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壁龛中的雕像有男人的大腿和小腿，前臂上有男人的轮廓分明的肌肉。可是，这个形象其实是圣经中的夏娃，胸部丰满，两手捧着一个苹果，肩膀斜着，那姿势就像一名橄榄球后卫。
为什么不呢？夜晚的空气中飘散着些许进行某种相互参照活动的气氛。克拉拉漫步穿过装饰豪华的门厅，加入提前进场的人群。他们带来一种欢快的嗡嗡响声；其实，来宾以男性为主，这让克拉拉觉得有趣。看一看那些带着几何图案的光滑的青铜色表面吧，看一看那些披挂着织物的镜子和高大的枝状吊灯吧。这是一座充满艺术装饰的宫殿，到处可见擦得透亮的金属饰件，让人感觉到机械时代的完美。这些东西的格调显得非常精美，不过那一幅壁画算是另类。
大厅里的人喜欢这幅壁画。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巨幅作品，高六十英尺，宽四十英尺，表达的主题是某种失去的地平线。它位于楼梯上方，楼梯在它的下面形成一道温和的曲线，使作品中乱石嶙峋的山峰反射在高大的镜面上，让画作得到延伸，在大厅上方形成迷魅的效果。在琥珀色的薄雾中，一位老者身穿披风，手持权杖，一群火烈鸟站在蔷薇色光芒之中。克拉拉觉得，这个画面充满媚俗艺术的味道，购买印着这幅画的明信片就会让自己立刻死去。
没错，这里是无线电城音乐厅，克拉拉大概十三岁时来过。那时，它大约开放了一年。这个国家的展示室。她记得这里有很高的墙壁，楼梯上铺着地毯，而且还记得这里的化妆室。那是她记得的地方，就在楼下，在那间气派的侧厅里。
她看见，迈尔斯·莱特曼在人群中左右穿行，走近时做了两个急转动作，旋转360度，眼皮微微上翻。
“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的样板间里吗？”
“我们回到了1932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
“这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对吧？”
“现代爵士乐。”克拉拉说。
“你相信吗，我从未到这里来过。”
她吃惊地发现，迈尔斯特地打扮过。许多人都打扮过，迈尔斯也是如此，不过根据他的标准罢了。他穿着破靴子，牛仔裤，豹纹衬衣配着领带，黑色灯芯绒上衣的下摆是老式的，呈喇叭形展开。
他们两人看到，一名男子从宽大的楼梯上下来，走过壁画时装出一副受伤的模样。迈尔斯给克拉拉带了一盒香烟。在等候的过程中，他给她介绍这次活动的相关背景。
这场活动是展播谢尔盖·爱森斯坦的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失踪影片，片名叫《地下世界》。这部片子最近在东柏林被人发现，进行了细致恢复，在迈尔斯所属的电影协会的庇护之下，送到了纽约。这是该协会的一个出乎意料的成功之举。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明争暗斗，通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协会设法与几位摇滚音乐经纪人达成协议，共同赞助这场一次性放映活动。放映活动配有管弦乐队演奏，这个场地几乎可以容纳六千观众。
“你怎么解释到场观众的组成？”克拉拉说，“大厅里有许多同性恋者。”
“我觉得，你应该观看影片，然后自己得出结论。我只能告诉你，消息早就传开了，爱森斯坦拍摄了一部表现强力主题的片子。这部片子的主题在某种层次上涉及生活在阴影之中的人物，所以几十年来被人藏了起来。苏联政府或者相关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封杀了这部影片，它直到现在才得以与观众见面。”
这部片子可能拍摄于30年代中期，拍摄断断续续，秘密进行。那一段日子对爱森斯坦来说非常压抑。当时，爱森斯坦大概赋闲在家，苏联的导演同行要他放弃自己的理论和想法。爱森斯坦被称为怪人，被称为充满神秘、政治上不健康的人，被指摘为与人民失去联系的人。有人传言他遭到了处决。
艾斯特·温希普来了，挥舞着手袋说：“我不需要看片子了，本来就已经喜欢它了。这个大厅很棒，我以前却忘记了它。迈尔斯，瞧你这一身打扮，就像出席一次现代摇滚乐聚会。”
“杰克在哪儿？”克拉拉问。
“他能在哪儿？是你的衬衫还是领带让我觉得头晕？”
“谢谢，艾斯特。”
“他在那边喝点东西。”艾斯特说。
一种氛围让到场的人充满活力。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欣赏相互冲突的东西。想一想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吧，这部片子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进行展播——在火箭女郎舞蹈团和乐器销售巨擘沃利策的营地式环境中，放映世界电影的著名大师的作品。可是，这家音乐厅的造型具有某种特征，给人深刻印象，是一个令人深感兴奋的场所。它的装饰有些夸张，浮华，外墙上面有上了瓷漆的铜质小圆盘，售票厅里设有漂亮的展示柜，门厅里的楼梯栏杆是用镍青铜铸造的，但是，这个地方很像远洋巨轮甲板下面清静的大厅。你不要忘了，无论将要放映的这部影片在什么层次带有严肃性，它无疑将会充满特殊风格。至少，你会希望看到这样的片子。《伊凡雷帝》具有蒙太奇的力量，不是也包含具有喜剧效果的场景？不是令人在捧腹大笑之余，同时也或多或少屏息思考？
“到目前为止，观看过这部片子的人实际上屈指可数，”迈尔斯说，“我们团队中有四个人看过，还有几个负责宣传的人和影院老板看过。在铁幕这一边，看过的人只有这些。”
迈尔斯非常了解爱森斯坦的片子，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他知道《战舰波将金号》中的连续镜头：黑色靴子形成死亡节奏，士兵穿着白色短上装，母亲有气无力地抓着自己的背心，婴儿车的后轮飞出画面。
但是，关于这部影片，有些信息看来无人知道。它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如何拍摄的？他显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他为什么没有使用声音？一个说法提到了墨西哥。另一个说法是，他为墨西哥史诗公开拍摄了大量镜头。那是进行颠覆性冒险活动的一个借口。人们知道的信息仅此而已。
“实际上，我从未看过他拍摄的片子，”艾斯特说，“不过，我曾经见过他，你们知道吗？”
迈尔斯慢慢转过头去，两眼打量着她。
“你认识爱森斯坦？”
他的脸上完全是一种重新评价的神情。
“有过一面之交。”
“在哪里？”
“在这个国家。当然，我那时很年轻。在纽约。我觉得，我还未满二十岁。他坐在那里，让人画像，我父母认识那位画家，我跟着去了。”
“我们应该谈谈相关的情况。”迈尔斯说。
“就是见过一面而已。他要我叫他谢尔盖。”
“还有呢？”
“他喝了很多牛奶，他说那是早餐。”
“还有呢？”
“实际上，他露面时手里拿着牛奶，用瓶子装的。我递给他一个杯子，他谢了我。”
“还有呢？”
另外一件无人知道的事情是，这部影片片名的出处。爱森斯坦懂德语，完全有理由选择一个德语片名。但是，可能性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这部影片在东柏林一个地窖里存放了很长时间，片名由此得来。
“我记得，他是一个长得像侏儒的家伙。”
“还有呢？”
“大脑袋，额头很高。那时，牛奶是用瓶子装的，记得吗？”
它成为人们很想一睹为快的片子。一种狂热开始形成，一票难求，有的票要价很高，而且还出现了假票。人们从各个度假胜地赶来，千方百计想要弄到一个座位。
只是一部片子而已，而且是一部默片。在《纽约时报》周末版撰文介绍之前，这部片子可能根本无人知道。可是，这种现象显示了失常行为具有的特点：一旦开始出现，很快便可达到疯狂的紧张状态。
“不过，我们真的能够坐下来，看完整部片子吗？”艾斯特说，“也许，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面对伟大的东西，所以不得不表示尊重。其实，我们坐在那里心神不定，希望自己是第一批走出大门的人，这样就能打到出租车。”
“你想到的是戏剧，”迈尔斯说，“这是电影。”
艾斯特的丈夫杰克·马歇尔来了，他的呼吸中夹带着花生的气味。他们走进了大厅。
克拉拉现在回想起来了，当时的情景突然历历在目，长毛绒地毯给人备加呵护的舒适感，仿佛她母亲在那里徘徊。整个空间像母亲子宫一般，曲线柔和，给人慰藉。舞台入口光艳四射，触及天花板，顶点有八层楼高。一排排绒面椅子形成一道道阶梯，合唱队站立的阶梯点缀着两侧的墙壁。内部空间非常宽敞，让人叹为观止，觉得大厅里的人仿佛矮了一截，像一个个小孩。有的脑袋不停转动，有的脑袋高高抬起。重新发现的过程给人带来惊讶和愉悦，这种感觉在人群中飘浮。而且，这样的感觉在这个晚上还会出现。
结果，这场表演具有一种速度和主题。它在追逐的音乐声中开始，细弱无力的钢琴声从舞台内部传来，那种熟悉的拉格泰姆乐曲常常用于默片之中。接着，剧场内光线变暗，巨大的电动幕布缓缓升起，整个乐队出现在观众眼前。观众中出现一阵轻微的唰唰声。乐队演奏一阵之后，乘坐着电动车，开始慢慢移动，滑向舞台前端。这个场面非常美妙，滑稽，奇特。这时，音乐开始显现出悬念，响起一串降低的和音，也许可怕的瞬间已经迫在眉睫。没错，乐队这时移动到舞台前端，以戏剧化方式，落入乐池之中，完全消失了。他们被送了下去，仿佛是许多穿着小夜礼服的杂耍艺人。这一招非常大胆，带有某种闹剧特点，引起一阵阵喝彩。
乐队不见了，音乐未停止。这时，他们开始演奏爱国歌曲，熟悉的进行曲配着响亮的鼓点和大号声。幕布降到一半，构成国旗形状，彩色泛光照明灯打出了星条图案。观众开始感到疑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突然，火箭女郎舞蹈团出现在舞台上，引起了观众的激烈反应。有人知道原来还有舞台表演吗？
她们穿着类似西点军校制服的灰色服装，亮相时举手敬礼。三十六个女人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乳房上饰有流苏，脸蛋上涂抹着粉红色。她们的身高、体型、种族和类型非常类似，简直是可以互换的部件。奇怪的是，她们脖子上全都系着束缚项圈，举手敬礼和高踢腿的动作整齐划一，如同机器人一般。克拉拉觉得，她们的表演很棒，其他人也有同感。接着，她们啪的一声将队形合拢，在灿烂的弧光灯下跳起了踢踏舞，动作平衡，丝丝入扣。后来，她们呈扇形展开，仿佛是突然变化的万花筒。克拉拉转向坐在他们四人另外一端的迈尔斯，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火箭女郎舞蹈团的货真价实的表演，而不是一组假扮的女人呢？”
这种古怪离奇的念头似乎在观众中传递：真正的火箭女郎竟然会戴着奴隶项圈，伴随令人血脉贲张的性感旋律，跳起固定舞步，这不可能吧？其实，这并非不大可能，也许是她们一直表演的节目。你不能确定，对吧？况且，如果她们是真正的火箭女郎舞蹈团的成员，你看见的是由三十六人组成的军校学生的密集队形，她们一个个女扮男装，而不是男扮女装。不过，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异装表演。
这时，克拉拉意识到，带有星条旗图案的幕布不见了。一台摄像机拍摄了现场表演的舞蹈演员，然后把画面投射到舞台后方的银幕上，她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了——那些演员如何被重新排列，变为整齐划一的几何图案，变为活动的节点和曲线。当然，这样的图案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固定动作几乎无懈可击，演员表情非常严肃，具有动感的队列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特征。克拉拉心里不禁问道，这部影片是否就是那时拍摄的？
舞蹈演员们在舞台上散开，一手用力挥击，动作敏捷，就像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她们脱去可以拆掉的裤子，做出最后的踢腿动作，大腿白晃晃的，博得阵阵掌声。接着，她们一边踢腿，一边散开，摆出一个五星造型。俯拍摄像机得到的画面清楚地投射到她们上方的银幕上，脚灯给她们抹上了一层鲜红的颜色。在她们正步组成方队的过程中，管弦乐队缓慢地进入乐池，开始演奏。克拉拉觉得那是俄国的东西。那是一颗红色五角星，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象征意义，是苏联的标记。在这里，在这座著名的音乐厅里，红色五角星突然坠落。看到这样的情景，给人非常奇特的感觉，让人不禁想起复活节表演，想起表现灵犬莱西的影片。
最后，舞蹈演员们站在舞台后部，一动不动，脸色苍白，暴露在大厅后部上方的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幕布开始徐徐降落，首先遮蔽了屏幕上舞蹈演员的图像，然后是她们的身体。音乐如泣，包含着装饰音符，幕布这时升起来，露出宽大的银幕，上面是四个大字——地下世界。接着，带着曲线的银幕四角慢慢向内收缩，以便容纳老式影片的小画面。图像从放映室里倾泻出来，不怎么清晰，而且现出岁月留下的斑点。
当然，这部影片开始显得有些奇怪，闪现着巴罗克式魅影，所指对象令人难以捉摸，难以适应，但是也不会想到任何其他接受方式。
特写镜头经过精细构思，角色手势意味深长，演员身后引出弯曲的巨大阴影，每个画面中都有某种需要仔细思考的东西。摄影机位、形态和平面、并置镜头、律动的矛盾感，片子调动了诸多元素，表现空间、体积，速度、质量和重点的交替变化。
在爱森斯坦的作品中，镜头角度是一种辩证思考，论点不断提出，理念划过银幕，即刻破碎，对立和冲突比比皆是。
这部片子似乎让人觉得它讲述的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的故事。他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上，穿着考究，白色衬衣，笔挺的黑色礼服，手握原子射线枪。在某种空间里，在简陋的房间里，身影晃动。他们是受害者或囚徒，也许是实验对象。画面上闪现出一名囚徒严重畸形的面孔，与其说让人觉得震惊，不如说显得滑稽可笑。他长着歪脑袋，短下巴，嘴巴凸起，模样像是一条蚯蚓——不过是一条让人心生悲悯的蚯蚓。
有一个场景陈设豪华，愚蠢，不太正常，然而从技术上说给人深刻印象。那位科学家手持射线枪，朝着一个受害者开火。那个人开始发出红光，在黑暗中抽搐，挣扎，脸色苍白，两眼盯着自己慢慢熔化的胳膊。
其他受害者出现了，肌肉和骨骼已经变形，眼睛是一条细细的裂缝，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而行。
克拉拉回想起日本科幻电影中的辐射怪物，目光投向过道，看着坐在另外一侧、对电影艺术形式很有研究的迈尔斯。
爱森斯坦表现的预感涉及的是核威胁，还是日本电影呢？
克拉拉的脑海里出现这样的情形：史前爬行动物出现变异，从黏液中冒出来；在某个沙漠核试验场地附近，染色体受到破坏的昆虫钻了出来，蚂蚁的身体膨胀，就像一座流动图书馆那么庞大。在50年代的汽车影院放映的片子中，出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手忙脚乱，正要脱下对方的衣服，这时出现了原子弹爆炸的镜头，巨型水蛭和蝎子在地平线上爬行。它们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寻找复仇对象，人群惊惶逃离。最后，那些怪物不仅受到原子弹的影响，而且取而代之，给人带来更大破坏。军队动员起来，人们纷纷逃离，警笛嘶鸣，响成一片。
爱森斯坦这部影片中的动物很像人类，这赋予那些滑稽画面深刻的寓意。那些动物行动迅速，穿过阴影，在黑暗中潜行。你总是可以让自己相信，如果别人都在嘲笑那些身体残疾的动物和变异动物，自己也不妨随声附和。这样，你就可以发泄自己的反感。不过，你不仅看到默片中男演员的复杂姿态，看到他脸上扭曲的特征和稀奇古怪的唇彩效果，而且还听到音乐。这部影片中的音乐也非常震撼，弦乐部分高昂，激烈，带有情节剧的特征。
影片中不时出现俄语标题，没有翻译。这不是说它的意义重要，其实它形成一种令人晕眩的困惑。
杰克问：“有点幽闭恐怖症感觉了，对吧？”
这话没错，影片完全嵌在囚徒的视点之内，这让克拉拉开始局促不安了。
杰克说：“我敢打赌，你现在愿意出一百美元，以便让自己立刻站在雨中，然后点燃一支香烟。”
“下雨了吗？”
“下不下雨有什么关系呢？”
影片的情节很难把握。其实根本没有情节，只有孤独和荒凉，男人们被追杀，被射线枪击倒。这一切全都发生在某个地下场所之中。影片中根本没有苏联传统上宣扬的那种跨阶级的团结，没有人头攒动的场面，没有社会动机的感觉，没有作为英雄的群众，没有刻意营造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让克拉拉感到失望。她喜欢爱森斯坦在其他影片中使用的大量运动物体构成的好战结构。在她看来，好莱坞式天堂由爱情、性爱、犯罪和个人英雄主义元素构成，场景充满诗情画意，室内陈设异常豪华，就连厕所装修也不例外。她觉得，在这部影片上看到的东西介于苏联模式与好莱坞模式之间。
这部影片让人不由得想到另外一部名叫《地下世界》的影片，那是1927年出品的票房极佳的枪匪片。
艾斯特说：“这片子让我深受折磨，我希望得到补偿。”
应该承认，你觉得这片子很无聊。克拉拉试图从迈尔斯那里获得支持。迈尔斯处于一种心醉神迷的兴奋状态，那种让他完全投入的状态。他可以完全沉浸在电影提供的视角和思路之中，简直被迷住了——甚至在他并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时，他也难以自拔。然而，她知道，他喜欢这片子。它的跨度很大，带有碎片化特征，制作成本很低，据说反映了导演的个人经历。而且，即便节奏非常缓慢，它也有一种悬念感。
它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打开谜底呢？
她很想知道这部影片为什么没有配音。也许，它的拍摄时间比专家们猜测的更早一些。可是，她觉得更有可能的是，爱森斯坦那时知道，如果不用配音，秘密拍摄时更容易一些。也许，默片更适合他希望表达的主题。
政治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她觉得，这部片子可能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抗议，向艺术必须有助于苏维埃事业的共产党指示表示抗议。爱森斯坦是否暗中对抗呢？根据迈尔斯的说法，爱森斯坦因为自己的早期作品遭到了批判，似乎已经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这部影片隐晦难懂，意象奇怪而阴郁，节奏非常缓慢。如果它表达的不是愤慨和独立，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导演希望表达也许不止这一点。这部影片看来不正预示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甚嚣尘上的针对俄罗斯艺术家的恐怖行为？当时，秘密警察横行，实施逮捕，使用酷刑。有的人莫名消失，有的人遭到处决。
那个疯狂的科学家举起射线枪。
一个人站在墙边，身体变为白色。
科学家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受害者变形了，痛苦不堪，下嘴唇从面部上一点一点落下来，脖子侧面隆起，冒出了一个辐射引起的黑色素瘤。
科学家走到受害者跟前，轻轻地触摸他的面部。
突然，银幕上一片很暗。幕间休息看来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做法。克拉拉觉得，她应该领着艾斯特去看一看那些化妆室。她记得，这里有好几个化妆室，分布在几个楼层上，值得一看——里面的壁画、雕塑、家具全都值得一看。那些东西她曾经在母亲的带领下看过，现在突然在空间中自由展现出来，摆脱了记忆的约束。
迈尔斯朝着第三层的一间包厢走去，想和他的同事们聊一聊。杰克到了楼下的大厅，找到一把椅子，随即坐下。大厅有两百英尺长，铺着地毯。两个女人让他待在那里，径直走进附近的一间化妆室。
“我有一个问题。”艾斯特说。
克拉拉点燃一支香烟。艾斯特已经戒烟，这时也讨了一支，点燃，吸了一口，把目光转开，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久违的感觉之中。
她俩听到一阵轰轰的响声，感觉脚下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克拉拉两眼望着贴了白色羊皮纸的墙面，侧耳聆听。
后来，她深吸一口，然后说：“没事儿，朋友。地铁。火车装载着人的灵魂，从第六大街的下面穿过。”
她们上了第三层，看了一眼装饰着胡桃木和猪皮的男士吸烟室。克拉拉问：“嗯，什么问题？”
“我们非得待在这里看完吗？”
“迈尔斯劳神费力，好不容易弄来的门票。而且，我想了解片子后面的情节。”
“能有什么情节呢？”
“我不知道。不过，这部片子有意思，值得一看。”
“风格有些异样，”艾斯特说，“我说的是摄像的风格。角色之间互相交换眼神。当然，很难懂。还有那个科学家的举止。”
“触摸那个受害者。”
“你了解爱森斯坦吗？”
“他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克拉拉说。
她俩在化妆室里转了一圈，回到底层，发现杰克坐在那里，地下又传来一阵火车经过的轰隆声。
那是他——月球人——涂鸦的一列火车。在这座城市的地铁系统中，经过他艺术创造的列车一共有十几辆，画面覆盖了整个车厢。这天晚上，他恰巧在地铁列车上，在供水管道和污水管道下面，在煤气管道、蒸汽管道和电力管线下面，在雨水管道和电话缆线之间穿行。他从一节车厢走到另外一节车厢，在列车停靠时观察上车的人——他们的脸上露出地铁乘客特有的表情。车门发出一记叮咚的响声，然后关闭。
伊斯梅尔·穆尼奥斯神色忧郁，表情严肃，两眼看着上车的乘客。他留着稀疏的胡须，观察乘客的嘴巴和面孔，希望他们提出好评。嘿，这个家伙让这条地铁线路大放光彩。这是他的新作，所以今天搭乘这一趟列车，前往华盛顿高地车站。这列火车的每一节车厢上都有他留下的发光标记，有最明亮的部分，有互相重叠的字母，也有三维效果。这是一种狂野的做法，让自己的名字和街道编号组成一个字母城市。在这里，色彩交织起来，渗透出来，字母互相连接。这是充满生气的摇摆乐，它跳跃，欢呼，甚至一滴一滴落下的颜色也是刻意而为的，非常抢眼，以便表达那些字母是如何流汗的，表达它们是如何生活、呼吸、吃饭和睡觉的。那些字母翩翩起舞，吹奏着萨克斯。
这件作品并不仅仅覆盖车窗以下的部分，画面在整节车厢上展开，每个字母和数字比人还高。
月球人157。
伊斯梅尔十六岁，年龄不大不小。他决心超过全城所有的地铁艺术家。
没有谁能够战胜他。
他坐在那里，穿着卡其裤，两眼滴溜溜地转动，等候有人发表意见，让自己不虚此行。
他知道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现在，有人模仿他的作品，有两个年轻人试图超过他。其中一个人被公物保护巡察队的人抓住了，遭到处罚，被判清除车站墙壁上的涂鸦图文。而且，他们还特别要求他使用橙汁，因为橙汁中含有一种酸性物质，可以渗透到颜料之中。
那个懒蛋居然模仿我的风格，活该倒霉。
他坐在那里，面孔显得很长，牙齿很不整齐，额头上满是皱纹，像是一个焦虑不安的老者。他仔细观察站台上的每一个人，看他们对驶来的列车有什么反应。他们有的低下头，哇的一声表示惊讶，有的看到随着车轮出现的地狱，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不过，大多数人的眼神表示赞赏，露出接受的表情。他仔细观察漫不经心进入车厢的人，他们有的拿着雨伞，有的携带隐藏起来的武器。口香糖糖纸、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揉成一团的面纸、包裹着家里钥匙的手帕，这些东西全都紧贴着他们黄褐色的身体。地铁让不同族群的人混在一起。
这让他觉得，他是这条地铁线路上的无名英雄，乘坐着自己费尽心血留下标记的列车。他让自己在漫画的鲜艳色彩中显露出来。哇，月球人就在车上，就在我们中间。
一个男子站在站台上，取出相机，拍摄月球人的巨幅画作。从模样看，他是外国人，伊斯梅尔侧身过去，挪到开着的车门边上。这样，他就可以出现在画面里，而那个人却不知道他就是作者。那个人拍摄了画作和作者，自己却全然不知。那个人像是从瑞典或者北欧的其他国家来的。
月球人创作的标志性画作的整个意义在于显示那些字母和数字是如何讲述后街生活的故事的。
在哥伦布广场站，他换乘迁往百老汇的列车，打算到终点站那里去办一点事。他上了一列火车，车厢里里外外都有署名为斯卡蒂8号的人创作的涂鸦绘画。那个年仅十三岁的作者几乎疯狂，在警车、殡仪车、垃圾车上绘画。而且，他还带着克丽珑喷涂油漆，进入地铁隧道，在墙壁上和狭窄通道里作画。他在月台、台阶、十字转门和椅子上作画。如果你的小妹妹碰巧从他身边走过，他甚至会在她的身体上大秀技法。他在风格上并未独树一帜，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也谈不上一枝独秀。不过，他的创作充满活力，让数百万乘客看到了他的作品，在同行中也算一位传奇人物。然而，两周以前，伊斯梅尔听说，斯卡蒂8号在布鲁克林的轨道上行走时，不幸被火车撞倒。当时，他觉得心里涌起惋惜的感觉，现在触景生情，心里再次觉得沉甸甸的。
乘客在车厢里移动，挪到座位上，抬头看着过道对面的广告，眼睛一动不动——甚至用最灵敏的仪器也测不出来。
过去，伊斯梅尔心情不好时，常常在轨道上行走。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有时发现人行道上的紧急出口，顺着下去，进入隧道，只是要散散步，独自待一阵。他望着第三条铁轨，聆听火车驶来的声音，后来慢慢认识了住在电缆管理房里的人，认识了在狭窄通道上工作的人。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用喷涂枪写下的歪歪扭扭的文字。那大概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就在第八大街下面。鸟儿活着。这四个字让他对这涂鸦很好奇，很想了解是谁劳神费力，不顾危险地走进隧道，在墙上写下这几个字，过了多少年了，鸟儿是谁，为什么活着。
一个人走过来说，请让一下。
火车沿着曼哈顿边沿，驶往布朗克斯区。在站台和站台墙上作画算不上艺术，必须在列车上作画。列车在这些地下通道里呼啸而过，几乎一模一样。你在一列地铁上作画，它就烙上你的印迹，在整个地铁系统中都能看到。你进入人们的脑袋，刺激他们的眼睛。
车门发出一记叮咚响声，然后关闭。
他看见一个干瘦的黑人男子站在车厢尽头，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伊斯梅尔觉得，那个人在装酷，是便衣警察。伊斯梅尔判断，警察可能会包围自己，于是让自己放松，希望坐在座位上，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市政厅正在采取大规模行动，企图一举消灭涂鸦现象，抓住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抓住效仿别人涂鸦、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青少年。因此，涂鸦作者这一段时间非常小心，行为谨慎。
他并不害怕遭到逮捕，担心的是被捕引来的其他麻烦。被捕可能增加他的知名度，甚至可能出现在《邮报》里。可是，家庭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做父亲。他喜欢成家立业，身为人父。不过，从现在到那时，有许多需要考虑的事情。
小时候，当他在隧道里行走时，常常问自己，鸟儿是谁？后来他了解到，鸟儿是查利·帕克。爵士乐巨匠。过去，他常常和那些住在狭窄通道里的人聊天，和住在西区地下废弃的货车隧道里的人聊天。那些人有床铺、椅子和购物车，有晚上穿的拖鞋。他们大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洗盘子，倒垃圾。他们给他讲波普爵士乐，讲比波普爵士乐，讲鸟儿在三十四岁死去的情形。有一天，他——那时可能十三岁——正朝着墙壁撒尿，一个男人走过来，站在他身后，伸出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来，说了一声不好意思，一把抓住他的小雀雀。
三十四岁死去，那就是鸟儿去世的年龄。在隧道里的人看来，那是相当老的岁数了。
他知道，他已经小有名气了，因为有人开始模仿他，大多数人对他表示尊敬，没有覆盖他的画作，而且还有两个女人在布朗克斯区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不过，这就是他此时此刻的心境。低调行事，避开视线。不要让自己的名字或者面孔出现在报纸上。不要与地铁警察发生纠葛。他曾经和一个女人同居，她现在怀孕了，大腹便便。他俩本来住在他母亲那里，母亲的男友有时也来过夜。伊斯梅尔·穆尼奥斯不是不想当父亲，问题是这一段时间让自己深陷其中并不合适。
他听说，那两个来自画廊的女人四处打听他的情况，去了小超市，去了小酒馆，去了教堂，去了消防队。他脑海里浮现出她们在消防队里询问涂鸦绘画的情形——二十个人穿着橡胶靴子，站在她们周围，嘴里嚼着外卖的意式烤饼。
他坐在驶往百老汇的地铁列车上，梳理着自己的思路。
来自画廊的那两个女人在布朗克斯区四处寻找月球人，寻找莫穆若·托普斯，寻找署名为小吃柜台和打油诗人的作者，寻找整个魔法队的成员。
算了吧，伙计。他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样的情形：画廊的人不过是警方设下的一场骗局，目的是要引诱涂鸦作者，让他们离开隧道，离开火车车场，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便让警方对照名字和面孔一一辨认。
那个人握着他的小雀雀，后来吮吸起来。他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也许那是一两天以后，也许是几个星期以后？反正那个人这样做了。伊斯梅尔去了那里，心里难受。从那以后，他常常穿过西区高速公路附近的围栏，进入经济通道中的一片空地，然后走下阶梯，进入火车隧道。那里摆放着书架，有的上面放着圣诞装饰用品。那里的人使用简称的名字或者代号，比如，涂鸦作者喜欢杜撰的名字。实际的情况是，他现在仍旧到那里去，和男人发生性行为——有的习惯人可以放弃，有的习惯逐渐成为人产生依赖性的东西。
列车经过了城市学院，然后朝东行驶。
他们在黑暗中做那种事情，没有规律。有时候，他们找一个电缆房，带着床单和毛巾。他们在那里饲养宠物，在隧道里拉起晾晒衣服的绳子，而且偷用政府的电力。
他们聊到波普爵士乐、比波普爵士乐，聊到鸟儿在三十四岁死去的情形。
他坐在那里，穿着卡其裤，无精打采，两眼望着自己的两腿之间，目光不时扫视过道对面的人腿。那些人穿着布满刻痕和压痕的鞋子，它们不像人买来穿的，更像某种长期使用的零件，人体的零件，与坐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不可分割。地铁以持久的方式把人密封在时光的石头之中。
列车进入了布朗克斯区，他过了四个车站之后将要下车。在这条地铁线路的终点，他的小组成员正在忠实地等候他。
一共有三个人，年龄分别为十二、十一和十二岁。他们花了一天时间，设法从五金器具店弄到颜料。这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做法，一种小偷小摸行为，这样的事情伊斯梅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干过了。
他们一起走上第二百四十二大街的陡坡。
“哪里在下雨？”伊斯梅尔问。
“没有什么雨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整天都听到收音机里说要下雨。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不工作吧。降雨概率90。”
“没什么关系，”他们说，“偶尔落下两三滴而已。”
他们身背的三个健身包里装着罐装喷漆，伊斯梅尔的卷宗夹着草图。他们把装着桃子和葡萄的纸袋放在塑料袋里，还背着他工作时喜欢喝的法国矿泉水。这东西也是在当天的小偷小摸活动中弄来的，沛绿雅牌，装在漂亮的绿色瓶子里。他认为，如果条件允许，生活应该有精英阶层的品位。他们还准备了喷嘴，可以安在喷漆罐子上。他们有万能钥匙，以便在他需要进入车厢的时候使用。他没有那样的东西。
当然，他的小组成员全都是希望获得成功的人，是未来的著名涂鸦作者。他们为师傅偷窃，在他绘画时担任瞭望哨。在他需要到车厢上部绘画时，他们用自己的手搭起平台，支撑他的身体。
沿着街道有一条铁链围栏，上端装有锋利的铁条。他们在围栏的西端附近停下脚步，那里的铁链被剪断了，用野葛藤盖着。他们拉开围栏，伊斯梅尔慢慢钻了进去，跳上旁边的房顶。那里有一排带着锯齿式房顶的小屋，是用来存放工具的地方。他们到了最末的一个房顶上，顺着排水管道，爬上摆放在轨道上的木板。干这样的事情他们现在轻车熟路，接下来就是寻找适合作画的车厢。
他们事先就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会遇到什么麻烦。车厢这么多，搞涂鸦绘画人这么多，市政府无法雇用足够的保安人员，让他们彻夜在车场和专用铁路上巡逻。
他们在一个灯塔附近看见了打油诗人——那个岁数较大的涂鸦绘画作者。他是黑人，身穿阿拉伯式长袍，头戴无檐便帽，正在车窗上喷涂狂野风格的作品。那些字母用情诗和令人心碎的图案装饰，伊斯梅尔心里承认，整体效果不错。
他们互相致意，表示礼节性尊敬，握手的动作恰到好处，问候的言辞不瘟不火。他们说话的声音像说唱乐，用富有节奏的语言随便聊着。后来，打油诗人说，看到了自己绘制的六节车厢在酸雨中淋浴的情形，那个车场就在南边，离这里有1.5英里。那些人在轨道上方安装了喷水头，让火车从下面驶过。那六节车厢上的作品是他凌晨两点起来喷绘的，辛苦劳动的成果在几分钟之内全被毁掉。伙计，忘了橙汁吧。他们用的是涂鸦绘画的新杀手，中央情报局发明的一种稀奇古怪的化学溶剂。
这就像你把摆放在书架上的一个人的照片撞落了，那个人随即死了。不过，这次照片上的人是你。
这就是某些涂鸦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觉。
在这条专用铁路上，有十几组轨道。伊斯梅尔和他的伙伴走到尽头，走到远处的轨道上，从那里可以俯瞰爱尔兰人打球的那个运动场。他们挑选了一节平顶车厢。这种车厢表面适于作画，比拱顶车厢好多了。
小组的人把料摆开，伊斯梅尔开始工作。首先，他用爱丽牌喷涂颜料，那种颜色类似明黄。小组成员把不同的喷嘴装在喷漆罐上，这样他就可以改变壁画的宽度和厚度。
“我们看见了罗德丝。”他们中有人告诉他。
罗德丝是曾经与伊斯梅尔同居的女人，差不多比他大两岁，现在的体重也许增加了二十磅。
“她问你见到了我没有？”
“她说，她想和你谈谈。”
“马里恩，谁在问？是我吗？”
伊斯梅尔很少发火，他不是容易发火的人。在讲西班牙语的人聚居的区域里，他像是一名老者，遇事沉着冷静，即便看到消防车开到街道上，也可以在遮雨篷下若无其事地玩多米诺骨牌。不过，在他勾勒出作品的轮廓之后，如果小组的人在填色时出了差错，他们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在车场里作画的规矩。
“我的沛绿雅呢？递给我。如果想要和伊斯梅尔·穆尼奥斯一起干，必须给他沛绿雅，必须忘掉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
他们彻夜忙碌，没有一句废话。他们给他传递喷漆罐——先摇晃罐子，然后才给他。除了喷涂发出的响声之外，车场里只有摇晃喷灌的声音。伴随着一阵阵咝咝的声音，颜料覆盖在车厢的陈旧铁皮上。
那个人走过来，说了声打扰一下。
月球人157。把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你就会得到13。不过，那是他居住的街道编号，或者说，那是他曾经居住的街道的编号。现在，他的住处很多，所以那应该是他的涂鸦作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辨识他的标志。霉运是他可以依赖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想一想吧，火车从隧道中呼啸而出，冲上高架轨道。想一想吧，天亮之后，这些涂鸦作品搭乘火车，在自己出生和长大的破烂房顶上轰隆驶过。
小组成员摇晃喷漆罐，里面的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
他站在一节车厢的门边，身体朝停放在旁边的那节车厢倾斜，从窗户上开始喷涂。
他伸出一只手，扶着锈迹斑斑的铁管栏杆，沿着石板台阶向下，脚下的石板在他身体的重压下发出碎裂的响声。他发觉隧道里飘过某一天的气味。也许，那是可卡因的气味，伊斯梅尔并不吸毒；也许，那是有人快速穿过隧道时搅动的气味。有人购买了毒品，与他人共用；也许，那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气味，这样的情形常常出现。隧道里总是有一种褐鼠的气味，它们在这里大量聚集，成为无穷无尽的故事来源。有人描述它们的巨大身体，描述它们见到人时无所畏惧的模样。有人讲述它们如何分食死在隧道里的人的尸体，后来又如何被那个名叫食鼠者的人吃掉。那个人住在中央车站地下的第六层，他每周都会杀死一只褐鼠，煮熟以后吃掉。轨道兔——这是它们的名字。
换句话说，如果想在整节车厢上作画，你需要一个晚上，外加下一个晚上的一段时间，而且不能唠唠叨叨地说话，以免耽误时间。
你平时脑袋里的自我评价给你带来心绪，这样的心绪他在街道上不会告诉任何人。他有时候在一个远亲的床上睡觉，有时候在某个小酒馆储藏物品的地窖里睡觉。那里的人认识伊斯梅尔·穆尼奥斯，给他一个过夜的地方。他耳际传来地铁车门发出的叮咚声，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给他的作品拍摄照片的人——就是那个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
他喜欢观察站台上的那些人的眼睛，看他们对他的作品做出什么反应。
他喷绘的字母和数字讲述住在廉价公寓里的人们的故事，其中既有愉快，也有悲伤，不过大多数是愉快的。构成字母N的竖着的两笔表示的也许是小心保护藏匿起来的亮晶晶的毒品的毒贩，也许是正在运动场上移动的女学生，也许是在沙地上玩球的两个人，一支球拍斜靠在两人之间。
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他是这座城市的涂鸦之王。
他们按照事先的安排，准备好十几个喷涂罐。他说一种颜色，他们便摇晃罐子，里面的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
“沛绿雅呢？”他说。
不过，你应该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驶来；否则，你是不可能理解涂鸦作者的感觉的。五号线列车沿着老鼠小巷驶来，发出轰轰的声音，钻出隧道，冲上高架轨道，突然出现在人的眼前。月球人在布朗克斯区核心地带的高处飞驰，在满目疮痍、锈迹斑斑的城市高处飞驰。这就是后街艺术发出的声音，从鸟儿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你不可能视而不见，你不可能充耳不闻。我们已经家喻户晓，莫穆若·托普斯、打油诗人，还有我。我们已经小有名气，我们没有什么羞愧之处。火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从堆放着垃圾袋的街道上方驶过，从空空荡荡的廉价公寓窗边驶过。即使你看不见他们，那里还是有人居住。不过，你应该看一看自己的标记，看一看自己绘制的漫画人物，看一看色彩斑斓、朗朗上口的诗歌。这种艺术不可能静止不动，它不分白天黑夜，从人的眼前经过。这是来自贫民窟和垃圾场的艺术，它轻快跳跃，忽隐忽现，把醒目的色彩送到人的眼前。它仿佛在说，我就是你们的电影，杂种。
他们从大厅里鱼贯而出，沿着过道散开，找到各自的座位。电影开始之前的期望这时几乎已经消耗殆尽。他们很快坐下，一副认真观赏的模样，电影的后半部分就要开始了。
克拉拉环顾四周，寻找迈尔斯的踪影。可是，迈尔斯没有露面。他显然察觉到，自己邀请来观影的客人已经失去耐心，所以决定留在楼上的包房里，和电影爱好者们待在一起为妙。
“这是不是说，我们这几个就不值得他陪？”
影片给你的感觉是，自己见证了一次逃亡的场面。人们通过开凿的隧道，三五成群地向上走，进入黑暗的雨夜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晃动的远景镜头，中间闪现特写镜头。
接着，一道聚光灯光扫过乐池，然后停留在北面墙壁上的侧幕上。侧幕的位置比舞台略高一点，离舞台几码远。在看到它半秒钟之前，观众已经预感到将要出现的什么场面了。这肯定是一种渲染氛围的好手段。幕布朝着两边徐徐拉开，纽约最后一台著名的剧院管风琴——魅力非凡的沃利策牌管风琴——的马蹄形演奏台出现在侧面舞台上，在黑暗的剧场里闪闪发光。
管风琴演奏者是一个比较瘦小的男子，满头银发，似乎在侧面舞台上飞翔。他背对观众，瘦小的身体给人身手不凡的感觉。随着银幕上的一个角色往后退缩，试图避开来自上方的危险，演奏者猛击一下表现雷声的脚踏键盘，剧场里响起一阵笑声。
囚徒们继续往上爬行，一个挨着一个，那场面使人觉得非常恐怖。
管风琴演奏者弹出一串音符，听起来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熟悉感觉。那种旋律以震撼心扉的方式，让人回想起床头的收音机，回想起厨房，回想起铺在冰箱附近地上的油布起皱的方式。那是一首进行曲，轻快活泼是用来形容它的词。它以讽刺方式与银幕上前景中的人物轮廓——那些动作僵硬、不停地往上爬行的身影——形成对照。克拉拉觉得那音乐进入了她的皮肤，简直可以用舌头尝到它的味道。不过，她却无法说出曲目的名称，无法确定作曲者的名字。
她戳了一下杰克的胳膊。
“他弹奏的什么曲子？”
“普洛科菲耶夫的曲子。”
“普洛科菲耶夫。噢，对了。普洛科菲耶夫为爱森斯坦的影片创作曲子。这我早知道。可是，这首进行曲叫什么来着？”
“这是《三橘爱》组曲中的一首，不管它叫什么，你已经听过一千遍了。”
“当然，这没错。不过，为什么我已经听过一千遍了呢？”
“因为那是广播电台的一档老节目的主题音乐，拉瓦牌肥皂广告用过的。记得拉瓦牌肥皂吗？”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
这时，杰克跟着管风琴演奏的音乐吟唱，表情非常虔诚。
“艾尔—雷—维。艾尔—雷—维。”
“当然记得，记得。现在我完全清楚了。不过，我不记得那档节目的名称了。”她说。
杰克继续吟唱，这让他觉得很愉快。其他观众也是如此，他们的目光不停地在银幕与演奏台之间切换，年老的观众沉浸在回忆那档广播节目的思绪之中。在后台的某个地方，在十几间楼厢里，巨大的管风琴奏出了乐曲的音调。音管、风箱、阀板和鼓风机共同作用，把从俄罗斯歌剧借鉴来的这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带回了过去的时光。
杰克停止吟唱，把注意力转向银幕上传来的富有节奏的说话声——一位老牌报幕员宣布演出开始。
“战争与和平之中的联邦调查局。”他铿锵有力地说。
有朋友真好。克拉拉现在想起来了。邻居的孩子们那时常听广播里的这档节目，一天不落，直到战争结束。她几乎可以听到那位扮演联邦调查局战场探员的演员的声音。
太阳出来了，幕布关闭，遮住了那位管风琴演奏者。艾斯特说：“终于要完了。”
是的，电影就要结束了，银幕上展现出一个全景，光线强烈，带着渗透性，让一切过度曝光。逃跑成功的囚徒们穿越一马平川，有的戴着帽子，大多数人面目扭曲。远处出现了火焰，地平线在烟雾和灰尘中悸动。
你会怀疑这些镜头他是不是在墨西哥拍摄的。也许，这地方是哈萨克斯坦？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那里去拍摄了《伊凡雷帝》。
影片中有许多远景镜头，表现天空和大平原，与前景中的人物进行镜头切换。那些人的脑袋和躯干占据了画面，正是这种过度的形式主义的表现方式给这位导演添了麻烦，惹上了共产党的政治组织。
管弦乐队以隐蔽的方式，在乐池的某个地方演奏微弱的音乐，发出一种温柔的声音，配合银幕上具有强烈效果的画面。
那些囚徒脱去帽子，观众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面部。其中一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一个人下巴歪斜，一个人的面孔像蜥蜴。一个女人的鼻子和嘴巴位置上盖着一片皮肤。
一阵阵缓慢的音乐以富于表现力的方式，开始在剧场里回响。
现在，观众处于静止状态，开始以不同方式理解事物了。如果说存在蒙太奇手法，那么，它在这部影片中给人的感觉更为直接——它的主题不是原子辐射，不是不负责任的科学家，不是国家恐怖，而是受到约束、已被苏维埃化的独立艺术家。
那些人面孔畸形，他们的存在脱离了民族特征，脱离了严格的历史环境。爱森斯坦常常采用对人物进行直接刻画的方式，人称阶级类型法。但是，在这部似乎带有自讽意味的影片中，那种方式完全被他刻意破坏。片中人物的外部特征没有显示与阶级或者社会使命相关的任何信息。他们遭到处决，被迫改变，这就是他们的阶级类型。他们是他们所处社会的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秘密。
这时，银幕上出现了搜寻的人群，男人们骑在马背上，在大平原上飞驰。追捕者重新抓获了那些逃亡者，用绳子捆起来，押着他们返回。被捕者神色黯然，慢慢向前挪动，前后紧接，步伐一致，那方式是刚才看到的陈旧的舞台固定剧目的愚蠢变体。克拉拉以回顾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点，觉得火箭女郎舞蹈团的表演已经预示了这一幕，不过观众已经不再觉得它滑稽可笑了。追捕者扯下被捕者的兜帽；镜头显示了一种节奏，远景镜头和特写镜头交替出现，时而全景，时而面部，形成了有催眠作用的重复。与此同时，音乐描述一种命运，一种宿命，它如同低音大鼓的声音，已经响了几十年。
克拉拉看到美丽与严酷交替出现的场景，内心深刻触动。她在帽子被粗野扯下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种性格，在那些眼睛中看到了一种生命，一种富于质感的体验。一种理解似乎在观众中逐步形成了，顺着一排排人群，以神秘的感受方式传递。
这部片子表现的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对吧？
他们可以说他们是谁，你却不得不隐瞒身份。他们控制了语言，你却不得不临时生造，百般掩饰。他们确定了你存在的限度。这时，那场演出节目表现的集中营元素、舞蹈设计和某些音乐形成一种合力，以隐秘方式攻击主流文化。
观众应该想象四十五年以前的情形：爱森斯坦生活在两性共存的柏林的地下世界里，长着一颗圆脑袋，四肢有些发育不良，头发像小丑的那样，一束一束地翘起来。他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良知的人，一个追求崇高的天才。他待在莫斯科无法想象的温暖、污秽的地窖中，使用明亮的色彩或者喧嚣的音响效果，通过表现那些步伐迟缓的男人，挫败好莱坞的流言蜚语。
他曾经说，我非常喜欢朱迪·嘉兰。
可是，观众并不希望以过于时髦的方式了解太多东西，对吧？他是才思敏捷，不乏雄心勃勃的计划。然而，尚不清楚的一点是，他是否有足够的决心与男人或者女人发生关系。
看一看他用远景镜头拍摄的、出现在大平原的雾霭笼罩的地平线上的那些人物吧。
最终，爱森斯坦希望让你看到的存在的矛盾性。观众看到银幕上的面孔，看到残缺的渴望，看到人与制度的内在分离，看到各种力量如何互相冲突，互相结合，看到这些力量如何迫使以持久方式标志事物的平稳性突然失衡。
观众意识到，管弦乐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了。所有兜帽全被扯下，远征队的成员挪动无休无止的一致脚步，沉重前行；疾病缠身的猎狗跟在他们后面，眼睛里渗出黏液。后来，观众听到音乐的旋律重新响起，又是普洛科菲耶夫的那首耳熟能详的进行曲。这时的音乐不是由戏仿英雄风范的管风琴演奏的，而是整个管弦乐队的合奏，音高与刚才听到的迥然不同。忘记对广播电台的可笑回忆吧。现在的音乐充满警醒和压抑，是战争与和平中的联邦调查局，是白天与黑夜中的联邦调查局，是你自己的白领司法力量。
银幕上，队伍行进的画面仅有一分半钟，然而却非常阴暗，非常有力，滚滚而来的铜管乐表现出非常巨大的宿命感。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银幕上一片空白。最后，一个面孔在一系列经过多次曝光处理的镜头中变形，失去肿块和扭曲，一只眯缝的眼睛重新睁开。不错，这令人恶心，然而也不乏奇妙之处。在影片之外，出现了一系列连续反应，一个愿望逐渐明朗，浮现出来，把观众与影片的思路直接联系起来。那个男人除去了脸上的标记和伤疤，似乎变年轻了，皮肤更白了，最后在场景中渐渐消失。
这时，管弦乐队在乐池中站起来，开始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观众一听就能肯定这一点。那音乐令人心旷神怡，优美抒情，在辽阔的大平原上像鸟儿一样飞扬。
后来，它结束了。不，它没有结束，只是停止了，不动了。在画面的前景中出现了猎狗，远处的人影俯身前行。克拉拉坐着，没有起身，所有的观众都没有起身。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失落感，那样的感觉儿时曾经有过：中午，她走出电影院，光线炫目，看到每一个表面都发出刺眼的亮光，令人反感；街道上人头攒动，人们穿着花哨，很不协调。
迈尔斯来了，他们一起去了杰克知道的一家酒吧。杰克知道中城的所有酒吧、牛排馆和出售芝士汉堡的地方，知道哪家餐馆烹制正宗洋葱汤，那味道让人觉得自己似乎身在巴黎的亚勒区。街道上不时出现推销的人，杰克讲起他早年在戏剧区的情况，不过克拉拉并没有听。
她的脑海里依然浮现出刚才看到的电影画面，觉得自己身上穿着的不是裙子和上衣，而是那部片子。她听到艾斯特哈哈大笑，那声音仿佛从离她三个房间的一个房间中传来的。迈尔斯讲了一个需要她补充细节的事情，她却无法回想起当时的具体情况。她笑了笑，嘬了一口葡萄酒。他们之间的谈话在某个地方结束了。她眼前不断浮现出电影中的片段，浮现出广袤大平原，浮现出伤痕累累的面孔。她觉得她自己置身影片的场景中；其实，她坐在一家酒吧里，墙壁上的白色霓虹灯在热气腾腾的百老汇街道上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