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像一股麻醉剂般横扫并弥漫在伦敦西区。大街小巷到处是熙熙攘攘的外地游客，而在市区居住和工作的本地人则试图逃出去。对于达西大厦的高级职员来说，他们有若干目的地可选择：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度假别墅、法国多尔多涅的庄园、瑞士的度假小屋和中美洲加勒比海的游艇。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狂热的游艇业余爱好者。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有一艘双桅小帆船，不出海时系泊在特雷利斯岛后面的一个船坞里。他打算在为期三周的假期里出海往南方去，一直到格林纳丁斯群岛。
佩里格林·斯莱德也许以为他已经使达西大厦的电脑系统变得像诺克斯堡那样坚不可摧，但他错了。他请来的那位信息技术专家使用的其中一个系统是由苏茜的老板开发的，苏茜曾经协助其完善了系统内的某些细节。开发系统的人要比系统本身更高明。她战胜了系统。本尼需要达西大厦所有八月份度假者的名单、目的地及应急联系地址。这些她都在自己的电脑里完成了下载。
本尼知道利—特拉弗斯将去加勒比海泛舟，而且他留有两个联络号码：他的全球通手机号码和他在游艇上的无线电接收频率。苏茜把这两个号码都改了一位数。虽然利—特拉弗斯先生并不知道这回事，但他将完全不会受到电话的打扰，度过一个真正平静的假期。
八月六日，那位留有姜色胡子的苏格兰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伦敦达西大厦，要求取回他的那幅油画。他的要求没有遭到拒绝。他报出了油画的储存标号。十分钟之后，一名搬运工把它从楼下取来，交给了他。
夜幕降临后，苏茜注意到电脑里的记录显示，那幅画是在七月三十一日交到圣埃德蒙兹伯里作鉴定的，但在八月六日由其主人取回。
她修改了最后一部分内容。新的记录表明，根据安排，那幅画被科尔伯特学院派来的一辆面包车提走了。八月十日那天，从没听说过、更没见到过《猎袋》的利—特拉弗斯先生，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赴迈阿密，继而转机去圣托玛斯和比夫岛，他的那艘双桅小艇就在那里等着他。
佩里格林·斯莱德属于那些不想在八月份出游的人。以他的观点，道路、机场和名胜古迹到处人满为患。但他也不想待在伦敦；他回到了汉普郡首府所在地。他的妻子埃莉诺要出门去朋友在意大利埃尔科莱港的别墅做客，所以他可以单独住在家里，与温水游泳池、大片的草地和数量虽少但足以使唤的几名佣人待在一起。他的联系号码也在清单上，所以本尼知道他会去哪里。
八月八日，斯莱德离开伦敦去了汉普郡。十一日，他收到了一封信，手写的，寄自于伦敦希思罗机场。他立即认出了笔迹和签名：这封信来自艾伦·利—特拉弗斯。
亲爱的佩里，我是在候机厅里匆忙写就这封信的。为了度假，以及为使本部门九月份的拍卖会有序进行，临行前琐事繁多，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向你提及。
十天前，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幅画带到伯里的办公室要求鉴定。当画作抵达伦敦时，我看了一眼。坦率地说，这是一幅丑陋的后维多利亚时期作品，画面上是两只死鹧鸪和一支枪，根本没有什么才气，而且通常是会直接退回去的。但画中的某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兴趣。
你知道，后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既有画在木板上的，也有画在帆布上的。这幅是画在一块木板上的，而且看上去极为陈旧，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
我以前见过这种木板，通常是在塞贝的那个部门。但不是橡木，所以我来了兴致。它看上去有点像杨木。因此我认为，也许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破坏分子在一幅更早年代的作品上进行了涂鸦。
我知道这要进行一番研究，如果到头来是在浪费时间，那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我已经把它送到科尔伯特学院去了，请斯蒂芬·卡彭特看一下并进行X射线扫瞄。因为我要出门，而斯蒂芬说他也要外出，所以我请他直接把报告寄到汉普郡给你。月底见。
艾伦
佩里格林·斯莱德躺在游泳池旁的一把躺椅上，一边啜饮着当天第一杯粉色杜松子酒，一边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他也来了兴致。英国艺术家，即使他们在木板上作画，也从来不会使用时隔几个世纪的杨木。北欧人使用橡木，意大利人使用杨木。而且一般来说，木板越厚，年代越久，因为古时候的锯木技术几乎不可能把木板锯得特别薄。
利用他人的旧画在上面绘制新画其实很常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在美术史上，曾有一些毫无天赋的白痴在早期的真迹作品上作画。
现代技术可以确定一小片木头、帆布或颜料的年代和日期，不但可鉴定其原产地，有时甚至能判定是来自哪个画派，还可用X射线看清表层画面之下的模样。
利—特拉弗斯这么做是对的，以防万一。斯莱德本打算第二天去伦敦，与玛丽娜进行一次令他极其痛苦的会面，他想，也可以顺便去一次办公室，核查一下那份记录。
记录确认了寄自希思罗机场的信件中所说的一切。一个叫哈米什·麦克菲的人闯进伯里的办公室，留下一幅题为《猎袋》的维多利亚时期静物画。它已被标上“F608”的储存号码。
储存记录显示，那幅油画在八月一日抵达伦敦，并于八月六日被送往科尔伯特学院。斯莱德关掉电脑，尽管从未曾谋面，但他满心期待着传奇人物斯蒂芬·卡彭特的鉴定报告。
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伦敦的下午六点钟，在加勒比海是下午一点钟。他用了一个小时时间，试图通过利—特拉弗斯的手机或他船上的无线电联系上他，但一直发现自己是在与别人通话。最后，他放弃了，转而去赴与玛丽娜的幽会。
八月十八日，一个身穿科尔伯特学院防尘罩衣的矮个子搬运工穿过达西大厦正门，来到前台边。他携带着一幅用气泡布包装着的小油画。
“早上好，亲爱的，科尔伯特学院按计划送货来了。”
柜台后面的年轻女士被搞得一头雾水。送货员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看了一下。
“达西储存编号‘F608’。”他念道。女士豁然开朗，她在身后的电脑键盘上输入号码。
“等一下。”她说。查阅电脑后她得知，这件物品已经提离储存仓库，送去让科尔伯特学院作鉴定了，下指令的是正在度假的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现在，物品送回来了。她打电话叫来自己单位的搬运工。
在她签收了科尔伯特学院送货人的回执单后，这幅有防护包装的油画回到了储存处。
特鲁平顿·戈尔走上外面热烘烘的人行道，心里想道：“假如我在那栋楼里再待下去，我就要付他们房租了。”
八月二十日，斯蒂芬·卡彭特教授的鉴定报告以创纪录的速度，抵达了佩里格林·斯莱德位于汉普郡的庄园。佩里格林·斯莱德在泳池里畅游一番后，在吃早饭时收到了这封信件。读信时，他那盘鸡蛋变凉了，咖啡的表面也结了一层膜。这封信件说：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
我敢肯定，你在眼下一定知道了，在艾伦·利—特拉弗斯出发去度假之前，曾请我鉴定一幅维多利亚后期的小油画。
我不得不说，这项任务原来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最终结果令人相当振奋。
这幅标题为《猎袋》的图画，粗看之下，似乎相当丑陋、缺乏优点，大约是一百年前某位业余庸才的涂鸦之作。但画作的木板引起了艾伦的注意，因此我也对其重视了起来。
我把木板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框子中取出，潜心研究了一番。毫无疑问，它是杨木，而且相当陈旧。在它的边缘，我发现了古代乳香脂或胶水的痕迹，这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块碎片，是一幅比这大得多的画作——比如祭坛画——锯开之后的其中一部分。
我从木板后面取了一点小碎片，以测定其年代和可能的原产地。你也知道，树木年代学不适用于杨树，因为这种树与橡树不同，它没有能显示所经历的岁月的年轮。然而，现代科学还有其他方法可对其进行测定。
我已经可以证明，这片木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的木材相一致。用分光显微镜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了锯木工使用的十字锯锋口留下的微小裂口和切口。锯条锋口上的一处细微的不规则状态，和在该时代、该地区其他作品上所发现的痕迹相一致，这也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品有共同之处。
两只死鹧鸪和一支霰弹枪的这幅维多利亚时期作品，毫无疑问是在更早时期的画作之上创作的。我从颜料中取了一小片，测定了其下面的颜料不是油，而是蛋彩。
从蛋彩中取下更微小的一块后，我对它进行光谱分析，发现了其中有那个时期的若干位大师们使用的混合调料。最后，我对这幅画进行了X射线扫描，搞清楚了下面到底是什么。
底下是一幅用蛋彩调和颜料绘制的油画，由于那个不知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破坏者的厚重涂抹，使底下的油画无法更清晰地呈现。
远景是那个时期的一处乡间风景，包括几座平缓的山丘和一座独立的钟楼。中景似乎有一条从浅浅的山谷中延伸出来的土路。
近景只有一个孤单的身影，显然是可在《圣经》中找到的那一类，眼睛直直地盯着观赏者。
我无法给出该作品的确切作者，但你现在手头上所拥有的被遗漏的杰作，也许正是契马布埃、杜乔或者乔托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作品。
你诚挚的
斯蒂芬·卡彭特
佩里格林·斯莱德呆坐着，信件摊放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契马布埃……噢，天哪。杜乔……耶稣哭了。乔托……糟糕。
他左眼附近的那个部位又因为神经性痉挛而开始跳动。他用一根手指去按住那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起苏富比拍卖行最近的两项发现（对他都是相当程度的打击）。在苏福克海岸的一个庄园内，他们的估价师在一只旧衣橱里发现了一块木板，认出它出自一位名家之手。那结果是契马布埃的作品，是其中最稀有的，最后卖了几百万英镑。
就在近期，另一位苏富比职员对霍华德古堡的内部进行了评估。在一个漏看的装满低档画作的文件夹里，他发现了一幅画有一位双手抱头的悲痛妇女的作品，于是要求对此作出更专业的鉴定。这幅未曾引起注意的作品完成于三百年前，原来是由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询问价格？八百万英镑。而现在，在伪装成两只死鹧鸪的画作之下，他似乎也拥有了无价之宝。
显然，再与雷吉·范肖联手制造一次骗局是行不通了。把初级技术人员本尼·伊文思甩掉是一回事，艾伦·利—特拉弗斯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机场寄出的那封信，即便艾伦没有留过副本，董事会还是会听信他。不管怎么说，再也不能用范肖了。艺术界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的。
但他想使、也能使自己出名并树立信誉，还能让达西大厦恢复往日的荣耀。如果这都不值一份六位数的圣诞奖励，那就没有东西可以比得上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已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坐进宾利跑车向伦敦疾驶而去了。
画作储藏室里空无一人，他得以静下心来慢慢找，直到他找到那份标号为“F608”的物品。透过气泡布包装，他依稀能够分辨出挂在一只钩子上的两只死鹧鸪的形状。他把画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作进一步检查。
在办公室里注视着它时，他内心想：天哪，这实在是丑陋。但在它的下面……显然，不能把它拿到大厅里去拍卖，应该先由达西大厦把它买下来，然后再“偶然”发现它。
问题在于卡彭特教授，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肯定会把自己的报告留一份副本存档备查。如果一位不幸的平民——即那幅涂鸦画的原主人——在受到某位佩里格林·斯莱德的欺骗时，教授一定会愤怒到拍案而起。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说藏在内层的画肯定是一幅杰作，只不过是也许。没有什么法规禁止一家拍卖行搏一把。赌博有风险，没有永远的赢家。所以，考虑到其中还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他向画作主人提供一个公平的价格……他在电脑里查询卖主记录，追查到了在萨福克郡萨德伯里的哈米什·麦克菲，还有一个地址。斯莱德写了一封信，贴上邮票后寄出，愿向那位悲惨的麦克菲支付五万英镑以购买他祖父那幅“最有趣”的作品。为使这事保密，他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他坚信那个傻瓜会同意，这样他将亲自把支票送往萨德伯里。
两天之后，他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个操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人，而且听起来，他深深地受到了冒犯。
“我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斯莱德先生。他在世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梵高那时候也一样。如今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在见到他的作品时，会承认这位真正的天才。我不能接受你的报价，我要报出我自己的条件。我祖父的作品应该出现在下个月初你们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上，不然我就把它撤回来，拿到克里斯蒂拍卖行去。”
斯莱德放下电话时浑身颤抖。梵高？那人有毛病吗？但他别无选择。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已定于九月八日举行。目录已经付印，再过两天就印好了，要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可怜的鹧鸪画作只能之后添加上去，这也不是不寻常。不过，他留有自己的信件副本和给麦克菲的报价，还把最近的那通电话录了下来。以五万英镑的报价去使卡彭特教授让步是远远不够的，但达西董事会将最大程度地支持他去对付今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指责。
他不得不“为达西大厦”购买这幅画作，那意味着，大厅里要有一位投标人，其一举一动都要确切地按吩咐去做，但看上去又不能像是达西的高级职员。他打算用伯特伦，那是搬运工的头头，马上就要退休了。工作了四十年，他绝对忠心耿耿，虽然有点爱拍马屁，但足够服从命令。
在电话的另一头，特鲁平顿·戈尔已经放下听筒，转向本尼。
“亲爱的小伙子，你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五万英镑可是一笔巨款呢。”
“相信我。”本尼说。他的语气听起来相当自信，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向愤世嫉俗的早期绘画大师之神祈求：斯莱德会因为过于贪心而对正直诚实的卡彭特教授隐瞒自己的打算。
到月底时，达西大厦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返岗了。秋季主要拍卖会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九月八日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