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俯身靠着我，笑了起来，望着大地在我们周围展开。天亮了，沙漠边缘出现一道银白线条，闪闪发光。在三百英尺高度，我们顺着一股轻微的西风，飘向刚刚露出一线光亮的太阳。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运动。我们觉得，大地在我们身下滑动。我们看见一辆拖车停放在地上，看见一辆卡车顺着沥青路，向南行驶。一群狗对着我们吠叫。它们叫着，跳着，跑着，狂吠着。我们飘过拖车停车场，飘过那些狗。在停车场边缘，又出现了几条狗，扭动身体，跳跃起来。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狂吠声和嗥叫声响成一片，一种带有感染性的声音，可以唤醒已知的世界。
后来，我们飘到广袤大地的上空，慢慢上升，进入云团的阴影之中。我们悬浮在温柔的空气中，在无形的暂时平静中保持平衡，云团从身边飞过。
驾驶员猛拉热气阀，我们听到燃烧器发出轰鸣，这使玛丽安又笑了起来。她不停地说着，笑着，既兴奋，又害怕。吊篮并不大，刚能容下我们三个人、燃气钢瓶、阀门、线缆、工具和盘绕起来的绳子。丙烷燃烧，一团人体大小的火焰冒出来，升入头顶上方的球根状尼龙球囊中。
驾驶员杰里说：“我们需要这样的风，以便保持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这样不错。不过，我们今天运气非常好。”
我俩听到后笑了起来。我们比空气更轻，这气球更像一个即兴表演的祈祷者，而不是一件科技产品。杰里不时开启燃烧器，观察着高温计的读数，增加的热气刚好补充球囊正常冷却过程中形成的损失。这是一种游戏，一个玩具，比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更大。我们坐在柳条篮里，参与这样的游戏，睁大两眼，看着发出呼呼响声的火焰。
气球上印有糖果图案，杰里指着南面。我们看到一条道路，上面有一辆汽车在行驶，那辆保障车车身上也印制了糖果图案，比用来运载气球和吊篮的拖车高出一头。
火焰喷吐出来，气球缓慢上升，玛丽安大声说：“这辈子最棒的生日礼物！”
“漂亮的景色你还没有看到。”我说。
她说：“你是怎么想到这主意的？这是我一直希望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或者说，我心里知道，但是脑袋里却没有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你肯定看出了我的心思。”
过了片刻，她接着说：“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钱才能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色。整天忙着工作。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在这里欣赏风景。你告诉我凌晨4点钟，我心里嘀咕，到底是什么生日礼物呀？”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说，“不过，你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半。”
我俩紧紧依偎，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大腿靠在一起。我们摇晃着，旋转着，但是没有摔倒，两人搂着旋转，热血沸腾，感觉强烈。我伸出另外一只手，抓住一根铁条，那是坚硬框架的一部分，连接吊篮和气球缆绳。我觉得，那金属在我紧握的拳头中呼吸。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杰里碰了一下我的肩膀，一只手指向正前方。我看到泼洒在机翼上的第一片阳光。那东西正从远方的雾霭中浮现出来，一个长方形的筛网状东西。几排飞机编成队形，由涂抹了颜色的金属构成，出现在色彩单调的环境中。
杰里说：“听我说，如果空军不把我们打下来，我们就慢慢飞过去。”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在四百英尺的高度上慢慢靠近。我觉得，玛丽安靠在包着装填垫料的吊篮边缘，呆呆地看着，脸上肌肉像是在颤动。那些飞机闪闪发光，是大地上的一种力量，看到它们让人心灵震撼。她拉着我的运动衫，两眼看着我。
她的目光似乎在问：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东西？它们出自谁人之手？
刚才看到的飞机颜色已经没有那么耀眼了。红色变暗了，要么是因为天气变了，要么是因为上了更多色彩，渗透更深一些，已经与整体效果融为一体。一个机身画着有序的斜线，各种层次的蓝色融合起来，包括单调的蓝色，还有与蓝色近似的颜色。机身上面有一道香草绿弧形，带有淡水彩画的味道，也许是芥末绿，夹着几抹灰色。它从东南角开始，一直延伸到北面的边缘，形成一条曲线，几乎占据了巨大机身的三分之一。几架飞机完全被颜料覆盖，颜料在作品中流动，给速度命名，让表面组合起来。
她仿佛在说，天啊，尼克，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些色彩形成视觉冲击，光亮向我们倾泻而来，使我们靠在一起的身体一震。太阳升起来了，火辣辣的。我们下降到两百英尺的高度，杰里操作气球，燃烧器喷吐一阵火焰。我们飞到飞机上方时，它的颜色在下面显得更刺眼了。我可以看到没被颜色覆盖的部分，看到几架飞机的机翼上没有颜色的金属片，看到被双氧水漂白的颜色，看到布满机身的疤痕和裂缝，看到机身上钢印的安全指示。那痕迹依稀可见，像是被人刻意清除过，已经不再清晰，在坑洼不平的金属上留下了喷涂上去的厚厚的漆层。我看见，在炙热的空气中，几十个人艰难地工作，气喘吁吁地苦干。我的目光在机身前部搜索，寻找那个身穿配有荷叶花边的裙子的金发女郎。我看见了，心里涌起一阵快感。她身材高挑，还是原来的样子。那是漂亮的机头艺术品，美女照片，反映了日常生活，是富于生气的吉祥符号。
我看得出来，玛丽安试图记住数字。她没有数数，但是希望知道这个数字，只是作为衡量她惊讶程度的指标。当我最后数到230时，她的神情更为关注，看着密密麻麻的飞机，看着令人眩晕的场面，验证着这个数字。我们直接从飞机上方飘过。当然，那些飞机非常大，是体积异常巨大的东西，人称同温层堡垒，厚舱壁，大机身，平板尾翼，机翼在机身上高高翘起。一些导弹塔架依然完整无缺，几只机翼支架轮子悬在空中，每架飞机的主轮下卡着塞块。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些飞机上的绘画不错，它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开始。只有在这样的画面上，这一点才能预示出来。
后来，我们飘向飞机外围的那些缺乏特色的矮房，发现这件作品在边缘处失去了活力，被浩瀚的沙漠融化。
玛丽安说：“我决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欣赏画作了。”
“我决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飞机了。”
“包括看飞机。”
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像看某个已经灭绝的安第斯山人原住民族创作的地景艺术品一样，从太空中看到这件作品呢？
一阵微风推着我们飘移，驾驶员猛拉气阀手柄，让我们最后一次上升。我们看到，东边数英里远的位置上悬着一片浮云。老鹰空中翱翔，让人觉得，它们就是《圣经》中记载的那两只飞鸟。田野里不时现出一些岩石，一些显露出刻痕的巨大的棕色石块。我觉得妻子紧紧靠着我。我们看见，尘土从深色山丘上扬起来，牧草丛中有两辆废汽车，歪歪斜斜的，可折叠的顶篷已经破了。我们看到一切都闪闪发光，显示出某种兆头，充满通常无法看到的东西具有的美丽，甚至锈蚀的汽车也是如此。气球驾驶员指向几英里之外的一个东西，我们发现，那是我们的保障车。一个小点在漫长的道路上爬行，驶向我们将要降落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邀请朋友，共进晚餐。席间谈话妙语连珠，谈笑风生，一直延续到半夜。他们离开之后，当然也包括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伴随着他们的笑声，黎明不知不觉地从寂静的远方慢慢爬来，就像无边无际的天空，在我的心灵深处醒来。
他们走后，我俩在床上躺下。卧室四周摆放着淡黄色书架，深色地毯，灯光是中间色调的，让人觉得暖暖的，仿佛喝了威士忌。玛丽安翻阅杂志，对不知道她习惯的人来说，一阵清脆的声音似乎是急性子的表现。
“这一天可真够长的。”
“这么长的路程。哼，一路上，”我说，“可真危险。”
“我活了半辈子，这是不是最长的一天？”
“一路上吵吵嚷嚷的。我讨厌那些卡车，真的。”
“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不过，真不错，一路上都不错。”
“有什么不错呀？你睡着了，所以不错。”
她翻了一页。
“你注意到他们互相是怎样接话的吗？”
“我开车，你睡觉。”
“她一提风，他便说雨。”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我是说，甚至陌生人也这样做。每个人都这样对待他人。”
“我没有睡着，仅仅躺了十分钟。”
“只有这样，有些句子才说得完整。”
“他们吃了烤玉米做的开胃菜。”
“他们当然要吃烤玉米做的开胃菜啦。烤玉米做的开胃菜味道不错。给你说下一地图的事情吧，我想要几张老地图，不喜欢现在用的地图。”
“狂欢节快到了，10月28日。他们定下了具体的日子。”
“我看到了。”
“动物标记。你看到了吗？印在产品统一条形码上方，每件产品上都有。”
“对。他们扫描的每一个吉露果冻盒子上都有。”
“我今天晚上可能睡不着。”她说。
“什么？”
“可能睡不着。”
“什么？”
“我有这样的感觉，知道自己睡不着。有这样的感觉就睡不着，这不是疲倦的感觉，实际上我很困。”
“焦躁不安。”
“不，是疲倦，但不是想睡的那种感觉。666。那超市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们一直知道它是那样的地方。”
我关闭我这一侧的床头灯，两手放在脑袋下面，两眼望着深黄色的天花板。
“她身材不错，她有几个孩子？艾里森。四个吧？”我问道。
“这就是说，我要么只有她的一半，要么是她的一倍。算了，我们不谈这个。那个叫什么特里的人在场，就是身材魁梧的那个。”
“多年没有见过真地图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笔下描写的情形。我们有公路图，汽车旅馆图，上面有休息站和轮椅符号。”
“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吧。”
“什么的名字，水龙头？”
“前天或者大前天。今天这么长，我什么也记不清了。噢，是淋浴喷头。”
“那淋浴喷头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地图上有煎饼店。”
“开小货车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们说的是哪个淋浴喷头呀？”
“叫特里，对吧？”
她翻了一页。她在床上时使用阅读枕头。它是我根据商品目录给她订购的，珠宝颜色的提花织品，楔子形状靠垫，放在大腿上，可以把书或者杂志固定在一个适当角度上，带有流苏做的书签，后面还有一个放眼镜的狭槽。
“我星期二走，给你说过吧？”
“这次去什么地方？莫斯科？要么是波士顿。不会这么快去莫斯科。哪一个人身材魁梧？我完全忘了。”
“我走之前得把这些鞋底给换了。明天提醒我。”
“我腿上长了一个东西。”
“不是波士顿。”我说。
“不是波士顿。”
“是波特兰。”
“是波特兰。”
“什么东西？”
“在大腿内侧。”
“给威廉森打电话吧。”
“可能是过敏。”
“给威廉森打电话吧。什么时候发现的？”
“不知道，我觉得它时隐时现的。”
她翻了一页。
“莱妮今天买了墙纸。”
“该买了。”
“打电话的是她。”
“我希望，你没有告诉她。”
“我当然没有告诉她。我告诉她什么呢？亲爱的，我们路过她家，但是没有停车。”
“本来可以停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他们？最近最近最近。其实并不是最近。”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不想去得太勤了。”
“裱糊匠。她说了，其中一个是女的。”
“这么冷，我还没有完全暖和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她翻了一页。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吃一点你用的抗组胺药。不容易买到的。”
“那些药片。”
“那些药片。”
“你太兴奋了。我可以感觉到，你精力旺盛。”
“我不兴奋，疲倦了。我没做那事的心思。你可以忘记睡觉的事儿，我看得出来。”
我把象牙色提花织品换成了珠宝色的，这种颜色和地毯相配。
“我看见他开着那辆橘黄色货车。身材魁梧的那个。上次是我自己安装的，不过这次没有合适的东西。”
“因为宇宙在膨胀，在温暖的气候中膨胀。提醒我，我们需要几个六十瓦的灯泡。”
“我把车停在路边，他说他一个小时之内到。他准时来了，用了十分钟安装完毕，一切都弄好了。”
她翻了一页，接着又是一页。实际上，她满意时，表示事情圆满——做完一件事情，或者讲了一个带着寓意的故事——时，说话口气严厉。
“你叫她填泥料没有？”
“他们首先裱糊的是婴儿房。”
“因为德克斯自己是不可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我真的希望他们填了泥料。”
“吃十二小时药效的抗组胺药吧，吃四小时药效的你会打瞌睡。”
“打瞌睡有什么不好？提醒我，我们需要买灯泡，食品储藏室用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吧。那个身材魁伟的青年，他父亲——”
“需要四五个警察才能制服。”
“身材魁伟。”
“你不能说他肥胖？叫他胖子吧，他太胖了。”我说。
“他浑身都是肥肉，没错。”
“那灯泡可能松了。提醒我拧紧一点。这么快，不可能去莫斯科。”
她翻了一页。
“它是肿块吗？”我问。
“什么？不，我不会用这个说法。不，是过敏。”
“也许是雌性激素引起的。”
“不，不，不，不，不。”
“给威廉森打电话吧。”
我侧身背向她，听到飞机降落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夜晚航班。
“实际上，没错。你有一双样式不错的鞋子，它们需要修补一下。”
“我差一点就在意大利买那双鞋子了。我差一点就在意大利买那双鞋子了。”
她翻了一页。
“我希望你母亲使用的那东西叫什么来着？”
“等一等。我知道。”
“这词就在我的嘴边上。”她说。
“等一等。我知道。”
“我知道我说的那东西。”
“安眠药还是消化药？”
“这词就在我的嘴边上。”
“等一等。等一等。我知道。”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卧室角落的沙发椅上，浑身湿透，不寒而栗，背上、脖子上、腋窝里全是冷汗。我从梦中醒来，我在梦中做着深呼吸，身上发黏，大口喘气，一下接着一下。那梦非常奇怪，呼吸急促，声音很大，把我弄醒了。也许是别的什么把我弄醒了。
我手里抓着那个棒球。通常，我把棒球放在书架上，夹在直立和倾斜的书本之间，压在书本下面，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但是，这时它在我的手里。要知道手里抓着的棒球给我带来的感觉，就得回顾过去，联想到许多事情。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在清晨四点钟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这么一个玩意。我抓着它，它在手心里，实实在在的，中间的软木心让你觉得，它在手心里漂浮，旧球上的粗糙斑点、表面上的痕迹，没有派上用场的拇指喜欢抚弄的磨损马皮。你捏球，仿佛要把汁水从它里边压出来，或者把奶从里边挤出来。里面的材料具有弹性，使你想用更大的力气挤压。这个皮质的东西结实，在它与紧抓的手掌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一种令人愉快的动物的张力，用力挤压让你的手掌青筋暴起。你的指尖感觉到隆起的线缝，那是你指关节下的感觉，棒球的布面隆起，就像路上的减速装置。有涡旋的棉布可被视为经过放大的拇指印——经过放大的拇指上旋绕的脊线。这个球是一只深色乌贼，表面粘着泥土、草皮和许多人留下的汗迹。它样子陈旧，被人击打过，伤痕累累，抹上了烟味和污迹。它携带着自然过程，携带着背后的故事，经过日晒雨淋，就像一幢矗立在海滩上的房子。在它表面上，绿色的污迹包围着斯伯丁商标，仍旧有一块小小的绿色损伤。根据它携带的历史，它曾经撞在一根台柱上，撞在左外野看台上的一根用螺栓固定的柱子上，在表面上留下了这个伤痕。
34500美元。
这只手引起了关于这个棒球的记忆，这些记忆与通常的比赛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噩运，布兰卡之运。从他传递给我。那个影响一生的时刻。
有一次，玛丽安发现我注视着棒球。我当时站在书架前，手里拿着球。她觉得，那情景就像哈姆雷特注视尤里克的头颅。她说，那情景更像亚里士多德正在凝望荷马的半身雕像。我们觉得，这很不错。伦勃朗画作中的荷马和汤姆森的本垒打。这个说法让我们笑了。
我想到从那台旧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拉斯·霍奇斯——他二十多年以前就去世了——的声音，带着不相信的口气，激动不已，展现了从一个盒子里传出的一个人的声音具有的巨大力量。
当我说，不是波士顿，是波特兰时，她没有问究竟是缅因州的波特兰，还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夹在我们的对话中，伺机冒出来。但是，她还没有问究竟是哪一个波特兰，我俩中的一个人已经睡着了。我觉得，我先睡着了。不过，也许不是。灯光熄灭了，最后一盏灯熄灭了。
后来，我从梦中醒来，摸索着到了沙发椅前，呼吸急促，伸手打开小台灯。
人群发出呼喊声，一浪接着一浪，持续的撞击和紧张，沙哑的声音，那种紧张和拥挤在转折点上加剧。呼喊声非常密集，也许有爆发点，有淹没收音机声音的热度。
我听到母亲在隔壁房间里起来，准备上卫生间。我等着她走出房门。我等着，侧耳倾听，几乎透不过气来。我等着过道里传来拖鞋慢慢挪动发出的声音，等着脚步声，等着脚步慢慢挪动发出的熟悉声音。后来，我等着听厕所冲水的声音。我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听见她安全回到床上。
我举起武器，瞄准，看见他脸上掠过一丝感兴趣的笑意，最诡秘的傻笑。
也许，这是梦——我不确定。
后来，我取下书架上的棒球，坐在沙发椅上，望着带有威士忌和奶油颜色的天花板。
那天，我没有收听道奇队电台，我收听的是拉斯·霍奇斯的解说，希望运气倒转。那时，我没能如愿——其实，在我坐在沙发椅上捏着手里的棒球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时，我想到的是罗素·霍奇斯。如果数一数构成这个名字的字母，如果行为非常古怪，想到了那样的事情，想到了拉斯·霍奇斯的全名，数了那些角色，你看到13这个数字，也许会觉得有意思。
后来，我感觉平静一些，没有异样。我把一只胳膊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手里紧握棒球，耳边传来玛丽安睡觉时的呼吸声。我用力紧握，手背上的青筋完全消失了。
也许，我俩是同时入睡的。后来，我摸索着，到了沙发椅前面，打开电灯。我站在那里，拉开粘在身上的睡衣。然后，我走到书架前，取下了棒球。
她坐在床上。严格说来，她没有坐起来，而是被支撑着——我发现她醒了，用左手肘部支撑着身体，右手揉着太阳穴。
“尼克？”
“在这里。”
“你没事吧？”
“没事。我马上来。”
“回到床上来。”
“我没事。睡吧。”
“生日过得不错，对吧？”
“要我关掉这灯吗？”
“不。上床吧。”
“我马上来。”
“我要你挨着我。”
我站在房顶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有时候，我蹲下来，带着收音机，走到窗台后面，类似包抄过去。我从收听中得到希望，忍受比赛失利和改变带来的煎熬，从贫民区里声援比赛。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像一个逃亡黑奴。但是，我站起来，面朝西南方，视线越过收留不治之症病人的医院，越过第三大道上的高架轨道，投向流过那几个区的河流。那就是保罗球场所在的位置，在西南偏西方向。我想象着球场和球员，想象灰暗天空下的球场，想象那里清新的蓝色和快乐的绿色。那一天让人刻骨铭心，非常可怕，在依稀的记忆胶片上褪去色彩，变为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