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回到了六月基特里奇和休·蒙塔古的婚礼上，我的父亲、继母、兄弟、叔叔、婶婶和表兄妹都聚集在缅因州夏日的家庭集会上。普莱斯考特和皮博迪一家、芬勒特和格里斯沃尔德一家、赫特和普莱斯一家也都来了，科利尔夫人更是穿过了曲折的二十英里路来到这里。东北港和海豹港的代表团们，以及大卫·洛克菲勒也出席了。此外还能看见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克莱拉·托马斯和从华盛顿赶来的艾伦·杜勒斯、理查德·比瑟尔、理查德·赫尔姆斯、特雷西·巴恩斯、弗兰克·威斯纳、詹姆斯·安格勒顿和迈尔斯·科普兰。我的一位表兄克尔顿·哈伯德平时就是个喜欢说笑打趣的人，他说：“如果现在在这儿丢下一枚炸弹，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会夷为平地啦。”
我的本意并非是细述梅奇如何摆放花束来布置现场的，也不是赞叹国教教堂是多么肃穆伟岸，更不是为了婚礼礼服的精巧华丽而俯首折腰，我提及这场婚礼是因为它使我怀疑自己爱上了基特里奇，而且这是一个年轻人可以付出的最廉价但又是最自立的伟大的爱。从婚礼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变得更加地自怨自艾了，每时每刻都在叹息，莫名的忧郁一阵阵袭来。我爱上了一位如此美丽聪慧的姑娘，她却嫁给了我所认识的最优雅敏锐的绅士，我已然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爱情啊，真的是太美好了！
杜勒斯先生似乎也有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再次聚集在婚礼派对上，他站起来敬了第一杯酒。我依然记得他举起酒杯的姿势是那么优雅，尽管略带一丝伤感。
“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灵魂这一罗马理念完美地体现在我们善良勇敢的同事休·蒙塔古身上了，”这是杜勒斯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又说，“确实，要不是他这次的慷慨分享，噢，不，我是说他确实比我厉害，我们就会成为完美的同伴啦。”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礼节性的却又无关紧要的笑声，“你们有些人还不了解他在战争期间在战略情报局的卓越贡献呢，他的功勋目前几乎无人能匹敌。我无法讲清楚他现在的工作情况，但可以稍微说一点，年前他会成为我们的顶梁柱哪。”大家轻声笑了起来，“但是，鉴于他所有的优秀品质，他依旧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家伙。此刻他娶到了一位如此美丽年轻的姑娘，她曾启迪了荣格派学者，迷惑了弗洛伊德派学者，成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学理论家。当她还是拉德克里夫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时，我碰巧看到了她的毕业论文，那简直是篇非凡之作啊！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基特里奇，你的论文太精彩了，我可以保证有一天我们需要参考它，你来加入我们吧！’一个年轻的姑娘面对这样的赞美如何不心动啊？我现在高举这杯酒，发自内心地愿上帝保佑你们两位，英俊潇洒半秃顶的休·蒙塔古和我们亲爱的基特里奇女郎，愿上帝神圣地对待你们的婚姻！”
后来，在杜勒斯先生离开之时，我匆匆与他见了一面，我与他握手示好并报以真诚的微笑。“哈利，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人啊！”他两眼闪烁着光芒说道。这位杜勒斯先生，我断定，大概是我在这婚礼上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了，我那颗想要结识中央情报局的人的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当然，我也注意到有许多父亲提及过的传奇人物也在现场，比如艾伦和特雷西，理查德和维兹，迪克和徳斯，他们早已在我心中的竞技场上驰骋。但是这些名士都远不如我父亲英俊，虽然大多数都是一样的高大和强健。他们常常允许别人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我有些东西，是不容亵渎的。”他们会这样说。
参加了基特里奇的婚礼后我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休学了，提前六个月申请了工作。虽然这是一种牺牲，却是我做过的最清醒的决定，原本我可以继续在耶鲁大学同室友一起过着舒适的象牙塔生活，还有充分的时间计划花一年时间写一部科幻小说的，我也可以跟大学前三年交往的各种好友继续交往……我感觉自己放弃了太多东西，尽管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我又想，如果我想为我的祖国做贡献，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出牺牲。所以我去了暑期学校，并在二月上旬提前毕业了。我独自走在华盛顿雪融后泥泞的街道上，像一只拿着期中毕业证书的光秃秃的熊崽，可是我仍旧为我做出的牺牲感到骄傲。
我并不打算谈论我的准入测试，这种测试纷繁复杂。其实，相关部门早已接受了我的申请，我只需表现好一点他们就不会拒绝我。
当然，情报局是希望我们能尽量发挥得好一点的。每一百人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通过所有测试，这些测试包括智商测试、性格测试、诚信测试、保密测试。我记得在“个人历史陈述”一栏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请用“一”至“五”这五个等级来评价你对这份工作的奉献度。我的回答是“五”，并在空白处写了一句：我是为挑战极限而生的！
“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吧。”面试官对我说。
“好的，先生，”我终于等到发表此番演说的机会了！“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国际法庭裁决之前接受审判。”面试官看着我，我继续往下说，“我的意思是，尽管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但我做好了准备随时为我的祖国而受审。或者说，归根到底，我可以为最终目标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对我来说比较麻烦的是测谎仪，这种测试令人恐惧。虽然我们被警告不要和其他已经接受过测谎的申请者交谈，但沉闷的测试之后我们总是会尽快凑到一处交流，通常他们透露的信息很少，只顾着一个劲儿喝啤酒。
我依稀还记得测谎面试时的文字记录，完全就是凭空想象的记录。但是当时与面试官的对话，现在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面试官长着一个长长的下巴，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就像黑白电影里的角色。我们呢，摩肩接踵地拥挤在十三号楼的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房间外面的走廊同样拥挤而狭长，楼外还有一个灰白色的倒影池。其实，我对那些冬日的回忆大部分都是灰白色的。
这是我能回忆起来的所有信息了，除了我那奇怪的心理感受，对于这份改编后的记录我并不能保证什么。
面试官：有过同性恋经历吗？
申请人：没有，先生。
面试官：为什么你反应这么久？
申请人：我不知道我有这么久。
面试官：是吗？机器显示你脸红了。
申请人：难道机器不会解读错误吗？
面试官：你说你不是同性恋？
申请人：当然不是。
面试官：从来没有过吗？
申请人：曾经差一点有过，但是被我拒绝了。
面试官：好的，我能理解你，让我们继续。
申请人：好的，继续吧。
面试官：和女性相处得如何？
申请人：还不错。
面试官：你认为自己正常吗？
申请人：当然。
面试官：你为什么颤抖？
申请人：你是要我主动给出回应吗？
面试官：让我重述一遍吧，你有没有和女性发生过舆论认为不正常的事情？
申请人：你的意思是不正当行为？
面试官：具体一点说。
申请人：我可以被问及具体的问题吗？
面试官：你喜欢玩口交吗？
申请人：我不知道。
面试官：这个回答太空了。
申请人：是的，先生。
面试官：什么是的？
申请人：口交的问题。
面试官：不要表现得这样沮丧，这不会影响我们录用你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你在这次测试中说谎了，这反而会给你带来不少损失。
申请人：谢谢您，先生，我明白了。
我流了点汗，其实我对测谎仪没有说实话：我并没有丢失我的贞操。即使我三分之二的耶鲁同学可能说一样的话，但说什么都总比这样的坦白好吧。中央情报局的人怎么可能是处子之身呢？我知道很多其他申请人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也撒谎了，没什么大碍的，这个测试无非就是为了筛选出容易遭受敲诈勒索的人。其实，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如果谎称自己有多于实际情况的恋爱经历，他们往往就会被录用。
在接受测试的这段日子里，我住在基督教的青年协会里，和其他申请人在药店里分享着一日三餐。他们大多数来自州立大学，所学专业有财政、足球、语言、国际事务、经济学、统计学、农艺学以及一些特别的技能。通常他们的教授会和他们进行试探性的谈话，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会收到一封提及政府外事的信件，并会被告知回复此信，然后寄到华盛顿特区的某个邮箱里。
我假装像其他人一样，但考虑到我并没有财政学知识尤其是政治科学或者应用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背景，我只好假装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的新朋友里正好都没有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于是我侥幸逃过一关，直到我遇上阿尼·罗斯，他的父亲是西德尼·胡克的远方表亲，罗斯可能是对这一家庭关系怀有敬意吧，少年时期他就读过列宁、托洛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但罗斯告诉我他读这些不是为了宣扬这些思想，而是为了日后成为他们旗鼓相当的对手。一天早上，他一边吃着煎饼香肠一边对我说：“只需看到一个词我就能够明白列宁的那些复杂理论了。”是啊，罗斯，你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还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我怎能不嫉妒你的一帆风顺呢。
在这四五个星期里，我和其他申请人在各座大楼之间漫步。从林肯纪念堂出发沿着倒影池走上大约四分之一英里，途经四座建筑物，就来到了华盛顿纪念碑。在这灰白沉闷的冬日早晨，这些建筑和我在达豪见到的照片并不完全一样，但都是亘古不变的长长的两层小屋。“二战”时期，我们挤进了政府官员的营房，由于我们还有其他设备分散在街旁和老房子里，显眼的深绿政府巴士便载着我们在国务院的大楼之间穿梭。下车后，我们填好了问卷，自觉地站成一个应征者队伍。
尽管我始终假装和我的新朋友们一个样，但实际上，这是我自进入耶鲁以来感觉最离谱的一次，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土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这种感觉就像我在耶鲁的大教室里听讲座，四周围绕着米黄色的墙壁，讲台上挂着黑板和美国国旗，脚下踩着黑灰色的带有污点的地毯，身旁放着便携式座椅，座椅上还附带着单臂式的手写板。我的同学都剪着和我一样的平头，这平头看起来不错，却只适合百分之八十的人。虽然我们这种集体行为看起来既像基督教青年协会的青年又像哈佛商学院的学生，那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和他们一样。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我的同胞，至少不太了解这些像我一样正努力进入中央情报局的伙计。同时我也失去真实的自我了，如此一来，我开始怀念我那熟悉的孤独的海港之风了。
偶尔我会出航去乔治城的运河屋，这地方是基特里奇和夏洛特在他们婚后的第一年买下的。新婚那几晚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他们邀请的宾客不乏一些贵族大亨。亨利·卢斯有一晚也在那里，他和我长谈对我父亲的了解。卢斯先生头发已经花白，双目却炯炯有神。他用沙哑的嗓音对我说：“你即将开始一段精彩的人生了，做好重大决定会使你的人生更加精彩！我曾经为工作付出的努力远大于我自己的预想，甚至已经超出我的兴趣范围，哈利，让我告诉你吧，我和你的昵称听起来是那么地相像，不管是赫里克还是哈利，都差不多嘛。哈利，去实现你更大的梦想吧！”他就像个牧师，一直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得装作对他的这番话深为感激，因为在蒙塔古的新婚之夜后，我得回到耶鲁加入到同窗好友中了。我看到他们每天为了生计摇首乞怜，而我觉得自己满身“辐射”，我一定会在他们之中发出耀眼光芒的。我见识过中央情报局，它就矗立在那里，它是一座高大的屋棚状建筑物，不像那些拥挤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更像一个高端大气的公司，正秘密地掀起一场每个人都必须为之赴汤蹈火的战争。啊，那些在运河屋度过的夜晚啊！没错，正是夏洛特在我最后一场测试结束后第一个告诉我通过了测试的，而我那些耶鲁的室友还要等上三天才能得到消息。因此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先告诉他们，那时我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守住一个自己很想说出口的秘密，如同在遇到烦心事时拒绝对酒的渴望一样令人痛苦不堪。
被中央情报局录用后的一个上午，我们被要求做就职报告，我们中大约有一百人乘坐巴士，从第九大道来到国务院后面一座破旧的五层楼房里，房顶还是英国安妮女王时期(1665—1714)的风格。然后我们摩肩接踵地进入地下室的一个小型会议室，有个人正站在舞台上，他看起来很像常春藤的教授，显然他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他说：“还有谁不清楚吗？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
场下一片笑声，大家纷纷鼓起掌来。接着他走到一个盖着布的画架前，掀开了布，一幅组织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拿起教鞭，边走边向我们解释，说整个机构里有三个指挥部，它们是三个同级的部门，也可以说是一个军队的三个团。“组织部主要是监督机密行动以及召集情报人员的，它就是间谍的指挥中心。让我来教大家一个新词吧，‘经营’，组织部‘经营’间谍，就像商业经营一样。”因为间谍与反间谍都是夏洛特的职权范围，我父亲又是负责机密行动的，所以整个部门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全部。
然后他继续讲解情报部，情报部的责任主要是分析规划部收集来的材料。至于管理部，“它的职能是维持前两个部门的管理秩序。”不必说，我对这几个部门是没有兴趣的。
“先生们，”他继续说道，“你们这一百零三号人，”他环顾四周，“一百零一位男士与两位女士，你们已经被选为组织部的一员了，组织部可是个好地方啊！”
听到这里，我们都欢呼了起来。我们全体起立向他致敬，但没过多久，下一位发言人，情报中心部长艾伦·杜勒斯从幕后了走出来。那天的杜勒斯先生彬彬有礼、儒雅和蔼，不禁让人对他参与的每一项工作都产生信心，比如银行、大学、法律事务所以及政府部门。他穿着一件旧的花呢大衣，肘部还打着皮补丁，系着精致的领结，手里拿着烟斗，他的眼镜因反光而发亮，让人联想到情报部本身的光芒。他成功地为我们一百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像他在蒙塔古婚礼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样。
“尽管我们初次相见，但我可以保证你们即将创立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机勃勃、意义非凡的事业！”掌声响起，他继续说道，“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留给英勇无畏的英国人民的只有血肉之躯的折磨、汗流浃背的劳苦以及愤懑悲伤的泪水，但我能承诺给你们的是奉献，是牺牲，是全身心的投入，对了，当然也是乐趣横生的地狱！”我们不禁欢呼起来。
“你们都是组织部的人了，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集体。你们可能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国家去执行任务，毫无疑问，你们也将目睹很多机密行动。但无论你们有多劳累多厌倦，都决不能失去你们的责任感。因为你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要顽强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掌握的关于秘密战争的资源可能远远大于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政府和国家。苏联曾将间谍艺术发挥到极致，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经营’着间谍活动。
“为了赶超苏联，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西方情报机构，国家的安全问题全仰仗它了。我们的对手十分强大，现在，你们被挑选出来成为这伟大机构中的一员，齐心协力抵抗我们的劲敌！”
此刻，房间里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连狭小舞台一侧的美国国旗都和我们一起分享着这个会堂传递出的温暖与力量。
杜勒斯先生几乎停不下来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上停下来显然也不是他的风格。于是，他和蔼又风趣地提醒我们已经加入了这个团体，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和任务听完领导所讲的故事。
“多年以前，”他说，“当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适逢‘一战’，我被安排到日内瓦的外事事务处。记得那是一九一七年的春天，一个特别暖和的星期六，早晨我正在值班，待在办公室里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网球，主要是那个下午我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约好了一起打网球，她简直就是个绝代佳人啊！”
除了杜勒斯先生，谁还敢用这样的方式演讲呢？这个九十年前内战前期的防空洞里，或许当时站在这里还能听见南方传来的枪炮声，艾伦·杜勒斯正在告诉我们一九一七年他在日内瓦的故事。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极为浑厚的嗓音，”杜勒斯先生说，“是一位男士，他想要找一位负责人来接电话，他说的还是很不地道的德语。我决定帮助他，因为凡是遇上了麻烦的人都会操着一口尽可能含糊的口音。”
“那时，大使馆唯一的美国官员早上正好出远门了，而负责人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我是去和一个英国靓妹打网球呢，还是和这个可能来自俄国的家伙说说德国话呢？”
他停顿了半晌，继续说：“最后，我还是选择去打网球，我从来都没见过电话那头的男人，哪里肯舍弃美女而为他解决麻烦呢。”
我们还在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当我得知那个男人发生的事时我才知道他是谁，可惜已经晚了。这个带着糟糕的德国口音，急于和美国的负责官员对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先生！我们通完电话不久，列宁先生就被德国人带上一列密封火车，穿过巴伐利亚、普鲁士、波兰和立陶宛。他在列宁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下了车，同年十一月发动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要留给我们对他的失误捧腹嘲笑的时间。
“啊，”一个声音叫了出来，“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迪克斯·巴特勒，他的脸长得令人过目不忘，他的头，支撑在硕大的下巴和粗而短的脖颈上，还有厚嘴唇，特别像古罗马的半身像。
杜勒斯看起来很是满意，他说：“小伙子，看来你从我的失误里学到东西了，去重读一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吧，最细小的线索往往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当你值班的时候，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用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工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手中的铲子什么时候能挖掘出宝石。”
他把烟斗重新放回嘴里，掀起幕布，一转身便消失在幕布后面了。
下一位发言人要和我们谈谈“业务”，伯恩斯，又名雷·吉姆，是情报机构里负责日本、拉丁美洲和越南案件的人，他将成为我们接下来为期八周的世界共产主义课程的导师，同时他也是组织部手枪队队长，他告诉我们他欢迎任何有兴趣的人加入他的队伍。
伯恩斯这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他长着一头红棕色的短发，身材匀称，小嘴薄唇，架着一副棕色太阳镜。身着一件棕色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系着棕色领结，下身穿一条卡其色的裤子。他的腰带上有三条横纹，分别是棕色、褐色和棕色。脚上的一双鞋也是棕色并且锃光油亮，像他光亮的鼻子一样醒目。他左手系着一个铃，说到重点时候就会敲响它。除了纽扣上的一枚枫叶别针，闪烁着点点金光，他全身没有其他的装饰了。我真是足够听从杜勒斯先生的教诲，仔细地观察了伯恩斯的每一个细节。
雷·吉姆痛恨共产党人，他站在指挥台上用双眼紧盯着我们，这是一双几近黑色的棕褐色眸子，注视着你的时候就如同深邃的黑洞。他用目光扫过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全都不放过。
“最近显露出一种趋势，”伯恩斯说道，“给共产党留点余地，毕竟赫鲁晓夫不像斯大林有那么多坏心思，你们会慢慢听到一些的。尽管赫鲁晓夫在他早年时候被称为‘乌克兰屠夫’，但他毕竟还是比斯大林好一些，还有谁能比斯大林更残忍无情呢？苏联有个秘密警察局，与我们既不平行也不对立，它好像已经把联邦调查局和国家联邦的监狱系统全都搅和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级中央情报局，但它却是非法而野蛮的！它的部分警察本应该从事情报工作的，却在日夜忙着清除数以百万计的可怜公民中所谓的异己分子，然后把这一群人送往西伯利亚，强制他们做苦力，虐待他们，导致他们辛劳而死或者被活活饿死。这是他们犯下的罪行吗？不，他们只是信仰上帝而已！在苏联，警察界定你的罪行的依据是你是否信仰上帝，如果你不信仰上帝，那么即使你杀死了自己的祖母，他们也不会定你的罪。因为苏联那些警察很清楚，上帝的力量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会阻碍他们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红色梦想。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大家要做好准备和隐形的敌人展开一场无声的战斗！对待他们就得像对待地球体内的癌症和病毒！从你们结束这堂定职课程起，你们就已经步入了一条阻止他们痴心妄想的轨道，你们有能力抵抗他们的强制和洗脑。经过训练，你们将会改头换面，变成不可战胜的强力军！”他凝视着我们，接着说道，“噢，不对，他们配给人员的时候还给我开了个玩笑，看吧，还有两位全新的巾帼英雄！”
他的言辞稍稍缓解了现场紧张的气氛，我们对此也由衷地钦佩，他的玩笑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继而站起来为他欢呼鼓掌，他就如同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不像杜勒斯先生那么高高在上。既然雷·吉姆都已经奉献出自己了，受到鼓舞的我们自然也目标明确、干劲十足。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其实，杜勒斯先生更符合我的认知，而雷·吉姆来自广阔的美国中部，比起我求学时的那座优雅的小花园，从哈得逊河到亚利桑那州那片广袤的土地就如同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漠。但是，我不愿承认原来我竟然如此不熟悉自己的国家。
在一阵对伯恩斯先生的热烈喝彩声中，宣誓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拱形的舞台中间，头顶上方是中央情报局威严庄重的旗帜，大家举起手，由此正式合法地进入了情报局，并发下狠誓从现在开始，未经允许绝不泄露任何相关信息。
那是一个多么庄严的宣誓啊！我曾听说有共济会活跃了多年，其成员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组织的信息，甚至跟他们的儿子也没有提起过。当然，我们之中也不乏如此忠诚的人。那一刻，我对惩罚的恐惧感与我的荣耀感交织在一起，这种感觉远不如将我的血液和我战友的血液融合在一起。就职的那一刻我满心虔诚但又略感担忧，如果不是工作中潜在的危险，我会毫不犹豫地整装待发的。
尽管之后的训练十分艰苦，但大伙对那份誓言从未掉以轻心，它时刻警醒着我们保持绝对的忠诚，泄露秘密就是背叛上帝，是严重的三段论！我不得不说这誓言在情报局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今天它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由此想到我自己的行为，我意识到我有义务和能力做出漂亮的成绩。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取得一些突破，但是研讨会上讨论的有关间谍在国外的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在我看来还是太局限了，就像在本地的律师、记者、工会会员和政治家身上看到的局限性一样。
但我会依据实情表述我们的间谍情报技术的，其中大多数方法都已经作废了，所以稍微透露一些技术就会相对安全许多，它们也是间谍小说的现实来源。我还是承认吧，当时学习这些技术的时候我可是积极热情地投入啊。可是到了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课程时，我便提不起兴趣了，一上这些课就昏昏欲睡。最后我拿到了应得的分数，虽然我有能力和机会重新学好这两门课，但我的真爱只有情报技术！我来到情报局可不是为了成为官僚，而是为了我的英雄之梦！所以，如果这本回忆录要讲述的是情报技术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我就只能撬开记忆的锁，展示更多的超道德情报技术才能达到我的目的了。
但我仍然需要学习最后一门课程，即“认真研究共产党的罪恶”，这类研究可能会使人缺乏刺探情报的热情，但足以让我坚信，任何与魔鬼抗衡所带来的破坏都会支持我们成为鲜明的右翼，我觉得这才是情报工作吸引我的地方。像邪恶的天使一样工作和生活，这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美差！
噢，好吧，我要走的路还很长，让我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证明给你们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