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经大西洋的航班上，夏洛特心情特别好。“我必须得说，”他告诉我，自信的声音铿锵有力，听起来就像开学典礼上的校长发言讲话，“我们将和你的朋友BOZO见面。”
他眨了眨眼，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而且他这么简单的一句透露显然勾起了我更强的好奇心。但是我无法对夏洛特的快乐感同身受，他眼中的光芒到我眼里就变成了粒粒尘埃。
他说：“不要忘了，比尔·哈维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那些人对自身的安全都有着极度的偏执。连约翰·埃德加·胡佛都给他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了，他们怎么能不偏执呢？”夏洛特接来下这句话说得更小声了：“我听说胡佛要去一个目的地，如果能经三次右转弯而到达的话就不会允许他的司机左转弯一次。以前我每每想起比尔·哈维拿手枪的奇怪姿势就会联想到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传染给了他。但是，几个月前的某一天，就在我们安排你去柏林不久前，我的脑子里冒出一种直觉：如果这些该死的拿枪姿势并不是比尔·哈维偏执的表现怎么办？万一这是对实实在在的危险的真实反应呢？假如是他陷入了棘手的麻烦怎么办？”夏洛特伸直了他的食指，“每次我都要想出一个中肯的假设，要不然我就会被‘事实’所迷惑变得停止不前了。
“所以，我查看了比尔·哈维的档案，就在他的二〇一档案里，全面记录了他是如何被迫从FBI辞职的。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而且你还记录了C.G.所说的故事原委，你点点头我就明白了你完全记得整个过程，我也都记得。C.G.透露给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同他的二〇一档案中所记录的完全一样，我期望情况与我当初安排你接近C.G.时所设想的一样。想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吧。她一九五六年所讲的故事竟然出奇地与他一九四七年第一次到情报局时所提供的记录完全吻合，似乎在原始版本上又一字不落地强调了一遍。很明显是当哈维和C.G.在一起时，哈维将二〇一档案中记录的细节填鸭式地告诉了他的新一任夫人，而且我怀疑他总是时不时地跟她重复同样的故事，C.G.才能如此详细地跟你讲述，这就是线索。所以你又学到了一招：在你的工作中，要想把一个故事伪造得天衣无缝，那就要在最初编造它时做到滴水不漏，而且还要一遍一遍谨慎地重复讲述这个故事。”
“你说得对，但是当你到达柏林时，你也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找到机会和C.G.说上话了啊。”
“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都要来柏林一趟，”夏洛特说，“你这边的境况明显已经崩溃了。此外，夏洛特和普拉赫之间的摩擦也濒临爆发，盖伦玩得太过了，所以，我不得不出面，虽然我除了自身的直觉以外手上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C.G.的录音副本给我添了不少的底气，像上帝赐了我一道护身符。我和比尔一起享用早餐的时候，我一直把它放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它使我更加确信我了解这个我要对付的人。
“噢，对了，我和哈维是在动物园酒店的酒吧里见的面，他知道我不会在他的地盘见他，当然，我所在的酒店也是他不信任的地方，不过，他决定来酒店见我肯定动用了他所有的资源，比如在酒吧间藏一个监视器什么的。但是那晚在我和你聊完之后，我和酒店管理人员谈了一下，安排了两个我的人整晚待在酒吧间，虽然他们不能安装任何窃听、监视设备，但是至少可以保证哈维的人动不了任何手脚。所以，我们第二天早上见面时，除了可以放在自己身上的微缩工具以外，我们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
“那你是怎么给哈维录音的？”我问，“他肯定知道你装有窃听器啊。”
“我身上的确有个窃听器，但是估计哈维没有发现。这是俄国人曾经在波兰测试过的一个克格勃小玩具，你将它装在你中空的鞋跟里，连带电池、麦克风、机械部件一起装在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操之过急了。关键就是这份早餐——比尔·哈维的早餐是堪培利开胃酒和羊角面包，我的早餐是一个五分熟的鸡蛋——并没有停留多久，我们就开始了公开羞辱对方。‘嘿，老兄，’哈维对我说，‘我早在地狱厨房的黑巷行动中就已经磨砺得伶牙俐齿了，而你的社交活动不过仅仅限于跟英国同性恋一起吃煎饼而已，哈哈哈。我的午餐奢侈到可以喝三杯马提尼，一杯一杯又一杯，哈哈哈。’我反过来问他，他放在桌子上的枪是哪个时代过时的枪，他说‘这不是枪，而是空端子弹，我会将我的枪换掉的’ 。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换枪比换衬衫还要勤。’”
说到这，夏洛特从他胸前口袋里拿出了几页录音文稿，撕去前两页，举起文稿，说道：“都在这里了，那天他一走我就亲自整理了这份文稿。永远记得以最快的速度把磁带里的内容整理成副本保存起来，它记录的可是事情的真相啊。看到这些内容，我禁不住想到比尔那像花瓣一样的嘴巴，与他无耻的吐痰行为太不搭调了。他准备好要走了，他以为他打败了我。”说着，他将前两页纸递过来，说道：“你自己找一下主人公。”
女婿：我们已经骑车沿着桑树林转了一圈了，说吧，为什么要一起吃早餐？
古勒：我觉得是时候摊牌了。
女婿：很好，摊牌是吧，那让我们看看你手中拿的什么好牌吧。
古勒：不要觉得我是那个满嘴胡话的人。
女婿：你被你的小徒弟蒙蔽了，确切地说你的徒弟已经陷入了一堆麻烦中。你看，现在我已经知道SM/ONION是谁了，而且你的徒弟也招了。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古勒：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我会接受你的道德审问的。
女婿：好吧，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说：我已经准备好控告你和“蝙蝠耳”将军了，控告你们威胁隧道工程。想知道我掌握了什么证据吗？此时此刻，有一个小便酒吧的堕落者叫作沃尔夫冈的已经被拘留了，我们正在盘问他，他可是一个有很多料要爆的宝儿啊！
古勒：哪里有什么人坦白，根本就没什么可以坦白的！这个叫沃尔夫冈的家伙也没有被你拘留，我早上6点接到德国南部的电话，说这个所谓的小便酒吧的堕落者已经死了。
（长时间沉默）
女婿：可能会有许多人将要被钉在审问架上。
古勒：不，朋友，这只是在自我安慰罢了。即使你我双手紧握，正面交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双双被击倒，任何事也证明不了，结果只能是双方受损无可挽回罢了。所以，还是让我们聊聊我手上握着的王牌吧，它们可是要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烦躁不安，只能让你连险胜的机会也没有。
这已经是手稿第二页的最后内容了，我不禁问：“其余的在哪里？”
夏洛特叹了口气，这一声洪亮的叹息声就像木管乐器的低音一样底气十足，他说：“我知道你有多好奇，但是我不能再让你看了。要想看剩下的文稿，你就得等。”
“等？”
“是。”
“等多久？”
“噢，几年吧。”夏洛特说。
“好吧。”
“这小部分的文稿所提供的信息量已经足够多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他四处打量了一下飞机，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充分的休息。“顺便，”他说，“是我把动物园酒店的账给结了，你的那份，折算成美元，是三十八美元八十二美分。”
我只好写支票给他，这可是我周薪的三分之一呀。“机构不报销这些支出吗？”我问道。
“会报销我的，我在出差嘛。但是办事员会质疑你在动物园酒店的账单，毕竟你已经有一份住房补贴了嘛。”
当然，他本可以把我的那份算在他身上的，但是他太清廉了。我记得在运河屋的某天晚上，我和基特里奇在厨房洗碟子，用的竟是洗衣服的肥皂，她还低声地跟我抱怨：“休·蒙塔古可能是机构里钱包最扁的一个了。”
“好了，一共是三十八美元七十二美分。”我说。
“实际上，应该是三十八美元八十二美分。”他说，然后没有任何过渡，他张口就说，“你介意我详细说一下我昨晚想要表达的看法吗？”
“当然不介意，”我说，“你请说吧。”我曾经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比尔·哈维的事情，得来的却是对我的训诫，说共产主义恶魔是如何如何阴险狡诈。现在我又要一直听他讲，那颗被动的好奇心像性病刺痛一样搞得我痛苦不堪。
“我要提醒你，”夏洛特说，“俄国的真正实力与军事力量关系不大，我们或许会在别的方面容易受到他们的攻击，布格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伙人，比尔的看法是对的，而我的看法是错的，你能想象这给我带来的影响有多恶劣吗？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比尔的确察觉到了一些我忽略掉的事情，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论点：你的家人越好，你就越应该提高警惕，更加仔细地留心他们的言谈举止。不管基督徒们留下了什么，俄国人都有能力打击和报复他们，地球上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太多的财富——这个观点太深入人心了，俄国人才会如此凶残，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邪恶之处。它利用了基督教义最高贵的本质，让我们心怀巨大的罪恶感。核心就是美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坏，所以虔诚的我们充满了罪恶感，毕竟我们只是些富有但没有任何背景的家伙，所以还是怀着一颗穷人的心穿梭于世界之林吧。他们真是太狡猾了，特别是你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你将来遇到的最伟大的爱，寄托于耶稣为那些同样贫穷困苦的人们洗脚的行为之中。”
“如果这些话出自我之口，你会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怀疑我究竟是为哪一方效力？”我那挫败的好奇心仍然像胃里的铅一样压抑着我。
“如果我意识到了我在为错误的一方效力，”他回答道，“我就会觉得叛变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希望为恶魔工作。如果我明明已经辨明了哪一方为正义之方而我还要反对它的话，那这就是一种邪恶。但是，正邪的界限一定要分清认准，”他告诉我，“岩浆就是岩浆，精神就是精神。如今邪恶的一方是赤色分子，不是我们，他们狡猾地暗示，他们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真是一派胡言，他们才是真正巴结穷人的人！然而第三世界的人竟然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因为俄国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意识形态。我们的精神‘供给’很充足，但他们传播思想的手段更胜一筹。我们这些人是一步一步、认认真真地独立靠近上帝、信仰上帝的，而苏联能够全体一致地完成信仰的转变，这是因为他们将大众福利给予了人民，而不是上帝。这是一场灾难。裁判只能是上帝而不是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信奉的观点，将来也不会改变。我也相信，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仍然在拼搏，就像上帝的战士一样。”
我们都沉默了，但是这样沉默地坐在他身旁，我如坐针毡。“你读过克尔恺郭尔吗？”我问——我非常想在休·蒙塔古的博学多才中找出一处漏洞，所以特意问了这么个冷僻的人。
“当然。”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谦虚，”我说，“我们无从知道我们行为的道德标准，我们可能会在为魔鬼辛苦工作的时候认为我们无比圣洁；相反，我们也可能在为上帝服务的时候产生罪恶感。”
“噢，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都与信仰相对，”休·蒙塔古说，“简单相对复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信仰，我可能会使用善良的克尔恺郭尔式的辩证法。为什么不说苏联并没有腐蚀宗教呢？因为它鼓吹无神论。所以，它不为人知的是无神论构成了对上帝实实在在的阻碍。共产主义环境下的坚定的宗教信仰必须是光明又美丽的，终究，你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获得信仰。因此，俄国的社会风气就是滋生烈士和圣人的温床，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是大量的传道士。哈利，向克尔恺郭尔的辩证法妥协哪怕只有一次，你就陷入了麻烦之中。这令人堪忧啊！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核战争中灰飞烟灭，所以现在的民众才这么高调地及时行乐。事实就是西方建设享乐宫的速度比建教堂快得多。欲望在偷偷地生长：或许世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审判！这个世界会崩塌的，上帝的能力也会被原子弹摧毁——这可能是我无意识的信仰吧。这可能造成我工作质量的下降，到处都是工作惨淡的情景。最终，它对我们的伤害比对俄国人的伤害大多了。岩浆无所谓质量高低的。”他再次叹了一口气——他的声音中带着长长的沉思，然后沉默，关节噼啪响。“任何情况下，”他微笑着说，“成功时脑子里还能回顾令人郁闷的想法，这是智者的表现，它能使魔鬼远离我们。”他伸出手来敲打着我的膝盖。“我很紧张，”他说，“但幸运之神保佑了我两次。而这，亲爱的孩子，都是因为我虔诚的祈求啊。你看，除了我和比尔·哈维享受的美好早晨之外，还有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我是你的教父，不是吗？”
“是的。”
“是一个好教父吗？”
“很棒的教父。”
“好的，现在还我人情吧。”
“蒙塔古先生，什么事？”
“嗯，大约七个月后，基特里奇和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希望你也做他的教父。”
飞机继续飞着。
“这真是个惊人的好消息啊！”我说，“这是我极大的荣幸。”
“主要是基特里奇选择了你。”
“我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了！”
我麻木了，什么也感觉不到，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真想知道如果我在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在比尔·哈维身上的事情之前就死了，那该怎么办。实际上，八年多之后我才完全了解了整个手稿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