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1日
社会上流传着关于教皇的说法。某些说法，某种地下谣传，这样的东西从一个教区弥散到另外一个教区，可以传遍一个国家。派厄斯教皇产生了神秘幻觉。这就是坊间的传言。教皇看到一系列超自然的活动，夜深人静之时看到某些事物。这就是有人的说法。我不知道那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也许是修女，也许是连续九天举行祈祷的老太太，也许是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富有基督教徒，也许是哥伦布骑士会的成员。人们听到这类说法，觉得自己灵魂中有什么东西不得安宁，有什么东西从非常古老的单调生活中蹦出来，变为别的什么可以阅读的材料。
在课堂上，在涉及奇术表演或者圣迹研究的讨论中，一名学生向保罗斯圣父提到这些传言。
这位老神父凝视窗外。
“假如你彻夜狂饮劣质红酒，到了凌晨三点也会产生幻觉。”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神父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走了三百码，途中狂风大作，暴雪飞舞。我把保暖抓绒帽帽檐放下来，护住两只耳朵，抬起一只前臂，挡住刺骨冻雨，顶着狂风向前。暴风雪在这一片开阔地里肆虐。在这一片称为北美的大地上，这样的情况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
我还没有脱下上衣，神父就开口说话了。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鼻毛便开始发硬。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真想退休，到法国南部去。”
“风雪就像在举行大游行。”
“嗯，我知道。”
“外面的凳子全被大雪埋了。”
“嗯。”他说。
“就在窗户外面，我刚才从凳子上走过，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嗯。坐下吧，谢，给我说一说最近的情况。年轻人取得的进步，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我借了一双靴子。”
他喜欢那样的回应。
“靴子合脚吗？”
“不合脚。”
他更喜欢。当他问及关于我的精神和灵魂状态——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时，我总是答非所问，说的全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似乎觉得我根据本能给他实实在在的答案。其实，我只是觉得困惑，试图找到合适的字眼。
“你最近读些什么书？”
我背了一长串书名。
“你理解这些书的意思吗？”
“不理解。”我回答。
他再次微微一笑。他已经对聪明的孩子感到厌倦了。他见过不少学业成绩优秀的孩子，现在希望与其他种类的不能适应社会的青少年交谈，那些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的青少年。
“可能有的不理解。不理解的，我就硬背。”
他把一只胳膊靠在桌子上，支撑着脑袋。他这次没有笑。
“这并不是我们设立这个机构的原因，对吧？”
“我学习很卖力的，神父。”
“可是，书本中的意思你不能像记拉丁语词尾那样死记硬背。”
他的手比较小，洗得干干净净。在其他的神父中，有的穿法兰绒衬衣，外面套着厚重的毛衣。保罗斯神父与他们不同，并未受到天气、地理环境和沃亚杰尔这个地方特有的自由感的影响，总是穿着黑色上衣，配上天主教士的白色硬立领衬衣。我对此表示尊敬，觉得它给人安全感。
“在这里，我们希望做的事情之一是培养严肃认真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譬如说，我们培养的人最终将会达到一种深度，将会具有一种宽厚的品质，将会尊重其他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我们要开拓人的基本素质，帮助年轻人获得一种道德力量，让他变得果断，展示应有的品格，让他明白应该怎样处理生活中的事。”
你总是担心自己会让神父失望，辜负了他的厚望。你总是担心，在他希望得到较高精神层面的反馈时，自己的回答枯燥乏味，甚至答非所问，自作聪明或者无精打采。你担心，当他希望得到经过独立思考的开放性论点时，自己的回答枯燥乏味，啰啰嗦嗦。
“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忏悔——对，干吗不呢？谢，你将要听到我的忏悔。你是了解我的忏悔的最佳人选。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理解到，我并不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做了太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我虚荣心太重。其他方面却太欠缺——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欠缺很多东西。你瞧，我没有盛怒，或者说，我内心中的盛怒很小，挫败感很小。将来，你会逐渐理解这些东西的。你做事的原则性强吗？或者说，你编造理由，为自己的不良行为辩解吗？这是我的忏悔，不是你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回答。反正现在没有必要。将来嘛，当然有必要。你将会明白你自己在什么程度上满足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必备条件。”
“没有盛怒，”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盛怒。在灵魂中，盛怒和暴力是形成紧张的东西。它们可以为人的身份的完全性服务。一个人让自己变得不平凡的方式是用拳猛击另外一个人的嘴巴。”
我当时肯定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一点你不可能怀疑，对吧？我不喜欢暴力，暴力让我感到恐惧。可是，我把暴力视为个性中的一种扩张力量。我觉得，一个人对抗这类倾向的行为能力可以成为一种美德之源，成为其性格和克制力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你怎样做呢？是用拳猛击那个家伙的嘴巴，还是抵抗自己内心的强烈盛怒？”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没有现成的答案。你有答案，”他说，“不过，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体验自己民族具有的盛怒和激情，没有以某种方式去控制或者引导它们，让它们朝着有用的方向发展，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认真的人呢？”
你是了解我的忏悔的最佳人选。他这样说了，对吧？某个身在教养所的人，某个知道答案的人。当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答案，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velleity（意欲）这个词语你听说过吗？它带着一些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意味，表示最低层面的意志，心里想要的一种小东西，一种希望，一种倾向。明白了吧？如果你缺乏意志，就会处于自己关注的最肤浅的层面上。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这是你的忏悔，神父。”
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年代久远的简陋房子中，大风吹过，房梁晃动。
“阿奎那曾经说过，只有紧张的行为才能强化习惯，单纯的重复是不行的。强度形成道德教养。一种强烈的持之以恒的意志。这就是认真的要素。持久不变的特征。这也是一种要素。一种目的感，一种自己选择的目标。告诉我，我的表达含糊不清。我尊重你的这种判断。”
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加拿大边境大约三十英里，周围是散漫凌乱的营地。大多数建筑是废弃的军营，还有一些老式木屋。也许，这里让人想起当年耶稣会信徒传教时的情形。不过，接受教诲的现在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之中有曾经给人希望的城市孩子，有身体孱弱但是记忆超强、带着某种污点的人，有天生聪明但是心理状态不稳的人，有无法适应社会的人，有通过政府强制来适应社会的人，有委内瑞拉的某个耶稣会信徒中心派来的一批拉美人——他们年轻，聪明，行为方式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特征，远离自己心爱的姑娘，还有为数不多的来自附近的显得非常腼腆的农村孩子。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实施的教育适合五十岁的老人，那样的人感到自己当初错过了机会。我们所教的东西中有太多抽象理念，太多各式基本道德准则。如果你看着自己的鞋子，说出它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得到的东西比听这样的说教更多。谢，对出身于你的家庭这样背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这似乎让他有些激动。他俯身向前，注视——对，就是这个词语——我湿透的鞋子。
“那些东西很讨厌，对吧？”
“对，很讨厌。”
“一一说出那些部分吧。说吧。我们还不至于那么装腔作势，不至于在思想上被时髦所困，不能当面测试学生。”
“说出那些部分，”我说，“好吧。鞋带。”
“鞋带，每只有一根。继续吧。”
我抬起一条腿，转动一下，动作笨拙。
“鞋底和鞋跟。”
“对，说下去。”
我放下腿，盯着靴子，觉得它们仿佛是一个密封的棕色盒子，没有什么可说的。
“继续吧，孩子。”
“没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鞋头和鞋面。”
“鞋头和鞋面，你让我真想大哭一场。”
“前面的圆形部分。”
“你非常会说，也许我得停下来，重新考虑一下是否继续提问。你说了鞋带。鞋带下面那东西叫什么？”
“鞋舌。”
“什么？”
“我早就知道这名称，以前只是没有见过这东西而已。”
他故作姿态地瘫倒在桌面上，微微扭动身体，仿佛处于某种可怕的痛苦之中。
“你不知道如何观察，所以没有看到。你不知道名称，所以不知道如何观察。”
他在批驳的过程中，偏斜下巴，带有很多故意表演的成份，从桌子表面抬起身体，一屁股坐在转椅上。接着，他两眼再次注视我，然后身体猛地转了45度，高高抬起右腿，把腿部和鞋子放在桌边上。
一只神职人员日常所穿的简朴的黑色鞋子。
“行了，”他说，“我们知道了鞋底和鞋跟。”
“嗯。”
“而且，我们还确定了鞋舌和鞋带。”
“对。”我说。
他伸出一根手指，顺着鞋子上缘的一块皮子，伸进鞋带下面。
“这叫什么？”我问。
“你告诉我，它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
“这是后帮。”
“后帮。这是鞋跟上面的比较硬的部分。那是主跟。”
“那是主跟。”
“这个部分在后帮和鞋底上方的这一块之间，它叫鞋腰。”
“鞋腰。”我说。
“鞋底上方这一块叫鞋沿条。孩子，你说一遍。”
“鞋沿条。”
“日常事物就以这样方式处于隐蔽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前面覆盖在鞋背上的哪一块叫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叫鞋面。”
“鞋面。”
“说一遍。”
“鞋面，覆盖在鞋背的前面部分。我原来以为我不应该记住这些名称。”
“不要去记理念。有时候，我们对死记硬背嗤之以鼻，你不应该对我们的态度过于认真。机械记忆有助于增加知识。鞋带穿过的那个位置叫什么呢？”
“这个我应该知道。”
“你当然知道。靠着鞋舌的两侧和上方都有孔。”
“我不知道那个词。鞋眼？”
“也许，我还是应该让你活下去。”
“鞋眼。”
“对了。鞋带两端的金属护套叫什么呢？”
他用中指轻快拨动那东西。
“这东西我一百万年也不知道叫什么。”
“带箍。”
“一百万年也不知道。”
“包头或者带箍。”
“带箍。”我说。
“这个小的金属圈对鞋眼边缘起到增强作用，带箍从它里面穿过，它叫什么呢？我们讨论的是语言的物理学，谢。”
“那个小圈吗？”
“你看见了？”
“看见了。”
“这叫扣眼。”他说。
“天哪。”
“扣眼。学会它，了解它，喜欢它。”
“我要疯了。”
“这是最后的神秘知识。当我把鞋子送到鞋匠那里，他把它放在一个东西上面，以便进行修补。一块形状像脚的木头。它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
“鞋楦。”
“我的脑袋快要炸开了。”
“日常物品代表了最易被人忽视的知识。这些名称在人类进步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quotidian（日常）的东西。假如它们不重要，我们就不会使用quotidian这个拗口的拉丁词来表达了。说一遍吧。”他说。
“quotidian。”
“quotidian这个词语非同寻常，暗示了日常事物具有的深度和广度。”
他的白色衬衣的领口松开了，露出了喉结，喉部的皮肤已经松弛。衰老尽管姗姗来迟，但是现在脚步却很快，似乎让他措手不及。
我穿上衣服。
“我本来打算给你带一本书来。”他说。
不过，他的手依然年轻，柔软，洁白，带着婴儿肌肤的红润。在房间一角的桌子上，摆放着棋盘，双方的棋子相对排列。
“明天到上红区来，我把那本书给你找出来。”
上红区是教师住宅区。他们根据本地的地标——譬如湖泊、城镇、河流、森林——的名称，给沃亚杰尔这个地方的建筑命名，而不是使用圣人、神学家或者耶稣会信徒殉教者的名字。根据保罗斯的说法，耶稣会信徒千方百计要人皈依上帝，试图改变社会，因此在许多地方受到粗暴对待。他们在日本被人砍头，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遭到肢解，在北美被人生吃，在暹罗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在英格兰惨遭马拉分尸，在马达加斯加被人扔进大海。所以，我们这个带有实验性质的小学院的创立者们认为，他们这样做可以避免耶稣会信徒史上的某些血腥标志在这个地方出现。
“顺便说一句，谢。”
“什么？”我问。
“我昨天看见你和那帮人一起，在支持麦卡锡参议员的请愿书上签名。”
“对，我去了，神父。”
“在请愿书上签名。”
“看来没有问题。”我说。
他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投向别处。
“你知道参议院为什么对他表示谴责？”
“别人签了名，”我说，“有的南美人签了名。”我解释说，有点急切，知道这听起来非常愚蠢，不过总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免受指摘。
“所以，我就签了名。其他人那样做，神父，所以我也做了。”
他把目光投向别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我随即转身离开。
我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在阅兵场上来回走。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上衣，希望查词典。我脱去靴子，在洗脸池里拧干帽子。我希望查词典，希望查velleity和quotidian这两个词，永远记住这两个混蛋的名字，拼写出来，了解意思，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朗读，大声说出来，发出声音，在背诵时记住它们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能够逃避给你带来影响的事物的唯一方式。
1962年10月24日
他们一行在雨中到达，以年轻人为主，有来自《纪事报》和《考察者报》的专栏作者，还有两位来自《城市之光》杂志社、蓄着灰色络腮胡须的诗人。他们等待伦尼·布鲁斯出现在舞台上。
这里是盆地西街，小型舞台用假石头作为背景。那面墙壁本想用来烘托温馨的气氛，可是却像一块凸起的巨石，非常丑陋，让整个俱乐部给人置身地牢或者地堡的感觉。
他们坐在那里，等候伦尼——那位身上散发出一种微弱气味的爵士乐手。几个小妞穿着表示存在状态的黑色衣服，嘴里念叨着单音节字眼。几个衣冠整洁的大学男生带着秘而不宣的异常性倾向。一家名叫《涤纶炒锅》杂志的全部人员悉数到场——那五个具有正义感的灵魂对世界忿忿不满，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受到伤害。
突然，在没有任何介绍的情况下，伦尼从黑暗中走到了聚光灯下。他甚至没有来得及从架子上取下话筒便开口说话了。
“他们从弗吉尼亚州的诺佛克撤离了人员。诸位知道这条消息吗？诺佛克。那里有大型海军基地，各种各样的船只从那里启航，有驱逐舰，还有巡洋舰，以便对古巴形成封锁。他们撤离了军人家属和所有非基本人员。这里的问题是，”他把头转向舞台侧面，这样他就可以带着诡秘的夸张感觉间接地观察听众，“他们撤离之后，谁会进来？对，住在附近的人会进来。方圆三百英里之内，不良之徒就会蜂拥而至，哄抢那些房屋中的财物，毁灭那里的地产价值。海军方面到时就会说，他妈的，这帮混蛋。别管什么俄国潜艇和货船了，让我们把炮口转向诺佛克。”
伦尼今天晚上显得有些浮肿，脸色苍白，像一块松饼，肢体语言中显露出紧张不安，仿佛是一名业余演员。
“一切都与房地产有关。你是你所在地方的产品。如果你是来自纽约的天主教徒，你就是犹太人。如果你是来自蒙大拿州巴特市的犹太人，你完全是非犹太人的混合物。你像一份快餐土豆泥。顺便说一句，这正是这一场危机的性质。快餐土豆泥。伙计，我们要使用所有及时快速的技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足够注意力来关注常规战争了。在电影版中，罗德·斯泰格尔扮演赫鲁晓夫，作为国家演员工作室的主席。真棒，他深沉，他被人误解，口音用得烂熟，脑袋刮得光光的，常常歇斯底里地尖叫，惟妙惟肖地展示了角色的动机。赫鲁晓夫是一个来自煤矿的青年，通过单打独斗，最后到达社会上层。其实，他内心很想找到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姑娘，有时和他顶嘴，有时让他开心一笑。他不是什么乡下佬，一半是男人，一半像香肠。斯泰格尔诠释的这个孤独角色喜怒无常，非常敏感，受到俄国历史上的愚蠢行为的影响。在衣橱里，他与金·诺瓦克扮演的留着男士平头的美国双重间谍有了肌肤之亲。这让我们看到他内心之中不乏温柔的女性倾向。”
伦尼模仿了角色说话的语气和口音。从技术上讲，他的表演并不完美，但是把不同的文化、地域和互相参照的信息熔为一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所模仿的对象。
听众中带有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氛围。几个人穿着旧茄克衫，面料带有风格图案，是曾经在50年代流行的款式。他们的目光中带着一种超脱感，但是对世界上出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仍旧保持敏感。一个女人穿着拼接款式的衬衫，随身携带的小袋里装着一个婴儿。也许，这在伦尼表演现场上是空前绝后的景观。不过，这的确是那一周在旧金山出现的一幕。
“肯尼迪公开露面，你听到有人说我看到他的头发了，有人说我看到他的牙齿了！那个场面让人眼花缭乱，他们无法一一看清。我看到他的头发了！他们崇拜那个人活着时留下的神圣遗迹。”
根据垮掉的一代的经典说法，正是美国的病态让原子弹得以出现。伦尼即兴表演了俄罗斯民族特点，那样的东西就像汽泡矿泉水，从坎纳尔西的年代久远的饮料罐装厂里源源流出。如果说垮掉的一代接受伦尼对伪善的攻击之辞，如果说他们对他在警方缉毒中遭到搜查，对他因为语言猥亵受到审判深感痛惜，那么，听到他模仿俄国人的口音，看到他的即兴表演，他们也许无动于衷。垮掉的一代建构的整个图景处于原子弹的阴影之下，一直难以摆脱。垮掉的一代并不需要导弹危机来让自己思考关于原子弹的问题。原子弹是他们觉得使用最为方便的词语，表示许许多多东西。美国道德带有肮脏的一面，美国烟囱林立，机器人制造公司比比皆是，受到《时代》和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是一个问题多多的地方。在许多经过日晒雨淋的货车停车厂里，人们俯身而坐，手里端着咖啡，欣赏爵士乐的现场表演。托洛茨基分子暗中活动，神色悲伤的慕男狂袒露阴部。伦尼调侃的就是这样的现象。伦尼为人提供娱乐，通常身着套装，刻意打扮，举止装酷，言辞猥亵，兼有丧事承办人和滑稽演员双重特点。原子弹是一场已经失控、令人恐惧的广告活动的组成部分。
今天晚上，他穿了一件尼赫鲁式上装，里面是一款黑色高领紧身上衣，又脏又皱，外面还披了一件白色雨衣。要么他上台前忘了脱，要么打算表演结束以后迅速离开。
这时，他开始一种印象式漫谈，话题频频变换，让人难以跟上。他谈到了案件、律师和法官，仿佛与没有在场的别的什么人说话。
后来，他停下话头，对听众说：“爱我吧，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爱。今天晚上如此，将来永远如此。你们不再爱我，我会立刻死去。”
这不是今晚表演的结束语，随后出现的才是。在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航班上，他坐在卫生间里的小塑料马桶上，想到了结尾。当时，他右侧的红灯不停闪动：请回座位，请回座位。
“天使长加布里埃尔出现在古巴上空，保镖们叫醒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对他们说，别打扰我。保镖告诉他，那位天使长是上帝的信使。于是，卡斯特罗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到天上。天使长穿着白色长袍，手持闪闪发光的小号。卡斯特罗发现，加布里埃尔是黑人，心里一阵窃喜。我暗自说道，好极了，黑人喜欢说话，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不说那些废话。他对天使长说，我不信上帝，不过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你站在哪一边？天使长说，我只说一遍，我站在有棒球和爵士乐的那一边。卡斯特罗说，我们就有棒球和爵士乐，我们管它叫非洲古巴音乐，你想一想吧，伙计。人们不停摇摆，就像发疯一样。加布里埃尔说，不要用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和我说话，混账东西。你知道的，我已经和鸟儿查利·帕克分开了。没错，原来我俩曾经一起在明顿酒吧待过。好吧，你想知道我站在哪一边吧？有妈妈和苹果馅饼的一边。卡斯特罗说，没问题。俄国人就有妈妈和苹果馅饼，他们管它叫yablochy pirog（皮洛基馅饼）。天使长说，好吧，你巧舌如簧。我站在有唐老鸭、米老鼠和黑手党的一边。卡斯特罗说，他妈的，我们已经把黑手党赶出了古巴。不过，你怎么会和他们混在一起呢？天使长说，我主耶稣善待乌合之众。卡斯特罗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天使长说：你觉得呢，伙计？他是意大利人呀。卡斯特罗说，等一等。耶稣是意大利人吗？天使长反问：难道不是吗？他的脸上露出不确定的神情，开始抖落粘在小号嘴上的唾沫——加布里埃尔感觉不安时，常常做出这个动作。他对自己所受的教育非常敏感，带着辩解的口气说，所有的教皇都是意大利佬。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伙计。耶稣也是意大利人，耶稣这个名字源于意大利语的一个词语，意思是走。看一看他的肤色吧，伙计。卡斯特罗说，耶稣生活在中东。加布里埃尔说，给我说这样的废话，你的脑子肯定出了毛病。他是那不勒斯人，说话时两手喜欢比划。卡斯特罗说，如果你想知道实情，他是犹太人。天使长说，我知道他是犹太人——意大利籍犹太人。那里有意大利籍犹太人，对吧？卡斯特罗说：我干吗站在这里听你说这些废话？你的精神彻底错乱了，伙计。天使长说：你是否在告诉我，我一辈子相信耶稣在一场意大利入举行的婚礼上让水变成了葡萄酒？其实，他没有那样做。”
伦尼说这番话时有点心烦意乱，不时出现含混，不过，这与他过去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爵士乐迷说话时大都如此，像是处于一种吸毒引起的超脱尘世的神游状态。
“我看到了他的头发！我看到了他的牙齿！”
这时，他终于想起了他喜欢的那一句话。他做了一个半蹲姿势，把雨衣罩在头上，几乎快把话筒放进了喉咙。
“我们全都要完蛋了！”
没错，他喜欢这样说，声嘶力竭地嚎叫。这声音非常奇妙，让他精神大振，排除他的恐惧感，同时也让他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声音虚弱，病态，怯懦，无力，可怜，但是不知何故，也显得有些宏伟。这是一种拖长的、响亮的、触动心扉的尖厉嚎叫，充满悲伤和痛苦，夹带着一种令人愉快的对抗成分。
他的声音形成一阵怪异的震撼，猛地穿过听众的心灵。他们觉得，这嚎叫进入了自己的身体，在血液中跳跃，让他们团结起来。这是心灵的反抗，一种类似本我的恸哭。它来自他们的灵魂深处，来自那个绝望的埋葬之地——你在那里会要求承认自己的原始权利和需要。
后来，伦尼脑袋里冒出一个念头，轻快做动作，表现出来，仿佛是一个拳击手，熟练地使用刺拳，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也许比其他人更加无助。想一想吧，这是一颗白色原子弹。”他说到这里时改变了声音，脖子红了，腔调慢吞吞的。“它是我们的原子弹。莫斯科和华盛顿。想一想吧，伙计。白人控制着这颗原子弹。”
这个想法让他产生了一阵愉悦。
“你们看一看瓦茨的状况，看一看哈莱姆的状况。你们会说，他们会搞我们的女人，妈的。我们扔下原子弹吧。宁可让世界毁灭，不能让种族混交。”
他像波普爵士乐手那样打着响指，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因为我们宁可一起完蛋，也不愿和他们分享我们的女人。”
这时，全场灯光熄灭，效果就是如此。聚光灯熄灭了，酒吧灯熄灭了，出口标志灯熄灭了，全都熄灭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伦尼的身影——挪动着试探的脚步，走向直接通向街道的那扇巨大的金属门。坐在前面的顾客可能听到他在咕哝：“请回座位，请回座位。”
听众中出现一阵骚动，几个人转动脑袋，几个人站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心里是否在想：也许这就是结局，原子弹爆炸了？在空中爆炸了？最近，在太平洋上进行的一次核试验产生的电磁波形成了巨大的海浪，冲击了檀香山的供电线路，整个岛上一片黑暗，触发了所有的防盗警铃，对吧？
电灯亮了，聚光灯照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那面石头墙壁显得更加醒目，仿冒的材质暴露无遗。伦尼站在那里，距离出口1.5码。他朝着舞台慢慢走来，模仿人溜进房间的模样，如释重负，略显尴尬。听众等着他重新开口，讲什么东西，缓解刚才出现的长时间紧张，用笑声让他们兴奋起来。他走到舞台上，举起悬荡的话筒，放到脸上。话筒开始发出啸叫，接着是嘎嘎的响声。这时，灯光再次熄灭，伦尼苍白的面孔形成的余像留在在场每个人的视网膜上——他的嘴巴上闪过一丝受到惊吓的傻笑。一个婴儿开始大哭起来。
二十秒钟之后，电灯亮了，舞台空了，金属门半开着，演出显然结束了。
1957年6月14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睡觉。在三四个星期里，我们日夜待在一起，许多时候——大部分时间——在她的汽车里。我们在车里吃喝，睡觉，做爱。一觉醒来，环顾四周，外面依然一片黑暗，或者说，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候外面依然光线充足。后来，由于某种——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原因，我们终于停了下来。生活节奏慢了下来，可以在房间里正常地做爱。不过，不久又该上路了。她坐上那辆1950年生产的奔驰汽车，猛踩油门。那辆汽车底盘被放低了一些，传动系统的马力略有增加。我们继续向西。
“不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我说。
“不过，你必须听一听。”
“我不想听。”
“噢，你这个杂种，你必须听，”艾米说，“因为路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两个有关。”
“人们不想听到别人的梦，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么？”
“噢，你这个杂种，什么别人呀？别人是谁呀？”
“看着路。”
“我们说过，哪怕微不足道的念头也要告诉对方。”
“看着路。开车吧。”我对她说。
她在圣菲市下车，那里有她家人的朋友。我自己开车，既不开收音机，也不读报。一周后，她在亚利桑那州，我俩在一家矿工酒吧见面。我们玩了名叫撒谎者扑克的调情游戏，爬上高处房屋林立的街道，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知道对方也有同感，觉得我们可能满面红光。
“那天我做的是一个关于高山的梦。我在山上的一个湖边，四周阳光明媚。”
“只有做梦的人才觉得梦有意思。难道你不知道这一点？”
“我觉得你懂得的东西很多，作为外国人，你知道这些已经很了不起了。”
“注意开车吧。”
“有谁离开纽约以后只学习英语呢？”
艾米非常能干，身材高挑，穿着牛仔裤很性感。她知道如何做事情，如何制作东西，甚至她的漂亮模样也给人干练的感觉，体现出一种直截了当的才能，性格开朗。她双眸明亮，周围有一点淡淡的雀斑，笑起来色迷迷的。
那个夏初，我们到了南达科他州的扬克顿县，那里的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名叫《达科他》的片子。那家电影院的正面贴着色彩鲜艳的瓷砖，入口处的遮篷上印有奥迪·墨菲的画像。扬克顿的年轻人上了汽车，在主要街道上行驶。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开车时几乎要睡着了。我们去了汽车电影院，谈论人生。我们开车穿越大草原，谈论电影。我们开车进入自动洗车场，在洗车过程中给对方朗读诗歌，看着肥皂水顺着车窗慢慢淌下。
她的汽车是黑色的，发动机罩比较大。我俩觉得，我们是公路幻影，是公路神灵，在乡村道路的扬尘中撒尿不会让人看见。她不想让我知道那辆汽车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作为毕业礼物。可是，她的一个弟弟告诉了我，所以我知道。我还知道，旅程结束之后，她会弃我而去。
“你知道你最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吗？你口口声声说，哪怕微不足道的念头也要告诉我。可是，你最搞笑的是，”我说，“你很快就会忘记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共同的想法。”
“不会。”
“很快。”
“不会。”
“在分手时会忘。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你注重实利，脑筋顽固，分分秒秒都在考虑自己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绞尽脑汁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是第二天早上就能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次，我们在某个马厩停车。她教我骑马，可是我一上去就掉了下来，后来无论如何也上不去了。她和担任考察队领队的那个印第安人一起，骑马进入阴森的山麓。
她问：“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只是说说而已。”
她问：“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说说而已。”
“我并未告诉你一切，你不要谴责我。”她说。
“你已经说过两次了。”
“你竟然是这样的杂种。”
“把没有说过的全都告诉我。说吧，看我的激烈反应，”我说，“我不会大吃一惊的。”
她可以编造故事，喜欢说布鲁克海舍尔一家的事情，说他们的祖父母、拓荒的女人、淘洗沙金的人，还有那个顽强的古老家族散落在各地的后代。
我们曾在她大哥家停留，分别住在不同的房间。她大哥是建筑师——她的兄弟似乎遍布各地。这个大哥住在印第安尤马人的部落附近。房子远离铁路，他自己设计的，建筑材料是灰泥和旧铁皮，刻意让外形略显歪斜。艾米非常兴奋，在一旁欣赏那一幢房子。
我们长时间开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理智。我们几乎马不停蹄，穿越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州，在旅程中一直聊着。我们将残酷、漫长的婚姻生活压缩成短短几周时间，体验了其中的变化，感受到没有经过调整的东西产生的影响。我们也有这样感觉：一起睡觉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能在睡觉前谈到某个可怕和重要的问题。
在亚利桑那州鲁比市附近的一条土路上，我们看见四个男人骑着马，驱赶着一头牛。那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驼背公牛，看上去几乎不是真实的动物。我们停下车，不仅是想看一看，不仅是因为我们觉得那畜牲可能追赶正在移动的汽车，而且也是出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异教徒式尊重。一头牲畜，一头巨型公牛，令人敬畏，四个牛仔挥舞鞭子，驱赶它，顺着红土道路慢慢离开。
“我心里有些感到恼火的想法，”她说，“它们涉及性爱、嫉妒和恶意，我希望与自己亲近的人遭受最剧烈的痛苦，然后慢慢死去。假如我告诉你这些令人勃然大怒的事情，你会恨我的。”
“说一说吧。”
“我不会说的，对你也不会说，对你最不能说。”
“我希望你告诉我。”
“除非你强迫，我是不会的。”她说。
有时候，艾米的举止显得欲迎却拒，带有一种仪式的意味，一种反射，不是害羞，而是谨慎和狡猾。她表现出来的需要强烈时，这一点更为明显，她欲迎却拒，两眼放光，用肩膀把我撞开。甚至在做爱过程中，她也可能显得怯懦，几乎假装我们不是在做爱，而是干别的什么事情，仿佛在学校走廊里和我牵着手。这一点我弄不明白。有时候，她把我推倒在床上，嘴里念叨着，你不能这样，不，我不愿意。甚至在我伸开四肢，趴在汽车座位上和她做爱时，她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六月中旬的那天晚上，在亚利桑那州的比斯比市，我们沿着阶梯，顺着狭窄的街道上行。一家阴暗的酒吧里坐满铜矿工人，还有他们得了犬心虫病的小狗。我们在那里喝了啤酒，吃了三明治。爱情让我们一反常态，几乎失去了自我。当时我觉得，我们有可能突然大吵，然后各奔东西。我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出现那样的感觉，后来我们两人滚在一起，脑袋里几乎一片空白，心里别无它念，完全沉浸在性爱之中。
她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我睡觉的时候，你一直醒着，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睡觉？”
“你想要的太多了。其实，你就想进入我的身体，跟随你那东西，进入我的身体。我曾经想过没有？”
“注意开车吧。”
“别打岔。我曾经想过没有？”
“开车时不要看着我。”
“别打岔。我曾经想过没有，自己那一天会认识一个男人，他会跟着我进入浴室？”
“注意开车吧。”
她说：“你想和我一起进入那个加油站的狭窄的厕所。我几乎把这事给忘了，刚才想起来了。因为你觉得你可能漏掉什么东西。”
我们开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克尔斯菲市，汽车引擎过热，我们在一个活动房屋营地停下来，准备加水。眼前出现的情景我以前绝对不知道。一排一排的活动房屋，有人冒着华氏107度的高温，在车外做热狗。一个女人穿着泳装，在她家的活动房屋外面的一块熨衣板上熨烫衣服，几个穿着内裤的孩子在附近骑三轮玩具车。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有人长期住在活动房屋里。艾米说，我是来自纽约的外国人。
我准备到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托市去，我是一个教材编辑，刚刚起步，雄心勃勃，希望改变传统教室的性质，让它变得开放，流动，随意，体现加利福尼亚的特点。她准备到西雅图或者波特兰去，不过尚未确定其中的哪一个。也许，她会原路返回，到丹佛去。她有地球科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些她没有承认的专业背景。
“我既不知道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做什么，也不了解你的任何背景。一起待了这么久，聊了这么多，我基本上并不了解你，”她说，“当然，我知道这样一点，你晓得怎样让我生气。”
“好。这对你有好处。生气可以净化血液，”我对她说，“这是我的爱尔兰母亲说的。”
“你有母亲，这还算不错。”
“生气吧，继续生气。”我对她说。
我不想她开车时看着我，可是我有时候会看她，这会吸引她的目光。
“我希望路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两个有关。”她说。
“我也是这样的。”我说。那时我真的这么想。
她感觉到我注视的目光，回望我一眼。路上空无一人，在矿山上特有的那种破旧小屋旁，熏衣草堆积如山。她那目光让我觉得非常亲昵，触及心灵，存在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中，它变为一种疯狂的挑战，一种形式的干鸡肉。我们两人之中，哪一个会打断恋人之间的这种注视，把目光转向别处，看一看汽车是否偏移到对面的车道上了？这时，一辆颜色耀眼的皮卡正在靠近，我们距离那眩目的死亡只有半秒钟时间。
“谁奇怪？”
“我睡觉时，你一直醒着，两眼看着我。我知道你在看，我在梦中感觉到的。”
“是我奇怪，还是你奇怪？”
“你跟着我进入女厕所。”
“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睡觉时可以感觉到我在看你，你却认为我奇怪？谁奇怪呢？”我问。
有时候，你让自己从非常急促的呼吸中解脱出来，感觉到一种白色阴影，一种滑动，进入一个与你类似的人。那个人由心灵之光构成，似乎可以代替你说话。
或者，“你不能强迫我这样做”，她会这样说，然后把手伸进我的裤子拉链里。我尽量控制汽车方向。
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待了一天一夜，既没有听收音机，也没有看报纸。我开车闲逛了几个小时，没有具体的目的。后来，在弗雷斯诺市郊外的某处，我停下来，把车摆好，在一个野餐营地里散步。树干上挂着白色的树皮，地上摆放着垃圾桶。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神情不安。也许，他只是在沉思之中，也许，他担心什么事情。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一时无法确定是何原因。那种感觉可能是我的，也可能是他们的。那些可怜的家庭用纸盘盛装食品，那个闷闷不乐的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还有那个地方，那椅子，那些没有盖子的垃圾桶。
我们两人分道扬镳之后，我买了一张明信片，打算寄给她。在那张明信片上，树林中摆着一张野餐桌。我把它插入书里，放进背包，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想想该在上面写点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