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橱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让陈列的商品看起来更怡人。他抬起头时，看见一个人正在过马路。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点跛，店主肯定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店老板之后作证，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让人感到闷热难受。在一层薄薄的灰云笼罩下，这条名字极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凉、破败，位于充斥着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一片住宅区的中心，玷污了莱顿、埃德蒙顿、达尔斯顿和托特纳姆之间这一带的风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开盘典礼上，青林园小区被誉为“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新型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够让人起疑的了。这里没有青草、没有树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到过果园。实际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产主义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并由那些其实喜欢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后，青林园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还要快。到一九九六年，那些连接着阴森住宅区的拥挤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处都是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这里才显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肮脏的交易。
那些相当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们试图保卫自己年轻岁月里的旧品德，整日守在防盗门后，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个街区的楼房都有七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是青草地。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汽车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横跨公共娱乐广场内的几条小路上。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的商铺也有过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偷盗行窃、恶意毁坏，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种族歧视而滋生的欺凌行为，把店主们搞得筋疲力尽，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半数以上的店铺门面上都覆盖着被涂满了涂鸦的胶合板或卷帘门，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护栏网。
街角上，维吉·帕特尔先生仍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十岁那年，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敏的暴政统治，他跟随父母亲从乌干达移民到这里。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九十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块地方被伦敦警察厅称为东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里去很不明智。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十五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冒了出来，走到他面前。帕特尔先生僵住了，继续注视着。他们长得不一样，但都来势汹汹。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很壮，剃了个光头，长着张猪脸。即使相隔三十码距离，帕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垂上闪着光的耳环。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陌生人面前摆好了四平八稳的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穿着淡色斜纹裤和灰色的拉链开襟防风衣，长而油腻的头发贴在耳后。他溜到陌生人背后守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帕特尔先生看见拳头上有金属的反光。他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他看到大个子嘴唇张合，在对陌生人讲话。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带着的所有值钱物品。运气好的话，抢劫的人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说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伤。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会这么做。他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敌不过对手。根据他的灰白头发可以推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跛脚，他显然无法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帕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侧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双肩以增加打击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即使隔着玻璃墙，帕特尔先生也能听到，原先如哑剧般的沉默被一声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用双手捂住脸。帕特尔先生看见，那人的指缝间隐约淌着血。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这位老板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更仔细地回顾当时及之后发生的事。长头发从陌生人背后出手，一记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后又在中年人的腿凹这儿踹了一脚。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园住宅区，人们穿的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可以快速奔跑），要么就是皮靴（可以踢人）。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要害部位，但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那个一只手仍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还朝他的脑袋踢了上去。
据这位店主估计，他们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几下，也许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长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伸出来，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来，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区那迷宫般拥挤的小巷子里。在离开之前，大个子从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帕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到他放了部电话的柜台后面。他拨了999报警电话，因为女接线员坚称，报警者表明身份后她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完成这些手续后，帕特尔先生要求接线员派警察和救护车来。然后，他回到了橱窗前。
那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人们喜欢凑热闹的那种街道。帕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担心在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也担心自己的小店，担心歹徒会折返。所以，他只好原地等着。
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四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巡警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春季种族骚乱时，他们也都在当班。
当警车“吱”的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减弱时，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了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出发。帕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他们都没有朝他走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着喇叭从街角转过来时，警察们都把视线转了过去。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人们都保持着距离，没有走近。警方之后会找他们要目击者的证词，但那无疑是浪费时间。在青林园小区，人们只看热闹，从来不帮助警方。
车上下来两名专业而又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程序就是程序，必须照规矩办。
“看起来他被抢劫了，还被打了一顿，”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员说，“好像被揍得挺厉害的。”
急救人员点点头，开始工作。没有外伤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对遭受冲撞或重击外伤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被外行人的胡乱搬动进一步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死去。这两个人迅速给受害者安上一只半硬质的护颈以防止脖子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