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险的，激烈而炽热，神奇的天赋权利，像七年级读物中讲的亚瑟王的石中剑。相对来说，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泪汪汪，蹩脚地带有自卫性质。男孩子会骑着自行车冲向你，堂而皇之地劈开你所处的空间，毫无自责和同情，仿佛他们希望车轮上装有刀子。而且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会轻声地说：“你好啊，小傻瓜。”
他们会说：“哎，你的屁眼在哪儿？”语调开心得令人作呕。
他们说的话剥夺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为他们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让他们取乐了。我的朋友内奥米和我彼此叮嘱“假装没听见”，因为我们骄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边来回避他们。有时我们会对他们大叫：“回到牛饲料槽里洗洗你们的嘴，干净的水你们不配！”
放学后我和内奥米不想回家。我们看莱森戏院的电影广告和摄影师橱窗里的新娘子，然后去图书馆，它是市政厅里的一个房间。市政厅大门一侧的窗子上写着“女——息——室”。另一边写着“公——阅——室”。缺失的字母从来没有补上。不过大家都学会了读懂它们的意思。
门旁边有绳子，从圆顶塔的钟下面垂挂下来，一侧的褐色标志写着：损坏图书罚款一百美元。农夫的妻子们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着方巾，穿着橡胶套鞋，在等候丈夫来接她们。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贝拉·费潘，很少有什么人。她聋得像石头，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委员会让她做图书管理员，因为她干不了正当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她待在桌子后面，用垫子、毛毯、饼干罐、轻便电炉、茶壶和缠绕的漂亮丝带组成了一个窝。她的爱好是做针垫。它们都是一个样式：顶上是一个穿着丝带的丘比特洋娃娃，给针垫围了一圈裙摆。她给诸伯利每个出嫁的女孩都送一个。
我曾经问她在哪里找什么东西，她爬过桌子，跛着脚艰难地沿着书架走去，拿了书回来。她递给我，用聋子孤寂的声音大声说：“有一本有趣的书。”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胜利》。
图书馆充满了这类书。它们古老的封面，浅蓝、绿色或棕色，已略微变软变松。前面总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着庚斯伯罗绘画中的服装，下面写着：桃乐茜女士独自在玫瑰园，更适合思考这个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页）
杰弗里·方诺、玛丽·科里利、《大卫家的王子》，有趣的、让人怀念的、卑鄙的老朋友们。我读过它们，不再读了。我非常熟悉其他书的书脊，书名的每个字母的弯度，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它们，没有拉出来看看。《乡间传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与战争》。它们就像你年复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只不过是面熟而已，在诸伯利这样的小城甚至也会这样。
我很开心待在图书馆里。印刷的书页构成一面面墙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证据——这对我是个安慰。内奥米则相反，这么多书对她是负担，让她感觉压迫和怀疑。她过去经常读书——女孩子的怪诞小说——但是现在长大了不再读了。这在诸伯利是正常的，读书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种开始成人严肃而满足的生活时，就要放弃的习惯。大多数未婚女士会坚持这个习惯，可对男人来说却是可耻的事。
我看书时为了让内奥米保持安静，会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会写进书的东西给她读。她坐在贝拉·费潘从未用过的小活梯上，我给她拿了厚厚的绿色《克丽丝汀·拉芙兰斯达忒》，找到克丽丝汀生第一个孩子的部分，一小时接一小时，一页又一页，写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书递给她时，我感觉有些悲哀。我总是在背叛某个人或某些人，似乎这是唯一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本书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纪，甚至像克丽丝汀一样在稻草堆上生小孩——当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有一个像鄂伦德那样的恋人，一个如此不完美的皮肤黝黑的孤独骑手。
内奥米读完后找到我问：“她必须结婚吗？”
“是的。”
“我想也是。因为如果女孩子必须要结婚，她不是死于难产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别的问题。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碍。我妈妈见过的。”
我没有和她争辩，尽管我不相信她的话。她妈妈是有经验的护士。根据她的说法——或者内奥米宣称是她的看法——我听说婴儿生下来有胎膜的会成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皱巴巴的有毛小动物，人脸羊尾，死后保存在什么地方的瓶子里。还有一些疯女人不知怎么用衣服架弄伤了自己。我信或不信这些怪事，要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恐惧。我不喜欢内奥米的妈妈，她的声音刺耳，喜欢虚张声势，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内奥米一样——她还问过我是否开始来月经了。但是任何经历生死，必须目睹、接触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惨死——的人都不得不倾听，不论这些怪事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书上有没有写到他们做那事儿？”
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
“不过她曾经和我们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美妙的歌喉。那绝不是比乌拉·鲍维斯，或意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许存在，并且很近。会像某种战利品一样被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争夺的，只有坐在我后边的男孩，我会把他放在偶尔被选中的名单末尾：法兰克·威尔士。
我本不应该吃惊。我每天早晨听见他在我后面唱《上帝拯救国王》，每周一次，在博奥斯先生来上课时，唱《约翰·皮尔》和《美丽的阿夫顿河静静流淌》，还有“像公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当它因奔跑而燥热”［很久以来我都把“公鹿（hart）”听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还是童声的高音，非常自然，实际上几乎不像人类的声音，纯净而孤独，像笛子吹奏出的音乐。（后来他学会播放的在小歌剧中代替他的录音机，就像他声音的延续。）他自己对拥有这样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觉得有什么，当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会想到和他有什么联系。
我只知道法兰克·威尔士的拼写很糟糕。他要把他的拼写交给我批改。然后再走到黑板前，温顺而泰然自若地，把每个单词写三遍。这样做似乎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很难相信这样的拼写实属平常，它像一个激烈而固执的玩笑，但是有关他的其他一切都无法表明这是真的。除了拼写，他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他很可能知道地中海在哪里，但是不会知道马尾藻海。
等他回来时，我在尺子上写“你演什么角色？”向后传给他，就像借给他一样。教室是停战区，中立而隐蔽，男生和女生是有可能交换信息的。
他在尺子另一面回复：“吹笛手。”
所以我知道我们要演的歌剧是《吹笛手》了。想到没有法庭的场面，没有侍女，没有漂亮的衣服，我很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角色。范里斯小姐来为“农夫婚礼舞会”选舞者。
“我需要四个女孩，要挺胸仰头，脚上有乐感的。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还有谁？”她的眼睛一行行扫射着，在一些位置上停顿下来，然后停在我身上，我挺胸抬头，肩膀笔直，表情欢快，但为了保持自尊，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态度，我的手指在课桌下用力地绞成十字，那是秘密地表示幸运的手势。“艾尔玛·科迪——琼·甘尼特。现在要四个能跳舞的不会把幕拉下来的男生——”
当时我真是痛苦万分。假如我只是群众演员，被推到台后呢？假如我根本上不了台呢？班上的一些人不会上台，他们要坐在台下的阶梯长凳上，在博奥斯先生弹的钢琴两边，和那些被选来做合唱的低年级学生一起，全部穿暗色的裙子和白衬衫，白衬衫配深色裤子。我在那里坐了三年了，坐过了《吉卜赛公主》、《克立舞者》和《被盗的王冠》。意大利女孩，胖女孩，白化病男孩，可以想见都会坐在那里，直到《吹笛手》从头到尾演完。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我无法相信会这样不公正，连台都不让我上。
内奥米也没有得到角色。我们在回家路上没有谈这件事，而是拿与小歌剧有关的一切取笑。
“你做范里斯小姐，我当博奥斯先生。啊，我的挚爱，我的小蜂雀，吹笛手的音乐让我痴迷疯狂，何时能让我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直到你的脊骨断裂，因为你瘦弱得这么让人心痛？”
“我并非瘦弱得让人心痛，我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的胡须让我起鸡皮疙瘩。我们该怎样对待博奥斯夫人？哦，我的爱人？”
“不要伤心，我甜蜜的天使，我会把她锁在黑暗的蟑螂滋生的储藏室里。”
“可是我担心她会逃出来。”
“那我就让她吞砒霜，把她锯成小块，冲到马桶里。不，我会用碱液把它们溶解在浴缸里。我会熔化她的金牙套，打成我们可爱的结婚戒指。”
“哦，你好浪漫啊，我的爱人。”
后来内奥米被选去做妈妈的角色，她的台词是：“啊，我可爱的小玛塔，早上我给你梳辫子时你怎么跳来跳去！哦，我竟然责骂了你！啊，但愿我现在还能看见你跳舞！”最后一场，她说：“现在我有多么感激啊，我永远不会讲邻居的秘密了，也不再是小气的长舌妇了！”我认为她被挑中是因为她矮墩墩的个子，容易化装成家庭主妇。有台词的人放学后要留下练习，我得自己回家了。母亲说：“小歌剧进展得怎么样了？”意思是问我有没有得到角色。
“他们还什么都没干呢。还没有挑演员呢。”
晚饭后我去曼森街，经过范里斯小姐的房子。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来回走着，没有在堆积的雪上弄出声音。范里斯小姐没有拉起窗帘，这不像她的做派。她的房子很小，像玩具小屋一般；蓝色百叶窗，尖屋顶，小山形墙，门和窗子上有扇贝形的木板。这房子是她用父母死后留给她的钱专门为自己建造的。虽然在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房子——装饰得迷人而古怪，看起来是为了玩乐，而不是居住——但在诸伯利还没有见过。和城里其他的房子相比，她的房子好像没有什么秘密和矛盾之处。人们说：“太漂亮了，看起来不像是真的。”他们没有别的可说了，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做的，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范里斯小姐走进教室，后面跟着琼·甘尼特，她让她径直走到我的桌子旁边，说：“站起来，黛尔。”好像我不用告诉就知道要做什么——她一副小歌剧的神态——让我们背靠背站着。我明白是琼的高度不合适，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太高还是太矮，所以我无法根据需要挺直或收缩。范里斯小姐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重重地移开。她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强烈的汗味儿，她的手微微颤动；细小、危险而兴奋的哼声从她身体里发出。
“你高了半寸，亲爱的琼。我们看看怎么把你装扮成妈妈。”
内奥米和我，还有其他人，交换了刻意装得平淡的眼神；麦肯纳先生皱着眉，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
“你的舞伴是谁？”后来在更衣室争夺靴子时，内奥米小声问。我们要一排排出去，把户外穿的衣服拿进来，坐在座位上穿好，保持秩序。
“杰里·斯多利。”我坦白地说。我对舞伴的分配不满。舞伴应该要适合。格温·蒙迪和玛乔里·考茨，找到了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他们差不多是班上与她们相配的男伴，都聪明，爱运动，在重大场合表现得文雅体面；艾尔玛·科迪跟戴尔·麦克劳林，联合教堂牧师的儿子，高大，四肢松弛，白痴一般莽撞，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只眼睛游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维奥莱特·图姆斯在学校后面的自行车棚发生过性关系。我的舞伴是杰里·斯多利，他长着一头孩子气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饰的精明。他会在科学课上举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学装置做的实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元素，植物，地图上的河流和沙漠。他会知道马尾藻海在哪里。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我的脸。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内奥米说，“现在大家都以为你喜欢他了。”
不要紧。现在小歌剧是学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战争期间你无法想象人们战争前在想什么，担心什么，有什么新闻，所以，现在也不可能记得在小歌剧带来的这种兴奋、混乱和紧张以前，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放学后练舞蹈，上课期间也练，在教师休息室。我以前从没有去过老师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帘的小碗碟橱、茶杯、轻便电炉、阿斯匹林瓶，还有粗笨的皮沙发，给人很奇怪的感觉。难以想象老师们和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联系。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景象接连出现。教师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检修孔，一天我们来练习时发现，麦肯纳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扭动着满是灰尘的穿着棕色裤子的双腿，从检修孔倒着爬下来，脚摸索着踩着折梯。他把纸板箱拿下来，范里斯小姐接了过去，叫着：“是的，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找到了什么，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财富！”
她猛地拉断了绳子，倒出红色、蓝色的粗棉布，边缘有装饰圣诞树用的那种金银线环。然后是一些贴着金银箔片的王冠。铁锈色的天鹅绒马裤，黄色涡纹花呢披肩，像纸一样薄的满是灰尘的平纹法官礼服。麦肯纳先生只是站在旁边，拍着裤子上的灰，好像并没人领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为男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帮我整理。我们这里的东西适合德国中世纪村子用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们到台上会碎掉的。它们用来演《被盗的王冠》时最漂亮。马裤适合市长吗？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得做市长的项链！还有法兰克·威尔士的服装，我们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装大了一倍呢，是谁呢？我竟然忘了是谁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我们选他只是因为他那副好嗓子。”
“有几部不同的小歌剧？”格温·蒙迪说，她在老师面前很自在，语气礼貌而友善。
“六部，”范里斯小姐听天由命地说，“《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等我们演了一轮，又演到同一部，我们就全是新演员了，我们非常信任的观众就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绒斗篷，镶着红边，抖了抖，披在肩上。“这是皮尔斯·默里穿的，你们记得，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当然你们不会记得，那是1937年。后来他在空军里死掉了。”但是她讲这些的时候相当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后，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吗？“每次他穿上都会摇摆——像这样——把衬里露出来。”她虚张声势地摇晃着身体。她在做舞台指导和舞蹈指挥时，都特别夸张，好像她想让我们震惊，进入忘我状态。她侮辱我们，说我们跳得像五十岁患关节炎的人，她说要在我们鞋子里放爆竹，不过自始至终她都在我们周围徘徊，好像我们有潜力跳得更可爱更投入，好像她可以从我们身上激发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力量。
博奥斯先生进来拿录音机，他在教法兰克弹奏。他看到了摇摆的场面。
“热烈激昂地，”他带着英国式的冷静惊讶地说，“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
范里斯小姐，继续堂而皇之地摇摆着，殷勤地鞠躬，我们体谅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红晕，和博奥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那只和她自己的快乐行为有关。我们抓住了“热烈激昂地”，我们打算把这话传播开去。我们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觉得它很荒诞可笑——所有外来语本身都荒诞可笑——而且有戏剧般的爆发力。我们承认它使用得很是恰当。小歌剧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每当范里斯小姐走过学校大厅，在上约翰街的路上经过我们，都要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这已经成了习惯（“参战的吟游少年——早上好，姑娘们！——已经离去——”），在她附近总是会俏皮地飘过这个短语。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我们感觉这是给她最后的赞美，这让她振奋。
我们开始去市政厅排练。我记得，那里的礼堂宽敞通风，台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绿色天鹅绒，镶着金边。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灯光亮起来，但是没有照亮大厅的所有角落，有时范里斯小姐会躲到后面大叫：“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个词！我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大厅后排的观众叫喊着要退票呢？”
她已经快到绝望的极点了。她手上总是拿着缝纫活儿。有一天她招手让我过去，给了我一片金线编织的辫子，要缝到市长的天鹅绒帽子上。她让我快去沃克的商店买九英寸配套的线。她确实在颤抖，她身体里的哼声更明显了。“别耽搁。”她说，仿佛她是派我去买急救药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够挽救一支军队的情报。所以我外罩没有扣好就奔出门外，诸伯利笼罩在刚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静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后，市政厅的舞台篝火般明亮，被狂热的献身精神点燃。创造不真实事物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剧让我们从日常的惯性中解脱出来，记得麦肯纳先生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同学忙于拼字比赛和心算，教室里像平时一样悲哀阴沉，我们现在都是范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们把不同的角色合起来排演，看成一个整体。故事打动了我，现在仍然是。我想象着吹笛手是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的背信弃义能真正令他吃惊；世界利用了他，将他猛击，可他依然像汉弗莱·鲍嘉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即使是他的复仇（被改变的结尾搞砸了）似乎也没有恶意，而几乎是温柔，极其温柔的复仇，是为了更大的正义。我想到法兰克这个不可教的拼写者，轻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并没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台上就像平时一样克制而冷静，的确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么——长而窄的脑袋，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像金属丝做的擦鞋垫，忧郁的脸也可能成为喜剧演员，虽然在这里不是，脖子后面有疖子留下的旧疤，还长了一个新的。他的身体和脸一样瘦长，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来快速而轻盈，就像那种既不需要刻意低调，又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蓝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块补丁，这种烟熏的颜色，普通、谨慎而神秘，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颜色，他自身的颜色。
我喜欢他。我喜欢吹笛手。我喜欢法兰克·威尔士。
我得和什么人说说他的事儿，所以就假装用客观而批评的语气和母亲说起来。
“他嗓音不错但是不够高。我觉得他站在台上不突出。”
“他姓什么来着？威尔士？是卖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儿子吗？我以前在威尔士太太那儿买胸衣——原来她有瘦身罩衣，现在不卖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边。”
“一定是他妈妈。”得知法兰克·威尔士家和我们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还有这点儿联系，我奇怪地兴奋起来。“你去她家还是她来这里？”
“我去她那里，买东西得到她的店里去。”
我想问房子的样子，前屋有没有画，他妈妈说过什么，她有没有提到过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们成为朋友，谈论各自的家人，希望威尔士太太晚上吃饭时说：“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来试胸衣，她的女儿和你同班——”那有什么用呢？让他听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现我的形象。
这些天，市政厅的气氛让我越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男生和女生间仪式化的敌对到处都在打破。不可能继续保持敌对，即使保持，也是开玩笑式的，混杂着友好的潜流。
内奥米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吃五分钱的糖棒，在冬天特别难咬，也很难嚼。我们边吃边小心地说话。
“如果可以不选杰里·斯多利，你愿意谁做你的舞伴？”
“我不知道。”
“墨里？乔治？戴尔？”
我有把握地摇着头，大声吸着糖味儿的口水。
“法兰克·威尔士。”内奥米说着，样子像魔鬼。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她说，“快点儿呀。要是我的话，就会告诉你我喜欢谁。”
“我不介意法兰克·威尔士。”我小心而克制地回答。
“我喜欢戴尔·麦克劳林。”内奥米言之凿凿，我吃了一惊，她比我还保密呀。她把头靠在雪堤上，边垂涎边啃糖棒。“我知道我是疯了，”最后她说，“我真的喜欢他。”
“我确实喜欢法兰克·威尔士，”我完全承认了，“我看我也疯了。”
之后我们就一直谈论这两个男生。我们把他们称作“超迷”，意为有致命的吸引力。
“你的超迷来了，可别晕倒呀。”
“怎么不给你的超迷一点洁肤霜治治他的疖子啊？”
“我想你的超迷正盯着你呢，不过他斜视，很难说是不是在盯你。”
我们开发了一套密码系统，用扬眉毛、在胸前划手指、做口形无声地说“痛苦，噢，痛苦”（当我们在台上站在他们附近）。“狂怒，双倍狂怒”（当戴尔·麦克劳林和艾尔玛·科迪讲话，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打响指），还有“狂喜”（当他抓住内奥米的腋下说：“别挡我的路，胖妞儿！”）。
内奥米想谈论自行车棚事件。和戴尔·麦克劳林一起做下了那事儿的女生，患哮喘病的维奥莱特·图姆斯已经从城里搬走了。
“还好她搬走了。她在这里丢了丑。”
“不都是她的错。”
“是她的错。是女孩的错。”
“如果是他把她压倒，怎么能是她的错呢？”
“他不可能压倒她，”内奥米不让步地说，“因为他不可能把她弄倒，同时——把他的东西插进去——这怎么可能？”
“你干吗不问他？我会告诉他你想知道。”
“我妈妈说是女生的错。”内奥米说，不理会我。
“女生要负责，因为我们的性器官在里面，而他们的在外面，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男孩子不能自禁。”她用有预感又纵容的奇怪语调教导着我，承认我们临近的世界盛行着那种混乱、神秘的野蛮行为。
这方面的话题不可抵挡，但是走在河水街我经常希望倒不如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正如我们都希望的那样。“法兰克·威尔士不可能勃起，因为他还没有变声呢。”内奥米告诉我——无疑是在转播她妈妈的另一条信息——我感兴趣的同时又有些不安，好像我对他的感情出了岔，被引向了完全意外的轨道。我还不真正清楚我究竟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对他怀有白日梦的想象，而且往往是重复的。我想象他在一场小歌剧演出后和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已经知道，那天晚上，男生——一些男生——会和女生——一些女生——一起走回家，但是内奥米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们羞于说出真实的愿望。）我们穿过诸伯利寂静无声的街道，街灯下，我们的影子旋转着沉落到雪地上，在美丽黑暗阒无人迹的大街上，法兰克就会用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又冷淡而柔和的歌唱围绕我，或者在更真实的梦境里，只用表明他的存在的听不到的音乐围绕着我。他会戴尖帽子，几乎傻瓜才戴的帽子，范里斯小姐给他做的披风，补着以蓝色为主的各种颜色的补丁。我在睡眠的边缘经常为自己创造这个梦，它奇怪地令我满足，让平和与安慰的气息在周遭流淌，我会闭上眼睛，漂进真正的梦境，它们远没有这么友善，而是充满砂砾般的小问题，丢了袜子，找不到八年级的教室，或者恐怖的场面，比如在大厅舞台上跳舞，却忽然发现自己忘了戴头饰。
服装彩排时，范里斯小姐大声嚷着让大家听见：“我也许最好是逃出市政厅！我最好是现在就走！你们都准备好负起责任来了吗？”她把分开的手指猛地从脸颊上拉下来，以至似乎会留下犁痕一般。“回去——回去——回去，别管最后十五分钟了！别管最后半个小时了！再次从头开始！”博奥斯先生舒心地微笑着，敲出开场合唱的音符。
那个夜晚终于到了。时间一到，观众们拥进来，我们习惯了黑暗与回声中的混乱、咳嗽、满怀期待的装扮。舞台比我们想象的要明亮许多，也拥挤许多，因为多了纸板做的房屋正面和一个纸板喷泉。一切来得太快，然后就结束了，消失了；它是怎么结束的没关系，它必须结束，无法复原。一切都无法复原了。在所有的练习之后，小歌剧真的上演了，这几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博奥斯先生穿着燕尾服，人们会说看起来挺怪异。
会议室就在舞台下面——有后楼梯通向它——被分成一个个化妆间，绳索上挂着布帘。范里斯小姐腰部有装饰的樱桃色新裙子外面系着围裙，正在描眉，画唇线，在眼角涂些红点，在耳垂上轻拍些赭黄，用玉米淀粉增稠剂把头发弄湿。可怕的喧闹。关键的服装不见了；有人踩在市长夫人的裙摆上，把裙子从腰间撕裂了。艾尔玛·科迪声称她为了镇定神经吃了四片阿斯匹林，现在头昏，冒冷汗，坐在地上，说要晕过去了。一些布帘脱落了。男生看见女生穿着内衣，或者是反过来。合唱队员根本不应该进入会议室，现在却进来了，而且大胆地站成一排，穿着深色裙子和白衬衫。范里斯小姐没有留意，也去给她们化了妆。
她忽略了很多事情。我们期待她像整个一星期以来一样狂热。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想她是不是喝醉了，”内奥米说，穿着妈妈装，脸颊红润，“我闻到味儿了。”我什么都没闻到，除了野玫瑰花露水和强烈的汗味儿。不过，她全身闪闪发光——金属片镶嵌在衣服边上，马戏团的款式——和往常不同，她滑行，轻柔地说话，极其宽容地穿行在骚乱中。
“把裙子用别针别起来，路易丝，”她对市长的妻子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观众看不到的。”
看不到！她一直在挑剔最微小的细节，强迫妈妈们把衣服撕掉，返工了三次！
“像你这么强壮的女孩可以吃六片阿斯匹林，眼睛都不眨。”她对艾尔玛·科迪说，“快站起来，我的女士！”
舞蹈者穿着明亮的棉布裙，红黄绿蓝白各色的绣花拉带上衣。艾尔玛松开了拉带，放肆地露出了刚开始发育的胸部。即使对这，范里斯小姐也只是笑笑，就飘走了。好像任何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
舞蹈快开始时，我的头饰——高高的中世纪纸板圆锥体，包着黄色的网，带有柔软的面纱——开始灾难性地微微滑向我头的一侧。我不得不斜着头，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样坚持跳完，牙齿咬紧，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上帝拯救国王》之后，当最后的幕布落下，我们跑到街上的照相馆，还穿着服装，没有外套，去拍照。我们拥挤在一起，等待着，背景是废弃的棕褐色瀑布和意大利花园。戴尔·麦克劳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种家族拍照时父亲们坐的椅子，妻子和儿女成群围绕着他。他坐在上面，艾尔玛·科迪大胆地坐在他膝盖上，懒洋洋地靠着他的脖子。
“我这么虚弱。我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吗？”
我正站在他们前面。“坐下，坐下。”戴尔开心地说，一把拉我坐在艾尔玛身上，她尖叫起来。他打开长长的腿，把我们两个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面纱正好掉下来，戴尔拾起来，反着戴在我头上，面纱遮住了我的脸。
“你这样棒极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试图抹掉灰尘，戴好。突然，法兰克·威尔士出现在帘子间，他独自拍完了照，穿着他那气派的乞丐服装。
“舞蹈者！下一张！”摄影师的妻子生气地叫着，把头探出帘子。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我还在试图把头饰弄好。“看着我的眼镜。”戴尔说，我照做了，尽管在我的影像后看见他孤独、斜视的眼睛让我分神。他在向我抛媚眼。
“你应该送她回家。”他对法兰克·威尔士说。
法兰克·威尔士问：“谁呀？”
“她。”戴尔说，对我点着头。我的头在他的眼镜上颤动着。“难道你不认识她吗？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担心会闹出笑话。我感觉汗水开始从我的腋下冒出来，担心受辱的最初迹象总是这样。我的脸游移在戴尔愚蠢的眼睛里。这样被抛进我的梦的主题，可是太严重，太危险了。
不过，法兰克·威尔士还是考虑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殷勤地说：“我愿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远的话。”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莱兹路那边的时候，我走长路上学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城里了吗？没有时间告诉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且，我绝不会冒一点儿险，让他嘲笑我——他安静的沉思的喷着鼻息的笑，说他仅仅是在开玩笑。
“所有舞者！”摄影师妻子喊叫着。我茫然地转过身来，随她穿过帘子。我的失望一瞬间被淹没在感激当中。他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响起，仿佛它们是赞扬和宽恕之语，声调那么轻柔可爱，实事求是，充满谢意。一种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梦一样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过程中，在寒冷中回到会议室的一路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内奥米说：“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时歪着头。像折断了脖子的木偶。尽管你是没有办法。”她的情绪很糟糕，并且还在恶化。她悄悄对我耳语：“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关于戴尔的事儿？都是谎言。是我演的戏，让你说出你的秘密。哈哈。”
范里斯小姐机械地把服装拾起和折叠起来。玉米淀粉洒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来凹陷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她里面崩溃了。她几乎不想费心地注意我们，只是说：“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饰物取下来，姑娘们，都留下来吧。将来一切都会派上用场的。”
我走到大厅前面，母亲和弗恩在那儿等我呢，弟弟欧文穿着打旗子时穿的套装（在小歌剧帷幕拉开之前，低年级学生要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让他保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母亲问。“很可爱呀。你脖子抽筋了吗？威尔士家的男孩是整个台上唯一忘记摘掉帽子唱《上帝拯救国王》的。”母亲总是能注意到这些奇怪老套的小细节。
小歌剧后发生了什么？一个星期后，它从视野里消失了。看见要归还的服装的某个部分挂在更衣室里，就像看到粘着金属箔片的褐色圣诞树倚靠在一月的后门廊上一样，让人想起一段忙碌的充满期待和努力的时光，现在却似乎充满了错误。麦肯纳先生结实的地面又回到我们的脚下。每天我们要做十八道算术题，作为弥补，无疑还会听到诸如“因为我们失去了时间，现在我们要埋头苦干”之类的话。把鼻子放到磨刀石之间，肩膀推动车轮，脚踩到踏板上——所有这些麦肯纳先生喜爱的句子，其中的陈腐和毫无悬念，现在却似乎奇怪地令人满意。我们拿着大叠堆积如山的书本，画安大略和五大湖区的地图——世界上最难画的地图——学习《朗弗尔爵士的幻影》。
每个人的座位都被搬走了；清除了课桌的房屋以及邻座的改变原来是让人兴奋的事。法兰克·威尔士现在坐在教室另一面。一天，看门人抬着长梯子进来，除掉了万圣节挂的彩灯中触目可见的一个物件。我们都觉得那是个法国避孕套，戴尔·麦克劳林的名字和它联系在一起；结果发现那是一只旧袜子，这件神秘的事没有那么令人反感。似乎该是驱散幻想的时候了。着手解决实质性问题，麦肯纳先生会这样说。
当然，我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消亡。我的白日梦在继续，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没有补充新鲜的养料，季节的改变的确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来说，冬天是恋爱的时间，不是春天。在冬天我们栖息的世界缩小了；冲出狭小的空间，奇异的幻想会繁盛开花。但是春天显露出大地普通的地理特征；漫长的棕色道路，脚下古老的有裂缝的人行道，所有在冬天的风暴中折断的树枝，都要清理出庭院。春天显露出距离，如其所是。
法兰克·威尔士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没有读高中，而是去诸伯利的干洗店工作了。那时的干洗店里没有卡车。人们多数是自己去取衣服，很少送上门。法兰克·威尔士的工作就是在城里送衣服，我们放学时有时能遇见他。他总是像生意人或工作的人向还没有走进社会的人那样，匆忙、严肃而彬彬有礼地和我们打招呼。他总是抱着一摞衣服，直堆到肩膀处，尽责地弯着肘臂；他开始工作时还在长个子。
有一段时间——大约六个月——我会带着掩盖不住的兴奋和不安走进干洗店，希望能看见他，但是他从来不在前台；能看到的总是老板或老板娘——两个人都很矮小，样子疲惫，皮肤发蓝发青，好像被干洗液染的，或是进入了血液。
范里斯小姐在瓦瓦那什河溺死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读高中，也就是《吹笛手》演出才三四年之后，可是当我听到消息时，我感觉她的存在属于一个旧时代，她活在最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错误观念之中。我觉得她被困在那个时代里，我吃惊于她以这个行为突围出来。如果这算是一个行动的话。
虽然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她是在城北沿着河岸散步，靠近水泥桥，不慎落水，无法自救。诸伯利《先驱导报》指出，她是从家中被一个或数个陌生人带走的，然后被强行推入河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她晚上就离开了房子，没有锁门，所有的灯都亮着。一想到神奇寂静的夜晚发生的罪行就很兴奋的人，一直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其他人出于善意或恐惧坚持认为是意外。这是人们谈论和争辩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是自杀的人——最后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不太急于谈论此事，他们为什么要谈呢？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没有希望解释的神秘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这里没有启示。
范里斯小姐穿着她的天鹅绒溜冰服，戴着时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的人们中间来回滑着，非常显眼。热烈激昂的范里斯小姐，在市政厅往脸上化妆的范里斯小姐，脸朝下的范里斯小姐，没有抗议地，漂浮在瓦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发现。虽然没有可靠的方式把这些图像联系起来——如果最后一个画面是真实的，它会不会改变其他的画面？——它们现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
她像吹泡泡一样，将那些小歌剧吹送上水面，颤抖着，精疲力竭地努力着，然后，几乎是不经意地放弃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远牢牢地陷在了我们改变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战胜的，没有回报的爱。
至于博奥斯先生，他已经离开了诸伯利，就像人们所说，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在家的感觉，他在伦敦的一座教堂弹风琴，教音乐——不是真正的伦敦，我必须解释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个中型城市。传闻他在那里干得不错，那里有和他属于一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