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你的答复。”夏洛特可能会在早上答复,到了那时,我还挣扎在宿醉的痛苦中。前一晚,在寄完特殊分流的信后,我就跟托托·巴尔巴罗去吃了晚餐,这事都说了很久了。吃饭时我犯了个错,跟他喝了很多酒。但我现在唯一欣慰的是,喝那么多酒没花我一分钱。让我惊奇的是,霍华德竟然积极地把账记到了报销账单上。

霍华德对我说:“我很高兴你今晚一直盯着巴尔巴罗,而不是我。喝他的、吃他的、从他那儿抢来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从不做任何承诺给他。”

刚开始吃饭时,我感觉非常疲倦,我已经连续两个晚上在办公桌上睡了。

托托在他订餐的餐馆里等我,那是一家西班牙式餐厅,装修成中世纪风格,跟我预想的一样昂贵,餐馆名字叫EI Rincon De Cervantes,这个长长的名字在巴尔巴罗给我说完之后,我就忘得差不多了。他是个权力很大的人,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能把我们之间友好的交流融合为一个拥抱,因为那晚他总是站起来拥抱从旁边经过的古巴人。我在他跟别人拥抱的间隙默默松了口气,休息片刻。在喝过古巴朗姆酒、享用过鲫鱼和鱿鱼后,巴尔巴罗抢着去付账。

他的存在多重要啊!他长着一个大大的方形脑袋,头上秃顶,脑后长了一圈歪歪扭扭的灰发,从左耳朵长到右耳朵。他两肩上顶着一颗大脑袋,要不是架着那副学者式的钢架眼镜,他看起来活脱脱就像一头猪。因为身材的缘故,他总是穿着黑色翻领毛衣,如果再添上一个翻领白衣的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神父呢,整日一脸严肃,跟他待在一起没有一丝快乐可言。古巴式的幽默听起来就跟他们的朗姆酒一样黑,我们又一遍遍回到预算问题上。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想说服我,而是只想占上风,想到这里我的身体顿时舒展了,明天我可能啥事都不想跟他持反对意见了。他可能会跟我说:“你爱德华不够慷慨啊。”

那我回复他说:“决定是上面做出的,你这样多是在为难我爱德华呀。”

“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舒坦,但对我来说就很严重了。你每个月要拿出十一万五千美元,这是多大的羞辱啊!我们太缺钱了,你能想象有多少古巴人现在在迈阿密吗?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老到没办法再去学习一门新语言了,就只能惨度余生。”

“我从华盛顿给你弄来了一万美元。”

“把这钱分成五份,分别给每个领导两千美元。这点钱都不能用有尊严、有面子来形容,真是太少了,他们塞牙缝都不够。”

我说道:“假如,我们每个月给你所要求的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你是个好心人,你可能就会在买游轮还是给穷人更多面包的问题上作抉择,我相信你会选择面包。但是这样一来,你的军事行动能有什么成果,你的士兵拿什么做装备。而且承诺给你钱的人就得承担这一切后果,大好前程就因此事而了结,联邦政府那边哪个人能给你承担这样的后果?”

他伸出两只手戳到我胸前,说道:“奇科,我看在你还年轻不懂事的分上,我不追究你刚刚胆大妄为、随意批评别人的行为。但是你的话反倒揭露了你们所谓的美国富人其实就是中央情报局。”

“我可能表达得不够准确。”

“不管怎么说,你都别想试图让我相信出钱的人不是中央情报局,我能嗅出他们的味道。”

“我不是情报局里的人。”

“你,奇科?你说你不是。对啊,你不是,那我还不是古巴人呢,是只蟑螂好了。”他的手指像蜈蚣一样飞快地在桌上动来动去,嘴里不停地咆哮着,叫嚷着他那些所谓幽默的话。

“不管哪种玫瑰都能闻出香味来。”我回答说,这句话还把他逗笑了。当他再次回到预算这个话题时,怨气少了很多:“你们这些有钱的美国人,要从我们古巴人这儿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没有了自由,我们便会堕落,堕落成任何你们可以想象到的样子。在暴君的统治下,我们像奴隶一样心怀恶意。我们腐败、做事无效率、互相不信任甚至愚蠢,没有人会比痛苦的古巴人更可怕了。但是如果让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和任何国家有军事冲突,这种情形下的我们又是多么地足智多谋、勇敢、忠诚、士气鼓舞啊。历史上,只有几百人我们也成功实现改革,这是因为我们才是真正坚持民主精神的国家,正如何塞·马蒂曾说的,自由是生命的灵魂,任何事失去了自由都不完美。”

我说:“听着,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说话啊。

“为你们的美式民主干杯。”他回答道,端起一杯酒,灌了下去。我也跟他一样喝了一杯。

“是的,”托托说道,“你们美式民主可能试着去理解我们的古巴式民主,但结果是你们理解不了。你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平等投票权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热情的基础上,倘若某个人改变历史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那么支持他的人就会多一些。这就是古巴人民的选举方式,我们靠的是感觉。拿钱给我,你就能看到古巴式的民主,你们的钱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液。”

“你们民主的前提还怪厉害的啊,”我回道,“在美国,我们只有上高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幼稚的想法,才会这样打赌。”

“你嫩得都够当我儿子了,”托托说道,“就是因为你在为有钱的美国政府工作,所以你才敢这样嘲讽我。但我还是需要用你们的钱来买枪,我会试着让你更了解古巴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古巴只有一个军队,有人说是两个,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烟草。实际上我们谋生的手段是种植甜菜,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但是国际市场对糖的需求摇摆不定,我们的命运也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二十世纪糖便宜到一磅才一便士,有时才二十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古巴人民就像是个轮赌盘。”他叹息道,一只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影响了我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我们有着无比强烈的愿望改变历史,这就是赌徒精神,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

形势现在对我一片利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但我还是能听懂他的西班牙语,他对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别还挺能说道的。“美国立法人员失败的代价,”他现在又开始说服我了,“就是人格羞辱,你们美国人用自我意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美国人在政治上失利,他一定感觉人格受挫。但是在古巴,政治上失利就是要了命的事。你明白的,暗杀对我们来说是反抗的基本方式,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差别哈。”

“这点我同意。”

“你见到的卡斯特罗是个厉害的家伙,你明白吗?”他问道。

“我听着呢。”

“他成为古巴领导人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有种,你再找不出一个比他还有种的男人了。”

“那你为何恨他呢?”

“我不恨他,我只是不相信他。三十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支持的是拉蒙·格劳·圣马丁,我当时是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大家不是看谁聪明,而是看谁有种,我们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难管教的学生。在哈瓦那大学,没有枪就别想当个受他人尊敬的学生。我是班里的老大,我的梦想是减少腐败,把当时总统马查多踢下台。我本来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圣马丁没种啊,当他跟我说他不允许我冒这么大的风险时,我徒手就击碎了他的桌子。罗伯托,我举起桌子,然后猛摔在地上,用劲太大都摔碎了它。”

“现在的卡斯特罗,当时也备受尊敬,”托托说道,“我记得一九四几年他跟其他学生领导人来了一场即兴比赛。真要命啊!以最快的速度骑自行车上墙,其他几个学生领袖没人能做到,总是在上墙的最后一刻掉头。轮到菲德尔时,他把车速提到最快,一股脑就冲到了墙上,然后他的朋友就把他送进了诊所。一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头上扎着绷带,鼻梁折断,但说起话来依然响当当。”

“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他?”

“他不负责任。他以前是个强盗,像你们的西部恶棍一样,欺负小孩子。这人从来就不会反悔,危险越大,他的笑容就越灿烂。虽然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他的性情,但他之所以回应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强调:人民的意志蕴含在领导人的意志中。就这一点就合了菲德尔的意,所以他才接受了共产主义。结果呢,他成了古巴历史上最糟糕的领导人。”

“那谁是最好的领袖呢?”

“噢,奇科。要我说,那个人得是个智者、民主人士,还要努力维护古巴永久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我们国家就体现在同情与腐败之中。”

“托托,我看你就符合要求。”

“我不会生气的。菲德尔缺少的正是对腐败形式的正确理解,格瓦拉更差劲,他们都没有完全理解腐败的河流本质。”

“河流?”

“就是河,河流,听见了吗!我反对贪婪的掠夺,过度的贪婪不应该受到推崇。但是合理的腐败就是另一回事了。待在什么位置就得做什么事,一条安静的河流会冲刷走污秽,就像光的诱惑。菲德尔理解不了腐败的价值,他的内心过于黑暗,做出的判断也是错得离谱。就你们美国的歹徒,我能说出好多名字来。”

“你是说黑手党?”

“嗯,那就是你们的歹徒,数量很多。他们不会忍受卡斯特罗抢走他们的赌场,这真是大大的失策啊。菲德尔算是惹上了这些人,这些人有那么丰富的资源,除非你想杀了他们,要不然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们吃吃喝喝花了两个小时,他的脸都喝红了,呼吸也有点急促起来。每次他点燃自己的雪茄,我都仿佛能听到他的肺在大声呼喊。说到河流,托托的呼吸有它自己流淌的河床,一呼一吸的节奏萦绕在我耳边。

他还在不停地说话,服务员们都站在房间最后。现在已经晚了,但是巴尔巴罗把他们叫过来,似乎又要一场打斗了。我坐在那,感觉越来越不自在,神经比当时的气氛还要紧张。

“我们古巴人喜欢说,哈瓦那夜港的水在黄昏时分呈现不同的色彩,像极了孔雀的羽毛,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那就很难想象它的美。现在,在你们的比斯坎湾,椰风海韵,一片耀眼的热带风情,然而你们的海水却流向东方,所以它仍然比不上我们神奇的哈瓦那。色彩斑斓,是天堂的绚烂,也是地狱的缤纷,更是随时展现着我们情感的色彩。我们知道自己的高贵与污浊,我们看到过华丽、透明、暗淡,也有背叛和憎恶。在哈瓦那的黄昏,到处是人们的生活,”他突然站起来说道,“我遇到了难以应付的难题。”我吃惊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说话,而是拿出自己的药盒,打开他,却没有找到他要找的药丸——好多药丸,五颜六色,像哈瓦那港黄昏时分水的颜色。然后他手臂交叉,表示这顿饭就此结束,夜晚也就此结束。我把钱放在服务员的托盘里,他说了一句:“滚!”

他走路趔趔趄趄,却异常蛮横;他抓着我的胳膊,像是为我引路,而不是寻找支撑;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我的车。天色已经很晚了,路上只有我那一辆车。

“把我送到旅馆。”

他住的那家旅馆距离我的旅馆不算远。我开车把他送回去,一路上都担心他会发病。到了地方,我把车停在灯光下,他挥手向我告别。

“你心脏病快犯了。”我说。

“是的。”

“我们去医院吧。”

“太远了,”他咳嗽着说,“我有药。”

我们还没走进他的房间,他就已经浑身湿透了,像一匹刚辛勤劳作完的马。在路上有那么一刻,他肯定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因为他把我当成他的哥哥,对着我大声哭喊道:“唉,兄弟!”然后就把额头贴在了我的肩膀上。

进到他的房里,他一下就倒在床上,竖起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向我说明药瓶的尺寸大小——当然是很小的瓶子了,说道:“药。”

那一刻,我最害怕的是打开橱柜却找不到他的药瓶!但是这种恐惧感一闪而过,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药。我眼前一共有七瓶处方药,大小高低各不同,他需要的药瓶身上的标签很显眼。这些药瓶一个挨一个地立在玻璃架子上,看起来像棋盘上最后一排守卫家园的战士。

我真不敢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见他把两片白色药片放在了舌头下面,然后冲进洗手间,一阵狂吐,接着一阵马桶冲水的声音。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又恢复了神气,打开一瓶安乔龙舌兰,坚持要我陪他再喝一杯,他用第一杯酒冲服了一片药。

“终于有一天,我会因心脏病而丧命,”他说,“我还得为自己的暴饮暴食埋单。说起暴饮暴食,奇科,它代替了我的‘大胃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席。”

“干杯。”我举起自己的酒杯。

“这些天,我有可能会死于心脏病。如果这事真发生了,你就要求验尸。”

“为什么?”

“看看我是不是被毒死的。”

我礼貌性地笑了笑。我感受到了古老哈伯德家族的命令:永远不要急于回复华丽的言辞。于是我说:“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我会死于心脏病,”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验尸会让你知道我是物理性发作,还是被化学物质刺激而亡。”

我叹了口气。在当时的情境下,也许叹气的声音很不合适宜,但我不会做出一个我不愿意遵守的诺言。我告诉他:“只有警察或者你的家属,才有资格要求验尸,托托,我不符合条件。”

“现在,你比我的亲儿子还要与我亲近,而且你当然要比警察更高尚,你甚至都能指导他们开棺验尸了。”

“我连一张车票都搞不定。”

“奇科,你不需要向我承认你是中情局的人,但是拜托你不要这么以言语抗议,我不会给你难看的。但是,都不重要,现在你需要向上级传话,”他掰开我的手指,“向天父起誓,”那一刻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上帝,谁知道他又补充一句说道:“‘我们的天父’就是你的父亲。”

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但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父亲与我能实现交流,这一点很关键。”

我最终接受了巴尔巴罗要探寻我的“公司”的理由,但是这不能说我喜欢他,反而让我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我不会联系我的父亲的,除非你告诉我更多消息。”

“这关系他的利益。”

“你能保护我父亲的利益?”

“有两个男人找过我,坏人,说他们是你父亲的人。”

“他们是谁?”

他表现得像凝结在锅里的油,我能感受到他的恐惧。他最终说道:“他们是穷光蛋。”

“穷人?古巴人?”

“不,是美国人。富裕的美国人。”他看起来很不高兴,“你好好想想,这不难猜的。”

“卡斯特罗废止了他们的赌场?”我问。

他微微点点头。

“让我理一理头绪。我所代表的集团与很多人有过往来,我没看出什么异常,更没有发觉你提到的问题。”我说。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总结思考,也不期望任何结局。”

那一刻,我心中的警钟鸣响,就像道路拐角处突然发生了一场车祸。我突然意识到,巴尔巴罗的房间很有可能也装上了窃听器,这场对话也许不过是个陷阱。

我说:“我向你保证,我父亲绝对没有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暴露了我的话,因为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十分真实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巴尔巴罗坐在椅子上,懒懒地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台灯,好像在说:“谁知道他们竟然在这儿安装了窃听器?”然后缓缓地给我使了一个眼色,说道:“既然这样的话,奇科,你可能不会打电话给父亲。”但他的语气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打电话给我父亲。

我回到皇家棕榈酒店,今晚发生的事像是给我的当头一棒。我喝了一杯,倒头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