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我和一个叫作梅瑞贝斯·克罗克的女孩有过一段温柔、忠诚、无趣的友谊。我完完全全地投身于它，就像夏天在美特兰河里投身于温暖浑浊的浅浅河水一样——仰浮着，手脚拍拍，任水流把我冲向下游。
这始于某天的音乐课，歌谱不够用，我们被吩咐合用课本——当然咯，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我四处寻找同样没有好朋友一块儿坐的女孩，突然梅瑞贝斯就坐到身边了。她刚转学过来，和姐姐贝特丽丝住，姐姐在本地医院当护士。她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再婚了。
梅瑞贝斯个头不高，胖嘟嘟的，不过挺优雅，一双从榛绿色过渡到深棕色的大眼睛，一身杏仁色好皮肤，不带一个斑点或雀斑，美丽的小嘴时常迷惘地噘着，好像想起什么秘密的伤心事。我能闻到她用的香皂味儿。甜甜的花香味儿飘过来，穿透层层尘土味儿、消毒水味儿和汗味儿——寻常学校的味道——穿透了噩梦般的无聊和缭绕不去的焦虑感。居然挑中了我，真不可思议啊，我都有点晕了。接下来几星期，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莫名其妙很开心。然后就会想起这一刻。
梅瑞贝斯和我经常谈起它。她说滑向我身边时，心脏怦怦跳个不停，但她告诉自己，现在就去，不然就永远没机会了。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读的书里面，女孩子们纷纷本着强烈的献身精神，两两成对，结成牢固的友谊。她们发誓永远为对方保密，永远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也永远不与别的女孩产生深沉持久的友情。婚姻不会改变什么。她们会长大，恋爱，结婚，但仍在彼此心头占据头号位置。她们用彼此的名字给女儿取名，时刻准备在对方得传染病时前去照料，或者在法庭上为对方作伪证。这种不可亵玩、繁琐复杂的忠诚，以及郑重其事的情意绵绵，正是我现在渴望，或者觉得可以施加给梅瑞贝斯的。我们发了誓，下了保证，互相倾吐了秘密。她对一切都全盘接受。她天性温顺。每当想到什么悲伤或可怕的事，她总喜欢贴过来依偎着你，握住你的手。
第一个秋天里，我们沿铁轨一直走出镇子，互相讲述我们一生中遇到过的所有疾病或事故，我们害怕什么，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首饰、花朵、电影明星、甜点、饮料和冰激凌口味。我们讨论着将来要几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想好了他们的名字。还有我们丈夫的头发和眼睛颜色，希望他们干的是哪一行。梅瑞贝斯害怕田里的牛群和铁轨边没准会有的蛇。我们手里抓满绽开的乳草荚果里面的绒毛——那真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了，然后又松开手，任它们飘到别的干草上，像一团团绒雪或小花儿。
“打仗时，他们就是用这个织降落伞的。”我告诉梅瑞贝斯。那不是真的，可我相信。
有时我们会去梅瑞贝斯和贝特丽丝住的地方，她俩住一个房间。我们坐在走廊上缝东西，或者上楼到她们的房间去。房子大而朴素，刷成黄色，看起来好像乏人打理。它坐落在大街旁。房主是一个盲人和他老婆，住房子后部的两间屋。盲人总坐着帮他老婆削土豆，或者钩一些小桌巾和桌旗，让她拿到镇上的商店设法卖掉。
房子里的女孩会互相挑战，看谁敢趁他老婆出门时，跑下楼去和他聊聊。她们互相挑战只穿奶罩和内裤，或者干脆一丝不挂地跑下去。他好像猜出正进行着什么把戏。“过来，”他会招呼，“凑近点，我听不到哟。”或者，“过来让我摸摸你的衣服。让我瞧瞧能不能猜出它的颜色。”
梅瑞贝斯从不玩这个游戏，听都讨厌听它。她觉得有的女孩实在讨厌。
房子里的女孩们总是不得安生。她们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动辄赌气互相不搭理。有一次，两个女孩为了指甲油吵起来，一个揪下了另一个的一团头发。
浴室药柜上常贴着一些直截了当、充满威胁的纸条：
请在自己的房间烘毛衣，羊毛烘干时会发出异味。A.M.和S.D.，敬请注意了。
某个人，我闻出你身上有我的夜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不喜欢那样。你该自己买。
B.P.致意。
总有东西在洗：长袜啊，胸衣啊，吊袜腰带啊，毛衣啊——当然了，还有头发。在浴室里那么一转，你的脸必定会拍上什么东西。
烧饭用小电炉。一心为买嫁妆或搬去大城市而省钱的女孩们都自己煮卡夫速食晚餐。其他女孩从附近餐厅带回油腻、喷香的牛皮纸袋。薯条、汉堡、热狗、甜甜圈。香味儿顺楼梯往上飘，正在减肥的女孩们咒骂着，砰地关上门。
时不时地，梅瑞贝斯的姐姐贝特丽丝也会减肥。她靠喝醋来减轻食欲。她还喝甘油，好让指甲长结实。
“她想找男朋友呢——真让我恶心。”梅瑞贝斯说。
梅瑞贝斯和贝特丽丝是朋友的时候，不用打招呼就可以穿对方的衣服，在床上搂着睡，互相为对方描述她的头发从后面看起来是什么样。不是朋友的时候，就互相不说话了。梅瑞贝斯会在小电炉上烧一种红糖、奶油和椰子做成的喷香冒泡的糊糊，把香味扑鼻的平底锅在贝特丽丝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然后才和我用勺子舀来吃。或者她会到商店买一袋棉花糖，她相信这是贝特丽丝最喜欢的。她要当她的面吃。我不喜欢单吃棉花糖——有点讨厌它们软软肥肥的样子——梅瑞贝斯却丢一颗到嘴里，将它像个瓶塞似的叼着，把脸在贝特丽丝面前晃来晃去。这种时候，我都有点不知所措，只好去研究衣柜。
梅瑞贝斯的爸爸不希望她同住，不过给了她很多钱买衣服。她有一件深蓝色的冬大衣，带着一个我觉得很奢华的松鼠皮领子。她有很多抽绳上衣，当时流行这个——粉色、黄色、淡紫色、天蓝色、柠檬绿色。还有一大堆令人艳羡的银手镯。我记得两件百褶裙——海军蓝间白色，绿松石间樱桃色。我打量它们时，与其说是妒忌，不如说是敬畏。我在手指尖上晃着那些沉甸甸的手镯，研究着精致的粉扑和眉毛钳。我自己是不可以拔眉毛的，要化妆也只能在上学路上溜进市政大厅的洗手间。上学时，我住在镇上恩娜姑妈家，她对我严加管束。我当作粉扑的只是一团粗糙的法兰绒，看起来真是脏兮兮的。在梅瑞贝斯旁边，我感觉自个儿就像是个粗糙的物件，双腿粗壮、胸部肥大——强壮、多汗、衣着狼狈、微不足道、感激涕零。同时，又深深地、不由自主、难以言喻、不可思议地——这个没法说，也不能多想——充满优越感。
暑假里她去了多伦多，住她爸爸和继母家。回来后，梅瑞贝斯说我们再也不可以沿铁轨走远了，不然会沾上坏名声。她说如今在头发上裹围巾是时髦做法，哪怕大晴天也一样，为此她带了好几条方巾回来。她让我挑一条，我挑了粉色渐变玫红色的那条。她钦佩地嚷道：“哎哟，这是最好看的一条啦！”我试图还给她。我们互相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我收下了。
她告诉我在伊顿中心和辛普森百货都可以买到什么，她如何差点把鞋跟卡在电动扶梯里，继母说的一些冷言冷语，以及看过的电影情节。她在展览馆玩过山车晕车了，街车上有个男人跟她搭话，穿一身灰西装，戴灰色浅顶软呢帽，提议带她去河谷动物园玩。
现在，听梅瑞贝斯说话，我好像时不时会走神了。我感觉思绪飘散开去，就像在学校里听数学演算时，或者在教堂布道之前的大祈祷刚开始时一样。并不是说我想走开，或者想独处。我明白了友谊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决定改变名字的写法。我从杰茜变成杰斯，她从梅瑞贝斯变成美瑞白丝。在学校里，我们把新名字写在考卷上。
老师晃着我的考卷。“我没法给这人打分，我不认识这人呐。”她说。“杰斯是谁？”她大声拼出这个名字，“是个男孩名。谁认识叫杰斯的男孩？”
美瑞白丝这个名字却没遭到任何异议。这再正常不过啦。因为她的相貌、打扮和外来者身份，也因为她柔和、讨喜的声音和礼貌的举止，梅瑞贝斯人见人爱。粗野的女孩们和刻薄的老师们无一例外都喜欢她。男孩们自然也是，不过她说姐姐不让她和他们约会。我从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梅瑞贝斯擅长撒点无伤大雅的小谎，不伤人地表示拒绝。
既然我的改名没通过，她也就不改她的了。我们互相写便条或者夏天通信时才用这两个新名字。
高三念到一半，恩娜姑妈给我找了一份活儿。我放学后要到辛德曼家上班，一周两次。恩娜姑妈认识辛德曼夫妇，因为她是他们家的清洁工。我的工作是熨衣服，打扫卫生，准备晚饭用的蔬菜。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晚饭。”恩娜姑妈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解释道，让你没法听出她究竟是在谴责辛德曼夫妇装模作样呢，还是承认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有特权这么吃晚饭，还是仅仅想表明，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完全超出她的理解范畴，对我来说也该如此就对了。
恩娜姑妈是我爸爸的姑妈，她确实有那么老了。作为镇上的女清洁工，她的地位独一无二，就像镇上的医生就是医生，镇上的音乐老师就是音乐老师一样。她受人尊重。她不接受吃剩的食物，不管有多美味，也不会把人家不要的衣服带回家，不管有多新。趁她还没上门，很多女主人都会事先匆忙收拾几下，把空酒瓶丢进垃圾箱。恩娜姑妈可不好惹。
她和女儿佛罗瑞斯、儿子乔治一起，住在一道斜坡上的一幢狭小、整洁的房子里。这条街上的房子挤挤挨挨，紧贴马路，你从人行道上几乎可以直接摸到走廊栏杆。我的房间在厨房后头——从前是餐具室，装着浅绿色的壁板墙。躺在床上时，我会试着数那些壁板，不过总是有始无终。冬天早上，我会把所有衣服拉到床上，在被子里穿好。餐具室可没有暖气。
恩娜姑妈回到家时，总是精疲力竭的，因为刚在全镇施展了一番权威。不过依旧斗志昂扬。她对我们也施展着这种权威。她让我们——佛罗瑞斯、乔治和我——知道，我们都很优秀，尽管，或者毋宁说正因为，我们比别人穷。她教育道，我们每天都要证明这一点，通过擦亮我们的鞋子，缝好所有纽扣，从不说粗话，不抽烟（对女人而言），考高分（对我而言），绝不喝酒（对所有人而言）。现如今，没人会认同这种小家子气，这种骄傲的矜持，这种陈腐的自尊啦。比如我自己就不认同，不过当时我也没怎么为它烦神。我学会绕过一些规矩，和别人处得也不错。总体而言，我觉得这种优越感，纵然倔头倔脑的，总比毫无优越感来得强。再说我也没打算像乔治和佛罗瑞斯一样在这里过一辈子。
佛罗瑞斯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可地位好像没因此上升多少。她在鞋店打工，参加唱诗班排练，嗜好玩拼图，那可是能摊满一整张牌桌的大拼图。尽管我纠缠不休，她就是不肯好好讲一讲她的浪漫故事、她的婚姻或者丈夫年纪轻轻就因为血液中毒死掉的事——我本打算用它来抗衡梅瑞贝斯关于她妈妈去世的真正悲惨的故事的。佛罗瑞斯长着一双灰蓝色眼睛，分得奇开，简直像在看往不同方向。它们流露出一种恍惚、无助的神情。
乔治在学校只读到四年级。他在钢琴厂干活，人称“小飞象”，对此他没什么特别的讨厌或不开心。他是那样害羞、安静，跟他一比，佛罗瑞斯那种疲惫的不耐烦简直称得上生机勃勃了。他会从杂志上剪下图片，在房间钉一满墙——不是什么半裸美女的照片，而是一些样子讨他喜欢的东西：一架飞机，一块巧克力蛋糕，伯顿奶业的明星母牛艾尔茜。他会玩跳棋，有时会邀请我和他下一盘。通常我都推辞说没空。
我把梅瑞贝斯带回家吃晚饭时，恩娜姑妈批评那些手镯在桌上撞出声响，纳罕这种年纪的姑娘怎么会被允许拔眉毛。她还说——让乔治也听到了——我的朋友看起来没什么脑子。我并不奇怪。我和梅瑞贝斯都知道，与成人世界只可能展开那种最最虚伪、最最痛苦、最最刻板的交流。
辛德曼夫妇的宅邸仍被称作斯图尔家的房子。不久前，辛德曼夫人还是伊万杰琳·斯图尔。房子是她父亲斯图尔博士造的。它离大街有一段距离，坐落在一个人工垒起的平台上，与镇上任何别的房子都不一样。事实上，它不像我见过的任何房子，它让我想起银行，或者别的重要公共建筑。它只有一层，平顶，装了矮矮的落地窗、古典的柱子，屋顶有一圈雕花栏杆，每个拐弯处都有一个装饰坛。大门口的台阶两侧也点缀着装饰坛。坛子、雕花栏杆和柱子全刷成奶白色，房子本身刷的是浅粉色灰泥。现在，涂料和灰泥都开始剥落，脏兮兮的。
我从二月份开始去干活。装饰坛积满雪，活像盛满冰激凌的盘子，院里各种灌木都像铺着北极熊皮毯子。别人家门口都铲出宽阔干净的走道，这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向大门。
“辛德曼先生不肯铲雪，因为他相信它留不了多久，”辛德曼夫人说，“他相信哪天早上一睁眼，就会发现它们都消失了。就像雾一样。他对这玩意儿可没啥了解！”
辛德曼夫人说话充满强调，好像所说的每件事都无比重要，同时又好像一切都是笑话。这种说话方式真让我大开眼界。
进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外头了，除了透过水槽上方的厨房窗子。起居室是辛德曼夫人打发白天的地方，她躺在沙发上，周围摆着烟灰缸、茶杯、酒杯、杂志和垫子。她穿一件中国式晨衣，或者一件长长的深绿色拉绒羊毛袍子，或者一件黑缎子夹棉上衣——没多久就撒满烟灰——和一条孕妇裤。外套有时敞开，让我瞥到一眼她的肚子，已经怪怪地鼓起。她开着灯，拉拢窗上的酒红色窗帘，有时会在铜盘上点一团小小的锥形香。我喜欢这些锥形香，它们是灰扑扑的粉色的，像子弹一样整整齐齐躺在美丽的盒子里，哪怕烧成灰，形状也丝毫不变，像有魔法似的。屋里到处都是神奇的东西——带雕刻的中式红木家具，插孔雀毛和蒲苇的花瓶，铺展在褪色红墙上的扇子，一堆堆天鹅绒软垫，带金色流苏的缎面垫子。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房间。捡起地上的城市报纸，把垫子摆回椅子和沙发，收走残留着冷茶或冷咖啡的杯子、剩着发硬的食品残渣的盘子，还有一个个杯子，里面或许有几片泡软的水果和一点酒渣——甜甜的、冲淡了，仍旧隐隐散发着酒气的混合物。在厨房里，我会把残余的所有东西都喝掉，吮吸水果片，尝一尝陌生的酒精味道。
辛德曼夫人的宝宝预产期大约是六月底七月初。日期没法确定，因为她的月经周期不正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月经”。我们一般都说“例假”、“那好事”或者用一些更委婉的说法。）她本人确信是在辛德曼先生生日那晚怀上的，当时她灌了一肚子香槟。九月二十九号。那是辛德曼先生三十三岁生日。辛德曼夫人四十岁了。她说最好干脆承认了吧，她就是个啃嫩草的。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呢。四十岁生宝宝可太迟了。这把年纪生第一胎，实在太老啦。真是个错误。
她数落着她的损失。首先是脸上脖子上的浅褐色斑点，她说它们布满她周身。它们让我想起开始腐烂的梨子肉——那种软绵绵的变色部位，那种看了难受的色浅却根深的瘀伤。接着，她展示了肿胀的血管，为此她只好躺在沙发上。蔓越莓色的蜘蛛脚、青绿色的青筋遍布她的双腿。她一站起来，它们就变成黑色。踏上地面之前，她不得不用长长的橡皮绷带把腿紧紧缠住。
“听我的话吧，趁着年轻赶紧生娃娃。”她说，“要是能的话，赶紧去怀个孩子吧。我还以为我不会干这些事呢。哈哈！”不过她并没真昏了头，因为她补充道：“千万别告诉你姑妈我这么和你说话哦。”
辛德曼夫人还是伊万杰琳·斯图尔小姐的时候，不住在这幢房子里，只是经常带朋友们来玩玩。她在镇上的露面总是昙花一现、引人注目。我看到过她开敞篷车，娃娃头发型的深色头发上系一条橙色围巾。我在药店也看到过她，穿着短裤和露背背心，腿和肚子都光溜溜的，晒得黝黑，好像裹着棕色丝绸一般。她笑着，大声承认因为宿醉犯头痛。我看到过她在教堂里戴着一顶黑色薄纱帽，饰有粉色丝绸蝴蝶结，一顶用于晚会的帽子。她不属于这里。她属于我们在杂志和电影上看到的那个世界——那里有着各种光鲜玩意儿、满嘴俏皮话却故作严肃的喜剧演员、公共舞厅里的乐声、装饰着倾倒的粉色酒杯图案霓虹灯的酒吧大门。她是我们与那个世界的纽带，是我们的一个证物，证明那个世界存在着，而且我们与它共存着，它那些铺张的恶习和无情的奢侈都并非与我们毫无关联。她只要待在那里，时不时像旋风一样回趟老家，就可以得到原谅了，或许还会被遥遥地仰慕着。就连我姑妈恩娜，尽管不得不收拾壁炉里的碎酒杯、地毯上踩扁的烤鸡块、浴缸边沾的鞋油，也同意伊万杰琳·斯图尔可以享有某些邪恶的特权——尽管或许只是一些充当反面教材的特权，展示着金钱如何让你变得无耻，无所事事如何让你变得无用，自我放纵如何会招来各种引人注目的灾难。
但是，伊万杰琳·斯图尔现在做了啥哟？她变成某人的老婆，就像所有人一样。她买下当地报社给老公经营。她怀孕了。她失去了功用，打乱了秩序。做一个抽烟喝酒、放肆迷人的单身女孩是一回事，做一个抽烟喝酒、放肆而再也不迷人的怀孕母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咯。
“别盯着我瞧哦，杰茜。我以前才不会像这样躺着。我以前老是动来动去的。那个触霉头的医生，他唯一做的就是宣布说我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有进就有出。五分钟的享乐，九个月的折磨。’我问他：‘你啥意思哟，才五分钟？’”
我确实盯着她瞧。以前从未这样大开眼界。我一五一十地统统讲给梅瑞贝斯听。我描述了起居室，辛德曼夫人的衣服，餐具柜里装着金色、绿色和红宝石色玩意儿的瓶子，厨房碗橱里的陌生罐头——熏牡蛎、凤尾鱼、栗子浓汤、朝鲜蓟，还有大大的罐装火腿和水果布丁。我描述了血管、绷带和淡斑——讲得添油加醋——还讲了辛德曼夫人与朋友们的长途通话。他们的名字是邦特、扑哧、趴狗和斯皮提，所以你听不出他们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她在他们中的名字是杰丽。她跟他们讲完电话后，会给我讲他们损失的钱啊，发生的事故啊，或者他们干的恶作剧，或者他们遇到的错综复杂、不同寻常的浪漫故事。
恩娜姑妈注意到我没熨多少衣服。我说不是我的错——辛德曼夫人老拉着我在起居室聊天来着。恩娜姑妈说，要是辛德曼夫人坚持要聊天，那我大可以在起居室支起熨衣板。
“让她说好了，”恩娜姑妈说，“你熨衣服。人家付钱就是要你干这个的。”
“我不介意你在这里熨衣服，但是一旦辛德曼先生回来，你就得赶紧开溜。”辛德曼夫人说，“他讨厌那个——在他待的地方干任何家务。”
她告诉我辛德曼先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生长大，住在一幢周围全是香蕉树的大宅子里，他妈有几个黑人女佣。我觉得这听来有点混乱，就好像《乱世佳人》被搬到澳大利亚了，不过我想没准真是那样吧。她说，辛德曼先生离开澳大利亚，到新加坡当记者，然后随英国军队到缅甸作战，在那里英军被日本人打败了。辛德曼先生从缅甸一直走到印度。
“和一小撮英国兵和几个美国人一道，还有几个土著女孩——是护士。不过他们可是清清白白的。那些女孩只是唱唱赞美诗。她们都皈依了基督教。‘前进，基督徒士兵们！’反正，他们那会儿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病怏怏的，受了伤，在可怕的热天里一天一天赶路。遭到野象群进攻。他打算写一本关于这些的书。辛德曼先生打算这么干呢。他们只好自己扎筏子，沿河向下漂流。他们得了疟疾。步行翻过了喜马拉雅山。他们都是英雄，可惜没人知道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听起来也挺可疑。喜马拉雅山哪有什么可怕的热天？那里不是据说四季积雪吗？
“我告诉邦特：‘艾瑞克在缅甸跟英国人一起打仗。’邦特说：‘英国人根本没在缅甸打仗——是日本人在缅甸用英国人擦了擦屁股罢了。’人可真是无知啊。邦特连央街的街顶都爬不上去。”
多年后，或许整整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读到史迪威将军率领手下从缅甸步行到印度的记录。他们穿过德穆山顶的山口，下到钦敦河边。这伙人中包括一些脏兮兮的、饥肠辘辘的英国突击队员。没准艾瑞克·辛德曼就是其中一员。
辛德曼先生和辛德曼夫人初次邂逅，是因为他上门要求转租她在多伦多的公寓。他计划在加拿大当个记者。她计划开车和朋友们去墨西哥玩。她再也没去成。她和辛德曼先生一碰面，事情就那么着了。朋友们都劝她不要和他结婚。比她小七岁，离了婚——前妻和孩子还在澳大利亚某处——而且身无分文。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冒险者。可她不为所动。过了六个星期就嫁给了他，没邀请任何朋友来参加婚礼。
我觉得也该参加一点谈话，所以就问：“他们为啥因为他是个冒险者就反对他？”
“哈哈！”辛德曼夫人说，“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说，他图的是我的钱。其实我甚至都没办法说服他一边写他的经历，一边先靠这些钱过日子。他坚持要独立，只好去报道那些愚蠢的伴娘都穿什么衣服、嫁妆展示会，还有镇议会的所有那些废话，这简直要把他逼疯了。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总有一天，你会跟人吹嘘你认识他的！”
我们一听到辛德曼先生到门口了，我就会按照指示，抓着熨衣篮溜回厨房。辛德曼夫人换上一种又甜又傻、戏谑而激动的声音嚷道：“是我的宝贝男孩回家了吗？是小勋爵弗契特勒里回来了吗？是那只澳洲小疯狗吗？”
辛德曼先生在大厅一边脱靴子，一边回答说他是至尊神探，或者是大力水手。他走进起居室，径直走向沙发，她躺在上面张开胳膊等着。他俩响亮地接吻，我狼狈不堪地抓着熨衣板撤退。
“他结婚是为了她的钱。”我告诉梅瑞贝斯。
梅瑞贝斯想知道他长什么样。
“像是沼泽地里捞出来的玩意儿。”我回答。不过那是恩娜姑妈头一回看到辛德曼先生之后的描述。我借用了它，因为喜欢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准确。确实，辛德曼先生很瘦，高而瘦，面带菜色。但他看起来并不是那种没精打采、病怏怏的样子。事实上，他有一副骨骼清奇、五官鲜明、清新爽利的好相貌，正符合这时的潮流。一条铅笔线一样的胡子，冷静的细眼睛，充满嘲讽的淡淡微笑。
“像草里的蛇，”我修正道，“但她发了疯，爱极了他。”我表演他们每天的相见，咂巴着嘴，做着搂抱的动作。
辛德曼夫人告诉辛德曼先生我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历史天才。这是因为我帮她搞清了她正试着读的一本历史小说中的几处困惑。我解释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关系。
“是吗？”辛德曼先生说。他的口音听起来比加拿大人更温和，也更精明。“你最喜欢哪个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或者以为自己是这么说的。
“陀思托——维斯基，”辛德曼先生沉思道，“你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
我太紧张了，都没注意到他模仿我的发音。
“《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那是我读过的唯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是在夜里，在房子后部的冰冷卧室里读的这书，因为匆忙和贪婪，跳过了好多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述和其他一些我读不下去的章节。
“你最喜欢哪个兄弟？”辛德曼先生微笑着，好像已经把我逼入死角。
“米嘉。”我答道。这会儿，我不那么紧张了，挺愿意继续聊下去，解释为什么喜欢他——阿历克塞太纯洁了，伊凡又太富知性了，等等。回家路上，我想象着说出了这些，想象着随着我的滔滔不绝，辛德曼先生的表情渐渐变得肃然起敬，还带点隐隐的懊恼呢。旋即我意识到在发音上犯的错。
我没机会继续说下去，是因为辛德曼夫人躺在沙发上嚷嚷起来：“最喜欢，最喜欢！谁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个肥胖发胀的怀孕老女人呐？我倒想知道这个！”
不管我对梅瑞贝斯如何挖苦辛德曼夫妇，我仍想从他们那里博取些什么。关注、认可。我喜欢辛德曼夫人说我是个历史天才，尽管我知道这说法够傻的。对他的话我会更在乎。我感觉他瞧不起这镇子和镇上所有人。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他不铲走道是怎么看的。我真想在他的轻蔑上啮出一个小洞。
可是，他还是要被称为宝贝男孩，并且屈从于那些亲吻。
梅瑞贝斯也有新鲜事要告诉我。贝特丽丝有男朋友了，一心想订婚。梅瑞贝斯说，他们正又急又累地朝那使劲儿呢。
贝特丽丝的男朋友是个理发师学徒。他在下午过来看她，那时她正好从医院倒班回来，理发店也正好空闲下来。那会儿，公寓里别的女孩还在上班，梅瑞贝斯和我呢，要是我们知趣，设法在学校逛逛，去喝杯可乐或者花点时间逛逛街的话，也不会出现在那里。可梅瑞贝斯坚持径直回到出租屋。
我们会发现贝特丽丝正在铺床。她扯下所有被子，熟练地铺好床单，然后在床单上的关键位置横铺一张吸水棉垫。我想起从前偶尔尿床，丢人地垫着橡皮垫睡觉的日子。
她重新铺好被子，拉扯齐整，藏起这个秘密。她拍松枕头，把被子上面的毯子掀开一个小角。我顿觉心头袭上一阵儿时欲望造成的眩晕感，一种对于被子的亲密触感的回忆。粗糙的毯子，舒服的法兰绒床单，那些秘密。
贝特丽丝穿过大厅走向浴室，就像收拾床铺一样，她也要去收拾身上的相关部位。她带着一种严肃、尽职的表情，一种家庭主妇般的专注。她依然没跟我们说一个字。
“要是接下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做起那个，我也不奇怪。”我们下楼经过浴室门口时，梅瑞贝斯大声说道。水哗哗冲着。贝特丽丝在做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在用浴棉吧。
我们坐在走廊台阶上。秋千在冬天收起来了，还没装回去。
“她真不知羞啊，”梅瑞贝斯说，“我还要在那张床上睡觉呢。她以为把垫子铺在床单上就没事了。垫子是她从医院偷来的。根本不能相信她，哪怕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打架了，她说：‘我们和解吧，来握握手吧。’我握住她的手，可她手心里捏着一只小蛤蟆，是在浴室里跳到她身上的。”
雪还没化完，刺骨的寒风正把沼泽、小溪和潮水的味道扫进镇上。不过理发师学徒依然懒得穿外套。他穿着白色工作服，沿小巷匆忙赶来，一路心无旁骛地低着头。他没料到会撞上我们。
“你们好啊！”他招呼道，故作轻松地装出一副热情样儿。
梅瑞贝斯没接茬，出于忠诚，我也不能开口。我们没站起身，只是挪了挪，让出仅容他走上台阶的空间。我竖着耳朵，却没听见卧室门开关的声音。
“他们就像两条狗一样，”梅瑞贝斯说，“干着那种事的两条狗。”
我想着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互相问候，交换眼光，脱衣服。以什么顺序呢？伴随以什么样的语言和爱抚呢？他们是陷入疯狂呢，还是有条不紊的？他们是脱了一半就滚到床上呢，还是像在看病时一样脱衣？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更符合他们。
脱掉那个。对的。现在躺下。打开双腿。平静的命令，麻木的执行。贝特丽丝目光呆滞而顺从。而理发师的学徒，那个瘦骨嶙峋、满脖子雀斑的家伙，变得专横起来，准备实施他那邪恶的力量。就这样。是的。就这样。
“有一次，一个男孩让我做这事，”梅瑞贝斯说，“我弄得他差点被开除。”她告诉我，七年级时，一个男孩传了张纸条给她，上面写着：“你想干××吗？”她把纸条交给了老师。
“有人想让我做这事。”我说。这话让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垂着眼睛，没看梅瑞贝斯。是谁？她问，他是怎么说的？在哪里？什么时候？是我们班上的什么人吗？我为什么没告诉她？
她跳到下方的台阶上，盯住我的脸。她把手按在我的膝盖上。“我们答应什么事都不向对方保密的。”她说。
我摇摇头。
“你居然没告诉我，我好伤心啊。”
我咬着嘴唇，好像打算锁住秘密。“其实，他和我相爱了。”我说。
“杰茜！快告诉我！”
她答应把自动铅笔给我用到学期末。我没接茬。她说我还可以用她的钢笔。自动铅笔和钢笔，全套都给我用。
我本想多逗她一会儿，然后承认这只是个玩笑。起初，我脑袋里一个人名也想不起来。突然我想起来一个，但它太丢人了。我没法相信我会说出它。
“杰茜，我给你一个手镯。不是借。是送给你。你想要随便哪个都行，就送给你了。”
“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可不是为了手镯哦。”我说。
“我向上帝发誓我不会说的。我保证，说了就死。”
“对上帝发誓就够啦。”
“我会的。我对上帝发誓，杰茜，我对上帝发誓了。”
“辛德曼先生。”我轻声道。我感觉出奇地轻松，毫无撒谎的负担。“就是他。”
梅瑞贝斯从我的膝盖上缩回手，坐直身子。“他太老啦，”她说，“你说过他很丑！他结婚了！”
“我从没说过他丑啊，”我说，“他只有三十三岁。”
“你根本不喜欢他！”
“你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就是那样的。”
从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谈到自己的生活时她告诉我，她跟罗伯特·勃朗宁发生了三年私情。她根本没老糊涂。她是个非常精干、爽朗的老太太。她没说热爱勃朗宁的诗歌，或者花所有的时间读他。她也没说她有过幻想。“哦，是啊，”她说，“后来我就跟罗伯特·勃朗宁发生了三年私情。”我等她笑起来，或者补充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有。因此，我不得不认为，她在想象中开展的私情是如此严肃、投入，她不容许自己把它说成是想象。
那年春天我和辛德曼先生——在我的头脑中，在梅瑞贝斯面前——展开的私情，或许并没在我生命中占据那样重要的位置，不过它还是让我有事可忙。我和梅瑞贝斯相处时不再走神和厌倦了。我不得不安排再安排各种情节，通过选择要透露的信息让它们一一到位。我安排了和他的交媾，但没告诉她，后来不禁倍感庆幸，因为我又决定还是不要让它发生为好。否则我没法令人信服地想象那过程，或者事后要说些什么话。扯谎丝毫不曾让我为难。一旦一头扎进了错误之路——说出了辛德曼先生的名字——犯错的感觉便分外美妙起来。
我不仅通过所说的话，还通过我的模样来演示事情的进展。我并没有勒紧皮带、涂脂抹粉，表现得像个年轻的诱惑者。相反，我特意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彻底放弃胭脂和口红，只是仍旧敷着厚厚的粉，好显得脸色苍白。我穿着一件恩娜姑妈的鼓鼓囊囊的绉绸上衣去上学。我告诉梅瑞贝斯是辛德曼先生要我穿成这样，把头发盘起来。他受不了任何人盯着我的头发看，或者看到我胸部的线条。他因为爱的重负而痛苦。我也一样。我弓着肩膀，表现出受难的气质。激情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这就是我想给梅瑞贝斯传达的信息。必须让负罪感、心事重重和一种炽热的欲望成为我的日常伴侣。
同样也要成为辛德曼先生的。在我的想象中，他越来越不顾一切。他爱抚我，低语喃喃，然后又自责、呻吟一番，变得虔诚起来，吻我的眼皮。
那么，真正的辛德曼先生呢？这一切是否让我一听到他进门便全身颤抖，对他充满期望，希望看到什么暗示呢？根本没有。他在我的想象中扮演角色的时候，就从现实中隐退了。我不再期待什么有趣的交谈，或者哪怕冲我的方向点点头。在我脑海中，我设法改善了他的相貌——给了他一种比较健康的脸色，压制了他习惯性的微微冷笑，让他显出一副忧郁温柔的模样。我设法不看他的真人，免得又要从头到脚改造他。
梅瑞贝斯追问着细节，但是对一切都不满意。她督促我永远不要屈服。“你不能向辛德曼夫人告发他吗？”她说。
“那会要了她的命的。反正她生孩子时也大有可能死掉。”
“要是她死掉的话，你们会结婚吗？”
“我还不够大哦。”
“他可以等嘛，要是他真像他说的那样爱你的话。他需要有人照顾宝宝的嘛。他会继承她的所有财产吗？”
提到宝宝，让我想到某件最近在辛德曼家发生的真事，也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的窘事。辛德曼夫人招呼我去看宝宝踢她。她躺在沙发上，掀起袍子，用一个垫子遮住私处。“在那儿，看啊！”她嚷道。我看到了，那可不是表面上的一下颤动，而是整个布满淡斑的山丘从底下传出的起伏翻滚。她的肚脐眼鼓突，像一个随时会弹出的瓶塞。冷汗从我的胳膊和额头上直冒出来。我喉咙里也翻上来一团硬邦邦的恶心感觉。她笑了，垫子滑了下来。我冲进厨房。
“杰茜，你有什么好怕的？我想他们中没有哪个会像你反应这么大！”
在辛德曼家的另外两幕。
辛德曼先生早早回了家。我放学后到那里时，他和辛德曼夫人一起待在起居室里。辛德曼夫人仍旧整天拉着窗帘，尽管外面已经是春天了，炎热的五月天。她说不许任何人看到屋里，看到她这副模样。
我从炎热、明亮的下午走进屋子，发现拉着窗帘的闷热房间里点着熏香，两个苍白的人咯咯笑着，喝着酒。他坐在沙发上，她的脚搁在他大腿上。
“正好来参加庆祝！”辛德曼先生说，“这是我们的告别聚会！我们的告别聚会，杰茜。告别了，走喽，再见！”
“别胡扯！”辛德曼夫人说，用光脚后跟捣他的大腿，“我们还没走呢。得等到这个可怕的宝宝出生才行。”
喝醉了，我想。我经常看到他们喝酒，不过此前从未看到他们酒后举止上有什么可笑的不同。
“艾瑞克要去写他的书了。”辛德曼夫人说。
“艾瑞克要去写他的书了。”辛德曼先生用愚蠢的尖声说道。
“确实嘛！”辛德曼夫人说，一边又用脚后跟捣了几下，“等这个怪物一生下来我们就走。”
“那真是个怪物吗？”辛德曼先生说，“它有两个脑袋吗？我们可以用它办个怪物展，赚一大笔钱吗？”
“我们不缺钱。”
“我缺。”
“给我住嘴吧。我可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两个脑袋，不过我觉得它足足有五十条腿。前几天它把杰茜吓坏咯。”
她告诉他我是怎么逃开的。
“你得习惯这些事啊，杰茜。”辛德曼先生说，“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女孩，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有一两个孩子了。你在自然面前可没法讨巧。小小的棕色皮肤女孩，其实她们自己也还只是孩子，就已经有孩子了。”
“哦，我敢肯定。”辛德曼夫人说，“杰茜，做个乖孩子。你知道什么是金酒，对吗？在这个杯子里倒一点金酒，然后倒满橙汁，这样我可以补充点维生素C。”
我接过她的杯子，辛德曼先生想站起身，但她按住了他，他只好说：“香烟。我想它们在卧室里。”
他从卧室回来后没去起居室，而是进了厨房。我在水槽边往冰盘里倒冰块。
“找到没有？”辛德曼夫人嚷道。
“正在这里找呐。”
他手里抓着一盒烟，却在水槽边的柜子里动作很大地翻找。他挨到我身边，和我肩并着肩。他把手搁在我肩膀上捏着。他把手揽到我的背上，摸我赤裸的后脖子。我手里端着冰盘站着，盯住窗外一辆停在后巷的旧巴士，就在福音堂后头。车身一侧印着“圣体龛”字样。
辛德曼先生只用指尖拂过我的喉部。它们的触摸起初轻得像水滴。然后重了些。越来越重，最后用力刻着我的皮肤，好像要划出几道沟似的。
“找到啦。”
我给辛德曼夫人端去饮料，辛德曼先生正坐在立式烟灰缸边的扶手椅里。
“过来坐在刚才的地方嘛。”她用那种愚蠢甜腻的声音说。
“我在抽烟。”
我的喉咙刺痛着，好像刚挨了一拳。
几天后的第二幕，在我又一次去干活的时候。
辛德曼先生在花园里忙碌。他只穿衬衫，仍打着领带，在花园一角，用锄头清除覆盖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凉亭上的藤条。他警告地喊了我一声，
我离他两码远。突然他说：“过来。到这儿来。问你件事。”
我凑近了些，双腿直发抖，不过他只是指着脚下一棵长势旺盛、多叶红茎的植物。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该挖掉它吗？我分不清这里什么是杂草，什么不是。”
这是一株大黄属植物，我向来就管它叫草，或者叫蒲公英。
“我也不知道啊。”我说，那会儿确实脑袋一片空白。
“你不知道？那你对我有什么用呢，杰茜？这个难道不是个古怪的小窟窿吗？”他冲凉亭挥挥手，“真不知道它是给什么东西造的。侏儒吗？”
他抓住一把藤蔓，扯开，命令道：“进去。”
我照做了。里面是一个奇妙的隐身之所，阴森森的，无人打搅，起伏不平的泥地上点缀着几丛枯萎的植物。屋顶确实很低，我俩都只能弯着腰。
“热吗？”辛德曼先生问。
“不热。”事实上，我全身发寒——一阵阵虚弱感，浑身不自在。
“没错，你是热。你那团头发下面全是汗。”
他例行公事地摸摸我的脖子，就像医生检查身体一样，然后把手挪到我的脸颊和发际线一带。
“连额头都出汗啦。”
我能闻到他手指上的香烟味，还有报社油墨机器的味道。我只希望能坦然面对这些。自打在厨房水槽边，辛德曼先生摸过我的喉部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正在亲身体验我的谎言，我的幻想的魔力。我是一个会施巫术却手足无措的家伙。毫无选择，唯有屈从，屈从于其结果。我琢磨着，不知那激情的进攻是否不再有什么铺垫了，直接就要在这里发生——就在此地，在凉亭的遮蔽中，在泥地上，在枯死的树叶和刮人的小树枝当中，里面没准还藏着老鼠或小鸟的尸体呢。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我的幻想中辛德曼先生经常发出的那些痴情告白，那些美妙的请求和缠绵，是绝无可能了。
“你以为我想吻你了，杰茜？”辛德曼先生说，“我毫不怀疑你是个接吻高手。可是不行。”他说，好像是我在请求他似的。“不，杰茜。我们坐下吧。”
凉亭里有几块嵌在墙上当长凳的木板。有的断掉了。我坐在一块没断的上面，他坐在另一块上。我们得朝前俯身，避开从格栅墙上钻进来的硬邦邦的树枝。
他把手按在我的膝盖上，按住我的棉布裙。
“辛德曼夫人会怎样呢，杰茜？你觉得她这会儿要是能看到我们，会很高兴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提问，可他又问了一遍，我只好回答：“不会。”
“因为我对她做了你可能会希望我对你做的那种事，她要生孩子啦，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
他隔着薄棉布拍拍我的腿。“你是个冲动的女孩呐，杰茜。你可不该男人一喊，就跟他们进了这样的地方。你不该这么急着让他们吻你。我想你这人性子急，对吧？你这人性子急呐。你该学点教训。”
事情就这么继续着——拍打和说教，同时冲我而来。他宣称这都是我的错。同时，他的手指掀起我皮肤下的骚动感，挑起一种温和的、隐隐的痛楚。他用干巴巴的声音谴责我。他的手令我兴奋，他的话让我羞愧，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嘲弄着，深深地嘲弄着这两种反应。我不知道这样不公平。至少，我没想到抗议这不公平。我确实感到羞愧，还有困惑，还有渴望。但我羞愧并非因为他宣称的那些我应当为之羞愧的事情。我羞愧，是因为被逮个正着，被弄得一脸蠢相，因为被如此诱惑又被如此谴责，而且我已经身不由己。
“有一件事你得学会啊，杰茜。要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对你来说，会很难呐。”
他或许是指他老婆，我没为她着想过。不过我对这话的理解有所不同。难道不是这样吗：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认识的所有人，对我而言都只是些用来填充我的美妙幻想的木偶罢了？确实如此嘛。按照恩娜姑妈喜欢的说法，他这话说得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这种事情上，对个人挫败的一针见血，并不会让人羞愧难当、感激涕零、洗心革面。相反，错误被赤裸裸地揭穿，逼出的是尊严。我现在就是这样。尊严被逼出来了，尊严终止了所有偷偷摸摸的甜蜜爱抚，浇熄了愉悦的希望和暗地里的诱引念头。对于一个可以如此洞穿我的人，我还能有什么念想呢？事实上，要是这会儿能将他从地球上抹去，我会的。
他察觉到了变化。他收回手，站起身。他吩咐我先出去，直接回家。没准还警告了几句，不过我没再听下去。
除此之外，梅瑞贝斯宣布她不相信我。“我一开始信。真的。后来我就开始怀疑了。”
“我们分手啦，”我说，“全都结束了。”
“我不相信你，”梅瑞贝斯悲痛地摇着头，声音颤抖地说，“我不相信你和他之间有过任何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别生气啊。我实话实说。”
我没回答。我快步走着。我们正在上学路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道明银行的一角碰头。她走过整整三个街区，才脱口说出刚才那些话。她只好快步小跑着跟上我。就在遇到别的几个女孩之前——就在我友情洋溢、心情愉快地招呼她们的名字之前——我狠狠瞪了她一眼。我就像对叛徒一样瞪了她一眼。我觉得她罪有应得。她错了——我和辛德曼先生之间发生了好多事。当然，她也是对的。但是我狠狠地按捺住了那方面的想法。遭到谴责时，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都会爆发出这种理直气壮的怒火。
我不假思索便采取了不搭理梅瑞贝斯的策略。她在衣帽间凑上前来，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回家吧，杰茜。”我没理她。她走在我身边，我假装她不存在。考试开始了，我们的日程改变了，避开她变得很容易。
一封信出现了，夹在我的法语书里。我没把它读完。她说我在伤害她，她吃不下饭，夜里在床上哭泣，哭得头痛欲裂，都没法看清考卷上的试题了，肯定会不及格。她道了歉，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大嘴巴。要是我再不跟她说话，那她怎么才能跟我说道歉呢？她只知道一点——她永远不可能像这般狠心对我。
我径直看到末尾，看到两颗用小小的x组成的心形，里面写着我俩的名字。杰斯和美瑞白丝。我没再读下去。
我想摆脱她。我厌倦了她的抱怨和信任，她美丽的脸蛋和温柔的性格。我已经超越了她，不再需要她能提供的任何东西。还不止如此。她哭肿的眼睛、备受折磨的模样隐隐令我满足。我享受着伤害她的感觉。毫无疑问。我赢回了一点点在辛德曼家的凉亭里失去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
几年——现在看来也没几年，不过当时感觉过了很久——之后，我又到读高中时的镇子，在大街上逛着。我已经是研究生了。我赢得了奖学金，不再会读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恩娜姑妈去世了。给地板打完蜡之后，她刚坐下来，就死了。佛罗瑞斯结婚了。貌似一个药剂师秘密追了她很多年，他拥有鞋店隔壁的药店，但是恩娜姑妈反对他：他酗酒（也就是说，会小呷几口），而且是个天主教徒。佛罗瑞斯连生两个男孩，她把头发染成褐色，晚上会和丈夫一起喝点啤酒。乔治和他们住一起。他也喝啤酒，帮助照看宝宝。佛罗瑞斯不再害羞或局促。她变得很乐意交朋友。她送给我花朵图案的围巾和人造珠宝，都是我用不上的，还送给我从药店拿来的润肤露和唇膏，这些我倒很喜欢。她邀请我一有空就去看她。我有时真去了，不过那乱糟糟的家庭生活，那些以宝宝们为中心的快乐忙碌，很快便逼着我出门散步。
我沿大街逛着，突然听到有人叩窗。是保险公司的窗子，叩窗的是梅瑞贝斯，她在那儿上班。高中最后一年，她上了打字和簿记课。她跟贝特丽丝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后者很快就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在那一年里，她没再尝试和我做朋友。看到对方迎面走来，我们会走到马路对面，或者盯着橱窗——尽管更多是出于窘迫而非真正的敌意。之后她就进了保险公司。
辛德曼夫妇在此之前就离开了。宝宝出生前，他们锁上房子，去了多伦多。是个男孩——据大家所知非常正常。恩娜姑妈对于他们没有正确地封上房子十分不满。她说，里面会生耗子的。不过他们卖掉了它，把报纸也卖了，走得彻彻底底。
梅瑞贝斯招呼我进门。
“我好久好久没看见你了。”她说，好像我们分别时有多友爱似的。她插上电水壶，给我冲速溶咖啡。保险商不在。
她胖了点，不过依然很美丽，楚楚动人。她一如既往衣着入时，穿了件漂亮至极的粉蓝色毛衣，拉绒羊毛裹着柔软的胸部。她在桌子抽屉里存着巧克力，在锡皮罐里放着果酱塔。她请我吃裹着锡纸的杏仁蛋白软糖。她问我是否还在上学，学什么。我跟她提了一点我的学业和打算。
“太棒啦，”她诚心诚意地感叹道，“我一直就知道你可聪明了。”她说她听到我恩娜姑妈的事很难过，她觉得佛罗瑞斯过得不赖。她听说佛罗瑞斯的小宝宝们可爱极了。
贝特丽丝生的都是女娃娃，也很可爱，不过都被宠坏咯。
我们都感叹说，她居然看到了我，多幸运啊。我们发誓找个时间好好聚聚——我知道对此她和我一样，都并非发自真心。她赞美我的安哥拉羊毛围巾和帽子，问是不是在城里买的。
我说是的，唯一的问题是：掉毛掉得一塌糊涂。
“把它们放进冰箱冻一夜，”她说，“我不知道原理，不过很有效。”
我打开门，寒风从街上刮进来。
“记得我们过去有多疯吗？”梅瑞贝斯感叹道，声音悲伤而惊奇。她忙着四下打转，按住纸张。
我想起辛德曼先生和我的所有谎言，以及凉亭里那种难以言喻的混乱感觉。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咯。”梅瑞贝斯说，扑到桌上按住东西。
我笑了，也发了点类似的感慨，然后赶紧关上门。我从门外挥挥手。
那会儿，我感觉到了变化——从十五岁到十七岁，从十七岁到十九岁——却没意识到其实一直以来，我还是我。我看到梅瑞贝斯关在办公室里，更甜美、更丰满了，四周是她的点心和打字机，我看到辛德曼夫妇远在天边，陷在他们没完没了的博弈之中，可我自己却是变幻不定的，挥却了一个又一个梦想、谎言、誓言和错误。我不曾看出的是，拥抱着又决绝着的，其实是同一个我。我还以为我可以一遍遍重新来过，磕磕碰碰地走过世界而毫发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