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6日
亲爱的基特里奇：
我原本几周之前就要回信给你的，但是苏俄分部却总是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多希望每天晚上回到旅馆就能忘掉那些破事，好让我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此外，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很担心，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否没拆看信封就把信全部打包堆积放在了一边。如果你总是受到S的审问的话，那么人不疯才怪。
你也许知道我和马萨罗夫的关系是多么真诚，一点没有虚情假意。但是，苏俄分部并不这么认为。我向华盛顿发送了一份长电报，内容有关我和苏联新朋友见面的事。在我发送之后，我收到的却是一份调查表，与我给你写的信有关。回复这个调查表，耗了我一天半的时间。之后，奉苏俄分部的命令，有个人亲自过来审问我，通过他的声音和外貌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芬兰爱尔兰人。他称自己为欧梅勒（听起来像是欧米勒），个子不高，却很瘦，他的头发很好，不然的话，可能就已经谢顶了，他的胡子我也很喜欢。他胸前的毛发很浓密，一部分翘到了衬衫外面，还有一部分到了脖子上，看起来就像衣领的边缘一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野猪，你能想象得到，霍华德·亨特遇见希尔马·欧梅勒会是多么的可笑。
但是欧梅勒并不在意别人称他为“该死的”，他只是做好他的本分工作就好了。我只在他冰冷的办公室待了一天，就不禁想到了发生在我母亲家的一件事：美好的早晨，厨师在烤箱里发现了蟑螂，由于女仆没有洗烤架，于是准备弃之不用，大家便坐等灭虫队的到来。我说这个并不是要恶心你，只是欧梅勒就像一个清道夫一样，不会为他的敌人留下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除了它的尸体。苏联共产党员是狂热的寄生虫，克格勃是既狂热又隐藏得很好的寄生虫，我和后者已经打过交道了。
这一点我说得有点夸张，但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夸张。他问我是否记得马萨罗夫战争照片里面的内容，不停地问，我只觉得自己被负罪感包围，除此之外便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东西。确实，我怀疑自己是因为缺乏动力，才没有记住相关的内容。希尔马肯定打从娘胎里就具备了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让我无休止地反复叙述每个问题。我在电报中把鲍里斯和齐尼娅描述成“可以相处”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原本打算客观地评论一下，但这引起了苏维埃普鲁士部门反间谍小组的强烈担忧，我告诉你，会面的各个细节都被问到了。我怎么可能记住下棋的准确步骤呢？我尽力回忆比赛的过程，以便让他们感到满意，但是不可能从一开始下棋到最后结束的每个步骤都说清楚，这激怒了希尔马·欧梅勒。很显然，马萨罗夫很擅长下象棋（至少从他们原先调查档案中得知，记录中马萨罗夫的年龄是32岁，而不是37岁），所以他们怀疑他在比赛中是否给我下了套，这关乎他是否有故意吸引我的动机。我一遍一遍地对他们说，不是这样的，他并没有引导我，相反，我很尴尬，在第十五步的时候就认输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那些家具分门别类，苏俄分部着手调查这些家具的来源地，期望能从马萨罗夫父亲的莫斯科公寓和齐尼娅母亲的列宁格勒公寓找到更多线索。弄完这些之后，他们又继续审问我，关于他书架上的美国小说和戏剧——这些书卷有几成新？翻阅的次数有多少？他是想从我的答案中猜测这位俄罗斯官员是不是同时也是一位美国文化方面的专家。
然后我们又谈到了齐尼娅的诗歌，他们认为我暗中和马萨罗夫联系。单位发的磁带仅有一个小时的电量，所以还没谈到这个话题磁带就没有电了，因此，他们要求我重现当时没有被录下来的对话——我建议这首诗可以在美国出版时，这对夫妻当时是什么反应？我是否确定齐尼娅当时只是咕哝地说一声“太疯狂了”？
他们在“我已坠入深渊，很深，很深”这句诗上磨了多长时间（当然，他们认为马萨罗夫说的这句话有很大的漏洞）。
第二天，我对欧梅勒说：“每个中情局的人和俄罗斯人见面都要接受你如此详细的拷问吗？”
他笑了，好像我是一个傻子，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到了第三天，亨特把我带到了他最喜欢的老鹰庄园去吃午餐。他对我说，苏俄分部上下都处在一片喧嚣中，关于鲍里斯的档案调查出现了不一致。因为，我的报告中称他为37岁，与他们部门的32岁出现了差别，他们都很忧虑。现在的问题是，现在住在那栋别墅里的是鲍里斯本人还是另一个人？亨特说：“另一个问题是，鲍里斯想叛变，还是想欺骗你？”
我说：“他说他有自己的实际目的，其他的事我就帮不上忙了。”
他回答说：“这事会过去的。你在柏林的不良记录给你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仅仅和积极的影响相抵消。若鲍里斯叛变，你将会得到所有荣誉。”他点了一下头：“但是，伙计，你下次做事的时候要更加谨慎。”
我说：“这不符合情理啊。如果鲍里斯想要归降我们的话，为什么他还要耍我，让他自己身处危险中呢？”
“因为齐尼娅和瓦尔科夫的事，鲍里斯可能判断有误。”亨特正在品尝刚刚打开的葡萄酒，一脸苦相。“霍文，”他对服务员说，“这瓶酒太差，给我换瓶好的。”
“干杯，”他对我说，“这种情况的确没道理啊。为什么他对你这么友善呢？你能给他们什么呢，哈伯德？或许是他们以为你可以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我肯定办不到啊，霍华德。”我说，但是此刻，我想到了沙威·福特斯脸上的表情，难道这家俄国人知道AV/OCADOO？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亨特说道，“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什么？那就是鲍里斯——不管他是马萨罗夫一号还是马萨罗夫二号，他是一个克格勃的人。作为蒙得维的亚‘居民’，他肯定是这里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瓦尔科夫。”
“你确定吗？”
“Heulihaen和Flarrety已经详细地研究了他们的档案，并以此建立了一个权威排序，谁的屁股暴露在谁的嘴下，他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瓦尔科夫比苏联大使及其下级官员都有优先权，马萨罗夫排名第二，一号先生搞上了二号先生的老婆，二号先生则寻找与你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
“我现在怕了野餐，”我说，“其实我不是指那次野餐，而是欧梅勒连续三天拷问我这事。”
“那就拿出点真材实料，向他透露点马萨罗夫的情况，我保证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但是有个前提，你不能总给个模棱两可的信息，有点诚意才行。”
准备就绪，基特里奇，我该准备就绪了。昨天，齐尼娅打电话过来询问南希是否也要来，我说她很不舒服，齐尼娅就咕哝了一句，声音听起来跟鲍里斯一样，她肯定不会加入我和鲍里斯了。
然后就到了今天，周日早上（我现在给你写信的时间是周日后半夜），鲍里斯和我开车去了乡下。他带着他的钓鱼用具，没有再带别的东西了，因为齐尼娅忘记给他打包锤子了。我觉得很别扭，并且注意力也不集中，因此，我怀疑，他就是鲍里斯本人。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交谈，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把他的杂物箱取出来，递给我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在这种环境下，喝点威士忌也很好。在喝酒期间，我们交谈了一两句。
“你喜欢乡下吗？”他问。
“不是太喜欢。”
基，这是我第二次离开蒙得维的亚去旅行，距离上次已经一年半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竟然隔了这么久，我就是一个井底之蛙啊。在耶鲁，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纽黑文。在这里，我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大使馆、安全屋以及亨特在卡拉斯科的别墅里，还有我那廉价的旅馆房间里。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意义非凡，所以忽略了时间，也忽略了发生在我周围的变化，我现在在这座城市看到的事物还没我刚来那三天见的多。
当然，出了蒙得维的亚也没什么好看的。靠近海边的是三级度假村，这个度假村一直想要升为二级。刷了粉的墙头布满了灰尘，马路另一边的别墅还未竣工。内陆地区则是绿茵茵的大草原，你不经意间还会发现有牛群，但是，总的来说，很单调。
马萨罗夫打破了平静，说道：“乌拉圭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新意。”我们都笑了。他的西班牙语并不如他英语说得好，但是我笑了，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说西班牙语时带着俄罗斯口音，这确实是真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上帝对创造乌拉圭的确也没多大兴趣。
“但是，我喜欢这个国家，”他说，“能让我内心平和。”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公路逐渐成为狭窄的双行道，道路也有些破旧、凹凸不平，还有油渍——这是大卡车经过时留下的吧。我们把车停到了加油站旁边的咖啡馆吃午餐，这里到处都是汉堡、当地啤酒，还有随处可闻的牛肉和洋葱味，碗哥曾经就把这味道称为“妓女房间的味道”。
然而，这家咖啡馆里的人都认识马萨罗夫，很显然，我们就是在这家咖啡馆的附近钓鱼了，他肯定经常在这儿停留。我想这些破旧的公路、平坦的乡村和破旧的马路旅馆有没有让他想起他的国家，我们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他喝了一小口啤酒，说道：“乌拉圭就像俄罗斯的一个小角落，无法用言语形容，为我喜欢这个地方干杯！”
“为什么？”
“自然之力变得强大时，人类的力量就显得渺小了，”他拿起杯子，“向瑞士致敬！”
“在这里，你会觉得比自然还强大吗？”
“状态好的时候会，”他仔细地看着我，“你了解乌拉圭人吗？”
“不是太了解，”然而，我想到了沙威。
“我也不太了解，”他叹了口气，拿起啤酒，“向乌拉圭人致敬。”
“干杯！”
我们碰了一下杯子，又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好像鲍里斯变得和我一样紧张。我想起了亨特的劝告：避免模棱两可的信息。
“鲍里斯，”我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走一步算一步。”
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下象棋的时候，是不是我每次考虑下一步棋的时候他都要一边读书一边等我做决定？
“让我这么说吧，”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又变得迟钝了。录音器在我的裤子口袋里，但是我的左手似乎变笨了，怎么也够不着它（其实是因为我的左手拿着汉堡）。
“是的，”我说，现在我已经按下了录音键，“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
他看着我的手很明显在移动，但并没有停止发笑。“你就是这样的天性。”他回答。
“这说明什么？”我问。
“这说来话长了，是一种可能性吗？”
“只要我们都彼此信任对方。”
“半信半疑，”他说，“对于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偏偏是我？”
他耸耸肩说道：“你恰好这时出现了。”
“是。”
“看起来有点拘谨。”他说。
“很明显，我很小心翼翼。”
他一口喝完了啤酒：“与你比起来，我失去了更多。”
“好吧，那，”我说，“取决于你想要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要。”他说。
“你想要加入我们吗？”我问。
“你疯了吗，还是你太笨了？”他温和地说。
基特里奇，我正在想，如果领导看到这个手稿，情况该有多么糟糕。从他的声音根本听不出来他有冒犯我的意思，他只不过把我看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人。
“不，鲍里斯，”我说，“我既不疯也不笨。你接近我，对我表示友好，而且还暗示我们俩有许多话要聊，你这样做，如果不是想加入我们，那你要我怎么想？怎么解释你的行为？”
“你可以想，”他说，“这刚好证明了你们对我们的人的绝对藐视。”
“那你要告诉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那能由我来决定吗？”
他什么也没说，我们彼此挨着桌子坐着，看着咖啡馆的尽头——没有前窗，仅有一个遮雨棚，每当有卡车经过时，这个遮雨棚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开了一枪。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说，“你真正想要什么？”
“政治情报。”他微笑着，似乎这只是他的一句玩笑话。
“我倒是更想从你那得到情报而不是给你情报呢。”
“当然了，”他疲倦地叹息一声，接着说，“克格勃，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我知道，”我说，“即使国务院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也知道这一点。”
他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一直坚持小心谨慎。“克格勃里有许多部门。”他说。
“这我也知道。”
“说到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第一部门由苏联驻外官员组成，第二部门负责国内安全，与你们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相对应。”
“是的。”我说。
“我们的‘联邦调查局’，也就是第二部门，在美国有很高的声望。说它效率很高，但是我们国内很多人都认为它办事很愚蠢。想听笑话吗？”
“好吧，”我说，“我愿意听。”
“当然，”他说，“谁不想听故事呢？”
现在，我们两人都笑了。这很滑稽，我们都知道我在鬼鬼祟祟地录音，所有的谈话内容都会被认真分析。我们痛饮啤酒，一杯杯干完。他拍了一下手，一个服务员就送来了两个杯子和一瓶伏特加。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咖啡馆里可能有俄罗斯便衣战士，某个角落可能装有窃听器，天花板上还可能有一个摄像头在那儿晃动。
或者马萨罗夫仅仅是这儿的常客，所以老板才知道他要伏特加。
是的，基特里奇，的确很滑稽。马萨罗夫手里拿着杯子，就像以酒为生的酒鬼一样一饮而尽。
“有两个第二部门的人追赶另一辆车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开车驶过莫斯科街道，然后上了高速公路。这两个人和外国人在一起——他们不应该和这些人在一起，但是他们是高干子弟，因此一点也不怕。他们还对彼此说：‘我们甩掉这些恶棍怎么样？’”他停下来问：“恶棍？”
“这个词用得好。”
“愚蠢的警察。恶棍，用得好，是吗？”
“完全正确。”
“因此，男孩和女孩把他们的车停在了路边，在他们之后，其他的车也停在距离他们一百米远的地方。勇敢的男孩走下车，把车盖打开，暗示摩托车出了故障。你猜恶棍做了什么？”
“你快告诉我吧。”我说。
“他们走下车，”鲍里斯慎重地说，“把车盖打开，模仿前面那个男孩！”
“啊，”我说，“真愚蠢！”
“我们第二部门，”他说，“真的处处是蠢蛋。”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呢？”
“因为，你所在的中情局应该区别于这两个部门，你们把所有的克格勃都看作残忍的人。”
“噢，这话说得不对，”我说，“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分析捷尔任斯基从《金碗》中所学到的东西。”
现在，他开始狂笑，他笑得很大声，而且猛打我的背。鲍里斯真是一个坚实的男人。
“我喜欢你。”他说。
“‘眩晕也是一种享受’。”我回答道。
我们又笑了，我们实际上也互相拥抱了。当欢声笑语过后，他又突然变得很严肃。
“是的，”他说，“我们待在第一部门就得出国工作，也因此我们有义务研究他国的变化。我们意识到苏维埃系统存在缺陷，这让我们很头疼。尽管受官方机构的策略限制，我们还是尽量把最准确的信息传至国内。我们试图纠正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梦想，但是，好吧，结果很不理想，我们不应该白费功夫。第一部门的领导比你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苏联所做的是错的。”
“这并不是我们所得到的印象。”
“当然不是，在你看来，克格勃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不，太低级了！你说我们是杀手，还是专业训练过的，可是你能说出一个中情局官员因为我们而失去一根手指吗？”
“干这些事的都是些雇佣帮手。”我说。我突然想到了柏林。
“是的，”鲍里斯说，“不管是你们雇的还是我们找的，雇佣的人都应下地狱。”
我沉默了。“什么时候去钓鱼？”我最后问了一句。
“让钓鱼见鬼去吧，”他说，“让我们再饮一杯。”
我们又喝了几杯。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他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美国人能够和他交谈。我把他看了个一清二楚，因为他讲俄国人的故事时脸几乎贴着我的脸（我想这是由于他们住在狭小拥挤的公寓里的缘故），因此我趁机偷偷地观察他的脸——他的剃须刀刮过的地方留有一些残茬，鼻孔里的毛发很旺盛，呼出的口气夹杂着汉堡、土耳其香烟、洋葱、伏特加、啤酒的味道，我想他一定有龋齿的烦恼，我并不确定，但嘴里生溃疡似乎能让一个人变诚实。休曾经告诉我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量变引起质变”，至今让我难以忘记。当然，一点口臭完全不同于一个人嘴里完全腐烂的味道。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在咖啡桌旁和鲍里斯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坚持要我们称呼彼此布里斯卡和哈利。可以肯定地说，这顿午餐会一直延持续到天黑才结束。太阳向西落下，只在我们眼中留下一角余晖，当太阳落到只能照射到马路上的遮雨棚时，有时，会有一辆小汽车穿过，或者一个醉汉进进出出。
马萨罗夫不停地讲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一个小时了，他说，在美国没有人了解苏联，除非他们了解这位总理。他是一个伟人，“他与苏联现在的情形有关，他很伟大，”他长篇大论了一番，“无数人都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俄罗斯人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杀死了。在内战中，也有无数人丧生，无数人为斯大林的集体农场丧命，无数苏维埃士兵和居民被希特勒杀害。战后，斯大林又开始屠杀，苏联就像一个被家暴的“妻子”，“每天都被自己的丑陋丈夫残暴地虐待，就这样过了四十年。如果她是一位美国人的话，她将憎恨这样的丈夫，但是俄罗斯妻子却给予更多的理解，她知道，在这样的婚姻下，一切都是因为丈夫渴望提高自己。”
“我糊涂了，”我说，“‘俄罗斯妻子’是谁，谁又是‘丈夫’呢？”
“噢，”他说，“很显然，‘俄罗斯妻子’就是俄罗斯，‘丈夫’则是共产党。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妻子也有问题，她也许活该挨打。故步自封，只看眼前利益，不愿意向前走。丈夫可能是个酒鬼，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远方。”他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拍了一下他的脸颊，“喝。”他，点了一杯黑咖啡说道。
现在他的语法有所提高。“我之前说的是‘科瓦奇’。”
“‘科瓦奇’？”
“不贵，很一般，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容易解释。苏联的孩子从小到大都相信只要凭着纯粹的意志力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种意志力得是好的、无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宁愿毁掉完善自己人格的机会，图的就是一句‘无私’，其实做到这样很难。在我孩童时期，我对自己贪婪的欲望感到可耻。所以做这样一个民族的领导人真的是巨大挑战，每个人都想要比原先要好。斯大林——我都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他失去了内心的平衡。然后，赫鲁晓夫这位勇士取代了斯大林，我们都敬爱赫鲁晓夫。”
“为什么？”我问。
他耸耸肩说道：“他之前是个坏人，但变得越来越好。”
“坏人？他是乌克兰屠夫？”
“噢，他们是这样教你的。但他们只告诉了你寒冷的冬天，却没有告诉你还有温暖的春天。”
“他们是谁？”
“你的老师们。从俄国的角度考虑，我们看到了被权力吸引的残忍的人们。”
“这不是有一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吗？”
“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鲍里斯说，“尽管马克思不愿意，但是俄国人民期待一个残忍的领导者。我们的问题是领导者如何才能超越种族，成为更好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伟人，但是斯大林没有超越任何人，而是变得更糟了，邪恶的行为让他近乎疯狂，而赫鲁晓夫却相反。”他似乎觉得英语让他表达错了想法，于是又扇了自己一巴掌。他得让他的大脑保持清醒，这样才能让他心口一致。他好像润色了自己的英语，但还是夹带着俄语的音调。鲍里斯喝醉了，而他的表达也越来越不着边际，当然，他永远都不会说“赫鲁晓夫是反动派”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赫鲁晓夫是反对派。”
“是的，”他说，“想一想赫鲁晓夫，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他，许多俄罗斯人都诋毁他。有人说，他太情绪化了。”基特里奇，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就是这个代词的使用。“是的，”他说，“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赫鲁晓夫是nyet kulturny，就是你理解的nyet kulturny。”
“我不懂俄语。”
“那你就自己猜吧。”他笑着说。像齐尼娅一样，他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他们彼此不能相容。他已经喝醉了，神智已经混乱，现在我又想起来下象棋的事。“你自己猜吧。”他又说了一次，好像他很了解我似的（可能他了解我，但毫无疑问，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太准确）。
“意思是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吗？”
“当然，总的来说，没有受过教育。你可以说那是俄罗斯人说的最难听的话。”也对，他的英语很符合他的特点。“我们族人住在小木屋里已经几个世纪了，没有人需要擦鞋子，地板也是脏的，动物和人住在一起。nyet kulturny是原始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赫鲁晓夫让很多人都十分尴尬，而这些也许对他不利，最终会使他下台。”
“但是，你说他是一个伟人。”
“相信我，总体上来看，斯大林既残忍又傲慢，而他却长得很高大，要反对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你应该把这一点解释给你的人听。现在，在莫斯科，许多党派高级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说：‘美国的核武器是我们的四倍之多，我们必须要赶上美国。’‘如果美国袭击我们的话，我们必定积极反抗，两个国家就会同归于尽，这样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发展经济。’赫鲁晓夫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他是一个好人。”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你们国家应该为自己的过去负责，你们不会那么快就实现转变。”
他点点头道：“这是因为你们代表的是公司资本主义，线性的，团结起来的线性人力。”他喝了一大口咖啡，这个黑咖啡就像过滤的污泥一样，颜色很深，点点头说道：“是的，美国人从来都不知道共产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只知道我们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下，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你们以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而把我们看作奴隶民族，但是我们却有更多的独立与自由。”
“我相信这是你真实的想法。”
“当然，没有两个俄罗斯人是完全一样的。所有的美国人，在我看来，都是一类人。”
“这绝不是对你那一类人的误解。”
他又进一步摸到我的胳膊肘处：“说到公司资本主义，经理、执行总监这一级别的人相信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却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一半，哈利，你的赌注。”再一次，他用他那厚重的手拍了拍我的背。
“另一半呢？”
“那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思考。”
“思考什么？”
“我们的灵魂，我欣赏我的灵魂。美国人民讲自由浮动的焦虑，是吗？缺乏认同感，是吗？但俄罗斯人说：我失去了我的灵魂。美国人过去跟俄罗斯人一样。19世纪已然出现个人企业家，但是你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巴洛克式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你们的建筑风格中，还在每个个体身上有所体现。现在，美国人成了企业资本家。人们都被洗脑了。”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神情很激动。
“赫鲁晓夫不想失去他的灵魂，”马萨罗夫说，“所以，他尽力改变世界。”
“你告诉我这一切时脸上不带任何表情？”我承认我对他那近乎完美的表情感到生气。
“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吗？”
“告诉我你的监狱集中营。”
他的好心情消失了，他说：“俄罗斯熊和恐龙的尾巴住在一起，带着传染病的尾巴爬了出去。从过去，慢慢地吃掉尾巴。我们将从这段可怕的历史吸取教训，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心有余悸，这是个悲剧，太恐怖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他说了这么多。他闷闷不乐地看着咖啡，好像为了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离开他的老战友伏特加是个错误的决定。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这口气能够清除旧的记忆似的。“你知道Beriozhka吗？”他问道，“桦树。”
“知道，据说你们都喜爱这种树。”
“是的，”他点了点头，“齐尼娅用俄语写了一首关于桦树的美丽的诗，我翻译成了英文，但只是随便翻翻而已。齐尼娅不会认可我的译文的，她可能会为此而离开我。”他看起来好像要哭了出来，却拿出一张纸，对我大声朗读起来：
致桦树
苍白的箭光
寂静的剑
月光和剑光
我们银色的太阳
“乌拉圭不像俄罗斯，”他说，“这里没有桦树。”
然后他把写着这首诗的纸最底部的一半撕了下来，给我写了几句话，递给我。基特里奇，这几句话我凭记忆转述给你（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的）：
谨慎。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人一样，要尽可能保守秘密，这个秘密属于你的，也属于我们。不要相信你们苏俄分部的人。我说这话可能会被处死。所以守住秘密。谨慎一点。只能说给你最最信任的人听。
他给了我足够的时间阅读这几句话，然后他又收回纸条攥在了自己手里。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是否在猜测他的想法，但我的确预料到了他会把那半张纸烧成灰烬。我向你发誓，他真的这么做了，好像我也希望他这么做似的，又好像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读懂了他的心思。
基特里奇，这的确是奇怪的语气，我们离开了咖啡馆，伴着二月夏末黄昏里的灰尘，我们开车回了蒙得维的亚。现在有点晚了，我很累，但是终于，我们又可以通信了。
挂念你的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