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猜到罗斯的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哈利·哈伯德，毁掉了夏洛特的X光线检查数据？
问题是，我给不了答案，我记不起来是不是曾经在夏洛特的医学档案里面拿过东西给夏洛特。回忆起需要的东西这项能力已经在喝了三十年酒之后大打折扣了，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是很有可能的。
但更有可能的是，有人偷了夏洛特的X光线检查档案，我只是无数个从兰利市外面带进无数文件给夏洛特的人的其中之一罢了。要真是像想象的那样，夏洛特的X光线检查数据极有可能就是这样丢失的，因为进进出出的数据太多了，丢失一份数据也很正常。中央情报局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扩张，这也增加了数据遗失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猜测文件是被人偷走的。如果说文件是为了保护某些官员的个人利益而被特意挑出来，或者是拿回来的时候分错类而放错了部门，如果是这些原因导致文件找不到，那么导致文件找不到的那个人是不是值得原谅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档案管理员因为一段模糊的暧昧关系导致他分心，所以他把文件放在了错误的文件夹中，放在了错误的盒子里。又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数据都实现了计算机管理，而数据下载并没有设置密码，如果我们的普通员工打开了一台没设密码的电脑，他们也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任意处理这些数据……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文件数据的丢失。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找不到夏洛特的X光线检查数据。
“在采集尸体的指纹方面也遇到了困难，”罗斯告诉我，“尽管这可能不重要。海里的鱼把他的手指吃得精光，这似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他的手指上包裹着一些东西让人误以为他的手指还在，这些东西就是猫薄荷草。这些草吸引来的只是鲶鱼，这些鲶鱼一点点地咀嚼着这些草。另外，鱼类也只喜欢吃手指和脚趾这样的顶端部分，这就是采集不到指纹的自然原因。”
他把手伸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坐到他身边的地板上，把两张8cm×10cm的照片一一在地板上铺展开，一张是带有戒指的左手，另一张是右手。“通过这两张照片可以看出来什么吗？”或许是因为照片是黑白的，那只手看上去很苍白。但是这样一只手的辨认度并不高，从这样的照片根本看不出来这是谁的手。从这张照片里，只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男人的手，并且这只手已经在水里浸泡很长时间了，整只手肿胀得就像一只鼓鼓的棒球手套，而且手指被咬噬得已经可以看见骨头了。
“我问基特里奇她能不能根据这张照片判断出这是谁的手，但基特里奇的反应只是心烦意乱，不能给我任何信息。”罗斯说。
是的，她肯定心烦意乱，当我回来请求她开门的时候，她仍然很悲伤。当她看到这些放大的照片时，她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内心变化呢？这是不可想象的。夏洛特的手，以前是那样的灵巧，现在我更能理解基特里奇的悲伤了。如果说她的痛苦对我没有一点影响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同时，她的痛苦又具有独立的空间。这样的关系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在他的领域内碰到了一个全新的但又是让人讨厌的问题。在我和基特里奇的关系中，就表现为无论我多么爱基特里奇，我都不能确定我的爱能够换来她的爱，这就是让人讨厌的地方。不知道爱因斯坦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过一丝邪念。
但是，我是一名专业人员，这句话对我才是有效的。我应该再次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讨论案情的地点，我可以是站着的也可以是舒服地坐着的，我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因为得到保释而兴奋，我可以是忠诚的也可以是多疑的。对案情来说，我可能是有能力的也可能是无能的。尽管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应该做到专业人士该有的样子：我应该把和案情无关的情绪、想法都撇到一边去，尽管剩下的对案情仍然没有什么帮助，但这才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表现——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哈利，”罗斯说，“脸部还有一部分残留没有被鱼啃食。”
我原本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但是后来我跟上了。“哪部分留下来了？”
“右下颌，但是那边所有的牙齿都没了，除了最里面的两颗臼齿。我们拿去检查了，夏洛特过去常常在口腔右下颌佩戴齿桥，齿桥固定的牙齿刚好是那两颗臼齿。”
“你怎么知道齿桥的事？”
“朋友，我们或许还没有夏洛特的全部医疗记录，但是我们找到了他的牙科资料。牙科资料的X光射线检查表明夏洛特的那两颗臼齿曾经镶过金，那具尸体的那两颗臼齿也是。事实上，尸体相关的资料和蒙塔古的X射线资料出奇地吻合。”
“出奇地吻合？那你为什么不为休·蒙塔古准备葬礼呢？”
“因为我感觉不对。”他伸出他的双手作抱歉状，让人觉得他整个下午都在和实验室的实验员争论这件事一样。我发现，他可能一个人陷入了疑惑之中。“我没办法，”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
他在烟管里装满烟草，然后点燃。他在添加烟草的时候，我根本不想说话，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用烟斗抽烟的人一直在困扰着我。尽管现在中央情报局抽烟的人没有像在艾伦·杜勒斯时代那样多，那时候领导们拿着登喜路烟斗的潇洒动作是大部分人追求的。尽管如此，同事吸烟产生的烟雾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最后他问，“这些事让我感觉不对劲。”
“这是你对这些线索的反应。”我说，这一点，他知道，我也知道。夏洛特曾经告诉过我们：如果只有部分线索指向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是不可信的，绝对不能相信。
“我觉得，”他说，“可能有人在造假，企图蒙骗我们。”
“我们能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吗？”我问，我的脑海里有一丝想法掠过，此刻我的思维被这个掠过的想法影响。这个想法就是，如今仍然有很多人谈论着二三十年前的人们所用的方法，这个现象让我觉得惊讶。我们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们都会不知道某个假设、推论是否正确或者完全错误，只是先接受这个假设或者推论，最后让时间来证明对错。许多当时认为是错误的理论最后就这样成为真理了。
我走神了，我不希望卷入罗斯这个跨度太大的假设之中，可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说：“内德，你的意思是说牙医在另一个人口腔对应的两颗臼齿上复制了在夏洛特两颗臼齿上进行的程序，并且牙医还是在夏洛特死前完成这些的？”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罗斯很兴奋，夏洛特或许早已预料到了这些，但是这次的事情提前到来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他说，“休·蒙塔古的牙科X射线检查结果是在几年前做的。像他这个年龄，牙齿都磨损并且松动了，所以这些都不像是某个人故意找一个年龄相仿且身材差不多，同时还和夏洛特有一样特殊臼齿的人。你只需要找到有一样臼齿的人，很显然，要仿造一个镶金的臼齿并不困难。”
“可能这个牙医是为金氏兄弟公司工作的？”
“是的，”他说，“可能是。我们可以搜查具有相似身体特征的人，但是其他的事我们就很难展开。我觉得我们遇到了一个克格勃的特务高手。”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苏联找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犯人，然后对他进行一系列的牙科手术，为了让他的牙齿和夏洛特的一样，甚至可能把他牙齿全部拔掉，除了右下颌的两颗臼齿。而且，小心翼翼地在相应的位置打断那个老家伙的脊椎，再修复到看起来很健康。经过这一系列的手段之后，再把他偷运到我们国家放到夏洛特的船上，再小心地射击他的头部，只留下那两颗经过包装的臼齿，然后再把他扔到切萨皮克湾，这个海湾足够长，以至于在他们把尸体拖上岸之前尸体有足够时间肿胀起来，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我说，我在自问自答，“相比你这么复杂的推论，我宁愿相信夏洛特已经死了，他的遗体就在你的手里。”
“好吧，”他回答说，“即使是克格勃，完成这一系列的事情也是很考验他们的耐心的。”
“拜托，”我说，“你的推论堪比伏罗希洛夫格勒机车厂那么庞大。”
罗斯站起来拨了拨柴火。“他们是不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的，”他说，“除非背后的利益很大很大。让我们回到这令人头疼的案情来吧，如果夏洛特落到了金氏兄弟的手上呢？”
“你的意思是说夏洛特可能被金氏兄弟绑架？”
“虽然是被绑架，但夏洛特是活着的，而且他还很开心，”罗斯说，“他很开心，只是现在在去莫斯科的路上。”
在这一点上，我一点也不赞同罗斯的想法。他的这种理论让我想到了什么呢？然而，对于他的推理，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假设，除非结果证明，这种假设完全成立或者根本是一派胡言——我们看待假设的方式和桑迪·考尔德弯曲金属丝可不一样——我怀疑罗斯的思维现在转了弯，因为没有比这样的假设更有利于案情的侦破了。这是不是说明他无计可施了呢？一想到这个我就充满激情。“是的，”我说，“假设你说的夏洛特还开心地活着，现在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并且他制造了这么多的事让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这些都成立，然后呢？”
我现在占了上风，这几乎都是不用说的。因为，夏洛特的叛变就像是一场人类灾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敢想象的事。即使是独立国会议员卡西也会认为这件事甚至比尼加拉瓜这个国家还要重要。对许多人来说，即使是过了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件事对他们造成的重大影响，这将是一场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的灾难。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或者相反，他不是背叛国家反而是去游说金氏兄弟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了，这将是一场百年一见的游说——结果是全美人民都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国家，这才是夏洛特的风格。留给我们一具被污染了的看不清晰的尸体，让我们认不出来，这确实也是夏洛特的风格。他这样的风格，我和罗斯都不知道体会过多少次了。“全美人民一定要知道答案，”他告诉我，“无力解决问题会让我们发疯；另外，俄国人即使没有找到答案，他们此时也是占据主动地位的，这两点都让我们很焦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决问题！无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不能容忍模棱两可！既然如此，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对我们来说是一大优势，我们手里的任何一条小小的线索对他们来说都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的。哈利，我们不仅要成功救出夏洛特，更要打击敌人的士气，让他们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