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她安排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放了一箱她喜欢的加香气泡矿泉水。这里原来是莱妮住的房间，里面挂着重新涂银的镜子，摆放着大屏幕电视机。
不久以前，杰夫不再穿宽松式短裤，不再戴帽檐朝后的帽子了，开始恢复他原来的打扮。他的电脑带有多媒体功能，可以看那一段著名的视频：一名驾车人遭到得克萨斯州公路杀手枪击。杰夫对这样的影像很感兴趣，设计了例行程序，使用了过滤技术，以便消除背景画面，寻找失去的信息。他提升了视频的画质，使用超慢方式播放，试图在数据群中发现某种像素，以便找到线索，确定拍摄者的身份。
这个装置夹在我的运动裤上，仅有3.5盎司重，显示我跑过的距离和消耗的卡路里，甚至还能显示我的步幅。
他出去买烟那年，我十一岁。那天黄昏，天气温暖，有人在街上的游乐室里玩皮诺克尔纸牌，街上到处飘荡着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那时，总是有人开着收音机。他们把他弄到果园海滩附近，那里的海岸线遍布水湾。他们把他扔到海里，他的尸体漂浮在海岸岩石之间的海草丛中，飘浮在柔软生物构成的黑暗中。这并不是说我真的记得那天的天气，记得那些玩纸牌的人。那时，总是有人开着收音机，总是有人玩纸牌。
我们希望自己家里的垃圾分类明确，安全无害。我们冲洗用过的瓶子，放在专门的垃圾箱里，不厌其烦地把麦片盒子上的蜡纸剥下来。这就像清洁埃及法老的身体，以便死后下葬。我们希望以正确的方式打理细枝末节的事情。
他从不把数字写在纸上，他有记忆数字的超强脑袋，那是专门记录数字的存储体。
我们给她配备了空气加湿器、衣架、质量良好的硬床垫，还有玛丽安原来使用的梳妆台。那件家具非常漂亮，有一些年头了。
在青铜色塔楼的办公室里，我穿着经过熨烫的衬衣，凝望着远处的棕土色山岗，心里感觉踏实，安全，这让我与更加强大的东西联系起来。
在青铜色塔楼里，另外一位经理清理着喉咙，在低沉的嘶哑的声音中，我听到什么东西从耳际飘过，孩提时代的遗留下来的秘密，他在自己生命中玩过的游戏。也许，街道上的气温是华氏108度。他监视他自己。第三人称监视第一人称，“他”监视“我”。“他”知道“我”甚至难以想象的东西。也许，街道上的气温是华氏110度，112度，电话鸣响，传来经过组合的短语。第三人称指派他的无名小卒刺杀第一人称的重要人物。
他们小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这叫洗碗机，这叫包装，这叫茶壶嘴。
在青铜色塔楼里，我们使用受到伤害的少数派的言辞，以便防止出现影响经营的法律条文。我们的首席执行官阿瑟·布莱辛认为，真正的感觉从街头巷尾传上来，企业完全懂得。我们学习如何诉苦，如何擅用受害者的语言。每天早上，阿瑟在车里都听广播里的街头说唱，关于如何发疯的，关于如何上床的，关于如何公平的——必要时应该通过暴力手段夺回自己应得的东西。他相信，这是唯一的诉求方式，舍此不能对政府造成影响。有一次，阿瑟在公司的飞机上给我背诵了歌词，我们一起像他那样发出古怪的笑声。那笑声发音清晰，语速缓慢，抑扬顿挫，像是文字组成的。
回到家里之后，我喜欢涂抹防晒霜，脸上和腿上都涂，然后沿着两旁种着欧洲夹竹桃和棕榈的宁静街道跑步，沿着排水渠道的红土堤岸跑步。即使我的皮肤已经变为橄榄色，堪与我的老爸相比，天气酷热时，我在强烈的阳光下跑步，觉得保护指数上升到了60。我心里惦记这一点：曾几何时，15是经过科学证明可以提供的绝对最大防晒指数，现在上升到了30，上升到了60。我在途中看到，树干涂抹了石灰，以便抵御冷酷无情的日照。
面包要切得厚，这就是他摆弄面包的心得。那种面包是圆形的，外面是酥皮的，他称为坎波巴索面包。坎波巴索是那家面包店的店名，而店名本身是意大利的一个山区小镇的名字。他说，即便是最好的面包，如果切得薄，也是一文不值的。我看着他刮胡须，看着他切面包，用一只手抓住面包，另一只手——就是握刀的手——的拇指放在刀背上，控制每片的厚度，一刀切开酥皮，进入松软的中心。
莱妮生下她的孩子——她的女儿——时，我觉得心里涌起一阵温柔的欢娱。或者说，那是一种慰藉，某种长期存在的担心或害怕随之消失，某种对男人的嘲笑随之消失。家里所有的女人都聚集在壁炉旁，包括住在淡绿色房间里的母亲，还有这个在死亡的躁动中挪动两腿呱呱落地的孩子。谢天谢地，是个女孩。我觉得非常愉悦，身体深处的某种心结慢慢解开。我看见她躺在妈妈的胳膊上，赤身裸体，沐浴在灿烂的灯光里。
我们只在星期二处理塑料，不过瓶盖和盒盖除外。Waste（废品）这个单词很有意思，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英语，古挪威语，最后到拉丁语，它的派生词包括虚无、空白、消失和破坏。
凤凰城的居民被称为凤凰人。
尽管我给她讲了关于被盗汽车的事情，他们所说的问题我并不说。我们——玛丽安和我——两人说话。我们说，如果有人看见我们的儿子犯罪，他们可以描述的特征只有两点：一个是他的肤色，另一个是他贴在本田汽车后保险杠上的调侃性不干胶标识。当然，条件是他的本田车是犯罪现场的一个要素。那个不干胶标识是别人送给他的，上面写着：开快车行不通。
玛丽安和我看到摆放在货架上样子光鲜的商品，虽然还未购买，就已经考虑到它们形成的垃圾。我们没有问那东西将会变为什么样的砂锅菜？我们问的是，那东西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垃圾？是安全、干净、容易处理的吗？它的包装是否可以回收，是否可以变为难以使用嘴舔的方式封口的深色纸袋？我们先考虑商品形成的垃圾，然后才看它是食品，灯泡，还是去屑洗发水。我们会问，它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废品？我们会问，如果一种食品的包装将会存在一百万年，吃那样的东西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
遵从民间习俗，他从来不把数字写在纸上。
一夜接着一夜，我俩——我母亲和我——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看重播的《蜜月期》。拉尔夫·克拉姆顿饱受无法阻止的痛苦的折磨，每天恸哭不止。也许，母亲认同的角色是艾丽丝。那个角色穿着围裙和棉布衣服，住在陈设简陋的公寓中，家中的过道里弥漫着食物气味。但是，艾丽丝的丈夫是公共汽车司机，常常待在家里，不愿出门。他驾驶的汽车是社会特许的。拉尔夫和艾丽丝没有孩子，所以不用担心，省去许多折磨。有的孩子没有父亲。尸体甚至也不是从海岸岩石之间的海草中冒出来的，它在海面上飘浮，一个星期天早上被两个人发现。他们当时乘着租借的划艇，带着一个用来捕捞螃蟹的笼子。杰米·科斯坦扎的遗体已遭噬咬，遍体鳞伤，年龄无法确定。
我返回得克萨斯州的沿海低地，头戴配有矿灯的硬壳头盔，站在两千英尺深的盐层通道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制片人站在镜头之外提问，我满口都是铲车扬起的带着咸味的尘土，想方设法说出让她满意的回答。
有人从事的工作未经社会特许。深夜里，我在过道和巷子里听到脚步声，心里发出疑问，是否是杰米回来了？他从死亡世界，从黑暗世界，也许就是从新泽西州回来了。刚刚破晓，我急忙起来，穿上衣服，暖气在管道里发出阵阵响声。身穿寿衣的意大利人这时正在举行清晨弥撒。孩子们神经绷紧，让人觉得这些小家伙比咖啡渣更难对付。他们在寒冷的清晨去参加弥撒。大儿子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与人保持距离，冒着夜间冻雨，爬上房顶抽烟。
我看着好彩香烟的标识，心里想到了靶子。
我看见身穿登月服的人掩埋装有核废料的圆桶，心里想到了地下深处具有生命力的岩石，想到在地下进行的核反应，想到半衰期，想到原子核数衰变一半的原子。最普通的铀同位素受到中子的轰击，产生能够裂变——如果我们可以从分裂的原子的能量中生成裂变这个动词——的钚。这种同位素的质子数是238。把这几个数加起来，得到的结果是13。
然而，制造出来的那些核弹没有投放。我回想起来，我们站在低矮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听克拉拉·萨克斯提到了那些驾驶战略轰炸机的军人。导弹依然在旋转发射装置上，操作人员回来了，原定的目标城市未被摧毁。