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密的分歧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积淀中，有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比如家族观念。如果说“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我晕，大哥搞错了吧，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吧！！！）还算符合人类本性的话，那么有些关系就让西方人不知所云了，比如大舅哥和妹夫——在西方社会里，这种程度的亲戚简直就像北极熊和企鹅一样，根本就不会发生任何关系。
推理小说的里程碑式人物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用他的福尔摩斯把无数天才拉进了推理小说创作者的行列，而这些创作者中，和爵士关系最为亲近的，无疑是欧内斯特·威廉·赫尔南。赫尔南是爵士的好友，也是他的亲戚。在迎娶了爵士的妹妹康丝坦·道尔之后，赫尔南成了爵士的妹夫。但就像前面我说的那样，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爵士和赫尔南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中产生任何“志同道合”的感觉。
赫尔南一生创作了许多推理小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窃贼拉菲兹”系列。拉菲兹表面上是一位衣着光鲜的体面绅士，处处彰显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和稳定。他周旋于上流社会里，和很多名流“一见如故”，但实际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名流便成了拉菲兹“工作”的目标。这位梁上君子纵横穿梭于黑暗的世界中，从来不曾失手。
于是，推理小说历史上一大奇事发生了。一边，大舅哥柯南·道尔指挥福尔摩斯维护正义，树立侦探的光辉形象；另一边，妹夫赫尔南指挥着拉菲兹“窃取”福尔摩斯的劳动成果，嘲讽着包括福尔摩斯在内的一切所谓“正义”的势力。
阿瑟·柯南·道尔对这位“不争气”的妹夫极为不满。他公开指责赫尔南“绝对不可以把罪犯变成英雄。”而妹夫并没有被大舅哥的名望所震慑，他借小说反击：“天下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的警察！”在他眼里，大舅哥创造的世界第一神探福尔摩斯，和雷斯垂德、葛莱葛森那些苏格兰场的笨蛋警察一样，都是虚伪而无用的。在以拉菲兹为主角的小说里，赫尔南特意在扉页注明：“本书献给柯南·道尔爵士，这是我最真诚的阿谀形式。”不知道看到这种“恭维”，爵士会是怎样的感受。可能在心里大骂妹妹是瞎了眼吧。
窃贼的光荣传统
不要以为赫尔南的拉菲兹有多么的大逆不道，恰恰相反，拉菲兹的出现，开启了推理小说另一片宽阔的创作空间。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推理故事的主人公，并不仅仅局限于侦探英雄；盗亦有道的窃贼，同样是那么神奇，那么可爱。于是：一个窃贼出没的世界出现了，这是―有着光荣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群体。
在短篇黄金时代，英国的拉菲兹诞生于1898年。在这之后，法国的怪盗亚森·罗宾于1907年登场。说来又会令柯南·道尔爵士生气，这位窃贼的诞生，也和他有着扯不开的关系：爵士的福尔摩斯威名远播，大大剌激了海峡另一端的法国友人。一向自诩才华横溢、又极端看不起英国人的高卢雄鸡，自然不能放任福尔摩斯独美，他们要创造一位可以给福侦探不断制造麻烦的、属于法国的英雄人物。于是，法国人莫里斯·勒布朗创作了“大盗亚森·罗宾系列”。
亚森·罗宾是至今为止，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名气最大的窃贼，他几乎具备了怪盗应该拥有的一切元素：英俊的相貌、优雅的谈吐、矫健的身手、精湛的易容术、悲惨的身世、孤独的内心、矛盾的情感世界以及身边层出不穷的金发美女……可以说，后来所有怪盗的身上，都有亚森·罗宾的影子。亚森·罗宾最大的功绩，就是曾经多次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斗智斗勇。两人的对决是推理小说中最经典的画面，至今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而在大洋的另一端，美国也出现了窃贼横行的场面。1913年，作家安德森创造了一位名叫古达尔的神偷。这位神偷号称“从不失手”，累计偷窃的财富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美金。古达尔依靠大量科学手段完成盗窃，这和当时处于短篇段黄金时代的美国代表侦探——凡·杜森教授异曲同工。唯一不同的是，古达尔和凡·杜森处于法律的两个极端。
在日本，推理鼻祖江户川乱步塑造了怪盗二十面相；中国推理先行者孙了红，也写出了侠盗鲁平；来到现代，短篇之王爱德华·D·霍克创作了神偷尼克，专偷不值钱的东西；而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雅贼”，则是一位“别无选择的贼”……
不管这些窃贼多么奇形怪状，始终不变的，是他们在推理小说中始终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
推理小说中的“黑色英雄”
既然从拉菲兹说到了怪盗，那么就不妨从怪盗再说说推理小说中的“黑色英雄”。
最早接触到这类角色，是在吴宇森的经典电影《英雄本色》里。周润发演绎的“小马哥”迷倒了整整一代人，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故事里的“好人”可以不是警察，可以是一个和警察完全对立的黑社会罪犯：后来又看了科波拉的《教父》，感受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做一个黑手党真好；而当我看到金庸《连城诀》里的血刀老祖时，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人可以坏得如此光明磊落，可以坏得如此顶天立地。
英雄代表的不是法律，不是规则，更不是某一个阶层的利益。英雄代表的是正义，而正义是与人物的身份不相干的。所以，在尤其强调正义的推理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英雄，有很多“红色英雄”，还有更多的“黑色英雄”。
推理小说世界中的“黑色人物”由来已久。天才的创世者爱伦·坡创立了推理小说的诸多模式，“黑色人物”也是其中之一。在1845年发表的《失窃的信》中，坡为自己的侦探杜宾设立了一位对手——位髙权重的“D大人”——这也是推理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位反面人物。
在柯南，道尔的作品《最后一案》中，“犯罪界的拿破仑”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出现了，这个人物几乎成了后世所有推理作品中“黑色人物”的代名词。但必须讲清楚，无论是D大人，还是莫里亚蒂教授，他们都只能被称为“黑色人物”，绝对不是什么“黑色英雄”。
真正的“黑色英雄”出现在短篇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孕育了许多推理小说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形式，“黑色英雄”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之一。赫尔南、莫里斯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窃贼题材的推理小说。这些小说跳出了“侦探破案”的框框，第一次将犯罪作为推理小说的叙述主体，而犯罪的执行者——那些神通广大的窃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主角。
除了拉菲兹、亚森·罗宾、古达尔这些窃贼，推理小说中的“黑色英雄”比比皆是，绝不仅限于怪盗的世界里。柯南·道尔《波希米亚丑闻》中的艾琳·艾德勒、《米尔沃顿》中的依娃……不可否认，他们都触犯了法律，但更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黑色英雄”的传奇，对后来推理小说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诡计”的作用被大打折扣，而“人性”的暴露成了新的卖点。硬汉推理、社会推理、悬疑推理、犯罪小说大行其道，而在这些类型小说里，“黑色英雄”的作用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
支撑“黑色英雄”屹立不倒的原因，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只有面对逆境，顽强坚持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英雄。而那些被世俗误解的“黑色英雄”，则还要多一分坦然与容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心世界格外复杂，也格外强大。而黄金时代之后的推理小说，着眼点已经从大脑转向了心脏。因此，这些内心奇特的“黑色英雄”，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了故事的核心。
詹姆斯·凯恩的《邮差总按两次铃》、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聪明的瑞普利先生》等经典作品，无不是以犯罪为主体，以“黑色英雄”为主角。就连卡梅隆的“终结者”系列电影，以及无人不知的《达·芬奇密码》，也是深受此风格影响的产物。追溯源头，短篇黄金时代的怪盗作品，欧内斯特·威廉·赫尔南的拉菲兹，功不可没。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强大。它告诉我们，有佛便有魔，无魔亦无佛。这就是推理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