺兰后来告诉鲍比·肯尼迪，“卡斯特罗并不难相处，他和我们所想的并不一样。他没有不理智，从不喝醉，也不邋遢。”
于是肯尼迪问诺兰：“你觉得我们能和那家伙做交易吗？”
这个问题问得真讽刺，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承认两国关系有可能更进一步发展，倒是卡斯特罗似乎才是那个更谨慎的人。就多诺万的提议，美国广播公司的丽莎·霍华德得到了将近十个小时采访卡斯特罗的机会。从古巴回来，她就疯狂地爱上了那个男人，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她本人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也不便深入调查，毕竟这是私事，但是我怀疑她和他有染。
如果你想知道我如何得来这么私密的信息，那么你仔细推敲一下就会明白。没错，我也在丽莎汇报工作的现场。顺便告诉你，休最后成功地帮我争取到了加薪，而且已经保持了好几年。我曾暂时离开情报局，但是很快又回来了，而且恢复合同制特工身份。现在我的日薪很可观，比以前挣得还多，工作地点也不受限制，只要每年工作100～200天就行，上级派给我的任务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更好地帮助休，而且我的确帮了他很多。阿尼·罗斯第一次执行的任务是担任休与多诺万的联络员，而我看过这个消息之后就很有兴趣与丽莎·霍华德一起出国执行任务。
她很娇小，而且是白皮肤金头发绿眼睛，如果她不是我所说的“媒体空心”，那么她一定是一个十分吸引异性的女人。媒体人的内在似乎都被掏空了，全部都是表面开心、内心愤怒。他们和其他人很不一样，难道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电子设备形影不离吗？或者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必须做违背人类本性的事情？我们人类是特殊的动物，所以我们把男人或女人比喻为狮子、熊、牛、猫、鹿、大象、猴子、鸟儿等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些媒体人甚至连动物也不如。我的语气这么强硬是想强调我接下来想说的话：如果动物可以说话，那么你能想象动物之王将会多么害怕吗？如果有电视，人们会从电视上看到麻雀在哪里采访了大猩猩，或者蛇在哪里和狮子交谈——动物之王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隐私而惊愕。假设动物之间的联系可以让它们随心所欲地就任何话题交谈而不顾及各自的隐私，那将对它们独立的内心世界产生多大的伤害啊！当然，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但是如果只是看到共性，那还如何区别鳄鱼和小羚羊呢。太可怕了！但在我看来，这就是发生在媒体人身上的事情。丽莎·霍华德很聪明、很活跃，在我们执行任务期间，她很积极地逗我们开心，立场鲜明地表达她反对卡斯特罗的观点。但是，她也很虚伪。你知道吗，我越是肯定她和卡斯特罗有染，我对这个传说中的卡斯特罗就越不尊敬。他也许就是这么品位低下，喜欢上这么一个最普通的异国女性，就像 “我是黑人，你是个美国妞儿，哇哦，真棒！”这种男人永远都不在乎内在的品质，以貌取人的粗俗表现也不过如此罢了。我想，卡斯特罗先生，你总不至于这样糟糕吧。
但是，丽莎·霍华德或多或少都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信息，而且也确实尽力做到客观。但是，这些信息（不管是卡斯特罗的话还是她自己的访问）还远远不够，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强调细节，我们获得的信息几乎总是简化了的。
在她所提供的信息中的确有很有价值的东西——雷内·瓦列霍和新任外交部长劳尔·罗亚支持古巴和美国和解。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却完全对立。这是休和卡尔在一起吃饭时说的。很显然，卡斯特罗正处于困境，他在采访最后对丽莎·霍华德说：“肯尼迪总统一定要率先采取行动。”
可是，这必然违背尼克松和基廷的意愿啊！
我往后坐了坐，仔细观察着，我最擅长静静地观察了。然而我也问了一个问题，可是我并没有提前做准备，所以问的问题特别不专业。当时罗斯和几个专业的情报局特工只是一味地消磨时间，而我也没有权利替代他们，因此，我只能问：“霍华德小姐，你认为卡斯特罗先生亲近我国的意愿强度取决于他对赫鲁晓夫的气愤程度吗？”
她说：“哦，我觉得不是，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
当然，我俩对“深度”的理解不同。对于任何能够把不懂分寸的丽莎·霍华德看成一个金发碧眼的电影明星的男人，我很怀疑他们拥有超越个人恩怨情仇的胸怀。
赫鲁晓夫这个狡猾的老农民一定很了解卡斯特罗，因为他曾经邀请卡斯特罗到苏联访问，时间长达一个月。我想苏联一定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同时还给他经济援助（算是缓解古巴今年蔗糖减产难题吧），于是回国之后的卡斯特罗脑子里就装满了共产主义思想。固然，如今卡斯特罗和多诺万、霍华德这样亲密接触肯定让赫鲁晓夫焦急不安。
但是，我依然觉得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你忠诚的基特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